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在天津领导抗日斗争

    林琳

    姚依林同志是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60年革命生涯中，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党和人民，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20世纪30年代姚依林曾在津工作，组织领导了天津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

    领导学生运动

    姚依林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担任北平市学联中共党团书记，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到来作出重要贡献。1936年5月，姚依林按照党组织的决定转赴天津工作。他最初主持编辑中共天津市委机关刊物《世界》，并协助编辑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刊物《长城》杂志（后改名为《国防》《中国人》《人民之友》等）。6月20日，在《长城》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署名方涛的文章《“五二八”运动底（的）经验与教训》，对天津爱国青年学生5月28日举行的抗日大游行的意义和影响给予了全面总结和高度评价，强调在新的情况下要争取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抗日。文章对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政治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形势发展和天津党组织领导人员的调整，11月，姚依林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领导学生区委的工作，动员和鼓励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锻炼自己；通过学联、民先队中的共产党员，组织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的学生积极分子以读书会的形式，阅读《长城》杂志、河北省委刊物《真理》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籍；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使学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领导重任，动员他们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实际斗争中去。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学生中党员队伍不断发展，法商学院、南开大学、北洋工学院、扶轮中学等院校相继建立党支部，领导爱国进步团体和广大群众投入到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中。

    组织转移革命力量

    1937年6月，姚依林主持中共天津市委工作，7月任天津市委书记。为掩护市委的安全，姚依林的住所——英租界敦桥道（今西安道）福顺里12号成为市委机关的秘密办公地点。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为贯彻党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平津各大专院校纷纷南迁，社会名流和资产阶级上层爱国人士纷纷离开平津南下，平津地区许多党员、民先队队员和进步青年，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此时，日本侵略势力尚未控制英法等国租界，天津海上交通还未中断。北平等地的共产党员、民先队队员和爱国学生都陆续进入天津英、法租界，准备从海路转移。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此时也由北平迁到天津英租界。天津成为革命力量转移的重要中转站。

    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为了完成好转移革命力量的任务，姚依林与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李启华等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中共天津市委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没钱的大家帮助，实在没有办法的就去募捐，并从党费中拿出几百元资助转移工作。市委建立多处联络站，负责接待南下知名人士和学生，并通过各种关系租借开滦煤矿堆栈、太古洋行及怡和洋行仓库等地，把从北平等地流亡来津的民先队队员和进步青年安顿下来。

    为组织好转移，姚依林与先后到天津组织撤离工作的北平学委负责人蒋南翔、杨学诚、李昌、李哲人、王德、李华等一起研究迅速转移疏散这些党的骨干力量的有效办法。姚依林指定华北各界救国会负責人杨秀峰和北平民先队负责人熊大正、李萍以及天津民先队负责人张淑贞等具体负责实施。这些同志都是受过党培养教育的骨干，政治思想强，立场坚定，工作扎实。在姚依林的领导下，经过近两个月紧张而有计划的工作，至10月份，数千名需要通过天津转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安全撤离天津地区，投身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各地抗日救亡工作。

    这次撤离转移工作，是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一次战略转移，在民族危亡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及时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了革命力量，支援了全国抗日战争。这些转移出去的党员、干部以及进步青年成为撒向各地的革命火种，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天津市委和市委书记姚依林作为组织者和实施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整顿和重建天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由于平津沦陷和大批党员、民先队队员奉命撤离，留下来的民先队队员一时与组织失去联系。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姚依林决定尽快恢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把民先队这支经受过锻炼和考验的队伍紧紧地凝聚在党的周围。1937年8月初，在姚依林和地下学生区委书记程宏毅的领导下，由地下党员、原天津民先队队委张淑贞，由北平来津的地下党员、原北平民先东城区队队委黄元镇，原北平民先西城区队队长郝诒纯三人组成党支部，张淑贞任支部书记兼民先队大队长，具体领导天津民先队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姚依林主持党支部的成立会，并在会上指出，天津民先队还有许多人没走，我们在敌人心脏中还要工作，天津各国租界是可以利用之地。会议决定选拔天津民先队一部分领导成员和骨干分子，重新建立起民先队天津地方队部，以利于建立民先队各级组织，开展工作。会议认为，民先队队部重建后，首先应该整顿原来的民先队小组和所属的“读书会”，并建立起正常的联系；要号召全体民先队队员积极开展工作，密切联系周围群众，特别是要在青年学生和市民中积极发展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决定编印队刊《灯塔》。会议根据天津沦陷后的形势，决定民先队的活动方式应立即转入以秘密活动为主。为适应秘密斗争需要，民先队以新拉丁文的三个字母MGS作为代号。队部设在英租界达文波路达文里1号二楼（今建设路59号），后多次搬迁，1937年底转到今徐州道忠厚北里2号一所小楼内。

    天津民先队恢复重建后，以秘密活动方式在学校、工厂、机关和失学青年中发展党、团员，以扩大抗日力量，并多次出色完成为抗日根据地募集衣物、药品、捐款，收集日军情报等任务，协助党组织安置和转移经天津中转的党员和进步青年。民先队队刊《灯塔》在姚依林的具体指导下编辑出版，每篇社论和重要文章都由姚依林亲自审定，对宣传抗日思想和党的政策，鼓舞民众抗日斗志，加强天津民先队队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参与组织冀东抗日大暴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开展敌后斗争，1937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建立新的领导机关，负责平津及冀东一带沦陷区的工作。9月，姚依林被任命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在组织与发展下层群众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应与各方面协商组织一个能包括各武装部队、政权机关与群众团体在内的机构，领导一切抗日事宜”的指示精神，在姚依林的提议下，中共河北省委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自卫会），从而形成了在党的领导下，由共产党员、国民党爱国人士和其他进步民主人士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自卫会成立后，通过各种渠道派遣干部进入各党派、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武装力量中去，争取基层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推动各方面的上层人士坚持抗日立场；创办机关刊物《新闻报》（后改名为《时代周刊》），由姚依林、张致祥负责撰写和编辑稿件，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各地的抗日斗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破坏敌人的通讯线路，阻碍敌人的物资运输，在伪职员中进行秘密宣传，收集敌人的各种情报；在市内想尽办法筹备通讯器材、医疗用品等物资，及时输送到冀东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冀东地区抗日斗争。

    1938年，中共河北省委按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部署要求，在八路军第四縱队配合下，领导冀东20余县人民发动了抗日武装暴动。天津作为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所在地，成为发动冀东抗日暴动和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重要依托。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姚依林积极投入组织和筹划冀东抗日暴动的一系列准备工作。5月，自卫会在天津召开会议，对冀东抗日暴动作出具体安排，并决定组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成立冀东抗日联军。会后，自卫会负责人又到冀东抗日联军中指导工作。自卫会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冀东暴动的公开领导机关。

    与此同时，为了及时接收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加强与周边游击区的联系，1938年4月，在姚依林、张洁清的筹划和领导下，由王士光等在天津英租界62号伊甸园（今沙市道45号）建立秘密电台。姚依林亲自布置任务，编定电台的呼号和密码，并坚持每天阅发电报。秘密电台的建立，使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达到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对指导冀津地区的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周密的准备，1938年7月6日，以港北起义为开端，有20万人参加的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冀东暴动开始后，天津党组织领导蓟县、宝坻、武清、宁河人民积极参加冀东抗日武装起义，汇入声势浩大的抗日暴动洪流中。

    这次暴动，规模之大、来势之猛，震惊全国，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姚依林后来回忆说：“主要依靠冀东党的力量，依靠开滦煤矿工人同志们的英勇罢工斗争，依靠八路军宋邓支队挺进冀东的有力支援，终于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取得了冀东武装起义的伟大胜利。”他指出：“冀东人民在敌人残酷的镇压之下的这种坚决的斗争，与八路军孤军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的英勇行动，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将永远是光辉的一页。”

    1938年9月，姚依林奉命离开天津到冀东工作，开始新的革命斗争。

    姚依林在天津两年多的时间，领导天津党组织开展学生运动，完成转移革命力量、奔赴抗日前线的艰巨任务，保存和恢复了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并且带领天津人民开展了同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为天津的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天津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朱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