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红色经典遇到功夫喜剧
李亚
红色经典与功夫喜剧处于不同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维度，其形式与风格、内容与主题、价值与功能都迥然相异甚至背道而驰。而这两个看似难以调和的文本却在《铁道飞虎》中相遇了。《铁道飞虎》改编自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通过类型化创作，它既保留了原文本的基本故事背景和叙事典范，又在人物、场景、台词和主题上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在这个经典的框架内成功注入了香港功夫喜剧的典型程式，将其打造成为了一部成龙式的功夫喜剧电影。
一、 作为类型片的功夫喜剧
从字面意义看，功夫喜剧由功夫片和喜剧片类型融合而成。在香港类型电影的历史中，功夫片和喜剧片是独立发展而成的较为成熟的片种。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类型混合初见端倪。据苏涛《功夫喜剧：类型、风格与文化想象》一文，70年代早期的许冠文、刘家良、李小龙和麦嘉等都对功夫喜剧的出现作出了最早的探索。
功夫喜剧诞生于香港特定的经济、文化氛圍和电影产业环境之中，具备成熟的类型程式。而一旦其诞生的环境发生改变，严格意义上的功夫喜剧创作便宣告结束。作为程式鲜明并广受欢迎的类型片，在此后香港电影以及香港影人北上的实践中，功夫喜剧更多转化成为了一种创作风格而在不断延续。通过与其他类型片的杂糅，功夫喜剧不断扩展着自己的边界，显示出了灵活的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
二、 作为功夫喜剧的《铁道飞虎》
通过类型化创作，《铁道飞虎》的人物、台词、打斗场景以及对“功夫”和“喜剧”两个基本元素的设置，都具有典型的功夫喜剧风格。影片整体的情绪基调也与其原作截然不同，通过喜剧元素的调和作用，呈现了一种轻松诙谐的喜剧氛围。
（一）人物塑造
功夫喜剧常描写一些顽劣但心地善良，有较高追求但却处于弱势地位的小人物。他们一般会接受一项远超出其能力的重大任务，为了完成任务而迈上了艰苦卓绝的自我打造和自我奋斗之路。《铁道飞虎》中几位主要角色便是这样的小人物。在他们第一次出场时，画面加入了对其身份进行介绍的文字，比如“马原，搬运工头”“大海，业务裁缝”“范川，面馆老板”等。这些身份介绍突出了他们的小人物特色。他们成立的组织叫“飞虎队”，日常攀爬火车，抢劫日军枪械或制服等军用物资。这些行为尽管英勇，但在“干大事的”八路军和曾经跟随张作霖和日军打仗的范川看来却不值一提，依然嘲笑他们“干不了大事”。而就是这些小人物最终接受了一项自杀式的大任务——炸掉鬼子的交通要道韩庄大桥。这项任务让一队八路军士兵全军覆没。和功夫喜剧中的小人物一样，飞虎队员们也开始了艰辛的战斗历程，付出惨痛的牺牲之后最终完成了任务，也完成了自我的实现。
（二）台词设计
功夫喜剧的主要创作者，比如成龙、袁和平、洪金宝等都曾在早年加入于占元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戏剧学院京剧戏班学习。他们将自己的京剧功底加入了功夫喜剧的创作中，使其类型程式中具有了北派武术和北派戏剧的元素。这种程式不仅体现在动作风格上，也体现在台词的设计上。中国戏剧向来有插科打诨的传统。在功夫喜剧中，许多台词仅作为滑稽笑料而存在，独立于完整的故事线索之外，并且也多富有时代特色，充满生活感和现实感。
《铁道飞虎》中此类台词比比皆是。成龙饰演的马原和房祖名饰演的锐哥被捕后，面临着日军的酷刑，他们手被绑住，嘴巴却闲不下来，就两人谁更帅以及马原的鼻子是否过大等问题展开了长篇争论。这段台词疏离于整体故事线索之外，无助于推动剧情发展，甚至稍显突兀。而它之所以出现，仅是作为笑料来打造喜剧效果。《铁道飞虎》的台词也大量借用了网络流行语和时代生活中的笑话段子。何云伟饰演的江湖骗子在剧中被鬼子威胁，惊魂失魄，抚胸说道：“吓死宝宝了。”这句台词借用网络流行语，笑果显著。再比如马原在模拟炸药包爆炸的声效时说“duang”，同样直接借用由成龙引发的网络流行语。这句台词对现实的指涉和自娱自乐不免令观众会心一笑。
（三）打斗环境营造
功夫喜剧在打斗环境的营造上可谓费尽心机。其环境营造借鉴了戏剧舞台的表现方式，多创造出一个封闭、稳定、复杂的空间，场景内设置各类道具，人物和环境充满紧密而频繁的互动。打斗中充分利用环境道具，彻底激发人体机能极限，增加打斗的复杂性、节奏美感以及精彩度。打斗环境设置在功夫喜剧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铁道飞虎》也创造出了功夫喜剧式的打斗环境，最为突出的便是飞虎队前去偷炸药的日军仓库。这个仓库高而且大，上有天窗可以潜入，仓库上方横着粗壮的木梁结构，能站住人，下面是堆放着的炸药和其他物资。马原和锐哥从天窗进入仓库，一人留在木梁上，另外一人顺长绳而下，将偷来的炸药绑在长绳上，梁上人再拉上去。巡逻的鬼子发现了他们。两人利用一根长绳，几堆炸药和鬼子周旋。这段打斗动静结合、紧张刺激而又笑料百出，充满了节奏感和谐趣，显示了功夫喜剧式打斗环境的创造力。
（四）功夫与喜剧风格的调和
功夫喜剧承袭上个世纪60年代崛起的“新派武侠片”风格，其视听风格严肃悲壮，显然与喜剧格格不入。于是，功夫喜剧便保留了“新派武侠片”故事主题，对其风格基调作了喜剧化处理。以新的形式处理旧题材，功夫与喜剧两种风格融合在一起，功夫喜剧得以诞生。新派武侠片的打斗情节惨烈无比，正邪双方你死我活的残酷战斗往往以血腥的死亡收场。但在功夫喜剧中，这类殊死搏杀却被处理成了妙趣横生的诙谐闹剧。血腥的暴力动作演化成为戏剧式的杂耍，严肃的氛围也变得轻松起来。即便是势不两立的对立双方，其紧张关系在这种喜剧氛围中也可得到缓和。比如在成龙的功夫喜剧中，常会出现他和对手因对战而导致身体疼痛难忍，不得不休战同时揉搓止痛的喜剧动作。
作为功夫喜剧的《铁道飞虎》，采用同样的手法揉合了功夫和喜剧这两种风格，暴力动作喜剧化，矛盾冲突诙谐化，甚至死亡也以谐趣的方式呈现。《铁道飞虎》的对立关系非常明确且不可调和性，敌我双方一旦遭遇便会陷入厮杀。但通过喜剧风格的调和，敌对双方的冲突却始终处于轻松的氛围，笑料百出。
比如一个日军士兵开着一辆摩托车撞向了火车顶上的马原，马原躲过后，见日军士兵就要掉下火车，立刻上前抓住了他的衣服，把他救了上来。这个士兵用蹩脚的中文说了句“谢谢”，但紧接着却因马原拉他的动作用力过大，从火车另外一边掉了下去。这是一个成龙式功夫喜剧中的常见动作。在动作中创造笑料，正是功夫喜剧的典型杂糅风格。
三、对红色经典的继承与改造
红色经典是一个特殊的话语表达，它至少蕴含三点共识：一是意识形态共识；二是艺术共识；三是接受者的共识。这三点共识决定了红色经典的文本一般具有明确的主题和稳定的范式，通俗易懂且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鐵道飞虎》部分继承了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的叙事规范，摆脱了功夫喜剧的固有缺陷，而又对其主题、人物和情节进行了大幅改造，从而赋予了这个经典文本以全新的生命。
（一）继承了红色经典的叙事规范
由于红色经典主要面向文化水平有限的工农兵，必须讲究通俗易懂，因而故事线索清晰明了，情节环环紧扣，以人物促成行动，以行动构成情节，以情节推动叙事。《铁道游击队》是一部字数多达40万的长篇章回体巨著，描写了抗战期间山东南部枣庄的一批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在八路军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津浦铁路沿线展开对敌斗争的传奇故事。1955年，小说作者知侠担任了电影版《铁道游击队》的编剧。将时间跨度如此之久，情节如此丰富的故事改编至适合电影长度的剧本，难以割舍之情使其深感苦恼。在导演赵明的帮助下，经历了多稿修改之后，剧本最终完成。电影版的《铁道游击队》的剧情符合红色经典的典型叙事规范，是一部通俗易懂的经典作品。
在叙事风格上，香港功夫喜剧与红色经典截然不同。功夫喜剧向来长于细节设置，却缺乏大的格局意识，情节常脱离整体剧情，人物扁平、动机模糊、故事线索混乱，结构缺陷明显。而《铁道飞虎》却通过对红色经典的叙事遗产的继承，摆脱了功夫喜剧的通病，呈现了一个线索清晰、结构成熟、动力十足的故事。《铁道飞虎》在整体剧情构架上借鉴原著小说的章回体形式，分为“劫火车”“救伤员”“搞炸药”“劫囚车”“炸大桥”等五个段落。不像一般的功夫喜剧，《铁道飞虎》中这五个段落环环紧扣，层层推进，构建出了一条清晰有力的故事线。人物行动有明确合理的心理动机，在其心理动机的推动下，人物也做出了合乎逻辑的具体行动。尽管《铁道飞虎》也设置了几个功夫喜剧式的典型动作场景，比如“偷炸药”“劫囚车”等，但这些动作场景却融入了整体故事线之内，发挥独特而必要的作用。
（二）红色经典主题和意识形态表达的改造
红色经典是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话语表达，这个话语系统中的其他组成元素都为意识形态的表达服务。政治意识形态表达的需要决定了红色经典的主题基调不可能过于轻松。铁道游击队实质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和工人为成员的根据地抗日武装。在原著中，故事主角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八路军和共产党，故事主题是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同敌人血战到底，表现了他们的大无畏的战斗意志和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精神。
《铁道飞虎》却成功改造了原作的人物设置和主题基调。在人物上设置，《铁道飞虎》的主角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共产党和八路军退居幕后。没有政治口号，也没有担负民族大义的沉重负担，而他们之所以打鬼子，完全是出于仇恨以及“干一票大的”这种单纯的男人式的尊严。这与功夫喜剧的小人物设置一脉相承。去炸大桥的前一夜，飞虎队员们意识到迎接自己的必将是不可避免的死亡，但他们毫无惧色，始终洋溢着战斗的热情和乐观，颇有视死如归的气魄。众人要马原说几句，若在红色经典中，此处必会有长篇的政治动员和说教，但马原却只说了一句话：“少说话。”这句台词是对红色经典过于沉重的政治意识形态说教的逆反，显然是创作者有意而为之。
《铁道飞虎》将《铁道游击队》打造成为一部功夫喜剧，这已经宣告了它同原著中严肃的政治意识形态表达的疏离。影片最后，飞虎队员们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直至最终的胜利，也迎接了他们伟大的死亡。他们的勇气并非来自于在红色经典中被反复歌颂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牺牲精神，而是来自于他们对个人复仇的渴望和作为男人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