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来宗族组织传播与祠堂、家礼文化
张兵娟 崔莹莹
【摘要】人的社会生活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组织，宗族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为纬、以地缘为经将人们编织在一起。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凭借着自身的系统力量进行有目的有秩序的信息传播，组织传播作为传播的一种形式，存在于组织群体之间，是我们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活动的重要切入口。祠堂作为宗族组织传播活动的重要场所，彰显着宗族的权威，关乎着宗族的兴盛;而传统的家礼则是礼仪与秩序的象征，通过儒家忠孝思想的传播，宗族组织将家庭中的规范与秩序推至社会与国家层面，从而建构家国一体的社会形态。
【关键词】组织传播;宗族;祠堂;家礼
一、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组织传播
“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拥有的民众之广泛为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所不能比拟。”[1]从周代的宗法制到明清时期的宗法社会，宗族组织逐步实现了从上层到下层、从中心到边缘的渗透，传统的宗族虽有变化但却一直延续。
中国的宗族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殷周时期。但是何为宗？何为族呢？“族”是指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庭聚合体;而“宗”主管祭祀、组织并管理族众。学者冯尔康认为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祖先崇拜及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2]古代的宗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体现了不同的活动内容与表现形式，大致可分为宗法制阶段，世族、士族阶段，平民宗族三个阶段。周代是典型的宗法制时代，推行大宗与小宗的宗法制，周代的分封制也是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基础上推行的。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相互配合，使礼所蕴含的严格的等级观念得到相应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周代宗族组织只存在于上层社会中，整个贵族阶层从诸侯、大夫、士都拥有宗族组织，即便有少数的平民建有宗族团体，也要依附于贵族宗族。但随着各诸侯国实力的逐渐强大，王室衰微，宗族制度也随之瓦解，春秋时期所谓的“礼崩乐坏”说的便是以宗法制为主的旧制度破坏。第二阶段，世族、士族宗族时代。世族指的是世代为官者，也称士族、门阀。秦汉至隋唐的士族，地位尊贵，在政治、经济上都有特权。士族宗族自东汉形成以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真正的强宗大族。直到隋唐科举制的实行，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参与到政权中来，大大削弱了士族势力，这一时期宗权与政权组织的分离，君主不能任意支配宗族。尤其是在唐末农民战争之后，士族宗族终归没落，淡出人们的视线。
自宋代后，我国古代的宗族制度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期，即平民宗族阶段。由于士族宗族的衰落，导致了封建道德伦理的破坏，社会动荡不安。宋代统治者意识到若要稳定封建专制统治，维护社会秩序，必须重建宗族制度。遂以朱熹、张载、二程为代表的宗族制度的维护者，提倡全新的宗族制度，其中包括祠堂之制、祭祀之制、家法族规等，以“敬宗收族”为特点的宗族制度在宋代的历史舞台上登场。
组织是“由两个人以上的群体组成的有机体，是一个围绕共同目标，内部成员形成一定的关系结构和共同规范的力量协调系统”。[3]宗族之所以称之为组织，是因为宗族成员在族长的领导下围绕着祭祀共同的先祖，传承先祖的名望，使本族发扬光大这一共同目标展开组织活动。然而实现组织的目标却离不开传播，任何一个组织的存在与发展都需要通过传播来获取信息、传递信息，传播是组织绵延不断的生命线。所谓组织传播，是指“某个组织凭借组织系统的力量所进行的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4]族长在宗族组织中拥有绝对的权力，族长充当“把关人”，作为信息传播活动的起点，他有一定的决策权，控制着族人活动的内容与活动的方向，促使组织传播和组织运作更加高效，对内族长要联络宗族成员、稳定家族秩序、传承伟业、教化子弟、对外要为本族争取最大的利益。
组织内部隐含着一定的关系结构，依据尊卑长幼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是宗族组织系统的一个部分。在这个系统中，族长与族人分别承担着特定的角色，形成了特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族人只有认真服从的义务，没有任何提议的权利。也正是因为在宗族组织的传播活动中，族长与族人地位的不平等，使得信息的流通基本上是一种由上至下的纵向活动。家族成员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接受等级观念、礼仪规范的熏陶和洗礼，家庭作为人生长的主要环境，会影响并制约一个人的思想观念、行为举止。这是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一种逐渐认同的过程。
综上所述，宗族组织传播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以教化说服、灌输式为主的传播活动。也正因为宗族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组织内，所以宗族的受傳者是特定的，传播范围也是有限的，它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由中心向外围延伸，越是接近传播范围的核心，信息的交流也越频繁。
二、宗族组织的传播特征
（一）血缘性
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而言，血缘是维持一个宗族稳定发展的最突出的特征，宗族依靠亲密的血缘关系进行组织，几乎不需要文化灌输便可形成紧密的联系，也是中国最稳定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之一。宗族组织也正是因为血缘关系将组织内部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紧密联系起来，宗族中若有人有所作为便可以荣耀整个家族，反之，也可以毁掉一个家族。这就是所谓的血脉相连而导致的一荣皆荣，一损皆损。
（二）权威性
权威性是宗族组织传播中最有力的保证，在宗族组织内部族长是最高权威，族长的权威性绝对控制着宗族的活动内容与活动方向，宗族成员必须服从、接受族长传布的号令，没有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的权利，如果宗族成员未听从族长的管理，或者是违反族规，族长有权依据宗族的规定给予制裁。
在宗族组织传播中，族长既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权力的拥有者，我们也可将族长这样的权威人士称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宗族组织的传播过程中，他一般为宗族族员提供信息、意见或观点，组织宗族内的各项传播活动。
（三）情感性
宗族组织中虽然存在着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但是却带有强烈的情感，这种依靠血缘所形成的亲属间的情感，是其他组织所无法比拟的。宗族组织的传播也并不只是为了传递信息，还传递着一种特定的情感，这种特定的情感将家族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维系、调节宗族的情感，将宗族内的成员拧成一股绳，汇聚成磅礴的力量。
血缘性、权威性、情感性成了宗族组织最重要的传播特征。学者胡河宁认为，一个完整的组织文化体系还应包含媒介层面和思想体系层面，媒介是各种因素相互连接起来的纽带，也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祠堂为了追远报本而建，有了祠堂，宗族组织便有了传播的场所。
三、作为礼制建筑媒介的祠堂
祠堂的历史可追溯到远古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以此发展到后来的祖先崇拜。殷商时期就初步形成了宗庙制度和祭祀制度，但商代人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诉求，期望祖先能够保佑自己，并没有太多的伦理内涵。周代继承了商代对祖先祭祀的传统，在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完备的宗庙制度，周人对祖先进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时，强调血缘，重视亲情，并且包含着浓厚的敬仰与追思，周代的宗庙祭祀制度为后世的祠堂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汉代，“祠堂”一词正式出现。但汉代的祠堂比较特殊，是建在墓地周围以供人们祭祀的，因而也称墓祠。唐代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大繁荣时期，全面恢复了封建宗法礼制，逐步形成了家庙，所谓家庙即为私家之庙。唐代的《开元礼》有明确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才可立家庙。由此可见，从周代至唐代，立庙祭祖只是达官贵族特有的权利，普通的平民百姓依然只能祭祀于寝。
宋代理学家朱熹非常重视家族的祠堂建设，其撰写的《朱文公家礼》对祠堂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朱熹提倡每个家族“于正寝之东祭高、曾、祖、祢四世”[5]，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建造民间祠堂开始于宋代，虽然政府对建造祠堂的监管有所松懈，但是宋代民间百姓建祠堂仍多多少少受到限制，并未普及。明朝嘉靖年间实行祭祀制度改革，“明世宗采大学士夏言议，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于是宗祠遍天下”[6]。建祠祭祀下移至民间社会并且逐步合法化，无论是官员贵族还是普通民众都可祭祀自己的始祖，一时间民间祠堂建设蔚然成风。“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地方，是祖先的‘魂魄所在，明清以来祠堂逐渐发展成为宗族成员集体活动、族长发号施令的地方。”[7]尤其是安徽、福建、江西一带宗族祠堂数量呈直线式爆增，明清两朝也成了祠堂发展的鼎盛时期。
祠堂是承载着一定文化信息的物质，这个“物”，便是我们所说的“媒介”。若离开“物”，我们是无法感知祠堂文化的存在的。祠堂作为一种实体的物质空间，首先，定期举办的祭祀仪式可以将家族成员与已故的列祖列宗联系起来;其次，祠堂使古代统治者与民众之间也形成了某种特定的联系，统治者提倡建立宗祠来维护宗族秩序、社会稳定，民众通过设立宗祠尊祖收宗，教化子孙，延续宗族血脉，以此巩固本宗族组织。在这种均衡的受传关系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祠堂历经千年却依然矗立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人们解读历史，了解过去的重要窗口。祠堂作为一种建筑形态，是古代人们传播、传递思想中一种常见的建筑媒介，除了供人们祭祀、议事之外，也作为文化载体，具有传播信息的功能，可以直接、间接地向人们传播丰富的历史、文化、审美等信息。祠堂作为礼制建筑，采取中轴线、左右两边对称的建筑格局，其本身就传播着有序、中和的审美理念。明清时期的祠堂大多为三进两院式，一般由大门、享堂、寝堂三个基本元素组成，大门上一般会悬挂祠堂的名号，享堂是祭祀祖先的仪式空间，寝堂主要用来安放列祖列宗的牌位。从大门到寝堂依次递进，也体现着井然有序的理念。
祠堂作为媒介，也是载体之载体。祠堂里的楹联堂号、牌匾、雕刻作为非语言传播符号，具有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当这些事物具备了传播意义的时候，它们便有了标志、记号的作用，而且具有“隐含的意义”。但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祠堂已经慢慢淡出历史的舞台，在安徽的古村落里有部分祠堂已无人问津，久而久之，则成为人们内心记忆的一种媒介形式。昔日的风光虽已不再，但孝、义、善、和、德、仁、忠、诚等传统的道德精神却深深地注入在祠堂建筑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种核心的道德精神都将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以及中国人的处事行为。
四、以礼治家的传播内容
（一）日常之礼
《家礼》中的“通礼”属于日常之礼，是深入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礼仪。人的一切行为活动具有传播信息的作用，通过外在的动作、语言、仪态传播了举止得体、有礼有节的自我修养。日常礼仪通过日复一日的不断重复、不断演习，使人们将礼的规范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传统的日常之礼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父母有疾，子色不满容，不戏笑，不宴游;父母姑舅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有宾客，不敢坐于正厅;凡卑幼于尊长，晨亦省问，夜亦安置;等等。礼不可一日而不修，通过日常之礼规定了子女孝敬父母、孝顺姑舅、家庭和睦、尊卑有序的礼仪，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看得见的动作、仪态、表情都属于非语言符号的范畴，它们是信息的重要载体，这些非语言符号不容易系统地编排为准确的代码，但是却传递着大量而丰富的信息。
（二）冠笄之礼
冠笄礼乃礼之始，是古人为跨入成年的青年男女举行的礼仪仪式，为男子行加冠礼，为女子行及笄礼，意在让他们在仪式中感受到成长的责任与庄重，也标志着个体社会身份的转换。冠是指把男子头发结起来之后加上冠巾，笄是指将发辫盘至头顶，用簪子插住，以示成年。虽然冠礼与笄礼都属于成人礼，但是形式不同，目的也不同。男子有始加、再加、三加等，而且还要拜于祠堂，敬请宾客，拜谢长辈，在古代父系继承制的社会中，男子加冠后得到家族和社会的认可并加入到成人的行列，不仅有娶妻生子、出仕做官的权利，还有维护宗族的荣誉、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更应尽到为人之子、为人之弟、为人臣下、为人晚辈的职责。而女子笄礼的仪式举行则相对简单，代表着到了婚嫁的年纪。
冠笄礼的举行对传播伦理有着强化的意义，行礼后的成年男女对社会又有了新的认知，不仅可以推动个体的成长，也会潜移默化地被礼仪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伦理所熏陶。冠笄之礼是中国汉民族独有的成人仪式，如今有些学校开始为学生们举行成人礼，这不仅弘扬了传统的礼仪文化，还有利于青少年修养德性，促进了文明的传承。
（三）婚嫁之礼
古人认为，婚礼乃是礼的根本，是调节一个家族、社会乃至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礼仪。“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简单地讲，如果没有婚姻这个根本，便没有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纲常关系，更不会有忠孝的儒家伦理观念。《礼记·昏义》言：“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古代举行婚礼的重要目的对于男子来讲是“承我宗事”，通过婚姻联盟，扩大宗族势力，继承家族血脉，延续香火;对于女子来讲则是“成妇礼，明妇顺”，主要强调的是一个“顺”字，希望女子能够恭敬孝顺，并在家庭内部承担好自己应尽的责任，这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和睦。因此婚姻不仅是男女个人的事情，也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大事，备受重视。
《朱子家礼》中将婚礼的内容简化为议婚、纳采、纳币、亲迎四大礼节。议婚作为婚礼的开始，其实就是通过媒人简单地了解一下对方的情况;纳采就是订婚，选取良辰吉日，告于祠堂，正式确立彼此的关系;纳币通俗地讲就是男方向女方送的聘礼，亲迎是指男方亲自上门去女方家迎娶。在现代社会中，虽然婚礼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从提亲到迎娶的基本流程依然存在。婚姻是一个家庭的基础，当男女组建了新的家庭后就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同时也代表着父母完成了教养子女、善事家室的责任，理应受到子女的孝敬与赡养。
（四）丧葬之礼
丧礼是家礼内容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古代与祭礼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两者间有很大的关联性。丧礼是对刚去世人的缅怀与哀悼，丧礼完毕之后要按时祭祀，以表达追思、纪念、感恩之情。丧礼的礼节繁琐，从行为举止、衣着服装、饮食、居住等都有着明确规定。总之，丧礼最重要的特征便是传播了孝道。
（五）祭祀之礼
《礼记·祭统》有曰：“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意思是说礼分吉、凶、宾、军、嘉五种，其中最重要的是祭礼。祭礼不是借助外部力量致使的，而是由衷地发自人的内心，在古代人们对于祭礼高度重视，“凡祭，主于尽爱敬之诚而已”，祭祀必须要展现诚心诚意。祭祀先祖是一种继续行孝的方式，也是宗族活动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更是每个家族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祭祀祖先，以此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弘扬先辈的德行，宗族成员在祭祀中便于感情维系，有利于促进家庭及社会的稳定。其实，祖先祭祀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宗教仪式，只不过古代的祭祀祖先最初有更多功利性的目的，其现实利益大于宗教意义，更多的是寄托先祖先辈能为子孙后代谋求福祉。
古时各朝各代对祠堂的祭祀仪式都有复杂而明确的规定，尤其宋代以后，朱熹在《家礼》中对祠堂制度以及祭祀礼仪提出了明确的规定，而后明清两代的宗族祠堂祭祀礼仪也都遵从了《家礼》的规定。首先，祭祀的时节分为春祭、夏祭、秋祭、冬祭、忌日祭、诞辰祭、节祭（春节、清明、端午等）。其次，在祭祀前还要做各种准备工作，例如祖先的牌位、画像以及供品都要提前准备好，以此表示对祖先的尊重。最重要的便是祭祀之日，所有宗族成员需盛装出席，无故不到者，必然要受责罚。参加祭祀的族人依字辈排列，在整个祭祀活动中要庄严肃穆、恭恭敬敬，切忌嬉笑打闹。正如孔子所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强调祭祀时若没有恭敬之心，那么祭祀又有什么用呢？所以祭祀祖先时，我们要把已故的祖先当作在世时一样虔诚对待，切记不能有违规行为。除此之外，在祭祀时，一般还会宣读族规家训，以此教育族人，牢记祖宗的遗训，族人在祭祀仪式中得到教化。
“祭者，教之本也已”。通过祠堂祭祀活动，强化了人们对祖先的崇拜感，增进了族人之间的感情，不断暗示族人生命的来源，令族人意识到，他们是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枝芽，拥有着共同的祖先，流淌着共同的血脉。
五、祠堂的组织传播方法
（一）宗族祭祀：仪式传播
祠堂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祭祀祖先，会定期举行庄严、隆重的祭祀仪式。“节日和仪式定期重复，保证了巩固认同的知识的传达与传承”。[8]通过庄重的仪式活动，唤醒族人对祖先的追思和感恩，培养族人的感情，增强族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祠堂的祭祀活动充满着仪式感，对族人的行为方式也有着教化的作用，教化族人尊重祖先、孝敬父母、长幼有序、和睦友爱、懂得感恩，从而更加增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人之间的情感，促进了家族共同体的建构。通过仪式传播，释放教化的力量，激活族人内心的集体意识。
（二）家谱家规：文本传播
如果说祠堂的祭祀活动是仪式传播，那么祠堂的家谱家规就是文本传播。家谱家规是一种专门编撰的书籍，为后辈留下文本形式的训诫劝勉，也成为后人宝贵的财富。家谱家规文本式的传播与转瞬即逝的仪式传播相比较，文本不易被扭曲、变形、重组，并且能“通之于万里，推之于百年”。对于一个大的家族来说，家谱家规乃家族立族之本，可以传承祖先遗留下的文化精神，作为记忆的载体，也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发展演变。“三世不修谱，当以不孝论”，家谱的编撰，是希望后人铭记家族的来历、始祖的功绩，时刻提醒后代子孙要牢记祖辈的恩德并激励后人不懈努力，光宗耀祖;家规的编撰，是指导族人自觉遵守祖宗的遗规遗训，规范族人的言行举止，教化族人明礼法，讲道德，守规矩，以此促使整个家族变得井然有序、有章可循。
各家族在家谱家规的内容传播中，几乎都涉及“忠孝节义”的伦理内涵，提倡儒家“亲亲”“尊尊”的伦理观念。“亲亲”是通过共同的血脉，增强族人的集体意识，“尊尊”是教化族人长幼有序，尊卑有序，不得有无礼行为。笔者在考察徽州祠堂时，几乎各祠堂都会悬挂家规家训，但唯一不同的是安徽许村，直接将许氏家规、许氏家训张贴在村中心的墙上，以此警醒许村族人要尊老爱幼、彰善瘅恶、明辨是非、和睦正义、尊敬兄长、诚实守信、教育好子女，等等。祠堂的家譜家规家教不仅宣扬了礼法，其实更多的是教化家族成员安分守己，成为社会上的优良分子。随着历史的发展，宗族的瓦解，家庭的独立，传统家礼文化中包含的等级观念和老套腐朽的思想应该被淘汰，但是其中优秀的传统家风家训对提升个人道德素养，和睦家庭关系，强化家国意识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例如在事亲事长方面要孝敬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要以身作则，在生活做事方面要严谨规范、勤俭节约，在友邻关系上提倡宽厚仁爱、和睦共处。《礼记·大学》言：“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家是国最基本的单位，国是家的扩大与延伸，所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良好的家庭秩序是稳定国家秩序的前提和保障，只有良好的家庭氛围才能建构和谐、友爱、诚善的社会。
（三）楹联雕刻：符号传播
传播最直观的形式莫过于视觉传播，祠堂里的楹联、雕刻艺术装饰作为可视性的符号，直观地向来往的人们传播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楹联，是中华文化独特的艺术形式，具有高度的凝练性，大多具有崇尚忠、孝、仁、义，宣扬真善美的教育意义。祠堂的楹联一般张贴在厅堂，或镌刻在祠堂的柱子上，以表达对祖先的敬畏。楹联的内容大多是训勉后辈祖孙，要有上进之心，珍惜并传扬祖辈的名誉、声望。例如在安徽省许村现存规模最大的大邦伯祠堂里，镌刻着这么一副对联：“少造一冤一枉乃为官正道，多索一分一厘是祸国殃民。”祠堂祭祀的是20世祖许伯升，他廉洁奉公、为人正派，后人将他的为官信条也镌刻在了祠堂的柱子上，以此警醒族人要做义事、行义举。
祠堂的雕刻装饰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象征着美好的寓意，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被誉为“木雕艺术博物馆”的龙川胡氏宗祠内，有大量的以荷花为主题的雕刻，雕刻荷花不仅是因为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更是因为荷花的谐音为“和”，象征着家族和睦、和谐共处的美好寓意。这些特定的视觉符号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图像化体现，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给后辈以激励和教育的作用。中国乡村的家族祠堂、楹联、牌坊、家谱家规都是通过提炼出系统的文化符号以致形成代代相传的家族精神、家族观念，并在代代传承的过程中形成对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对于群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群体内的成员对文化认可、接受并自觉实践时，人们才能把外在的文化内化为自身的内在力量。
六、结语
任何一种组织的出现，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宗族组织的内部成员流淌着共同的血脉，拥有着共同的祖先，是人们情感的源流，也是人们精神的寄托，它在维系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可避免，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由血缘关系建立起的宗族可能存在封闭排外的心理，这种排外的心理可能会影响整个家族甚至是国家的稳定发展。伴随着历史的更迭，社会的发展进步，宗族组织已经逐渐瓦解、消亡，但在宗族组织下所衍生的传统祠堂、家礼文化的道德精神及内涵不仅没有失去它的作用，反而还在继续影响着中国的民众、中国的社会以及中国的文明。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与现代社会的追求是相互支撑、和谐共存的。传统的家风、家规、家训要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中扮演一种指引和导向的作用，将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尊老爱幼等家庭道德作为培育的重点，实现“孝”与“忠”的合一，通过家国一体价值观的维系，继而推动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本文为2017年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河南北宋礼文化传播及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17-JCZD-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27.
[2]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17.
[3]杭孝平.传播学概论[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303.
[4]魏永征.关于组织传播[J].新闻大学，1997（3）.
[5]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92.
[6]王鹤鸣，王澄.中国祠堂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39.
[7]卞利.明清徽州社會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71.
[8]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认同[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2.
（张兵娟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莹莹为郑州大学2019级硕士生）
编校：郑 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