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背景下投资学课程内容体系与课程建设探讨
刘志东
摘 要：在投资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投资学课程是核心要素之一。投资科学的系统性、多学科交叉性等特点决定了投资学课程具有体系化特征。目前多数投资学课程尚不能客观、科学、全面地向学生传授投资科学理论、业务知识和操作技能。时代的更迭不断推动投资学课程的变革，创新在课程内容和课程体系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为此，必须按照投资科学的理论体系与规范要求，依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内在逻辑，构建相应的投资学课程内容体系。本文结合对国内外高校投资学课程内容体系的梳理，基于作者在高校投资学专业教育教学的实际经验和投资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提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我国高校应当充分结合投资科学的本质要求与投资人才的创新需求，将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与传统投资学课程充分融合，系统构建科学完整的投资学课程内容体系。同时，结合中央财经大学的实践，对优化投资学课程内容体系和课程建设思路举措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新文科;投资学;学科交叉;课程内容;课程建设
投资学是一门研究资本运行规律的科学，是建立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理论基础上，与金融学、统计学、工程技术、法学等学科紧密结合的综合性、基础性、实践性交叉学科。投资科学的系统性、多学科交叉性特点决定了投资学课程具有体系化特征。目前多数投资学课程内容尚不能客观、科学、全面地向学生传授投资科学理论、业务知识与操作技能。当今世界投资对象的复杂性、专业性、创新性要求投资学课程必须扩大范围，引入新的内容，以培养投资领域多学科、多能力的交叉复合型人才。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微观载体。投资学课程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金融学、投资学等专业）及相关专业本科或研究生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对投资和资本本质的全面系统理解、对新时代赋予中国投资新使命的准确把握是优化投资学课程内容体系、进行课程建设、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投资专业人才的重要前提。
一、投資学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
投资学课程体系和课程建设应该以投资科学理论为基础，梳理投资科学核心理论的形成及演进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投资学课程的内容体系，进行课程建设。
1.前古典经济学时期——投资理论“种子期”
16世纪前，自给自足型的经济模式在西方国家占据主导，诸如产出大于投入、互惠交换、价值增量等相对模糊的投资理念或思想萌生。迈入16世纪，重商主义思潮在西欧逐渐盛行，主要的代表人物包括孟克列钦、柯尔培尔等。重商主义强调生产与出口贸易，提倡贸易顺差，并思考如何在国家层面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强化通过国际贸易行为最终完成国家财富积累。因此，重商主义更多地体现为国家层面的投资行为与投资理论。17世纪中叶，古典政治经济学显现雏形，代表学者是配第，其所阐述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念体现了当时学者对生产要素投入的认知。
2.古典经济学时期——投资理论“萌芽期”
18世纪中叶，重农主义思潮开始流行，代表人物包括魁奈、杜尔阁等。其中，魁奈的代表作《经济表》首次将研究重心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认为生产创造剩余。在重农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进一步研究了资本利润、资本用途与风险收益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资本投入方式、资本作用等问题。《国富论》的问世，标志着古典经济理论体系的初步建成，此后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对已有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古典经济理论重点探讨了经济总量问题，强调了自由市场与投资制度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剖析了投资的驱动因素，对投资理论的建立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古典经济理论中所描述的资本积累实际上包含了储蓄和投资两方面，认为每一单位储蓄决定与投资决定完全一致，储蓄可以无障碍地转化为实物资本。因此，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理论只是投资理论的萌芽，并未形成相对完整的投资理论体系。
3.新古典经济学时期——投资理论“成长期”
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边际分析思想和数理分析方法的不断普及，微观实物投资理论的研究版图持续扩张。19世纪70年代，奥地利学派、剑桥学派、一般均衡学派以及新古典主义学派接连出现，代表人物包括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作为当时的主流学派，新古典主义将边际原则和数理方法引入投资分析，为投资效益评价、投资选择、投资决策构造了精细的分析范式，深化了古典学派的投资思想。这一阶段，相关研究开始将投资转化为实证研究的对象，投资理论也从动态累积向静态资源配置转化，从供给成本向需求与效用分析转化。边际分析方法为投资决策提供了基本的分析逻辑，数理分析方法提供了科学精密的分析工具，机会成本分析、边际成本收益分析进一步丰富了投资分析的主体框架。此外，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与威克赛尔的利息理论深化了古典投资决策和选择理论，帕累托最优理论的出现使得投资效率评价得以标准化。
4.凯恩斯经济学时期——投资理论“发展期”
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学者对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凯恩斯改变了古典学派的分析范式和研究假设，从宏观上建立了总量投资活动分析方法论，投资的核心地位凸显，这亦极大促进了投资理论的发展。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在朴素加速器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宏观投资乘数效应理论。该理论认为，当总投资增加时，收入的增量将会是投资增量的N倍，N即为投资乘数，且这一乘数效应是双向的。同时，凯恩斯以新古典主义理论与新古典主义厂商理论为基础，形成了凯恩斯的微观投资理论。哈罗德、考伊克等基于凯恩斯投资理论提出了改良的加速数模型与乘数模型。萨缪尔森综合上述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乘数—加速数模型，并特别强调投资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指出投资增长会引发多种结果，其中就包括收入的持续增长与非持续增长。自此，西方相对完整的投资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5.后凯恩斯经济学时期——投资理论“繁荣期”
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在凯恩斯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投资理论继续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开疆拓土。新的投资理论开始重视宏观投资理论的微观基础，强调投资的实务性，并产生了多种动态投资模型、技术经济模型等。
微观层面上，代表性学者包括乔根森、托宾等。其中，乔根森利用边际分析框架，以市场完全竞争、生产要素可替代为前提，构建了以长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商投资新古典理论，强化了模型的动态特点，克服了原有理论资本存量固有的缺陷，后经卢卡斯、古尔德、特雷德尔等学者的不断调整，最终形成了新古典投资理论的核心内容。由托宾提出的托宾Q理论在经过了埃布尔、约比卡瓦、哈雅什的修正后，成为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主流投资理论。
宏观层面上，投资理论进一步向动态化、长期化转变，而这一转变加速构建了现代宏观投资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代表学者包括哈罗德、多马等。索洛等学者进一步引入边际生产力理论， 使得投资要素结构受总量生产函数调节，同时通过要素市场价格机制调整资本与劳动，动态安排资本与产出比例，进而维持均衡增长。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的内生化，进一步催生了“新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卢卡斯、罗默等。
6.微观金融资产层面的量化投资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华尔街爆发了第一、二次革命，金融资本的快速增值促使西方投资理论逐步脱离原有的宏观经济框架，微观金融量化投资理论崛起，并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理论包括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莫迪利安尼和米勒的资本结构理论、夏普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布莱克和斯科尔斯等的套利定价模型、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法玛和弗仑奇的三因子模型、五因子模型等。这些理论的核心内容在于解释资产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指导资产定价。
从大类上看，投资科学的理论基础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以萨缪尔森、凯恩斯、索罗、罗默等为代表的关于投资与经济运行的相关理论。第二类是金融经济学中作为理论基础的现代投资理论，包括现代投资领域中的风险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理论、市场有效性、证券评估、衍生证券、资产组合管理理论和方法等。这两类投资理论产生背景和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从时间看，经济学中投资理论的形成时间更早，投资与经济基本面的联系更为直接;而金融经济学中的现代投资理论更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基于数学、统计学方法，研究股票、债券、期权、期货等金融工具的风险定价和管理问题。因此，“投资科学起源可追溯到1952年马科维茨发表的经典论文《资产组合选择》”的说法是片面的，量化投资理论不是投资理论的全部。金融工具本质是信用工具或交易工具，是资金缺乏部门向资金盈余部门融通资金，或发行者向投资者筹措资金时，确定交易双方义务和权利并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金融投资就是通过金融工具买卖，本质是一种间接投资。经济学中的投资主要指生产资料投资，是直接投资、项目投资，一般指资本形成。直接投资的目的是生产能力的提升，直接决定着价值创造和财富增加，间接投资仅表现为资金使用权或所有权的转移。经济运行与发展中，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具有密切关联。直接投资、资本形成需要通过金融工具来实现资金融通，而间接投资不管创新链条多长，最终都需要服务直接投资才能避免金融的空转。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我国面临的国内和国际投资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投资理论本质上是研究如何对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要素的优化配置。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与土地、资本、技术、管理一样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布局、投资机会、投资规律等必将发生新的变化。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会扮演怎样的角色，投资的逻辑是什么，都是值得投资科学理论和投资课程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当前投资学课程知识供给的现状与不足
1.我国投资学课程内容的发展与演化
在苏联、东欧国家以及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投资主要表现为基本建设投资或固定资产投资。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苏联计划经济学派理论影响，投资学课程在我国主要表现为狭义的技术经济学或工程经济学，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基建预算、基建会计核算等相关知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投資学理论研究开始逐步突破微观的技术经济学或工程经济学，逐渐形成宏观的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学，并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形成和迅猛发展，西方证券投资理论规模化引进，加之中国传统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学理论过于狭小的影响面，导致在计划经济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固定资产投资经济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失去了学科地位，整个投资学课程基本让位于证券投资学，投资概念也被狭义的证券投资含义取而代之。
事实上，无论从投资理论到投资实践，投资在中国都具有丰富的含义，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技术创新投资、创业投资、证券投资等在各自不同的范围内被人们所使用。尤其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以及物联网等新技术相继问世，以这些新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深刻改变商业运行模式，改变投资环境、投资行为和投资方式。随着新基建投资、量化投资与智能投资的涌现，投资科学的内涵和外延需要不断扩大。以往投资学课程涵盖范围窄、内容浅，已经跟不上市场发展的步伐。
2.投资学课程内容存在的主要问题
相对于投资环境的快速演化，目前高等院校投资学课程教学内容明显滞后，知识体系相对固化。国内投资学教学普遍以金融产品为关注点，讨论资产定价等问题，对投资理论与实践的阐述也较多地基于国外金融市场。大部分高校的投资学课程教学主要讲授经典金融投资理论，教学内容更新速度明显滞后于投资实践。同时，金融市场、投资学、证券投资分析、公司理财、财务管理等课程存在不少教学内容的重复，相同知识点在多个课程中重复讲授;而个别知识点的遗漏则造成了投资学课程知识体系的缺陷。此教学体系下培养的投资学人才“懂金融的不懂实业，懂实业的不懂金融”，实业经营管理与现代金融交叉融合的能力相对不足，不能有效适应我国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现代经济产业体系建设的需要。
我国高校投资学课程内容不能全面系统呈现投资科学核心理论知识，及高校投资学课程内容设置严重金融化等问题的存在，导致投资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设置上的混乱，进而导致人才培养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因此，为了强化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匹配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必要重新思考我国高校投资学课程内容设置的科学性问题（其实质是学科属性问题）。从目前我国高校投资学课程内容设置的科学性和优化的可行性角度来看，应当按照投资科学发展规律，改造和完善现行的投资学课程内容体系，使之回归投资科学核心理论、符合投资科学规范，满足社会对投资专业人才的需求。
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交叉、文理相融，旨在培养具有跨学科专业背景和创新合作能力的新时代卓越人才。从专业内涵建设的角度看，我国高校投资学本科专业既是最需要进行“新文科”专业建设的领域，同时也是最有条件实施“新文科”的专业。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在高校中设置投资学本科专业的国家，因而在如何优化投资学课程内容体系和进行课程建设方面，实际上并没有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与先例，我国高校有必要在遵循社会科学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基于我国的国情和市场需要，探索建设科学的投资学课程体系，为建设世界一流的投资学专业奠定基础。
三、优化投资学课程教学内容，提升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实物投资是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动力，无论是宏观的投资与经济运行调控、中观的产业投资分析，还是微观的企业投资和项目投资管理等，都需要有投资理论和方法作为指导和支撑。根据前面对投资科学理论发展的回顾分析，古典经济学、新古典投资理论、凯恩斯宏微观投资理论、新凯恩斯投资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都蕴含着实物投资决策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但是这些理论一般都在经济学课程中讲述，并不是从投资的视角分析问题。这就造成了目前介绍实物投资理论和知识的投资学教材，缺乏系统性，理论深度不够，致使一些偏实物或实务的内容取代真正的实物投资理论和投资实务。其实，实物不等于实物投资，实务也不等于投资实务。投资科学本质是研究如何对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要素优化配置的学科，有着内在的逻辑和规律。20世纪50年代后的量化金融投资理论只是投资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个流派，并不是也不能代替完整的投资理论。
目前的投资学内容体系设置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对实物资产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相关理论和知识的介绍讲解基本是割裂的。其实，从资本周转和资本循环看，实物资产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市场有效性和估值的角度看，股权和债券的投资价值取决于其对应企业未来的自由现金流和风险。而未来现金流增长速度和增长模式主要是由经济基本面等因素决定的，对经济基本面的投资分析需要有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知识。例如，在看待一家公司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时候，仅了解其当前财务情况、管理政策及战略决策是不够的。尽职调查要求考虑所有可能影响到企业当前和未来的一系列微观和宏观问题，需要具有一定理工科思维和技能等。同时，高度发展的金融投资理论中蕴含的思想应能反哺于实物投资决策与管理领域，促成两者的融合。基于实物期权的投资决策方法就是把期权定价思想引入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决策分析中，克服了古典和新古典投资理论的不足。为了满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需要投资学专业人才培养转换定位与目标。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应采取融合性思维，架设“实物与金融”“投资理论与投资实务”“理工技能和思维与人文素养”等在投资学课程内容设置中的桥梁。
投资学课程内容和教材建设要适应当前投资环境的变化，同时与其他学科的课程相辅相成，注重学生投资理论素养提高和投资实践能力提升相统一。以经济学理论和金融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需要，不仅是中国投资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也是重构投资学课程内容的必要性所在。如何把分散在经济学、基本建设经济学、工程经济学、证券投资学、公司理财学中的投资理论和知识系统化是投资学课程内容重构和教材建设亟须解决的问题。
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資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把现代金融视为产业体系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整体的一部分，与实体经济紧密联系、互相支撑，而不是孤立、分割的。这个定位就要求金融投资要回归本源，服务好实物投资，而不能搞自我循环、自我膨胀。投资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过程中，应坚持全球视野与本土创生的原则。在注重吸收国内外投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基础上，结合当前富有中国特色的投资环境，将实物资产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有机整合，并将其置于经济的整体框架和运行规则中认识，从宏观投资、产业投资、项目投资和公司价值投资的不同维度对实物投资和金融投资理论进行深入且详尽的剖析与讲解。这种安排不仅有利于学生全面理解投资与经济系统运行的内在逻辑，系统掌握投资科学的理论，还有利于学生系统掌握具体的投资决策工具和分析方法，以及全面把握实物投资和金融投资的相互关系。
四、中央财经大学投资学教学团队在课程内容建设和教材建设中的探索
中央财经大学投资学教学和科研团队已经有30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积累，承担投资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任务，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018年，中央财经大学“投资学”课程获评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2019年，基于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科研积累，笔者主编了《投资学》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1.重视学科交叉
长期以来，自然科学、经济学、金融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交叉学科和交叉方法与一个学科的发展历史、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是密切相关的。当今世界投资对象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专业性、创新性，学科交叉对投资科学研究和投资学课程教学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中央财经大学投资学专业依托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交叉学科背景建设，目标是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重交叉、国际化”的复合型投资管理人才。
2.强化课程内容的系统性
首先，在投资与经济运行逻辑体系中，以实物资本投资为轴线，从资本要素视角介绍投资理论和知识。在此基础上，从总量上探讨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布局、投资效率等。从中观的产业投资和微观的项目投资、价值投资等具体介绍投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同时，注重实物投资与金融投资的融合。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支持项目投资、支持企业投资角度，介绍项目融资、企业融资工具的创新发展，以及这些金融工具的内在价值。从市场有效性、行为金融角度、风险与收益均衡角度，介绍股票、债券、基金、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工具的定价方法。把金融投资理论中蕴含的思想应用于实物投资领域，促成了两者的融合。另外，任何投资理论都有一定的假设和适用条件，投资课程不只是介绍投资理论的结论和公式，更要注重投资理论中蕴含的投资思想，给予充分的讲解和介绍才能帮助学生真正掌握各种投资理论的精髓，并认识到其中存在的不足，才能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提高投资决策分析能力。
3.立足中国国情与实际
投资理论都有一定的假设和适应条件，中国跟西方国家的投资体制和投资环境不一样，要求我们必须对国外投资理论进行辩证的扬弃。投资学课程内容一方面要注重吸收国外各种投资理论的有益元素，另一方面也要应该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投资发展经验，呈现反映中国投资发展规律的原創性学说，在新时代指导中国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对外开放，并服务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践。投资学课程和教材在力图以历史和逻辑的线索系统阐述投资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运动规律，客观介绍世界主流投资理论及新研究成果和实务运作的机制及新发展的基础上，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努力反映中国投资实践进展和理论研究成果，探讨中国投资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问题。课程内容和教材中的很多分析和讲解均基于中国投资的数据和
资料。
4.强化课程和教材的育人功能
投资学课程和教材是传播投资科学与知识的主要载体。在投资学课程和教材建设过程中，课程团队教师不仅从经济角度阐释投资学相关理论知识，也更注重从社会责任角度阐释投资的作用和价值，注重从财富创造、大国重器等视角探索中国投资发展的逻辑与投资学人才培养的路径，“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基础设施投融资等内容在投资学课程和教材中得到体现。立足中国投资现实，紧跟时代步伐，服务国家需求，可以把投资学课程和教材作为加强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载体，作为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抓手，强化价值引领，助推与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融合。
[责任编辑;周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