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的地域性表达
麦剑芬
地域文化指的是在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并且流传至今的文化传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国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文化性格，于是有了“齐鲁多鸿儒，燕赵饶壮士”的千古论断。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形态，电影为中国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地方生命力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下中国的电影导演都在有意识地选择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区域来展开影片的叙事，试图在特定的空间里表达最有生命力的群体。然而，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展，地域的选择正在从第五代导演对中国乡土风情的彰显，转向至第六代和新生代对城市边缘人群生活境遇和精神状态的表达。这种代际间的差别，正是在时代变迁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电影在地域文化上所呈现出的不同观点和视野。
一、 中国导演特定地域的个体选择
每个作家心中都有一座城，就像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湘西之于沈从文，奥克斯福之于福克纳。这座城的风土人情为他们的创作提供灵感，也决定着他们的作品风格，即使已经走向远方，也不由得反复回望。对于许多中国现当代导演们来说，他们心中也都有这样一个地方——贾樟柯从《小武》到《山河故人》，故乡汾阳始终是他绕不开的牵绊；娄烨的《苏州河》和《春风沉醉的夜晚》，故事都发生在长江支流的河畔；张艺谋的大西北情结，让他的电影处处显现着北方黄土地的高亢苍凉；霍建起在大山深处的小村落构建出人生的悲欢离合，使他的作品整体上泛着水墨画般的婉约细腻。这些地方可能是导演的家乡，也可能是他潜意识中对某个地方的向往，这里的山水人文都是他们对生命的隐喻和体会。
人生经历和时代环境，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认知和思想观念，中国第五代导演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饱尝文革的苦难，经过十年浩劫后他们迫切渴望精神家园的回归。在寻根文化的时代主题下，陈凯歌、张艺谋和田壮壮等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北方地区——黄河是中华民族具有永恒象征的地域物象，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自古就被视为正统文化。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吴天明的《老井》，都将黄河水与生命的价值联系在一起，被视作早期电影创作者们对北方地域的初步解读。秦关汉月和八百里沃野让张艺谋对北方热土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着切身的感悟，使得他的电影拥有绮丽豪迈自然景观的同时，也有着历史与文化的厚重。张艺谋电影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北方或西北地区，《我的父亲母亲》里河北的丰宁坝上草原，《三枪拍案惊奇》里的甘肃沙漠，《秋菊打官司》里陕西的农村，这些作品中追求生命自由，反抗命运压迫的年轻女性，饱含着华夏儿女的旺盛生命力。和第五代导演一同成长起来的霍建起却有着不同的地域选择，他青年时期在北京怀柔插队，京郊秀丽的风景和田园般的意境让他热爱自然纯净的美，如家庭般温暖的公社生活和淳朴善良的农民让他感到生活无比美好，自然的风光和人性的质朴让他对农村生活有了深深的眷恋，所以他的电影拥有一份独特的温情和诗意。霍建起喜爱南方小桥流水的静谧，《那山那人那狗》在大山深处朴素山民和美丽的侗族姑娘构筑起一个诗意的人间，《暖》中多次出现了南方特有的白墙青瓦，既是片中人物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映射出一种淡淡的哀愁，在青山绿水间展开了一段段悲喜人生，引领着在都市中奔忙的人们诗意的还乡。
与文学的抽象描述不同，电影可以真实生动地展现环境空间内的所有景象，观众不需要发挥任何想象就可以得到一个地域的印象。真实的地理形貌在电影中，不仅仅是作为故事背景的存在，它还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注脚和生命状态的展现。人与自然相互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文化，导演所选择的地域空间的也是他们对人性探索的形象化表达。
二、 方言表述的多重隐喻
方言是地域文化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具有浓厚地域质感和人文气息。近几年，中国导演开始在电影中广泛地使用方言。张艺谋《秋菊打官司》里的陕西方言、陆川在《寻枪》使用了贵州方言，再到冯巩《没事儿偷着乐》中采用的天津话。当镜头聚焦于特定区域中的小人物，方言让他们的形象变得更加圆融飽满，鲜活的草根气息跃然于屏幕之上，生动地传达出当地人真实的性情和趣味，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疯狂的石头》在一部电影中融合了中国的南腔北调，保定话、青岛话以及重庆话和广东话，既增添了喜剧效果，也强化了与社会现实联系的紧密程度。恪尽职守的包世宏，被两伙盗贼搅得心力交瘁，用重庆话大喊道：“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国际大盗麦克衣冠楚楚，英姿飒爽，却总是在行动失败后用广东话喊一句：“我顶你个肺。”老板助理的一口四川话既能讲出“无人驾驶”和“高科技”，也能讲出粗鄙不堪的语言，正是当下无数披着文化外衣，内心粗俗无比的人物缩影。工艺品厂厂长的儿子更是外来文化冲击下丧失自我的典型代表，他用不伦不类的广东话搭讪女孩子，用家乡的四川方言向父亲要钱花天酒地，但是遇到真心喜欢的女孩子，他还是会选择普通话交流，这来源于他内心的真诚，导演借助方言的表达让人物更加真实生动，让观众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感受到明显的黑色幽默。
如果说方言为《疯狂的石头》增添了戏剧性与喜剧感，那么，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使用的方言则更多了几分无奈。影片中所有人都用各自的方言讲话，让人物的交流变得困难。韩三明在向旅店老板打听人的时候，对方多次表示听不懂。但是，现实生活本就如此，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很多时候在交流中并不顺畅，特别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当他们离开故土来到大城市后，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曾掌握城市的通行语言，他们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只能无声地存在于城市的角落中，成为无法言说的客体，想要融入城市变得更加困难。影片中的方言不仅仅是交流的方式，也是“阶级”的隐喻。来自县城的沈红，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有一份工作，所以她会讲普通话。相比于韩三明的木讷朴实，她的行为方式更加圆滑和自然，她平静地放弃了她的婚姻和爱情，而没有像韩三民那样固守着心中的家。方言与普通话在这里成为一种象征，现代文明的价值观不可逆转地代替了传统文化，我们要守护的不仅是先人的语言，还要直面当下精神困境中的挑战与抉择。
当用语言来表达情感的时候，方言的精神气质和情绪变化更加强烈，是最具原生态的表达方式。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中，平均每天都一种方言在消失，电影中的方言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地方情结的强调，凸显了中国电影人地方文化意识的苏醒，观众可以更加真实的体会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对生活着的土地的真挚感情。中国导演通过方言来表达对母语家园失落的集体缅怀，象征着他们对主流文化的自觉疏离和对民族特色文化的坚定捍卫。
三、 割舍不掉的家乡情怀
家乡是每个人心中永恒的地理坐标，那里的一切总是让人亲切，家乡文化让人在物理世界里有了情感的寄托和牵绊。当下很多中国人在国际化的浪潮下涌向了大城市，人生的地理坐标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偏移，中国电影甚至出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境遇。中国导演在感叹文化失根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将叙事空间进行着国际化转向；但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家乡情愫也告诉我们，家乡的山山水水早已融入他们的生命。
今天的贾樟柯早已是国际影坛上的一张中国名片，可他始终没有忘记出发的地方。《山河故人》用一个家庭的变迁，描摹出他对国人在时代变迁中家园离散的无可奈何。偌大的中国，发展的脚步不曾有片刻的停留，总有些温暖人心的小事在发生，却鲜少有人去刻意记录。贾樟柯在《山河故人》用一个小片段表达了他对家乡的感怀与眷恋。涛的父亲坐在小火车站等人，打着盹儿就没有了呼吸，坐在旁边的僧人便双手合十为其念经超度。这是发生在太原火车站的真实场景。但是比起现实中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死去，周围人带着惊恐好奇心态去围观，电影做了些小小的改变，让这个场景发生在一个小车站，老人离开时旁边没有那么多看客，只有几位僧人陪着，他们的超度让寒冷的冬天和匆忙的人群有了一丝温暖，也为电影平添了人性的悲悯、救赎的温度。山河与故人不知哪个会陪伴我们走到最后，但用家乡真实的故事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也可以看作是是贾樟柯对时代发展裹挟前进中的一丝回流和抵抗。
电影《老炮儿》中的六爷在天桥上遇见了一个跪着乞讨的女孩儿，她称自己叫郑虹，山东临沂人。六爷虽然正在为儿子的问题发愁，却仍拿出200块钱给她。临走的时候郑虹问六爷要了地址，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正在胡同里抽着闷烟的六爷收到了郑虹寄来的钱，这一次地址更明确：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仲村镇。事实上，这个地方是导演管虎的祖籍。自幼生长在北京城的管虎，对童年时北京的胡同、工厂、老街坊无比怀念，也对当下很多社會现象充满厌恶和无奈。面对绝望的生命人群中尽是淡漠，年轻的一代在父辈的庇荫下无比嚣张和暴戾，《老炮儿》的主题虽然是对飞速发展的时代下对现代社会的揭露和讽刺，以及许多老北京传统在不经意间逝去的无限缅怀，但是管虎心中对遥远的故乡同样有着挥之不去的顾念。长期以来，沂蒙山区一直被冠以贫穷落后形象，但是管虎在电影中用来这样的方式来强调山东沂蒙山区人们的质朴和守信，这是他对山东热土、沂蒙大地的深情告白。
家乡是每个人对地理环境的最初认知，从地理学的角度讲，它是我们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人生跋涉的出发点。从文化学的角度讲，它是孕育了我们的摇篮，是每个人心中的港湾。童年时看待家乡的一切都是那么平淡无奇，但是长大之后走南闯北，体会到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之后，家乡就逐渐成为心中的一块热土，是游子心中魂牵梦绕的地方。
结语
从第五代导演的集体转型到第六道导演的风格渐成，中国现当代的电影导演们逐渐放弃原有的宏大叙事，将关注目光自觉地投向社会现实，表现不同地域的小人物生活图景；电影从文本创作和到声画运用都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用独特的地域风情，表现别具一格的民间文化风貌，彰显了地域文化的同时，也形成了鲜明的中国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