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任以来美英“特殊关系”的新变局
林利民
【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两年多来，美英关系状况不断，有关美英“特殊关系”何去何从的问题，再度成为国际战略界和学界的热门话题。造就美英“特殊关系”的根本条件是两国之间曾存在过“特殊”的利害关联、特定的国际政治背景以及英国拥有较强的实力并对美国贯彻其全球战略“有用”等。如今这些特定的国际背景和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因而美英“特殊關系”也就不能不失去其“特殊性”光环，向常态化过渡。特朗普上任以来美英“特殊关系”所受到的冲击正是美英“特殊关系”向“一般化”国家间关系过渡的必然反映。特朗普对美英“特殊关系”的有意忽视有其历史必然性，不是其个人喜好所致。它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政府对英政策迟早要进行必要调整。
【关键词】特朗普;美英关系;美英“特殊关系”;利益基础;前景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8.00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英“特殊关系”受到一系列严重冲击，特朗普有意忽视美英“特殊关系”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关于美英“特殊关系”的前景问题，再度成为国内外学界、战略界的热门话题。有学者针对特朗普上任以来美英关系的新变局提出了两国“特殊关系”的三种“可能性”：一是?“有可能随着英国‘脱欧走向独立而进一步走强”;二是“下降为一般的国与国关系”;三是“有一定弱化”、被赋予新内涵、“局部出现调整”。[1]更有学者甚至提出了特朗普任内美英“特殊关系”是否会“终结”的命题，并试图予以回答。[2]本文拟就特朗普政府的对英政策如何冲击美英“特殊关系”以及美英“特殊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等进行探讨。
特朗普是否有意漠视美英“特殊关系”？
特朗普上任之初，便下令把英国已故首相、英美“特殊关系”（Special?Relationship）这一术语的首创者丘吉尔的半身塑像重新放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给世人以他会重视两国“特殊关系”的印象。时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首访白宫时，特朗普在与梅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也有过“继续支持”美英“特殊关系”的公开表态。[3]然而，后来的情势表明，所有这些都不过是缺乏可持续性的虚招。特朗普上任两年多来的对英政策表明他对美英“特殊关系”的有意忽视、漠视程度超过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
第一，在礼仪方面，特朗普我行我素，不按常理出牌，不太给英方“面子”，这对于实力衰落且因“脱欧”问题而处于多事之秋、有求于美国、对礼仪极为敏感的英国刺激很大。2017年1月，特朗普甫一入主白宫，梅就急匆匆飞往华盛顿，成为特朗普就任后首位访问美国的外国领导人。按战后以来70余年的美英关系惯例，梅访美后，特朗普应尽早回访英国;此外，美国新当选总统通常都会以英国为其首访国家。然而，特朗普不但没有及时回访英国，而且首访国家选择了沙特阿拉伯。此后他先后访问了以色列、梵蒂冈等国，并到邻近英国的比利时出席了北约峰会，却没有访问英国。特朗普对困境中的英国“过门而不入”，显然不是因为“工作忙、抽不出时间”，而是显示其把英国排在外交日程较为靠后的位置，这在战后美英“特殊关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引起了人们对特朗普是否有意忽视美英“特殊关系”的疑问。[4]
第二，在政策层面，特朗普显然不是按美英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的逻辑处理两国关系。一是没有在英国陷入“脱欧”困境时向英施以援手。梅之所以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仅仅一周就急如星火地访美、面见特朗普，是因其陷入“脱欧”谈判困境，急于争取与美国达成英国“脱欧”后的第一份双边贸易协议，以提高自身与欧盟的谈判地位，安抚国内民众，并为英国在“脱欧”后与其他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议做示范。然而，特朗普并未积极回应英方诉求，未与英国达成任何适应其“脱欧”后需求并有利于英国的贸易协议或意向，梅只得两手空空怏怏而归。[5]二是特朗普上任两年多来很少渲染美英之间存在“特殊关系”，也印证了他是有意忽视美英“特殊关系”。2018年7月特朗普迟迟造访英国，梅政府为“重振”英美“特殊关系”，曾对特朗普这次访问抱有期待，期望把此次访问定位为“正式访问”，并准备安排英国女王接见特朗普，但因当时英国国内存在严重的反美、反特朗普氛围，这次访问只得降格为“工作访问”。[6]2019年6月，特朗普终于正式访英。尽管英国政府在礼仪上做足了文章，包括安排英国女王接见特朗普等，然而，特朗普并不配合，整个访问期间对所谓美英“特殊关系”只字未提。特朗普这次正式访英不但无助于英方所希望的“重振”美英“特殊关系”，反而向世人证明所谓美英“特殊关系”在他那里已经变成了英方的“一头热”和对美哀求。三是特朗普不但有意忽视美英“特殊关系”，而且喜欢对英国指手画脚。2017年6月，英国伦敦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特朗普不但未表示同情与理解，反而出言不逊，被认为是故意“疏远英国人民”;特朗普还指责英国情报机关针对其本人搞间谍活动，又以军事和情报安全为由，威压英方不要接受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5G设备、不要让该公司承接5G项目。除此之外，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出访英国时也在“北爱尔兰”问题上对英国吹毛求疵。[7]四是在国际事务方面，美英在有关北约运行、是否维护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等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
特朗普的一系列无视美英“特殊关系”的表现，在英国激起了强烈的反特朗普和反美民意。在特朗普第一次访英前，因对2017年特朗普有关伦敦恐袭的负面言论记忆犹新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访英期间对“北爱尔兰”问题指手画脚尤其不满，伦敦近200万市民签署请愿书，反对特朗普访英。在特朗普第二次访英前，民调显示有70%的英国民众不认可特朗普，英国国会也表示不接受特朗普到场演说。有鉴于此，有人评论说，所谓美英“特殊关系”已经有名无实，“坏得不能再坏了”。[8]
2019年7月以来，因英国驻美大使发回英国政府关于特朗普政府如何“无能”“不靠谱”“内部管理混乱”等内容的密电曝光，引起特朗普愤怒回应，英国驻美大使因此而被迫辞职，这无异于给已经岌岌可危的美英“特殊关系”又一次沉重打击。[9]英国驻美大使的电文反映了英国朝野对于特朗普政府在英国面临“脱欧”困境的危难之际却坐视不管甚至幸灾乐祸而表现出的愤怒，也反映了英方对挽救英美“特殊关系”已经无可奈何的失望情绪。当然，英国驻美大使负面评价特朗普的密电曝光，也给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忽视、漠视、淡化美英“特殊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借口。
特朗普为何有意漠视美英“特殊关系”？
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发表“富尔顿演说”，正式提出了英美“特殊关系”这一概念，并认为构成两国“特殊关系”的基础有两点：一是双方拥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以及“共同传承”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缘、语言与法律;二是两国拥有共同的战略需求、安全需求以及经济利益需求等。[10]丘吉尔这些表述有虚有实，在一定程度上解析了英美“特殊关系”赖以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基础，但其宣传、鼓动性的一面也不言自明。
综合分析，二战后美英之间形成“特殊关系”并得以延续70余年，是基于两大特定的历史条件：一是美英作为冷战盟友对抗苏联战略需求;二是英国作为二战后的世界第三强国，尚拥有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实力与资格，对美国贯彻其全球战略能起到助力作用。对这两大特定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分析，可作为探讨特朗普何以有意忽视、漠视美英“特殊关系”的起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战略形势有两大特点：一是美国在英国的坚定支持下，与苏联争夺战后世界主导权和地缘政治优势以及争夺意识形态制高点，并由此引发美苏冷战;二是二战期间亚非拉等大多数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的非西方国家在卷入二战的过程中逐渐觉醒，战后普遍要求独立、自主，摆脱欧美殖民统治或霸权控制，其矛头直接针对美英、直接冲击着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和霸权需求。这两大特点决定了美英在战后世界特定的利益关联和相互战略需求。对英国而言，二战后最大的战略难题是面对其直接统治的广大殖民地人民的普遍觉醒和独立要求，能否守住?“帝国遗产”、维持殖民统治及世界大国地位;[11]对美国而言，当时最大的战略难题则是能否挡住对自身不利的世界潮流、遏制苏联、实现战后“领导”世界的梦想。[12]因此，美英迫切需要进行全方位战略合作、抱团取暖。也正因为如此，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说”中明确提出：“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已拉下了横贯欧洲的铁幕”，主张“讲英语的民族结成联盟，用联合起来的资源和‘遍布全世界的海空军基地为铁幕这一边的各国提供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安全保证”。[13]简言之，丘吉尔1946年提出并渲染英美之间“特殊关系”的特定战略基础源自英美两国反苏反共以及反对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及维护各自世界地位的共同战略需求。
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一度坚持认为冷战结束是西方“民主制度”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因而弹冠相庆，并谋求向非西方国家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美国在追求单极霸权的同时，更是急于在全球推进西方化、民主化和美式全球化。从老布什到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以“扩展民主”和“塑造”非西方国家为主旨。[14]尽管因苏联解体而失去全方位的“体系性对手”，美英两国打造“特殊关系”的战略需求有一定降格，但在冷战后美国打造以自身为首的西方国家总联盟，助力其“扩展”与“塑造”的战略过程中仍有一定的价值。冷战后接踵而至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9·11”事件后的全球反恐战争更为美英“特殊关系”的延续提供了一定机会。不论是虚是实，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都或多或少会强调美英“特殊关系”对美仍有重要战略价值，而冷战后的历任英国首相更是经常强调美英“特殊关系”的重要性。
当前，国际战略形势有了新变化，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最大的变化是美国“一超”地位相对衰落、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进入所谓“新常态”。[15]另一大变化是以亚太为主的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亚太经济、贸易总量也超过欧洲，并取代欧洲—大西洋地区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正是在这种新变局中，特朗普被推上了历史舞台。与二战后以谋求“领导世界”为首要任务的历任美国总统不同，特朗普认识到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难以为其西方小兄弟们“包打天下”，因而提出了“美国优先”“经济优先”等旨在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施政纲领，大幅缩减对西方国家及在全球范围内所承担的“义务”和干预政策的力度。这些举措主要包括：力主从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撤军;对朝核采取以谈为主的对策并与金正恩举行三次会晤;对冷战后美国一直坚持的所谓“民主扩展”和人权战略采取消极立场;缩减外交经费及外交活动规模;在其掀起的“贸易战”中对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伙伴照样加征关税、在经贸利益上与其盟友们锱铢必较，等等。如此一来，以冷战军事同盟为主要特征的美英“特殊关系”开始失去其主要价值。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经济优先”战略，导致美国对英国的战略倚重大为削弱，使得维持美英“特殊关系”不再是其迫切的战略需求。这是特朗普公开漠视、淡化美英“特殊关系”的首要根源。换言之，特朗普有意漠视美英“特殊关系”是美国利益需求与战略定位变化所致，是美国政府的对英政策调整和国家行为，特朗普个人喜好并非关键影响因素。此外，特朗普漠视、淡化美英“特殊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根源与英国的实力下降有关，亦即美英“特殊关系”因英国实力下降而对美国的助力作用大不如前。
从实力方面观察，战后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而英国国力在二战后虽然一直呈衰落趋势，但20世纪50—60年代在经济、金融、科技、情报、军事及海外基地等方面依然优于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阵营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综合性强国。此后英国的GDP总量虽然在20世纪60—70年代后相继被日本和德国超越，但其军事力量尤其是远程投送能力和全球影响力仍然超过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是美国开展对苏冷战的主要军事帮手。因此，面对战后复杂的国际局势，尤其是对苏冷战，不但美国愿与英国保持“特殊关系”，而且英国也有维持與美国“特殊关系”的相应实力。然而，冷战结束后，英国综合实力及其对美国贯彻其全球战略的“有用性”呈现“断崖式”下滑。[16]尽管冷战后英国方面一直谋求维持甚至“重振”美英“特殊关系”，因而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紧跟美国，如积极派兵参加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但因实力和能力有限，英军在战场上的表现每每令人大跌眼镜，其素质与二战时期的英军难以相提并论。无论是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还是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英军都高度依赖美军提供后勤和火力支持。在伊拉克，如无美军及时到场支援，英军就可能在巴士拉大溃退;在阿富汗赫尔姆省的作战行动中，也是依靠美军提供的直接支援，英军才免于战场失败。英国军队在这些战争中的拙劣表现，令美方大失所望。美国也因此更加怀疑美英“特殊关系”对于其贯彻自身全球战略是否还有“特殊”价值？[17]
到特朗普上任的2017年，英国GDP的世界排名已由丘吉尔提出英美“特殊关系”时的世界第三和西方国家中的“第二”降为世界第九和西方国家中的“第七”;在军力方面，2017年英国军费开支的世界排名由二战后初期的全球第三降为第七，排在沙特、印度等国之后。[18]
总之，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间，英国实力和英美相互战略需求均一直下滑，但美英“特殊关系”却延续至今，只是在特朗普上任后才出现“断崖式”转变。特朗普较其前任更加漠视、忽视美英“特殊关系”，除两国共同的战略需求下降以及由于英国实力继续下降导致其对美战略“有用性”下降这两大因素影响外，也与特朗普个人的领导风格及其“美国优先”“经济优先”的执政理念密切相关。
特朗普任内美英“特殊关系”
会“终结”吗？
关于特朗普任内美英“特殊关系”是否会“终结”的命题，其答案取决于“终结”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衡量是否“终结”的标准是美英在国际舞台上是否还会继续进行战略合作的话，则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今后美英仍会在国际事务中的某些领域进行战略合作，例如当前两国在打压伊朗石油出口问题上的默契与合作。当然，是否还进行战略合作并不能作为衡量美英是否继续维持两国“特殊关系”的充分条件，因为与美国并无“特殊关系”的法国就积极参与了美国对叙利亚军事打击行动。
如果衡量美英“特殊关系”是否“终结”的标准是美英两国会否像冷战时期那样在全球各类反苏行动中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亦步亦趋，如两国在1950年共同出兵朝鲜、1979年共同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1982年美国不惜开罪阿根廷和拉美国家而支持英国打赢马岛战争，以及冷战后英国无条件出兵支持美国打伊拉克、南联盟和阿富汗，则可以说美英“特殊关系”正在走向“终结”，即美英“特殊关系”将“下降为一般的国与国关系”。[19]这种情形下，美英关系将如美国与法、德等国关系一样，两国在国际事务中虽然不一定会亦步亦趋，但也不排除在某些议题、某些场合进行战略合作，但这种合作不过是“一般的国与国”合作，无涉所谓的“特殊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以分析各國文化关系为宗旨的英国“不列颠协会”（British?Council）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对英美两国如何拥有“共同的关切”“共同的价值”以及两国间经济、社会与文化联系如何广泛深刻、两国民众间如何“相互有吸引力”等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这些构成了维护英美“特殊关系”的文化与社会基础。[20]同一时期，美国驻英使馆发布的一份文件也强调“共同的语言、价值、民主体制”及经济政治联系与人员往来等是美英“特殊关系”的基础，与前述“不列颠协会”报告的逻辑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英方报告特别强调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而美国驻英使馆文件只提美英“特殊关系史”。[21]2019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另一份题为《美国与英国：双边关系数据》的文件，也宣称“共同的语言、价值、民主体制”及经济政治联系与人员往来等是两国关系的基础，但同样不再提及所谓美英“特殊关系”这一特定术语。[22]
对照美英两国对美英“特殊关系”及其文化、社会基础的不同表述方式和不同侧重点，并联系到当前美英关系现状以及特朗普在2019年6月访英时只字不提美英“特殊关系”，不难看出，英国方面特别强调英美关系的文化、社会和价值基础等，是对英美“特殊关系”岌岌可危、企图挽救又无力为之的一种哀鸣;而美方作类似表述时，则表现出其对所谓美英“特殊关系”只是敷衍了事。因此，在判断美英“特殊关系”在特朗普任内是否会“终结”时，有以下三大因素须特别强调。
第一，美英两国确实存在共有的“文化认同”“历史与价值观”以及“共同传承”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缘、语言与法律，这些正是丘吉尔提出英美“特殊关系”概念的重要依据。还要看到，从一战、二战期间的战略合作到二战后70余年的长期合作，美英已经积淀了长达百余年的合作资产、合作经验和合作“惯性”，也积淀了广泛的经济、社会联系。目前，美国依然是英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英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之一，两国年贸易额超过1600亿英镑;两国互为最大直接投资伙伴，相互投资额超过1万亿美元;两国间有90天免签证协议，每年各有近380万以上的国民互访;两国间还有广泛的军事、战略与情报合作等。[23]此外，两国在联合国、北约、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七国集团（G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机构中也有合作基础，并且这种合作关系也会继续维持下去。因此，即使美英“特殊关系”走向“终结”，两国间仍然会维持“正常”状态下的友好与合作关系，甚至还能保持一定范围内的战略合作。短期内，人们很难区分这种合作是“一般的国与国合作”还是“特殊关系”条件下的特殊合作。这一点确实会增加判断美英“特殊关系”是否“终结”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并会引起诸多复杂争论。
第二，美英“特殊关系”是二战时两国战时同盟关系的延续和发展，其重心是战略与安全关系、军事安全合作关系，因而使两国和平时期的合作关系具有战时军事同盟关系的特点，是一种英国学者巴里·?布赞所批评的“超常安全化”现象。[24]冷战时期，这种所谓“超常安全化”是一种蔓延全球的普遍性国际政治现象，当时国际社会以美苏划线，几乎所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生活都被纳入美苏冷战框架，用冷战对抗思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这正是美英保持“特殊关系”、在和平时期长期保持战时同盟关系的另一特定背景。但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仍然奉行“超常安全化”这种过时的国际安全思维与安全政策。美国在苏联解体后不但没有裁减军费和军力，反而不断扩军备战，其军费开支一度超过排名前14位的其他大国的军费之和，达世界军费开支的一半。正是这种“超常安全化”思维和政策导致美国在冷战后不断发动战争，把“9·11”事件这样一场“刑事犯罪案”当一场全球战争来打，为此打了一场历时10多年、耗费数万亿美元的全球反恐战争。可见，这种“超常安全化”思维与政策正是美英“特殊关系”在冷战后延续的重要背景。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经济优先”战略，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干预力度，包括大范围“退群”，与朝鲜谈判并访问板门店，主张从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撤军甚至有意与俄罗斯和解等，集中力量拓展美国的经贸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区隔经贸关系与安全关系，打“贸易战”时六亲不认，甚至对其盟友英欧日韩加印等也不额外关照，开始有一种去“超常安全化”的国际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去“超常安全化”思维使特朗普对于在和平时期维持美英之间带有战时同盟性质的“特殊关系”不会特别感兴趣，因而才会有意忽视、漠视美英“特殊关系”等种种举措。对于特朗普而言，“美国只与一个国家保持‘特殊关系，这个国家就是美国！”[25]
第三，特朗普有意忽视、漠视美英“特殊关系”有没有可持续性？这不仅取决于特朗普能否成功连任，而且取决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经济优先”战略及其去“超常安全化”战略是其个人的心血来潮还是代表美国的长远利益，在美国有没有广泛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会引起更多的争议。如果特朗普实现连任，那么对于英国企图“重振”英美“特殊关系”的努力恐怕不是福音。
结???语
2005年，时任英国自由民主党外交发言人威廉·华莱士（William?Wallace）针对当时美英关系中麻烦不断的情况曾撰文指出，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國家有以色列、澳大利亚、墨西哥、意大利、波兰甚至沙特阿拉伯等，英国不过是其中之一，他由此认为美英“特殊关系”“已经死亡”。[26]特朗普入主白宫后，较之冷战结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更不在意美英间曾经存在过的所谓“特殊关系”。如果威廉·华莱士再写文章讨论美英“特殊关系”，他应较2005年更加肯定地确认美英“特殊关系”“已经死亡”。本文虽然不完全认同美英“特殊关系”“已经死亡”的说法，但赞同有关美英“特殊关系”正在向“一般国与国关系”过渡的看法，即认为美英“特殊关系”正在走向“终结”。显然，美英“特殊关系”的前景已经不是在“终结”或“重振”二者间择其一的问题，而是在“死而不僵”还是“僵而不死”之间做选择的问题。
【本文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治理与新型国际关系”课题（项目批准号：3262016T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甘冲）
[1]?曹晓云：《试论英国脱欧对英美特殊关系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5期，?第52页。
[2]徐瑞珂：《特朗普与美英“特殊关系”的嬗变》，载《国际展望》，2019年第3期，第137页。
[3]同[2]，第119、125页。
[4]?“President?Trumps?Travels，?What?Could?Possibly?Go?Wrong？”，?The?Economist，?May?20th，?2017，?p.28.
[5]?Alasdair?Soussi，?“The?UK?and?US：?The?Myth?of?the?Special?Relationship”，?https：//www.aljazeeua.com/indepth/features/2017/02uk-myth-speckal-relationship-170221082834995.html.
[6]?Stephen?Paduano，?“Brexit?Is?Killing?the?Special?Relationship”，?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5/02brexit-is-killing-the-special-relationship/;?Goodhart?David，?“The?United?Kingdoms?TrumpTrap：?How?Special?a?Relationship？”，?Foreign?Affairs，?Sep/Oct，?2017，?p.19.
[7]?Stephen?Paduano，?“Brexit?Is?Killing?the?Special?Relationship”，?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5/02brexit-is-killing-the-special-relationship/.
[8]?同[7]。
[9]?“?Leak?of?Ambassadors?Memos?about?Trump?could?Harm?UK-US?Relations”?，?https：//news.yahoo.com/leak-ambassadors-memos-trump-could-072056858.html.
[10]?Patrick?Porter，?“Last?Charge?of?the?Knights？?Iraq，?Afghanistan?and?the?Special?Relationship”，?International?Affairs，?Volume?86，?Number?2，?March?2010，?p.358.
[11]?[美]尼克松著，刘湖等译：《领袖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12]?[美]孔华润主编，王琛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四卷，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1945-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227页。
[13]?[美]戴维·霍罗威茨著，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页。
[14]?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252页。
[15]?袁鹏著：《中国、美国与世界秩序：四百年未有之变局》，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97页。
[16]?同[7]。
[17]?Patrick?Porter，?“Last?Charge?of?the?Knights？?Iraq，?Afghanistan?and?the?Special?Relationship”，?International?Affairs，?Volume?86，?Number?2，?March?2010，?pp.356-358;?Stephen?Paduano，?“Brexit?Is?Killing?the?Special?Relationship”，?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5/02brexit-is-killing-the-special-relationship/.
[18]?“The?World?Factbook”，?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download/download-2018/index.html.
[19]?同[1]。
[20]??Alasdair?Donaldson，?“A?Special?Relationship？?Exploring?the?Future?of?UK-US?Cultural?Ties”，?www.britishcouncil.org.
[21]?Policy&History，?https：//uk.usembassy.gov/our-relationship/policy-history/.
[22]?“U.S.?Relations?with?United?Kingdom，?Bilateral?Relations?Fact?Sheet”，?https：//www.state.gov/u-s-relations-with-united-kingdom/.
[23]?同[20]。
[24]?[英]巴里·布贊著，刘永涛译：《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79页。
[25]?同[10]，?pp.356。
[26]?William?Wallace，?“The?Collapse?of?British?Foreign?Policy”，??International?Affairs，?Volume?81，?Number?1，?January?2005，?pp.64-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