百年变局视野下的大国竞争与中美关系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两国在国际关系、经济、安全、文化、科技等不同层面的力量对比与关系互动都发生了变化。从当今世界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角度来看，中美经贸摩擦可能只不过是全球格局“东升西降”长期演变进程中的小片段，真正的风险未必在中美直接冲突本身，“东升西降”所产生的持续压力有可能对国家内部乃至地区造成巨大破坏。管控百年变局背景下大国竞争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缓释百年变局的“东升西降”压力;限制内外压力相互作用，避免对国家安全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检查并修补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的脆弱面和薄弱环节，增强承受内外压力的国家安全韧性。
【關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经贸摩擦;国家安全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8.002
近年来，中美经贸摩擦在美方层层加码下日趋激烈，引发各界高度关注。目前多项对中美经贸摩擦经济后果的评估均显示，中美经贸摩擦对双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总体可控。各方更为担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演变为全球产业链断裂，甚至滑向货币、金融等多领域制裁与反制裁，乃至陷入更严重的全面对抗。如果放宽观察的视野，从当今世界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角度来看，中美经贸摩擦可能只不过是全球格局“东升西降”长期演变进程中的小片段，真正的风险未必在中美直接冲突本身。
百年变局下的中美力量变化与关系互动
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2017年底，习近平主席在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时的讲话中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习近平主席对“世界怎么了”之问的凝练解释。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以辩证观点详细阐述了百年变局的特征，此后又多次在涉及国家安全、军事、经济、外交等问题以及对领导干部、青年人的讲话中阐述如何看待和因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国际关系层面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各种战略力量分化组合，国际形势处于新的转折点。[1]大国关系尤其是新兴市场大国与传统发达大国之间的关系深入调整，而有的传统大国依旧受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思维的影响，正所谓“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2]
从经济层面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成长，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同时美国内顾倾向、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经济上的大变局直观表现为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实现了对美国的“百年未有”之赶超。[3]当然，从其他指标（如现价计算的GDP或人均GDP等）来看，这个赶超过程要迟缓和复杂得多。[4]尽管人均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但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人均水平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实际折射出中国整体实力的大幅度上升。[5]一种谬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是其利用美国主导的全球开放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占美国便宜的结果。[6]受此影响，特朗普政府对多国加征关税，大范围挑起经贸摩擦，扬言退出或直接退出多边经济合作机制。美国的种种做法让世界经济遭遇逆全球化冲击。
从安全层面看，大变局下的国际环境总体稳定，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战乱恐袭、饥荒疫情此起彼伏，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尽管全球战略稳定面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等行动的威胁，但大国之间或者说中美之间滑向严重冲突而带来全球系统性安全风险的概率并不大。从军事力量看，美国拥有7000枚核弹头，位列世界第二，数量上远多于中国，但就中国掌握的核力量看，已经可以发挥出不容忽视的不对称威慑。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最具破坏性的预期损失可能都不会由两者直接发生严重冲突所致。
从文化层面看，大变局意味着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但与此同时，“文明冲突”的论调也沉渣泛起，并向“自我实现的预言”方向产生影响。2019年4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斯金纳（Kiron?Skinner）在华盛顿一场安全论坛上表示，美国当前和中国的较量与“冷战”时期情况不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竞争是“西方家庭的内部斗争”，苏联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也源于西方政治理念;而与中国发生的则是“很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这是“美国第一次面对非白人种族的强势竞争对手”。[7]斯金纳还表示，美国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架。尽管这一论调受到美国国内不少政治和外交学者的严厉批评，[8]但其背后的支持势力和可能的配套行动值得高度关注。
从科学技术层面看，大变局的时代是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新工业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对科学技术领域制高点的抢占异常激烈，直接影响到各国在大变局中的主动性和发言权。在支撑经济力量格局深度调整的科技、制度、人口三大支柱中，人口结构是慢变量，仅可能通过移民政策等做出边际上的调整，并且容易引起国家内部的分裂;制度竞争成本高，很难通过强制措施要求对方或对方“阵营”的国家改弦更张;科技领域可能成为影响百年变局的主战场之一。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成为新工业革命时代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9]同时也成为美国发起科技竞争的主要对象。
百年变局背景下的风险与破坏机制
当前学界有观点认为，当崛起国的实力达到霸权国实力某一比例的临界线之后，两者关系会发生质变，竞争的一面会压过合作的一面，走向破坏性对抗的风险急剧上升。例如，美国克莱蒙特研究大学政治学家亚采克·库格勒（Jacek?Kugler）把实力达到或超过霸权国的80%视为崛起国成为挑战者的临界线;[10]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提出美国历史上存在一种集体无意识，只要他国的制造业规模达到其70%，美国就会将其视为对手并调动各种力量对其打压;[1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认为中美关系进入质变期，一个重要标志是两国产出持续接近，正达到中国占美国2/3的临界点。[12]
但拉长历史维度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是主要大国在国家兴衰周期不同阶段的各方面表现出相对升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并不必然导向破坏性对抗，当今时代崛起国相对力量突破某一临界点而引发和霸权国严重破坏性战争的风险在降低。一方面，当前技术条件下，新兴国家经济增长规模和质量提升速度要比以前更快，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打压窗口期要比以前更短，其霸凌倾向在越过临界线之后不会无限上升，而是会随着崛起国综合实力的赶超而下降（见图1）。另一方面，有核国家之间直接发生严重对抗性冲突的代价高昂。正如美国兰德公司在《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之事》报告中所言，“即使在高强度的常规战争中，核武器应该也不会被使用。没有一方会认为其战争代价如此之大、前景如此可怕，或者其赌注如此重要以致要冒着遭受核报复的风险来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13]
英国剑桥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詹姆斯·杰克逊（James?Jackson）对地中海—中东—亚洲地震带的研究显示，在南亚次大陆北上与亚欧大陆挤压的边界形成的褶皱一线发生的一定强度以上地震数量及其造成人员伤亡的程度，明显小于边界在亚欧大陆一侧内部。[14]这说明在该区域地质现象中直接带来严重破坏的往往不是地质板块构造间持续的挤压，而是这种挤压造成的板块内部反应于挤压而产生的应力。这些应力在板块内部不同位置（一般是脆弱性较大的位置）形成了带来破坏性地震的断层线。与地震发生学原理类似，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一个长期应对压力和应力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发生严重破坏的路径有两条。其一，全球格局“东升西降”的压力造成中美关系高度紧张，双方由经贸摩擦螺旋升级至直接的破坏性对抗，表现为板块间（不同国家、地区间）的破坏。其二，“东升西降”所产生的持续挤压之力经由双边关系在中美两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内部造成应力，作用于内部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腐败问题、民族宗教矛盾、青年问题等脆弱性不等的领域，如在其特别脆弱的一处或若干处出现断层线，则有可能对板块内部（国家内部乃至地区层面）造成破坏。
如前所述，第一条路径的预期破坏性有限。因为大国冲突的巨大灾难性后果会让双方更加谨慎，并且其他国家出于避免被殃及的动机，也会尽力劝阻，因此大国间发生直接严重冲突的概率较低。第二条路径引发的破坏则缺乏这种包括第三方的制约机制，同时存在内部应力积累和强化的效应。内部脆弱领域所影响的群体，往往是国家中“退出”能力较弱势的群体。越是难以退出，就越倾向于通过更强烈的表达和呼吁对国内政府施压。[15]各国特别是大国的政府为了暂时缓解前述问题的压力，可能将矛盾指向外部，从而引发高科技背景下的全球性政治经济动荡或安全危机。这又会进一步增加各国之前的相互倾轧及由此产生的内部应力，进而形成“大国挤压—板块内应力增加—内部脆弱带承压—向外转移矛盾—加剧挤压”的涡轮式的增压循环（见图2），最终在内部脆弱领域出现多方联动的重大撕裂。当然这并不排除大国之间由于对日益加剧的压力的管理失败等原因发生直接的严重冲突。这种外部压力和内部应力形成正反馈[16]的涡轮增压效应及其可能带来的内外联动崩溃，或许才是百年变局下真正威胁国际安全的风险所在。
百年变局下的国家安全路径选择
鉴于上述机制，管控百年变局背景下大国竞争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缓释百年变局“东升西降”的压力;二是限制内外压力相互作用，避免对国家安全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三是检查并修补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的脆弱面和薄弱环节，增强承受内外压力的国家安全韧性。
从第一个方面看，缓释百年变局宏观层面的压力有两个方向。一是消除崛起国和霸权国以彼此为敌、相互对抗的主观意图。对于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等方面异质性或差异性较大的国家来说，无论是崛起国还是霸权国都很难低成本地向对方发出可置信的没有敌意的信号。例如，中国一再申明自己“永不称霸”，无意取代美国的地位且无意创建与当前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平行的秩序和体系，但这并未有效缓解美国的疑虑。除非霸权国和崛起国双方面临紧迫严重、持续重大的共同威胁，并且为了应对这种威胁，双方共同开展了足够规模的关系专用性投资，[17]而要让双方真正能够捐弃成见、摒弃对抗、精诚合作是非常困难的。例如，气候变化可能算是持续重大的（这一点上特朗普总统持有不同看法）共同威胁，但相对于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来说却还不够紧迫。二是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重新拉开权力或实力差距。这种状态可能是崛起国短时间内实力突然迅速超过霸权国所致，也可能是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超越失败所致（包括双方直接诉诸战争而一方战败，或由于内部脆弱性大的断层线发生破裂而自我崩潰落败等情况），还可能是霸权国通过技术和制度的改革创新而突然迅速发力实现“再次伟大”式发展所致。上述各种形式中，通过提升自身效率而实现的崛起国迅速超过霸权国，或者霸权国迅速甩开崛起国，都属于进步型再安全（Progressive?Re-safecurity）;[18]而通过限制或破坏对方的效率而拉开双方实力或权力差距，则属于退步型再安全（Regressive?Re-safecurity）。基于此，国际社会应推动形成鼓励进步型再安全和反对退步型再安全的共识。
从第二个方面看，由于短期内充分缓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宏观层面压力的难度巨大，因此避免内外压力相互激发强化十分重要，其关键在于限制大国将内部矛盾向外转移的意愿和能力。就限制意愿而言，一是要解决好国内威胁弱势群体生存质量和发展机会的切身利益问题，从源头上削弱内部矛盾向外转移的压力;二是要避免被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及其他狭隘利益集团（如反移民团体、军工综合体等）捆绑，不负责任地制造和对外转移风险。从限制能力来看，当务之急是约束大国将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武器化的能力。如任由霸权国挟全球货币发行及国际支付结算系统的垄断地位，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推行，随意制裁、封锁、威胁别国公共和私人部门，国际金融市场将面临极大的动荡和不稳定。为此，除限制有关大国对现有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控制权之外，还应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重大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多元化、非武器化。
从第三个方面看，修补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的脆弱面和薄弱环节是国家安全的内在保障，不同国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对中国来说，首先要注意弥补创新不足的短板，深入推进改革开放。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开放世界里进一步把蛋糕做大的过程中动态解决。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动能，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其次要在体制机制上理顺激励机制，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鼓励有所作为、大有可为。最后在观念层面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优势和不足，客观评价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差距，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
总之，自中美经贸摩擦爆发以来，全球的视线与外交资源大多集中于冲突本身，一定程度上对国内问题、其他重要的区域合作等内政外交的资源投入构成了“挤出”，资源错配的风险上升。实际上，检查并修补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的脆弱面和薄弱环节，同时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伙伴及参与“第三方合作”的发达国家伙伴共同打造巨型开放空间，以深度改革开放防御各种“灰犀牛”，至少应将其置于与防范中美经贸摩擦滑向失控的“黑天鹅”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的思想引领与行动”（项目批准号：18ZDA1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丹丹）
[1]本文主要从国家行为体视角来看待和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非国家行为体也在变局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参见张蕴岭：《百年大变局：变什么（下）》，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12期，第72页。
[2]《习近平：?不能身体进入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http：//world.huanqiu.com/article/2015-03/6018363_2.html？agt=15438。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按PPP计价，2014年中国GDP占比16.5%，超过美国的15.8%，这是19世纪末美国超过英国以来首次被其他国家反超。IMF预计到2024年，中美两国占比分别为21.4%和13.7%。
[4]按现价计算GDP来看，2021—2024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中国虽然较此前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从而保持对美国赶超的势头;但由于美国经济体量较大，直到2024年，美国仍将保持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角色。从人均GDP看，欧洲议会预计到2035年中国按PPP计价的人均GDP将由当前的10000美元左右增加至21000美元左右，但仍然不到欧盟水平的一半。IMF对中国人均GDP增长的估计更乐观一些，认为到2024年中国按PPP计价的人均GDP就将达到22419美元，与欧盟之比将达到53.7%，与美国之比也达到37.7%，接近当前发达国家水平的下限（2018年发达国家中按PPP计价人均GDP最低的希腊为25887美元）。
[5]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IMEMO）的预测显示，到2035年，中国按PPP计价人均GDP将达到37400美元，与美国之比为43.3%;中国按汇率计价人均GDP将达到21400美元，与美国之比为24.8%。参见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登金主编：《2035年的世界：全球预测》，北京：时事出版社，2019年版。
[6]《崔天凯大使在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sgxx/cuids/DSJH/t1630741.htm。
[7]?Joel?Gehrke，?“State?Department?Preparing?for?Clash?of?Civilizations?with?China”，??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policy/defense-national-security/state-department-preparing-for-clash-of-civilizations-with-china.
[8]例如康奈尔大学政府学副教授白洁曦（Jessica?Chen?Weiss）认为，斯金纳的“与中国之争是美国‘第一次面对非白人种族的强势竞争对手”的言论既错误又危险。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海默（John?J.Hamre）也表示，“在任何人或事上，特别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发起种族之争，都是不道德的，与美国价值观相悖且在战略上并不高明”，把中美之间的竞争“定性为种族之争是错误的……极其愚蠢”。参见John?J.?Hamre，?“The?Wrong?Way?to?Compete?with?China”，?CSIS?Memorandum，?No.469，?May?3，?2019。
[9]从Nature?Index（Nature杂志发行者选取82种科学期刊按论文作者的机构和国别计数形成的指标）来看，中国居于美国之后的第二位，2017年尽管FC值（将每篇论文记为1，假定每位作者贡献均等，按作者机构和国家计数）不到美国的一半，但比位居第三的德國高出了一倍。从专利数量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显示，中国2017年PCT有效专利数（Patents?in?Force）为208.5万件，首度超过日本（201.4万件），居世界第二，不过与美国的298.5万件相比，差距仍然显著;但是在专利申请量方面，中国2011年就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2017年中国PCT专利申请量为138.2万件，是美国的128%，占全世界申请量的43.6%。
[10]?Kugler?J.?，?“Extensions?of?Power?Transitions：?Applications?to?Political?Economy”，?Peace?Economics，?Peace?Science?and?Public?Policy，?Vol.5，?No.?3，?1999.
[11]《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理想与现实中并进》，http：//www.qstheory.cn/zhuanqu/qsft/2015-09/23/c_1116655490.htm？agt=15422。
[12]张宇燕：《世界，不确定中孕育着希望》，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2日;张宇燕：《中国GDP达到美国2/3?这是关系质变期临界点》，https：//finance.ifeng.com/a/20180408/16061829_0.shtml。
[13]?David?C.?Gompert，?Astrid?Stuth?Cevallos，?Cristina?L.?Garafola，?“War?with?China：?Thinking?Through?the?Unthinkable”，?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140.html.
[14]?2019年6月笔者在英国剑桥大学参加研讨会时所见杰克逊教授演示的两张图片中有相关信息，一张是1962—2003年地中海—中东—亚洲地震带的地震分布图，另一张是同区域1000—2008年致死人数超过1万人的地震分布图。
[15]赫希曼指出，退出属于经济范畴，呼吁属于政治范畴。从喃喃不平的嘀咕到狂暴的抗议活动，都是呼吁的表现形式，呼吁是抑扬顿挫、明辨是非的呐喊。见阿尔伯特·O·赫希曼著，卢昌崇译：《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
[16]正反馈是指受控部分发出反馈信息，其方向与控制信息一致，可以促进或加强控制部分的活动。它是一种反馈的形式。反馈信息影响系统再输出的结果，更加增大了受控量的实际值和期望值的偏差，从而使系统趋向于不稳定状态。
[17]这些投资只在特定的关系内或用途上具有充足价值，如果转移到其他关系或用途上，价值会大幅缩水。开展大规模关系专用性投资相当于把自己的重要利益置于对方背信弃义的风险之中，反映了彼此的信任。参见冯维江、余洁雅：《论霸权的权力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4-25页。
[18]中文的安全对应英文Security（防御型安全）和Safety（管理型安全）两个单词，前者指处理带有主观胁迫意图的威胁来源而实现的安全状态及实现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后者指处理不带有主观意图而是因客观上的疏漏、缺陷等风险源而实现的安全状态及实现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例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是以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为首要职责的国际机构，其所强调的安全主要是制止敌对行动并实现和平，为此可以采取经过授权的强制性措施，如经济制裁、军火禁运、金融惩罚和限制以及旅行禁令，断绝外交关系，封锁乃至集体军事行动等。联合国安理会处理的安全问题主要是带有主观性的破坏和平状态的行为而非意外事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安理会使用了Security表示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被视为国际金融安全网（Global?Financial?Safety?Net）的核心組成部分，其所维护的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威胁并不来自其他主体的具有主观性的敌意行动，而是源自一些国家无法履行对外债务的客观困境，所以金融安全网的安全使用了Safety而非Security。中文“安全”包括前述两种含义，有人将这两个英文单词合成为Safecurity，正好与“安全”相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