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应对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涵育初探
摘 要 瘟疫是一种古老的存在，是任何民族和社会都会遭遇的一种客观存在。面对瘟疫，不同时空中的民族和社会的反应与应对不同，造成的后果也多有差异。这其中，无疑与民族精神有着复杂而又密切的关系。中国社会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积累了丰富的疫病应对经验，也凝练形成了独特而有生命力的民族精神。目前学界对于这两个方面虽已多有研究，但对两者的关系，尚未见有研究给予关注。本文在笔者关于疫病应对诸多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究了其与中华民族精神涵育间的关系，认为瘟疫及其应对，不仅助推或激励了“仁民爱物”、重德而求实善学、自强而悲悯和重家爱国等重要的民族精神涵育和发展，而且还催生和促进了节制顺时和讲求平衡这一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如此，这样的探究还有利于我们去发现以往被忽略的内容，比如，与自强精神相应的恻隐悲悯精神以及“有节有时”和讲求平衡等精神，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对于未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也具有十分正面的价值。
关键词 疫病应对，民族精神，仁民爱物，自强而悲悯，节制顺时
中图分类号 K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2-0020-10
近来，一种不期而至的新冠病毒的出现和传播，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面对疫情，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采取不尽相同的应对策略和举措，也产生了颇具差异的后果。稍作观察，便不难发现，尽管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拥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丰富而先进的科技和医疗资源，更充裕抗疫的准备时间，但疫病应对的成效却令人大跌眼镜;与此同时，同为儒家文化圈的东亚、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防疫成效却颇为可观。个中的原因自然纷繁复杂，但至少提醒我们，文化和民族精神因素在抗疫中的影响不可忽视。
瘟疫是一种古老的存在，中华民族在长期抗击瘟疫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此，目前学术界已有不少的探讨，①不过，较少有直接关联现实的思考，而且也缺少全局性的视野，未能从其与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关系的角度和高度来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疫情应对。与此同时，目前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虽然颇为热门，但大多关注的是中国民族精神内涵的概括或凝练，及其发展历程的梳理，很少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和过程来探究民族精神的生成，更未见有人从包括瘟疫在内的灾害应对的角度来进行探讨。①故此，立足于中国的抗疫历史，来展开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涵育及其过程的探讨，无论对于推动中国抗疫史还是民族精神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中国疫病应对与民族精神概述
瘟疫是一种古老的存在，广泛地存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个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最为严重的瘟疫，当数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和近代美洲的天花。两场瘟疫虽然都导致了骇人听闻的人口死亡，但却产生了迥然相异后果。前者自1348年开始，断断续续在欧洲肆虐了3个世纪之久，特别是第一次爆发，在短短6年的时间里，夺走了欧洲2500万人（约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的生命。但灾难并没有使欧洲沉沦，反而催生了吹响近代化号角的“文艺复兴”的诞生。而16世纪初由欧洲人在征服美洲大陆过程带去的天花病毒，却使拥有上亿人口的美洲印第安文明遭遇了灭顶之灾（也约有1/3的人口惨遭天花戕害），天花不仅帮助欧洲人在武力上打败了印第安人，而且也消磨和打垮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曾经十分辉煌的印第安文明就此一步步走向衰败。②同样是惨烈病毒的肆虐，却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个中的原因自然纷繁复杂，但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文化和民族精神方面的原因。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不仅留下了丰富的疫情记录，③而且也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疫病的经验。就国家而言，虽然在传统时期对待瘟疫，一直没有像对待水、旱、蝗等其他灾害那样，至纤至悉地制定了从勘灾到赈济一系列严格的制度性救济举措，不过，瘟疫既属灾异，所以每当发生，无论是朝廷和地方官府，往往都会在“仁政”的名义下采取一定的举措。综合起来，古代朝廷和官府采取的举措主要有：设（医）局延医诊治、制送成药、建醮祈禳、刊布和施送医方、掩埋尸体、设置留养和隔离病人的场所和局部的检疫隔离等。这些举措整体上来说，基本都属于慈善性救疗举措，而比较少采取由国家公权力介入的强制性举措。国家在疫病救疗上的这些举措，虽然多少会有些成效，但由于缺乏制度的规定和实施的普遍性，常存在救療不足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往往多会倡导和鼓励民间社会力量来承担瘟疫的防治任务，特别是明清时期，利用了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比如乡贤），促使其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借助比较丰富的地方医疗资源和日渐兴盛的慈善力量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疫病救疗活动。其举措主要包括：施送医药、刊刻散发医方、恳请官府开展救疗、建立留养所等收治病人、利用宗族义庄或行业公所等组织开展制度化的救治和创设医药局等专门的慈善机构进行疫病救治等。与此同时，中国在伤寒和温病等外感疾病的治疗、种痘以及个人习俗和节日风俗等方面也积累不少颇有价值的防疫经验。④
上述疫病应对经验，可以说内容颇为丰富，而且还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有所推进。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长期抗击疫病中所具有的智慧、活力和进取精神。不过全面地看，似乎也不宜过于拔高中国历来的抗疫成就。整体而言，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社会并没能集腋成裘，总结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疫病防治举措，并催生出现代卫生防疫机制。特别是在最核心的以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为要点的疫病传播防控上，似乎乏善可陈，当时比较多采用的施医送药、散布医方等举措对于控制传播来说实际上未得要领。而且限于当时对于疫病传染机理认识的不足，同时也出于道德人伦上的考虑，当时社会不可能鼓励甚至还可能反对人们去关注推动疫病的隔离全面推行。①
不管怎样，作为中国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疫病及抗疫史，虽然也饱含艰辛和苦难，但瘟疫显然没有打断中华民族的发展，甚至也没有对人口和历史进程造成结构性的影响。这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民族精神所起的作用，那么中国的瘟疫及其应对与民族精神的关联究竟是怎样的呢？
关于民族精神，目前学界有相当多的表述，李宗桂在综合现有各家之说的基础上，认为：“民族精神就是在民族实践过程中形成，反映整个民族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内在特质，并能够在实践中促进民族发展的精神力量。”文化中的积极方面构成了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集中体现”。②方立天则通过对中国传统意涵和西方哲学家论述的梳理，总结称：“民族精神就是一种民族成员长期地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文化傳统和生活方式中形成、凝结、提炼而成的精神，就是一种民族成员认同的、贯穿于民族历史长期过程的、具有主导意义的，维系民族存在和推动民族发展的精神。换言之，民族精神也就是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就是一种民族表现于传统文化中的卓越的伟大的精种。”③这些定义虽然在表述上不尽一致，但内涵并无实质性的差异。所谓民族精神实质就是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种传统是动态的、活在现实中的，具有维系和主导民族发展的价值和功用。
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学界也有非常丰富的概括，比如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有“纲常名教，正气之歌，德义之粹”之说;④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认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是关于人们道德自觉性的思想”;⑤方立天认为中华民族精神主要为：重德精神、自强精神、宽容精神和爱国精神;李宗桂则概括为：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怀、团结统一的价值取向、贵和尚中的思维模式、勤劳勇敢的优良品质、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厚德载物的博大胸襟、崇德重义的高尚情操、科学民主的现代精神;⑥郑师渠则通过历史的梳理，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为：“和”的精神、重德、自强不息和爱国精神，其中“和”处于最高的哲学层次;⑦张曙光认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为：博大宽容、和谐统一，尊道、贵德、尚义，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身体力行、求真务实和保家卫国、热爱和平。⑧
上述概括，虽然详略不同，内容上也有所差异，不过主旨大同小异。执着于此，可能并无太大意义。故有的学者提出，“重要的不是具体列举项目， 而应该从整体上把握它的核心”。那么核心是什么呢？刘文英认为，是“做人”，以及从做人出发，追求“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高度协调的关系，人际和谐、社会和谐和天人和谐”;⑨而余英时则指出了中国文化立足人伦，推己及人，以“人道”比附“天道”的“内在超越”特性;⑩费孝通则将中国历史和现实格局精当地概括为“多元一体”，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具有超越性的愿景。？輥？輯？訛
二、疫病应对对中华民族精神涵育的影响
综上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重视人伦，立足自我、推己及人，实现内在超越和“贵和”“尚德”等具有一定本质性的核心特征。前已论及，民族精神是一种动态的“活”的存在和力量，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借由具体的事件和过程，经过不断地强化、修正和构建而逐步发展而成的。那么瘟疫及其应对又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第一，推动了“万物一体”“仁民爱物”思想的发展及其实践。“天人合一”历来是中国思想的核心，而作为“天人合一”思想重要内核的“万物一体”观念，“既指示天人之辨中天地人的本然统一，又蕴含着古代先哲们所神往的理想人生境界”，也就是说，“既包含天道观的内涵，也体现了人道观的取向”。①“万物一体”的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已为诸子所提出，孟子所言的“万物皆备于我”就包含这样的意涵，而《庄子》则有更明确的表达：“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不过先秦诸子和宋以前的士人，并未能就这一说法的天道机理及其与人道之间的关系做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没有就此出发，来阐发“一体之仁”。宋儒再从孔子所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等论述出发，体悟到了天道的生生不息，以及对人间生生不已的万物的化育，把生生之道视为裁成天地万物生生不已的总根源，从而构建了“万物一体”的天道观基础，并以此出发，来展开他们对儒家价值理想的重构，着重阐发了万物一体与仁民爱物之关联。比如，北宋的大儒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是因为天地人一气，万物一体，所以圣人应该具备“仁民爱物”“民胞物与” （这段话也被视为后世常用的“民胞物与”一词的源头）的价值原则，并进而“为人们确立了一种博施济众、厚德载物的价值理想”。就此，宋儒借“生生之道”的普遍性在形式上确立了儒家“仁民爱物”之价值理想的普遍性。②而王阳明则在宋儒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万物一体的人道观出发，构建了“一体之仁”的认识体系，这一认识将一体之仁奠定于“天—人”关系这一终极的根基上，不仅更加凸显了儒家诚爱恻怛的悲悯情怀，而且还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修行共同体、血缘和地缘共同体等）中来加以落实，“在亲亲—仁民—爱物这一推己及人的无限过程中落实、体证一体之仁的‘天地生物之心”，更展现了儒者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③
前已论及，历代王朝对瘟疫的救治，虽缺乏制度性规定，但大都会在“仁政”名义下表达对疫情的关注并展开一定的救疗。实际上，对于包括瘟疫救疗在内的灾荒赈济，一直是国家展现其以“仁爱”观念为基础的“仁政”的重要内容。这样的做法看似一以贯之，不过若细致梳理，还是可以发现宋代前后，官方在开展灾疫救济中的表达差异，之前会较多地强调对“有违天和”的自省和“罪己”，而后，特别是到明清时期，则更多地表现出对于子民的仁爱和怜悯，诸如“恫瘝一体”“民胞物与”之类的表述几乎已经成为明清救疗瘟疫等救灾文书的套话。比如清初的一份关于救灾的奏折称：“窃惟尧汤在上，不无水旱之灾。而胞与为怀，恫瘝一体，自古及今，未有若我皇上宵旰忧勤之甚者也。”④民国年间一则民间劝募的文书则言：“是以近多年来，刀兵水旱，饥馑疾疫，频频降作，民不聊生。然既同生天地之间，可不以民胞物与为怀？”⑤而清代纪晓岚所述的一则鬼话则从反面表明了这一点：
武邑某公，与戚友赏花佛寺经阁前。地最豁厂，而阁上时有变怪，入夜，即不敢坐阁下。某公以道学自任，夷然弗信也。酒酣耳热，盛谈《西铭》万物一体之理，满座拱听，不觉入夜。忽阁上厉声叱曰：“时方饥疫，百姓颇有死亡。汝为乡宦，即不思早倡义举，施粥舍药;即应趁此良夜，闭户安眠，尚不失为自了汉。乃虚谈高论，在此讲民胞物与。不知讲至天明，还可作饭餐，可作药服否？且击汝一砖，听汝再讲邪不胜正。”忽一城砖飞下，声若霹雳，杯盘几案俱碎。某公仓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学，此妖之所以为妖欤？”徐步太息而去。⑥
这个故事虽然是对道学家的空言礼教的讽刺，不过实际上也反映出了“民胞物与”观念的广受推崇和这一观念与疾疫救助之间的密不可分。从中可见，“民胞物与”等观念不仅是国家和社会救治疾疫的价值根源和动力，而且在此观念下开展救治，也成了国家展现其统治合法性、士人彰显其抱负和威望的象征。而这也多少可以说明，传统时期，为什么国家缺乏疫病救治的制度性规定，但无论是朝廷、地方官府，还是民间社会，整体上都會采取积极的应对举措。这种变化的出现，是跟宋明新儒家对于“万物一体”理论重新阐释分不开的，而这种阐释的动力来源，又跟瘟疫相关。
前已论及，“万物一体”即“仁民爱物”的思想，先秦诸子已经提出，只是缺乏学理上的探讨以及未能从天道观和人道观的角度将两者贯通起来。汉以后儒学的发展受到“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谶纬之学盛行，影响了对这一问题继续思索。而到东汉末以后，社会动荡，瘟疫流行，民众死亡相继，对于佛教传入和流传以及道教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①而随着佛道两教的逐步盛行，佛教“不生不灭”的观念和道教“长生不死”的说教也大受世人的青睐，日渐威胁到儒家基于人伦和人道的“圣人之道”，到唐代，一些士人，比如韩愈已经颇为深刻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并未能真正从理论上解决其困境。而宋儒则继续接受了这一挑战，通过吸收佛教深入细致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儒学的突破，为传统的“仁民爱物”的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仁爱”这一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实践。
事物总是相辅相成的，宋以后“仁民爱物”“民胞物与”观念与疫病等灾害救济关系的日渐密切，实际上亦可反过来说明疾疫及其应对对于这一民族精神的强化和涵育作用。由此可见，立基于万物一体、天人合一认识之上的“仁爱”这一民族精神的涵育和发展，虽然关涉面甚多，但无疑与历史上疫病及其应对密不可分，而这一精神的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和社会抗疫的观念和举措。
第二，强化了“尊德性而道问学”这一哲言蕴含的重德而求实善学的精神。前述诸家有关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都包含“重德”和“贵德”的内容，特别是张岱年先生还将“关于人们道德自觉性的思想”视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传统。显而易见，立足人伦，重视道德价值，追求道德自觉基础上的完善人格，已普遍被视为中国文化的特色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不过若只是一味地崇尚道德而缺乏针对实际的求实善学精神相配合，亦很容易使重德精神流于伪善空疏而不切实际。故《礼记·中庸》中在论述圣人之道时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论述在充分表明德之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事物另一方面，即重德的同时还要善学。宋儒则对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做了进一步彰显，将该篇单独成书，列为士人基本读物的“四书”之一。就“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语，朱熹注解道：“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②这一解释不仅进一步阐明了两者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存心”和“致知”的说法，也开启将两者视为不同治学方法的滥觞。对于从治学方法论来说的两者的含义，余英时先生有个比较通俗的解说，“尊德性”是宋明理学的主流，以道德修养为主;而“道问学”则为主流的扶翼，“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求实在的学问知识”。③虽然不少研究往往会突出这两种治学方法或者说学术流派的差异和对立，不过实际上，从宋明到清代，其彰显的程度或有不同，但并不存在真正的对立和断裂。清代“道问学”的兴盛，并非是对“尊德性”的反叛和割裂，而是“尊德性”精神的内化，“以‘尊德性精神来从事于‘道问学”。④这一论述提示我们，“尊德性而道问学”蕴含的重德而善学的精神，宋以后较多地表现为学理的探究，并在其发展中，逐渐在善学的内涵中融入了求实的旨意。
上述对重德而求实善学民族精神的梳理，表面上看，似乎跟瘟疫及其应对无关，不过若仔细考量，其实不然，无论从道理还是事实上来说，疫病及其应对都对这一精神涵育具有重要的强化效应。瘟疫在人类的历史上，向来扮演着不期而至的冷面杀手的角色，一般而言，面对死亡的威胁，最是能够考验人性和社会道德价值水平。所以瘟疫往往是一面照妖镜，不仅让人性的光辉得以闪耀，也让社会中诸多人性中的残渣泛起。而这必然会不断刺激社会精英进一步去关注道德价值的构建和宣教，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具有重德传统的文明来说，更是如此。事实上，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也不时可见，比如瘟疫发生后，民众对于染病之人，往往唯恐避之而不及，甚至至亲之人，也弃之不顾。这显然严重有违人伦道德，故一再遭到众多士人严厉批判。南宋士人程迥有感于这一不良习俗，还从个人的经验出发，从医学理论上否定疫病的传染性，他说：
盖有舍病人远去，自于他处致疾者;亦有与病人同床共舍，居然不病者。是知非传染也。……迥平生于亲戚、朋友、部曲、仆使之病，皆亲至卧内，款曲候问，商量药证，不啻数十百辈矣。考古验今，是知决无传染。①
故此，他认为瘟疫流行一方完全是因为有人正气不足，并无必要避疫。这样的批驳虽然彻底，但显然有违常识，实际上也可能不利于真正构建合理的道德价值。故大儒朱熹做出了严厉但相对理性而中肯的批评：
俚俗相传，疫疾能传染，人有病此者，邻里断绝，不通讯问，甚者虽骨肉至亲，亦或委之而去，伤俗害理，莫此为甚。或者恶其如此，遂著书以晓之，谓疫无传染，不须畏避。其意善矣，然其实不然，是以闻者莫之信也。予尝以为，诬之以无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虽有染而不当避也。盖曰无染而不须避者，以利害言也;曰虽染而不当避者，以恩义言也。告之以利害，则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无害而已，不知恩义之为重也。一有染焉，则吾说将不见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义，则彼之不避者，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也。知恩义之为重而不忍避，则虽有染者，亦知吾言之无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违矣。抑染与不染，似亦系乎人心之邪正，气体之虚实，不可一概论也。②
这样的批评，后世也常常可见，比如清初的梁章钜亦对这种避疫习俗甚为痛恨，指责说：“一为不慈，一为不孝，在僻陋乡愚，无知妄作，其罪已不胜诛，乃竟有诗礼之家，亦复相率效尤，真不可解。”③
若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说教实在可以说中国防疫思想的反动和倒退。④不过历史地看，这样的解读可能有些失于简单。近代以前，人们对于疫病传染往往源于直观的感受，缺乏科学的认识，并不明白其传染的内在机理，难以确认疫病如何传染，甚或是否传染。一方面，疫病的致死率、传染性各不相同，个人易感程度也千差万别，所以出于畏惧之心，不顾人伦道德简单隔离和弃置，不对疫病者进行必要的救治，是否真的是合理的应对，即便是从现在认识来说，也是可议的;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科学的认识，当时的一些隔离或远避他乡的行为，不仅未必能起到隔离的成效，而且还可能造成疾疫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批判为了一己之私而弃亲人于不顾的反伦理行为，本身就彰显并强化了中国社会重德的精神，也无疑对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的人伦道德具有正面的意义。
不仅如此，瘟疫带来的一系列实际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病人的安置和尸体的处理等，必然也会刺激士人精英通过学习、思考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北宋熙宁年间，江南发生大疫，时任杭州知府的苏轼等人，就借鉴佛教寺庙中的用于安置乞丐、病人的慈善性的“悲田院”⑤的做法，捐资设立“病坊”，用于安置染疫病人。这一做法后在北宋一代得到了推广，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下诏各路设立“安济防”，要求“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⑥而且，从宋代开始，特别是到明清，各地官府和民间社会普遍设立漏泽园和掩骼会等机构和组织，用于处置和安葬无主尸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末东北鼠疫发生后，受聘担任防疫总干事的伍连德博士，积极采用当时先进的公共卫生防疫机制开展鼠疫防治以及疫病的统计和研究工作，特别是针对当时天寒地冻、尸体无法掩埋的现状，积极排除伦理上的争议，果断采取集中焚烧病亡者尸体的举措，对于疫情的控制起到了颇为关键的作用。这些防疫举措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和重视。⑦
这些事例表明，瘟疫尽管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重大的灾难，但在民族精神支撑下积极应对，无疑也刺激和强化了“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传统，涵育了重德而求实善学这一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实践。
第三，激励了自强不息和恻隐悲悯精神的涵育。在现代几乎所有有关中华民族精神的论述中，都会论及自强或自强不息的精神，并将其作为其中重要的精神之一。不过对于恻隐悲悯之心或精神，哲学或思想史界虽时有人论及，但甚少将其置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加以探讨。表面上看，这两者似乎缺乏内在关联，其实不然。首先，从现实的层面来说，追求自强而缺乏对他人的恻隐悲悯情怀，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和社会来说，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就个人而言，往往可能遮蔽个人的仁德之心而难以建立完善的人格;而从国家和社会来讲，则可能造成仁义等价值秩序的崩塌而妨碍其和谐且可持续地发展。
其次，从中国历史的思想理路和实际情况看，两者也是密切相关的。梁漱溟认为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历数千年而不坠，得益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养成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約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①虽然梁漱溟所说的两个方面较自强不息和恻隐悲悯在内涵上要更为丰富，其无疑点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及其对于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自强不息或自强精神所包含的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自立自强等意涵，都是大家所耳熟能详的，该词最早出自《周易·乾卦·象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指，天运行不止，人应该效法自然，顺天应时，积极向上前行。“最初所表达的，只是个体在道德上的不断进步和完善”。②故就本义而言，自强不息本身包含着积极有为，追求个人道德和人格完善的内容。而“仁义”无疑是中国道德人格不可或缺的核心内涵。后来，这一词句的意涵不断从个人引申到国家和民族，着重突出了积极有为的一面，形塑出了坚毅刚卓、不屈不挠、积极进取、奋发有为这一宝贵的民族精神。
个人的道德人格完善，无疑离不开“仁义”之心，“仁者，爱人”“仁者，人心也”，乃是儒家核心价值，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而“仁”的这一地位，来自人的本性，人之恻隐悲悯之心，故孟子言：“仁者，恻隐之心也。”他就此阐发道：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③
显而易见，恻隐之心这一人之本性，不仅是人之根本大义“仁”的来源，而且也借助“仁”获得了存在和发扬的合理性。而随着佛教的传入和盛行，佛教中的慈悲情怀，也逐渐融入这一精神之中，并经宋明大儒的论述，恻隐悲悯逐渐成了“一体之仁”的重要内容，实现了儒者“诚爱恻怛的悲悯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结合，使这一精神成了儒者的一种基本的“在世基调”。④
瘟疫无疑是一种破坏性力量，不过对于基础基本良好的机体来说，同时又是有助于其发现并改进问题的促进性因素。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恻隐悲悯的精神固然是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断形塑而成的，然而不能不说，瘟疫及其应对作为其中的因素之一，恰好具有同时激励这两种精神或者说这一精神两个方面的涵育的作用。灾难自可激发社会的自强精神和积极应对的活力，而面对疫情中的死亡和哀伤，不仅可以刺激人们的恻隐之心，而且也必须借助真正的悲悯和友爱相助的精神，才能更好地展开对瘟疫的救疗。关于前者，我们确实可以在抗疫史上发现不少这样事例。比如，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淮南、京东等地大旱，饥民流亡载道，龙图阁学士滕元发为防止饥民中的瘟疫爆发并带至京城，召集城中富民捐资，一夜之间便在城外的废营地，搭建芦苇、竹篾、茅草等临时住所2500间，井、灶、器用皆备，保全灾民5万多，防止了瘟疫对于京城的侵扰和流传。⑤又如，宣统二年（1910年）东北鼠疫爆发，当时清王朝国力衰微，东北地区又有日俄两大殖民势力，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加之为首次肺鼠疫大流行，完全缺乏应对经验，可谓困难重重。对此，当时的奏折称：“当腊正之交，几有猝不及防之势，医药设备无一应手，稍一延缓，外人便执世界人道主义以肆责言;操之过急，群情又百端疑阻……只以事属创见，从事员绅苦无经验，所有防检各种机关仓卒设备，诸形艰棘。……层层困难，几于无从措手。”①面对困局，负责疫情防治的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外务部右丞（后升左丞）施肇基等积极采取灵活有效的举措，引入当时先进卫生防疫举措，不拘一格，聘任伍连德等中外专业人士领导开展防疫工作，最终在次年三月，成功地扑灭了疫情。末世乱局中的如此成绩，充分地展现了自强不息之民族精神的神奇效应。又如，中国医学每次经历重大疫情，往往都有创获，汉末、金元之际和明末的大疫，直接催生了《伤寒杂病论》《内外伤辨惑论》《瘟疫论》等经典医书，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
关于后者，对于疫情中贫病无助之人的救治，显然都与恻隐悲悯之精神有关，宋元以后，无论是国家和士人在论及疫病救疗时，往往都会用“恫瘝在抱”“痌瘝一体”“民胞物与”“人溺己溺”等之类饱含悲悯情怀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仁爱慈善之心或称颂他人的义举。比如在道光元年（1821）的霍乱流行中，道光皇帝命令发帑金十万金施救，表示疾疫之民“情殊可悯”。②顺治九年（1652），江苏如皋大饥继以大疫，灾疫之民死亡接踵，颠连之状，惨不忍睹。面对惨象，著名士人冒襄（辟疆）不顾疾疫盛行且自己身体虚弱，坚持带领仆人积极救助，面对家人的劝阻，他“历举古之厉疫不能相染”来回应，并：
开谕日随诸仆谓：“同是此人，同是此血肉，我辈饱暖，何忍见其饥寒，又见其饥寒，顷刻而死，我不惜此身救人之饥寒，救人饥寒之死，岂我之身反有死理。且赈粥之初，在厂核米过察，为人所辱，不堪复隐忍。为此，亦以人命为重，忍辱事小耳。”诸仆闻此咸手口瘏瘁，不言劳，且寻问病饿人至数里十里外。③
这样的场景，不仅充分显示悲悯精神对于士人与仆从积极参与疫病救治的激励作用，而且他们的示范效应也必然会更进一步推动这一精神的发扬光大。
第四，不断激发了“家国情怀”和重家爱国的精神。“家国情怀”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情愫，虽然严格来说，家和国是两种性质颇为不同的组织，但在推己及人、由内而外这样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国人很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观念，所以家国并列、家国同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向来十分自然。对中国文化精神有深入而系统认识的钱穆先生特别重视“家国”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家”和“国”在中国文化中是不變的，似乎虚无缥缈而又无处不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就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和我们全体的国家上。④也就是说，家国观念乃是中国文化的根。今日相关的论述，也都往往会将“家国情怀”、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和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爱国精神，对家庭及其伦理的重视，可能更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这一点早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毋庸于此申论。这里要谈的是，瘟疫及其应对与此有何关联。不用说，瘟疫和重视家庭及其伦理并无必然的联系，不过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瘟疫及其应对确实对于刺激和强化人们的家庭观念多有作用。瘟疫不同于一般的灾害，不仅带来苦难，而且还多会使人们比较普遍地各自隔离与封闭，而封闭和隔离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空间，家无疑是最小也是最终的封闭和隔离空间。这种情况下，自然更容易让大家感受到家的重要性，以及家庭伦理对于维护家庭和睦的意义。这一点，从我们前面谈到朱熹等人对疫情中不管骨肉至亲救治而自己逃命这种有违人伦的做法严厉批评，便不难得到印证。与此同时，当时还留下了大量有关瘟疫期间，不顾传染危险去照顾亲人而获福报的事例，比如有一则清代湖北的记录称：
顺治己亥三月，江陵间时疫，势甚盛，转相传染。有一家数口俱毙者，有巷不留人者，令人神悸，病者亲戚不敢过问。有熊礼者，娶钱氏女为媳，归宁母家，闻翁姑得是疾，欲趋视，父母力阻之。妇曰：“夫之娶妇，原为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俱笃，忍心不归，与禽兽何异？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顾也。”只身就道，翁姑见鬼物相语曰：“诸神皆卫孝妇归矣，吾等不速避，被谴不小。”翁姑疾瘳，而阖门俱不传染。①
这类记载在古代笔记、文集和地方志中十分常见，②其一方面显示了传统重视家庭及其伦理的精神对于人们的行为和家庭维系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宣传和示范必然又会对这一精神起到强化作用。
至于国家和民族认同与爱国精神，传统的国家往往表现为“天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内涵有所不同，不过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确实在文化上有一种很强的自我认同，而在与异族或异文化的冲突中，表现出其强大的力量，涌现出了一众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不过就瘟疫及其应对而言，由于比较少涉及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问题，在近代以前，这方面的作用似乎有限。而近代以降，随着外国殖民势力和西方文明影响的日渐加深，卫生防疫也逐渐成为关乎国家兴亡和民族存亡的大事。很多时候，卫生防疫成了敏感的外交事件，实际上，中国近代对西方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的引入和创建，很大程度乃是出于在发生疫情的情况下，殖民势力借此侵蚀中国主权（比如检疫权）和对于中国人的歧视性对待的刺激。这一点从最初的公共卫生制度主要出现在租界集中的上海和天津，以及清末东北防治鼠疫的事例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③显然，这些事例在刺激国人的民族认同和爱国精神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对现代文明的学习和吸收，对于中国爱国主义内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这种精神还对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1894年，粤港地区发生鼠疫大流行，港英当局采用比较纯粹的西式卫生防疫举措和治疗方法来加以应对，引起华人社会的极大不适和恐慌，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中西冲突，而正是在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华人社会通过创设东华医院等举措，为华人社会争取到了采用中医治疗和更符合华人习惯的防疫举措等权利，而东华医院的借机成立和发展，也对香港社会保持中国医学和医疗文化提供了空间和机会。④
第五，催生和促进了“有节有时”（节制顺时）和讲求平衡精神的涵育。以上所论民族精神的涵育，固然都跟瘟疫及其应对有关，但大概很难说瘟疫及其应对对于这些精神的养成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如果根基于疾疫与医疗来看，我体会传统医疗和养生中非常基础性的节制顺时和讲求平衡的观念，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遍认可的生命观，并成为影响中国人行为和思维习惯的文化性力量。虽然目前的研究在总结中国民族精神时，很少提及这一点，更没有将其纳入民族精神的范畴，但我认为，作为中国人一种生命观和普遍性的文化习惯，“有节有时”和讲求平衡的精神无论对于养生还是行为处事，都具有非常正面的意义，故将其纳入民族精神的范畴，是合理而必要的。
这种观念或精神早在春秋时代就已有比较成熟的表述，而且就是针对疾疫而阐发的。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当时（公元前541年），晋平公有疾，求医于秦，秦国派遣了医和前往诊治。医和诊视后，告诉晋平公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晋平公又问：“女不可近乎？”医和遂发表了一段反映前述思想并对后世医学影响极为深远的话：
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⑤
这段话针对的疾病的本身未必是外感性疫病，不过却奠定了中国医学关于外感性疾病的病因理论，即“六淫”学说，也就是所谓的“外感六淫”（相对于“内伤七情”）。其中“不节不时”和“过则为灾”的论述，明确地指出了不能节制顺时和失去平衡乃是疾病的根源。因此，养生就是要“有节有时”，治疗则要通过补虚泻实、温寒去火实现人体的阴阳平衡。后世的医学理论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这一思想则一以贯之，成为中医养生和治疗的基本原则。①故而，后代对于瘟疫的应对，如简单的隔离避疫，不仅受到道德伦理上的严厉批判，在医学上也非观察思考的重点。我们在明清时代众多医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时人认为瘟疫以气相染，防不胜防，是否中招，实乃命数。如果一定要防，最重要的是要节制顺时，养护好身体，只要正氣充盈，就能做到“邪不可干”。②比如清初著名瘟疫学家熊立品言：
而必欲寻一避之之法，则惟有当合境延门，时气大发，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内则养定精神，外则加谨防范。而毋犯房劳，毋妄动作，毋忍饥饿，毋伤饮食，毋啖生冷，毋飨肥甘……毋贪凉坐卧湿地，毋冒雨感受风寒。③
不难想见，不时遭遇的瘟疫和其他疾病，必然会不断地强化人们的这一观念，并逐渐促使其内化为人们的一种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从而形塑涵育这一民族精神。
就此，我们从上述五个方面探讨了瘟疫及其应对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涵育之间的关系。必须说，上述中华民族精神的养成，绝不只是跟瘟疫及其应对相关，基本上，这一因素只是起了其中一部分甚或并非主要的作用。不过从上述的探讨中，我们不仅了解了民族精神是如何借助具体的事物和事件而逐渐涵育而成，而且也进一步认识到，通常所谓的民族精神，其实还包含有更丰富的内涵，与自强精神配合的恻隐悲悯精神以及“有节有时”和讲求平衡等精神，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结语
纵观中国瘟疫及其应对史，我们深感，瘟疫之于中华民族，就犹如非致命性疾病之于一个基础良好的机体，在带来了种种程度不等的灾难痛苦的同时，也促使先人直面苦难、反省自我、汲取教训，不仅留下了大量有益的应对瘟疫的经验，也借由民族的活力和无数精英、民众不懈的努力，为中华文化的永续发展、民族精神的不断涵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动力。不仅如此，瘟疫带来的灾难，不只是对生命和健康的伤害，还有诸多文明和人性的幽暗往往由此得以浮出水面甚或大行其道。瘟疫仿佛一面照妖镜，常常让平时难以被注意到的诸多社会和人性的问题和不足顿时彰显无遗。这样的问题与不足无疑会带来同样甚至更严重的伤害，不过对于一个有学习（省思）和修正能力的社会和机体来说，暴露问题就预示着其获得了一次自我修复的机会。回望历史，虽然这样的情形似乎总在不时上演，但确实也能看到诸多先贤不断地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努力重构道德和价值体系、发明和改进防疫举措，并逐步将这些努力融入或凝练为支撑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民族精神。
诸多先贤的种种努力及其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抗疫的成绩和活力，也显示了民族精神其实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汇聚涓滴细流而逐步汇聚而成的，是通过对瘟疫及其应对这样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和事件逐步凝练发展而来的。瘟疫及其应对，不仅助推或激励了“仁民爱物”、重德而求实善学、自强而悲悯和重家爱国等重要的民族精神的涵育和发展，而且还催生和促进了节制顺时和讲求平衡这一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如此，这样的探究还有利于我们去发现以往被忽略的内容，比如，与自强精神相应的恻隐悲悯精神以及“有节有时”和讲求平衡等精神，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对于未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也具有十分正面的价值。
【作者简介】余新忠，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医疗社会史、明清医疗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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