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核秩序转型视角下美国对联邦德国核战略的调整（1960—1969）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美苏核打击能力日益接近，两国陷入“恐怖平衡”之中。美国意识到必须构建具有核不扩散特征的新型国际核秩序才能保障国家安全，为此，终止了有利于联邦德国拥核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并迫使联邦德国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美国对联邦德国核战略的转变，虽然在全球范围内降低了核战争爆发的风险，保证了美国安全，但加剧了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离心倾向。为此，联邦德国放弃了“哈尔斯坦主义”外交战略，转而实施与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的更具灵活性的“新东方政策”。从中反映出，国际核秩序转型的实质是各国在核领域的权力再分配，从而影响到各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关键词 国际核秩序，“多边核力量”计划，《核不扩散条约》

    中图分类号 K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22-0056-08

    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苏战略核打击力量日趋平衡，美国对联邦德国拥核问题的态度从支持转为反对，最终迫使联邦德国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分析这一历史进程有助于理解20世纪60年代国际核秩序转型与美国调整对德核战略的内在联系。国内学者就这一时期美国调整对德核战略问题的研究，主要以联邦德国的视角予以分析，①部分学者则在论述“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约翰逊政府对联邦德国的总体外交政策以及美国推行核不扩散政策时有所涉及。②国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在论述美德关系史时有所提及，③部分学者则在西方军事一体化的框架下分析该问题。④虽然国内外学者在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调整对德核战略的历史进程时角度各异，但是观点基本一致，即普遍认为美国受到来自苏英法的反对，以及担心核武器具有毁灭性的杀伤力，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从支持联邦德国拥核转为迫使其弃核。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英、法就反对联邦德国拥核，同时核武器自产生之日起即具有毁灭性的杀伤力，所以仅用上述两项因素难以解释美国为何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而非更早之时就迫使联邦德国弃核。20世纪60年代亦是国际核秩序⑤的转型时期，恰在其时美国调整了对联邦德国的核战略。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以国际核秩序转型为切入点，探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调整对德核战略的深层原因。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纸质版档案第59号档案群集（Record Groups 59，RG 59）和第383号档案群集（Record Groups 383，RG 38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解密档案在线（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美国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等史料，以国际核秩序转型的视角，探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调整对德核战略的深层原因，以及这一进程对联邦德国外交转向的影响。

    一、战后核扩散危机加剧与美国

    对联邦德国核战略的调整

    美苏作为世界上两大最具影响力的拥核国家，在构建国际核秩序的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国际核秩序的走向也影响着美苏对外核战略的制定与实施。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实施对德核战略的过程中，深受国际核秩序走向的影响。战后初期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冷战对峙的背景下苏联大力研发核武器，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苏联已经初步具备远程核打击能力。①即便如此，美国仍认为苏联不具备对美国还以有效核报复的能力，在这种战略思维的指导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即无论苏联对西方国家发动何种程度的进攻，美国都可以通过对苏联率先发动核打击的方式遏制苏联。②因为“大规模报复战略”在理论上主张可以对苏联率先发动核打击，所以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向联邦德国等北约盟国提供核武器，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具有核扩散特征的国际核秩序。③

    考虑到联邦德国既是西方阵营的成员，又是二战策源地之一，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担心如果拒绝与联邦德国分享核武器会导致两国关系恶化，进而削弱西方阵营的凝聚力;同时也忧虑联邦德国会借与美国分享核武器之机掌握核武器的研发技术，从而威胁世界和平，所以美国认为必须在西方阵营内部制定出较为稳妥的核战略以应对联邦德国拥核问题。经过反复研究，1960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在欧洲推行“多边核力量”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不仅需要向联邦德国等欧洲盟國提供核武器，还承诺战时由美英法德等国共同制定对外核战略，④不过美国需要单独掌控这些核武器的所有权。面对美国推行的“多边核力量”计划，英法反应较为冷淡，而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虽然认为此举不利于联邦德国独立拥核，但毕竟使联邦德国接触了核武器，所以德方对“多边核力量”计划表示欢迎。⑤

    此后随着美国对外核战略的调整，华盛顿方面对联邦德国拥核问题所持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1961年肯尼迪成为新任美国总统，新政府出台了有别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对外核战略——“灵活反应战略”，⑥这两种核战略的异同点影响着肯尼迪政府对联邦德国拥核问题的态度。一方面，这两种战略都主张可以对苏联发动“第一次核打击”，所以肯尼迪政府认为当前仍需在欧洲维持一支具有足够核威慑力的多国混合部队，以防止苏联的进攻，因此主张继续在欧洲推行“多边核力量”计划;⑦另一方面，不同于“大规模报复战略”中主张的不分等级地对苏核威慑战略，“灵活反应战略”强调“有限核打击”和“分级核威慑”，所以肯尼迪政府主张在执行“多边核力量”计划时美国应在是否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拥有一票否决权，⑧以掌控核战争的规模和爆发几率。肯尼迪政府在与联邦德国交涉的过程中发现，德方认为美国在“多边核力量”计划中享有一票否决权的提议，将导致联邦德国无法有效参与该计划的决策过程，所以德方表示反对。①鉴于德方立场，美国担心如果因为否决权问题而推迟实施“多边核力量”计划，可能会促使联邦德国走上独立拥核之路。因此古巴导弹危机前，肯尼迪政府基本暂停讨论否决权问题，并继续推行“多边核力量”计划。②

    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迫使肯尼迪政府坚决要求美国在实施“多边核力量”计划时拥有一票否决权。古巴导弹危机前，由于肯尼迪政府依然像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样，偏执地认为苏联并不具备对美国施以有效核报复的能力，因此“灵活反应战略”在理论上仍主张可以率先对苏联发动核打击。但是古巴导弹危机使得美国对外核战略的弊端开始显现，即无论美国对苏联采取何种级别的核打击，都可能导致苏联的大规模核报复，进而演变为全面核战争，而美国能否在全面核战争中安然无恙尚未可知。为此华盛顿方面开始商讨美国是否仍然可以对苏联发动“第一次核打击”，以便制定更为有效地对苏核战略。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认为当前美国已经不具备通过发动“第一次核打击”彻底摧毁苏联核武器的能力了，如果美国率先发动进攻，将导致苏联的大规模报复，进而威胁到美国安全。1963年3月22日，中情局在向肯尼迪总统提交的政策报告中，也从三个方面阐释了类似于麦克纳马拉提出的观点：第一，美国无法在完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对苏联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第二，此前美国试图通过率先发动核打击来制止苏联扩张的计划从未成功过;第三，如果美国计划在对苏率先发动核打击后仍然安全，就必须出巨资建设反导系统，美国未必能承受得起这种经济负担。③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电子评估小组主任哈罗德·K.约翰逊（Harold K. Johnson）将军在向肯尼迪总统汇报有关美苏核打击力量对比情况时亦指出，美国已经无法重新获得相对于苏联的绝对核优势了。④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也赞同上述观点。经过多番讨论，肯尼迪政府基本放弃了对苏联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计划。

    因为美苏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个拥核国家，所以美国对苏核战略的转变不仅关乎国际核秩序的走向，也影响着美国对德核战略的调整。考虑到联邦德国地处东西方冷战的前沿，所以美国认为，如果在实施“多边核力量”计划的过程中不限制联邦德国在制定对外核战略时的决策权，将提升美苏之间爆发核大战的风险，因此古巴导弹危机后为了防止因核扩散风险加剧而引发的美苏之间的核战争，肯尼迪政府不仅坚决主张美国应该在“多边核力量”计划中享有一票否决权，还在实施“多边核力量”计划的过程中实现了这一目标。面对美方的举措，1963年8月2日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借与麦克纳马拉商讨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之机指出，其国内现在已经有人将美国实施的对德核战略视为对苏东阵营的妥协，是一种“美国式的绥靖政策”（American Appeasement）。为了不至于激化美德矛盾，麦克纳马拉向阿登纳保证美国在享有一票否决权的同时，将继续推行“多边核力量”计划。⑤但此后随着国际核扩散秩序的日趋瓦解，美国对有利于联邦德国拥核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所持的态度愈发消极，在此进程中关于美国是否应该享有“一票否决权”的争论也逐渐失去了意义。

    通过分析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届美国政府对“多边核力量”计划以及联邦德国拥核问题所持的态度，可以看出苏联核打击能力的强弱在其中起到了重要影响。因为美苏是全球最具实力的拥核大国，所以在美苏核打击力量日趋接近的情况下，国际核扩散秩序愈发难以维系，为此美国新继任的约翰逊总统进一步调整了对联邦德国的核战略。

    二、国际核扩散秩序瓦解与

    “多边核力量”计划的终止

    1963年11月约翰逊成为新任美国总统后，联邦德国对于美国在实施“多边核力量”计划中享有“一票否决权”的政策依然表示反对。由于约翰逊政府考虑到，在实施“多边核力量”计划的过程中联邦德国将进一步掌握生产核武器的技术，从而提升美苏爆发核战争的概率，同时这一时期苏英法等国依然反对联邦德国拥核，因此美国对是否应该继续实施“多边核力量”计划产生了疑虑。如果美国确定放弃“多边核力量”计划，那么关于美國享有“一票否决权”的争论将失去意义。但是美国又担心放弃该计划会恶化美德关系，削弱西方阵营的凝聚力，进而降低对苏联的威慑力。这种矛盾心理导致约翰逊政府在1963—1965年不仅对拥有“一票否决权”、甚至对是否应该继续实施“多边核力量”计划都持模糊态度，所以并未就“一票否决权”问题给予德方明确回应。①不过，约翰逊政府也意识到长此下去势必影响美德关系，考虑到美苏核力量对比和联邦德国独立拥核的意愿是影响美国在制定和实施对德核战略时最为关键的两项因素，因此为了制定出明确的对德核战略，约翰逊总统自上任以来不仅责成中情局对美苏核力量对比状况进行评估，②也向美国驻德使馆和五角大楼询问“多边核力量”计划终止后联邦德国可能做出的反应。

    因为苏联的核报复能力、对美国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战略意图决定着美国能否或者需要对苏联发动“第一次核打击”，所以中情局在分析美苏核力量对比状况的过程中，着重对上述两项因素进行了评估。中情局认为苏联的核报复能力决定了美国是否可以对苏发动“第一次核打击”，如果苏联的核报复能力可以给美国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那么美国就不能对苏率先发起核打击。根据中情局了解的情况：目前适用于苏联发动“第二次核打击”的战略核潜艇、战略轰炸机和军舰的数目正在逐年增加，所以综合来看苏联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在不断提升，美国需谨慎考虑是否应该对苏联率先发动核打击。此外，中情局认为以苏联当前的核打击能力，苏联可以通过“第二次核打击”消灭美国的25～30%人口，这已达到美国军方认为的不可接受的损失的限度，因此美国已经无法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对苏率先发动核战争了。③经过多番讨论，约翰逊政府最终采纳了中情局的建议。

    此外，考虑到目前苏联因使用液体燃料补给洲际导弹，以至于只能用竖井发射，且竖井分布较集中，苏联担心美国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摧毁这些陆基洲际导弹，故未完全部署这些武器，这样就降低了苏联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苏联还不敢贸然对美国发动“第一次核打击”。④而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S.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及其继任者阿里克谢·N.柯西金（Alexei N. Kosygin）都曾在致约翰逊总统的信函中表示，苏联政府希望美苏之间可以避免爆发核战争，所以中情局认为苏联并不具有较强的对美国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战略决心。⑤中情局对美苏核力量对比状况的评估结果，使得约翰逊政府意识到随着美苏之间的危机稳定性①提高，两国爆发核大战的概率逐渐下降。有鉴于此，约翰逊政府认为现存的美苏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核扩散未得到制止的国际核秩序，易打破美苏之间的核平衡，难以保证美国安全，加之苏联亦反对国际核扩散秩序，而美苏又是构建国际核秩序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主导国，因此在美苏的共同反对下，国际核扩散秩序最终走向了瓦解。

    在美苏核打击能力日趋平衡、国际核扩散秩序逐渐瓦解的过程中，美国驻德使馆和国防部对联邦德国拥核问题的意愿也进行了评估。1965年10月20日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分析了“多边核力量”计划终止后，联邦德国将在核武器研发领域采取的政策。美国驻德使馆指出，目前在联邦德国国内尚无任何政党的领袖、私人团体支持联邦德国独立拥核，德国民众也普遍认为独立研发核武器将把德国引向战争的深渊，而且苏东国家会因为联邦德国独立拥核而在欧洲甚至全球采取进攻性的核战略，因此联邦德国未必会在“多边核力量”计划终止后独立研发核武器。②为了确认苏东国家对联邦德国拥核问题的态度，美国决定与二战时期遭到德国严重威胁的波兰和苏联两国代表举行会晤。1965年10月23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与波兰外交部副部长乔泽夫·温尼维茨（Jozef Winiewicz）举行会晤，商讨联邦德国拥核问题。温尼维茨直截了当地表示，波兰不仅反对联邦德国独立拥核，也反对德方通过参与“多边核力量”计划使用核武器。③在获悉波方态度后，腊斯克在1965年11月1日与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也商讨了该问题。多勃雷宁指出，如果美国希望苏联能够支持核不扩散政策，那么美方就必须终止有利于联邦德国拥核的“多边核力量”计划。④通过与苏东国家接触，美国意识到必须放弃“多边核力量”计划。而美国国防部对联邦德国在“多边核力量”计划终止后可能做出的反应的评估结果，则进一步坚定了约翰逊政府终止“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决心。

    1966年4月28日，国防部情报机构对联邦德国独立拥核的意愿也进行了评估，评估报告中指出尽管联邦德国有能力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出用于核裂变的材料，但是受到五项因素限制，联邦德国不会贸然走向独立拥核之路。这五项因素包括：第一，国内民众普遍反对联邦德国独立拥核;第二，联邦德国将因独立拥核而丧失战后构建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形象;第三，美国会因联邦德国独立拥核而撤离驻德美军;第四，欧洲盟友将孤立联邦德国并激起法德之间在核领域的军备竞赛;第五，苏联可能对联邦德国进行核报复。经过上述分析以及与德方的交涉，美国了解到，由于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制约，联邦德国不会因“多边核力量”计划的终止而贸然走向独立拥核和复兴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道路，⑤而且国际核扩散秩序瓦解已成事实，所以约翰逊政府最终决定在1966年夏季终止有利于联邦德国拥核的“多边核力量”计划。⑥

    从“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美苏核力量对比状况影响着国际核秩序的走向，进而制约着美国制定与实施对联邦德国的核战略。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苏核打击能力差距较大，美国认为核扩散有利于威慑苏联，因此支持联邦德国参与“多边核力量”计划，并与之分享使用核武器时的决策权;肯尼迪执政时期，美苏核打击能力的差距逐渐缩小，尤其在经历古巴导弹危机后，肯尼迪政府更加意识到核扩散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所以坚决主张美国在“多边核力量”计划中拥有一票否决权以管控核战争的爆发概率，并对联邦德国拥核问题加以限制;约翰逊执政时期，美苏核力量对比日趋平衡，美国认为核扩散秩序将引发美苏之间的核大战，所以决定终止有利于联邦德国拥核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国际核扩散秩序瓦解后，为了保证美国安全，约翰逊政府认为必须建立具有核不扩散特征的新型国际核秩序，因此自1966年夏季起，美国开始积极劝说联邦德国签署《核不扩散条约》。

    三、国际核不扩散秩序形成与

    美国迫使联邦德国弃核

    美苏危机稳定性提高引发美国核安全观念的变化，约翰逊政府意識到必须保持美苏之间的核平衡，否则将引发核战争。而国际核扩散秩序易打破美苏之间的核平衡，导致美国卷入核大战之中，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伴随美苏军备竞赛的加剧，美国愈发感到构建新型国际核秩序的必要性，所以从1966年起美国开始着手构建国际核不扩散秩序，而苏英法中德等国对核不扩散问题的态度则会影响这一历史进程。由于苏联和英国支持美国观点，所以美国无须过多担心苏英两国的立场;①而中法坚决抵制《核不扩散条约》，②美国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中法两国的立场。因此争取持模糊态度的联邦德国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美德交涉的过程中，“禁止转让条款”“有效期限问题”和联邦德国国内法西斯主义势力的重新崛起成为美国迫使联邦德国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三个主要障碍。

    美德首先在“禁止转让条款”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因为《核不扩散条约草案》中的第一和第二款规定禁止无核国家实际接触（physical access to）核武器，但是美国在联邦德国等欧洲国家部署战术核武器时需要欧洲国家协助运输，如此一来欧洲无核国家就会接触到核武器。为了解决该问题，1966年7月11日，美国军控与裁军署副主任安德里安·费舍尔（Adrian Fisher）在与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商议该问题时指出，考虑到草案中的“禁止无核国家实际接触核武器”的表达方式将导致美国放弃“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努力失去意义，所以费舍尔建议用“禁止向无核国家转让核武器”的措辞加以替代。③麦克纳马拉和腊斯克对此表示赞同，事后约翰逊总统对此番修改也表示支持。

    但是腊斯克意识到“禁止转让条款”易遭到联邦德国反对，所以决定在苏联决策层完全接受“禁止转让条款”前，不将美苏的谈判结果告知联邦德国。④1966年12月29日，腊斯克在得知苏联政府完全接受“禁止转让条款”后，才将此事告知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海因里希·克纳普斯坦（Heinrich Knappstein）。腊斯克指出，《核不扩散条约》中的“禁止拥核国家向无核国家转让核武器”的条款不会破坏美德关系。因为该条款并未限制美国在联邦德国部署核武器，只要美国掌握核武器的所有权与制定核战略的决策权，联邦德国在和平时期依然可以协助美国在德国本土运输和部署核武器。同时“禁止转让条款”只适用于和平时期，因此与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原子能法》并不冲突，美国在战争时期仍然可以向联邦德国等无核盟友转让核武器。即便如此，克纳普斯坦听后仍十分震惊，他认为“禁止转让条款”将导致联邦德国无法与美国共同分享核情报。克纳普斯坦还指出，“禁止转让条款”使得欧洲各国无法共同使用核武器，所以会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⑤

    尽管之后美方又多次向德方解释此事，⑥但是在联邦德国不知情的情况下，美国暗中与苏联秘密达成“禁止转让条款”的行为，依然严重削弱了联邦德国对美国的信任度。①此外，联邦德国总理库尔特·G. 基辛格（Kurt G. Kiesinger）担心虽然目前苏联并未威胁联邦德国，但是未来苏联的态度是否会转变则难以确定。基辛格总理担心，即使联邦德国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苏联依然会以德国具有复仇主义思想和拥核意愿为由，威胁联邦德国的安全。所以基辛格总理质疑在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后，联邦德国在国防力量薄弱的情况下，难以有效保证国家安全。②正是基于上述两项因素的考虑，联邦德国提出了限定《核不扩散条约》期限的要求。

    1967年4月20日，基辛格总理在与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乔治·C. 麦吉（George C. McGhee）会晤时指出，考虑到目前的条约草案并未规定有效期限，联邦德国担心一旦北约解体，如果仍需继续遵循《核不扩散条约》，联邦德国的安全利益将遭到巨大威胁，所以联邦德国不能签署没有任何期限限定的《核不扩散条约》。虽然麦吉保证即使北约解体，美国依然会给予联邦德国安全保证，但是基辛格总理并不相信美方的承诺。③为了解决美德之间的分歧，腊斯克于1967年4月26日借参加阿登纳葬礼之机访问联邦德国，与时任联邦德国外交部部长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继续商讨《核不扩散条约》的有效期限问题。勃兰特建议可以分阶段规定条约的期限，首先规定五年，之后根据届时的国际形势再规定期限。腊斯克不仅赞同勃兰特的观点，还保证在条约签署后美国将向联邦德国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④虽然美国接受了联邦德国的建议，但是苏联对“有效期限问题”的态度依然模糊，为此联邦德国以拒绝签约为筹码向美国施压，希望美国能够协助联邦德国迫使苏联让步。⑤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时也为了加快构建国际核不扩散秩序的步伐，苏联最终于1968年1月做出让步，将《核不扩散条约》有效期限定为25年。美国则再次承诺在《核不扩散条约》生效后，将给予联邦德国有效的核保护。⑥

    美苏的让步缓和了联邦德国对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抵触情绪。但是为了防止联邦德国国内新纳粹民族民主党（Neo-Nazi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利用拒不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之机激起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在1969年的大选中获胜，所以基辛格总理只得暂停讨论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之事，以至于联邦德国未能在1968年成为第一批签署条约的国家。⑦1969年年初尼克松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此时联邦德国国内关于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分歧依然存在。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坚决反对签约;基辛格总理率领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则主张继续推迟有关是否签约的讨论;社会民主党虽然支持签约，不过出于同样的考虑，对签约问题也持谨慎态度。⑧所以直到1969年11月社会民主党领袖勃兰特执政时期，联邦德国才在华盛顿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美国由此最终实现了迫使联邦德国弃核的目标，并推动了国际核不扩散秩序的构建进程，此举虽然在全球范围内降低了爆发核大战的风险，但加剧了联邦德国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此后，联邦德国严重质疑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的可靠性，最终导致“哈尔斯坦主义”⑨破产，代之以勃兰特政府实施的主动与社会主义阵营改善关系的“新东方政策”。①

    综上所述，国际核秩序转型影响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制定和实施对联邦德国的核战略。随着美苏核打击能力的日趋平衡，美国意识到只有建立国际核不扩散秩序才能保障本国安全，因此美国从支持联邦德国拥核转而迫使联邦德国弃核。从中反映出，20世纪60年代国际核秩序转型的实质，既是由美苏主导的对各国掌控核武器的权力进行再分配的过程，又是对研发和使用核武器的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因为国际核秩序转型的进程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美德各自的国家利益与两国之间共有的国际利益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保持一致。鉴于美国是拥核大国、联邦德国是无核国家，两国在拥核问题上分属不同阶段的国家，因此在构建核不扩散秩序的问题上，美德之间的国际利益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难以保持一致。美国为了维护本国安全利益，只得牺牲美德之间因结盟而产生的国际利益，从而加剧了联邦德国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以至于联邦德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而调整了外交战略，开始主动改善与社会主义國家之间的关系，此后美德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作者简介】安竣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冷战史、美国外交史。

    【责任编辑：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