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雄儿女》到《我的战争》看同一题材战争电影的差异性表述
一、 人物造设手法的差异
《我的战争》于2016年9月上映，是一部典型的商业电影，具有现代商业影片的叙事程式、宏观场面及后期营销模式。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塑造了众多鲜活生动的志愿军英雄形象，重点表现了志愿军连长孙北川（刘烨饰）和文工团长孟三夏（王珞丹饰）的战地爱情。在人物造型上，《我的战争》刻画的人物形象棱角分明，有血有肉，具有多维立体感，俨然不是简单质朴的“模范”英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侧重于外部环境衬托人物心理，体现出人物多面复杂的性格特点。如影片主角刘烨饰演的九连连长孙北川，具有粗线条、直肠子的硬汉外表，身上有不少毛病，他举止粗犷、嗓音沙哑、一身赤胆却又不乏天生的幽默感。在面对死亡威胁，生死存亡的那一瞬间，和普通人的表现没有什么不同，他也会害怕，会退缩，会哭泣。如在排雷救险时和孟三夏独特的互动和表白，较好地诠释了他在硬汉外表下其实隐藏着一颗温柔多情的玻璃心。
《英雄儿女》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更多则是通过直观的场景描述和语言对白展现人物形象，人物性格淳朴简单，一目了然。《英雄儿女》的人设重点是塑造了英雄王成，但在原著小说《团圆》中，关于王成的描述非常简洁，简单到只有一句话：“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在电影《英雄儿女》中，编剧和导演创造性地将王成塑造成一名具有坚强革命毅志的战斗英雄，他独自一人在无名高地上阻击千军万马，在被敌人包围时喊出“向我开炮”的口号，激励了几代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小说《团圆》中的王成原本只是一个配角，只有一个影子，但在电影《英雄儿女》中却被无限放大和充实。基于电影的表现需要，《英雄儿女》的导演武兆堤、编剧毛烽填补了原著小说对主角王成形象的空白。这部影片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里程碑式的一笔，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原著小说《团圆》，最大的成功是在人设上大胆突破原著， 通过电影独特的视听语言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在此基础上，《我的战争》升华了《英雄儿女》的剧情和人设，电影中化身九连连长的孙北川可以看作是王成形象的升级版，影片对他的刻画更多地体现了现代国际商业影片在人设上多维、立体的特点。
小说《团圆》描述最多的人物其实是英雄王成的妹妹王芳，她在前线慰问中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危急时刻，王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战友，而她自己却身负重伤。与原著高度一致，在老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是贯穿影片始终的主要人物，电影主要通过两次表演来塑造王芳如何在硝烟弥漫、血光飞迸的战场上继承哥哥王成遗志，当好革命的接班人。对比《我的战争》，王珞丹饰演的孟三夏与孙北川饰演对手戏，两人因抬杠结缘，却又在战斗中不断升华爱情。她性格直率，敢爱敢恨，在文工团队友遭受战士调戏时敢于直面阻止，在踩上地雷时能克服恐惧，战斗中负伤后顽强带领文工团成功脱危。在战争时期，孟三夏对于孙北川的崇拜和敬佩逐渐升华，但碍于情感的羞涩却始终无法面对，因此在面对孙北川近乎粗鲁的爱慕表白时，抬杠是他们“秀恩爱”的唯一方式，直到共同经历了战争的生死诀别，孟三夏内心的柔情才终于被唤醒。另外，李顺良（黄志忠饰）和张洛川（杨佑宁饰）相互依偎的父子情、刘诗文（王龙华饰）和王文珺（叶青饰）由音乐而生的爱，虽然表现不多，却也给观众留下了深深的敬仰之情，丰富了影片的情感基调。
二、 电影叙事手法的差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英雄辈出的激情年代，“做王成一样的英雄”是人们共同的梦想和追求，因此出现了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无私奉献、献身国家的英雄模范人物。《英雄儿女》的导演武兆堤、编剧毛烽作为诞生于新中国初期的一代电影人，无疑都有较深的红色革命情结，在将文学剧本改编为电影剧本时，虽然在人设和剧情上有所跨越和突破，但还是尽量尊重和还原了文学剧本，因此《英雄儿女》采用了原著一致的线性叙事结构，可以简要地概括为表现王成战斗英雄事迹的武戏和王芳继承哥哥王成的遗志、当好革命接班人的文戏。这和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在结构上具有很大相似性，都是描述在激烈的战斗冲突后进入和平年代，通过电影主角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反映战争的残酷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我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导演彭顺独特的“多层蒙太奇”叙事手法，电影中几场相对独立的局部战役符合好莱坞商业影片的特征，在电影结构上则是完全按照消费者的观影期待进行剧情设计。如在影片开始的九连江桥遭遇战一段，火车在平原上疾驰，车厢内，美丽可爱的文艺兵欢声笑语，战士们士气高涨，处处洋溢着充满生命律动的活力。可就在这个时刻，子弹如暴雨般疯狂袭来，一场突如其来的空袭将列车瞬间置入火海，战争的残酷通过“爆米花”式的视听节奏传达出来，瞬间将观众拉进了残酷的战争现实。在“小镇突围战”一段，在一片黑暗的环境中，孙北川带领九连战士小心翼翼地试探，最终发现四周布满了敌军设置的陷阱，整段戏充满未知的危险和莫名的紧张感。号称“鬼王”的导演彭顺以独特的视角和表现手法，运用他在以往惊悚片中屡试不爽，悬念先行的招数，赋予了主旋律战争电影片全新的表现形式。另外，快速剪辑手法、爆破场面的升格与回放、GoPro镜头的穿插提升了影片的节奏，张力十足的镜头语言贯穿整部影片的战争场面，最大程度刺激了观众的神经。
不同年代的电影导演和编剧具有不同的历史认知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战争与革命对时代具有巨大影响，对革命英雄的崇拜是神圣而不可亵渎，王成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口号，在当时看来是真实而自然，神圣而不容置疑。但近年来出现诸如“手撕鬼子”“裤裆里藏雷”“手榴弹炸飞机”的抗战神剧遭到观众唾骂，一方面有剧情和人设上的不合情理，但另一方面也凸显此类虚构的剧情与时代精神不相映衬，这或许是《我的战争》没有采用《英雄儿女》的剧情结构，另辟蹊径讲述不一样团圆故事的原因。
另外，两部电影在体现“团圆”思想的表现手法也大相径庭。《英雄儿女》的结局主要表现了在战场上，王芳和自己的生父王文清与养父王复标在经历多重思想阻隔后终于圆满团聚。《我的战争》则是通过另一个主要人物小神仙，小神仙张洛川伤愈归国，在火车站月台上与孟三夏紧紧拥抱。这个拥抱，既有小神仙对孟三夏隐藏在心中的特殊情感，也寄托了牺牲的連长孙北川对自己女友和家人团圆的期望，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了“团圆”在战争中的正义色彩。
三、 时代背景下主旋律的差异性
在老电影《英雄儿女》中，“美国鬼子”是志愿军战士的口头禅。“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表露也很直白，而在《我的战争》中仅在字幕中使用“美国军队”这种相对客观的字句。在《英雄儿女》中，美帝鬼子的形象是丑陋不堪、猥琐怯弱的，在画面上被“远、小、黑”的拍摄手法予以贬低和丑化。而在《我的战争》中，敌人的战斗力被描述得如魔鬼般异常可怕。影片一开头就是志愿军误入敌人埋伏圈，火车被拦腰炸断，漫天的硝煙和黑土中，志愿军死伤无数，战场上一片狼藉，连久经沙场的孙北川也感叹美国人不好对付。电影对美军的形象也采用了客观的表现手法予以展示，没有刻意进行丑化和贬低。在《英雄儿女》中，志愿军首长隐喻着最高统帅，角色相当重要。他在战斗中担负着传达上级指令、激昂士气，指点江山的作用，志愿军首长的每次出现都如中流砥柱一样，令观众产生高度的安全感。在《我的战争》中，首长这个角色并没有被刻意强调，虽然他在战争中痛失爱女，在战前动员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号召，但是首长政治功能化的作用被大大削减了。如果说老电影《英雄儿女》给人的隐喻是在首长英明的领导下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我的战争》则更多是在强调每一名志愿军战士的不畏牺牲，顽强抵抗奠定了战争胜利的基石。
另外，基于不同年代的主旋律电影，两部影片在格调上的差异还表现在电影的受众对象不同。《英雄儿女》拍摄于上个世纪70年代，它的受众是刚刚摆脱战争洗礼，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们，向英雄致敬，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是电影生产的主要社会责任。而《我的战争》作为纯粹的商业电影，娱乐性则是第一位的，且它的受众不局限于国内市场，在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前提下，让中国电影具有国际视野，融入世界电影主流市场是影片所追求的目标，这也奠定了《我的战争》在剧情和表现形式上与原来不同。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部现代商业影片，《我的战争》在剧情上依然具有拼凑化、媚俗化的表现。最直接的反映则是表现在该片不够理想的电影票房上和映前宣传片的负面效应。有观众则直接批评该片通过世俗的甜腻意趣去刺激当代人苦涩的心灵，没有给观众留下反思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文精神。诚然，强化视觉特效，弱化叙事并不意味着视觉特效可以脱离叙事而存在，相反，在强化视觉特效的基础上，更应该反思如何努力向观众讲好一个故事。在那些票房与口碑俱佳的好莱坞影片中，电影叙事往往与视觉特效紧密联系的，视觉特效通常也对应着电影叙事情节发展的高潮。一部优秀的商业电影应该内外兼修，重视场景与动作的表现和设计，更要重视情节的连贯，体现出深层次的审美体验与人文精神。
结语
基于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两部电影《英雄儿女》和《我的战争》，都烙下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展现了不同年代电影对同一历史背景的差异性表述。体现出老一代电影人与新生代导演对历史与当下、英雄与普通人、战争与和平的不同观点，体现了时代在价值观认同、主体认同、情感认同等方面的进化和变迁。但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时代心灵的需求，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都不失为特定时代下优秀的战争作品。对于战争电影来说，除了要做到场景设计与战争场面的宏大壮阔，更重要的是传递一种被时代和生命确认了的价值观。人类对战争的反思、对和平的捍卫，战争对人们心理建设的影响，人类的情感在战争中的多种表达，是当下的我们需要思考的。
【作者简介】杨永国，男，贵州毕节人，贵州广播电视大学、贵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