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视野下的高校教材体系建设
吴晓云
摘 要：“十三五”时期我国高校教材建设成效显著，但教材体系更多的是以学科为导向构建和实施的，在“十四五”时期这个新的历史起点，需要充分考虑到价值观层面，以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这个教育之本。在立德树人的目标指引下构建高校教材体系，必须抓住知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有重点、分级分类分阶段地持续推进。
关键词：“十四五”;高校教材体系;立德树人
在“十四五”时期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党和政府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和要求。高质量教育体系离不开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此，总结反思过去高校教材体系建设经验，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新特征新要求，对于谋划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至关重要。
一、一个有待完善的教材体系
刚刚过去的“十三五”时期，非常关注和强调高校教材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强调教材建设的国家事权地位及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教育体系的关键作用。为加强党对统编教材和专业教材建设的全面领导、加快推进高校教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教材委员会和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教材建设规划和纲要指南，并颁布实施了《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和《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整个教育系统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高校教材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一个新的教材体系基本形成。
据统计，“十三五”时期，我国正式出版的高校教材数量新增4.3万种，还有大量的教参、教辅资料实际正在作为教材使用。现有教材不仅覆盖了12个学科门类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课堂教学，还包含了为数不少的实验实践用书和实习实训用书。可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学科门类的完备程度上，我国高校教材事业呈现出一个教育大国应有尽有的繁荣景象。与此同时，马工程重点教材、国家和省级规划教材及精品教材、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优秀教材，对推动高校教材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当前教材建设的总体质量离党和国家的要求，离人民群众对更高水平、更加优质教育的期盼，离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还有相当距离[1]。
首先是教材品质良莠不齐，少数有质量问题的教材仍在使用。据教材局最新数据显示，全国高等教育教材总数近10万种，其中由教育部负责建设已出版的马工程重点教材不到百种。其他各类规划教材、精品教材和获奖教材，数量也相当有限。这就是说，市面上高质量的教材品种并不丰富，甚至还有少数政治立场模糊、知识结构落后、简单拼凑的低水平教材仍在使用。
其次是教材市场供给侧结构不尽合理，同质化现象依然存在。如果我们细查当当网等网络购书平台就会发现，凡是高校公共基础课、核心通识课以及生源量充足的学科专业课，教材可以说是品类众多。相比之下，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基础研究、前沿科学及交叉学科，因为教材编写难度大、受众面又小，市场上教材供给量相对不足。
最后是教材市场供需矛盾仍未解决，学生购买力有待提升。近年来，高校教材由原来的统一供应变为部分高校支持学生自主购置。21世纪的大学生从小在网络环境中长大，他们对文字、影像与声音等混搭式网络空间的体验更为偏爱。为了追求这种虚拟的立体化体验，部分学生选择丢掉权威纸质教材，选择那些专业性和系统性都相对较弱的网络产品或其他类似的电子教学产品。
二、学科导向的困境
高校教材体系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然而，说到底是我们构建教材体系的理念有待更新。与教材体系直接相关的有学科体系、教学体系、管理体系，但与这些体系相比，教材体系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然而，多年来我们更习惯于从学科角度思考高校教材体系构建。
一个学科导向的教材体系，不利于教材质量的全面提升。课程即教材、教材即知识，一直是许多高校坚持的办学理念。虽说近些年这一观念有所改变，然而，教育重知识、轻素质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教风、学风亟待进一步净化[2]。在“重科研轻教学”的办学氛围下，高校没有把人才培养和素质教育放在优先地位，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学科建设置于教书育人之上，使得对教学质量把关不严、对教材建设不够重视，以致一些老旧低质教材长年在教学一线使用，客观上滋生了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负面情绪。
高校教材管理区别于中小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课多纲、一纲多本”，即一门课程多个教学大纲，一个大纲多个教材版本。这种管理模式，本是为了满足全国各区域不同类型的院校對学科设置的差异性需求而确立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市场机制稀释了教材区别管理的功能。市场需求旺盛的公共课教材和专业教材品种繁多、内容重复;市场体量小的专业教材，哪怕涉及的是国家重点关注领域或是急需的人才培养方向，教材供给量仍显不足，可见，市场导向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要求之间的矛盾，在学科导向的教材体制下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一个以学科为中心的教材体系难以获得大学生的情感认同，距离素质教育的要求也相去甚远。对学生而言，教材传递的是既定的、先验的、静止的科学体系，它不仅外在学生的生活，而且对学生的定位要求过高。结果，学生的畏难情绪油然而生，可能会选择远离。如此一来，一个仅仅以传播知识为起点的教材设计，最终收获的很可能是一个知识的反对者或者说非理性主义者。另外，此类教材在设计上是为知识灌输服务的，在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方面存在短板，不利于对学生智力开发和素质、技能的培养。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建设高校教材体系不能仅仅从学科发展角度去思考。依此类推，也不能仅从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或管理体系等去思考，甚至于不能就事论事地从高等教育体系本身去思考。应该有一个比高等教育本身更高阶的立意目标，来指导高校教材体系的构建，否则很难达到教育强国对高等教育的整体要求。
三、价值观导向的提出
构建教材体系的问题唯有回归教材本质，才能看清问题的关键。教材是传播知识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是老师教学、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3]。教材作为传播知识的载体、开展教学活动的工具，这是从客观方面规定了它的工具属性，价值观体系则体现了教材的社会属性。教材不是学术专著。专著是对某一知识领域的探索所形成的研究成果。教材作为传播知识的载体，有类似于专著对知识准确性和规范性的要求，但与后者有本质区别。高校教材是服务于教学的文本依据，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怎样教，是教材工作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这就是说，教材涉及选择知识的价值问题和教育领域的实践问题，而非仅仅是学术领域的理论问题。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可以说是教育界的经典之问。虽然当初提问的教育家斯宾塞，给出了一个过时的答案：“最美最有价值的科学统治一切”，但他提问的方式是值得肯定的。他说，必须弄清楚各类知识的“比较价值”，為了这个目的，首先要有一个“比较价值”的尺度，该尺度就在于，怎么生活。不只是单纯从物质意义上，而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怎样生活[4]。在此，斯宾塞对知识的教育价值进行价值观上的再追问，并从唯物主义立场作出了相应的回答。类似的问题，当代的教育家们仍在探索新答案的可能性，尽管看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完美答案的问题”[5]。不过，在教育必须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这一点是有共识的。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就是培养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要求的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才能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换言之，立德树人是高校办学的根本宗旨，一切工作围绕这个宗旨展开、为这个宗旨服务、以这个宗旨为评价指标。
顺着这个思路，高校教材建设的重点就是：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目标，构建中国特色高校教材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这里所说的“德”，不是指狭义上的个人品德或道德规范，而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体系，即人们关于应做什么和不应做什么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规范，具体内容包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以及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6]。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指出，传播知识和立德树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正所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育人先于育才，育人之本在于立德，这是教育的客观规律。因此，教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7]。
四、立德树人的价值内涵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角度来看，教材体系的价值取向首先是人民至上。高校教材作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表面上看似乎只与高校师生群体相关。只要满足高校师生的使用需要，就实现了教材的最大价值。但实际上，一本教材从最初大纲的研制，到正文的编写审订，再到正式出版销售，最后运送交付使用，其间涉及方方面面的环节、机构和人员。教材体系的任何一个阶段、步骤出现纰漏，都会影响教材的出品质量和使用效果。因此，教材的价值决不仅仅取决于数目有限的教材使用者，它是无数劳动者共同努力、共同认可的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教材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这就意味着，把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是教材体系实现社会价值的根本保证。在各种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高校教材当中，自觉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的社会主体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教材体系中最合理、最充分的体现。
第二，构建教材体系的过程体现多维价值。使用教材和参与教材建设的主体是多方面的，这就决定了教材体系的价值具有多维性。价值的多维性是指主体的价值关系具有多样性，同一客体相对于主体的不同需要会产生不同的价值。一部教材对参与其中的不同主体来说，因其与教材发生关联的具体场域不同，他们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价值诉求，进而构成教材与主体之间多维的价值谱系。譬如，一个专家教授编审教材，可能基于知识体系和学术规范的视角;一个出版商则会从投资收益的角度，要求教材的可推广性;一个教师又将立足于自身的教育理念、知识储备和教学实际经验，在使用教材过程中作 “二次开发”。价值的多维性并不排斥价值认同的可能性。当我们在教材问题上引进价值观视角的时候，也是把教材与不同主体之间的多维关系纳入思考的视野。这样我们就自然对各主体与教材发生关系的具体条件和实践经验进行反思概括，将教材内在的、差异性的潜在价值充分挖掘整理，并加以系统化、理论化的提升和改造，最终形成全社会认同的、现实的价值观念体系，从而使教材演绎出新的格局。
如今，以立德树人为主线，对高校教材建设实施全方位的价值提升，则可以较好地克服片面性问题。立德树人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是一个内涵丰富、立意深刻的体系。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风格和社会主义优良传统。
第三，教材体系的价值构建是有党性和国别性的。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事物的基本判断和评价指标往往是不同的。我们不能以“科学无国界”为由，不加分辨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教材。因为那些教材即便是理工农医等专业教材，传递的也不只是学科知识，还有其背后的西方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可以借鉴国外有益做法，但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破坏者和掘墓人，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7]！如此说来，构建中国自己的高校教材体系所体现的中国风格就在于：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有意识地将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理论，用中国人身边的实践经验，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语方式，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体系，有计划、有序列地传播给青年一代。
五、教材建设的思维导图
围绕立德树人这个价值目标设计构建高校教材体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根据以下三个路径进行高校教材体系的构建。
第一，着力知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推进高校教材建设。教材是教师指导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客观依据，要想实现教书育人的目的，必须以准确无误地传播专业知识为前提。脱离知识的逻辑体系和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价值尺度就偏离了合理的、正确的轨道。另一方面，能够入选教材内容的知识素材，一定体现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和创新价值。从这个角度说，所有教材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载体。且不说人文社会科学类教材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就是理工农医类教材也隐含丰富的思政元素。就广度而言，理工农医类教材有大量来自中国经济建设和民生建设的经验素材，它们直接体现中国精神，有助于坚定学生“四个自信”;就深度而言，此类学科富含求真务实、批判创新的理性精神，其本身就是价值取向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文化力量之一。如果我们立足于新时代要求，用最具专业精神的科学理性，系统总结中国经验，提炼具有中国风格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必将推动中国特色教材体系的新发展。
价值观引领有助于知识的传播。一个学习课本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观不断得以塑造的过程，拥有知识与价值塑造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作用。每一本教材都以显性或隐性方式渗透着价值观教育元素。一方面，价值观引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中国梦”的远大理想，从而促使他们自觉地刻苦学习书本知识。另一方面，价值观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从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有了这种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8]。如果通过系统学习教材，最终成就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旁观者或反对者，那么，如此之高校教材体系就是彻底失败的。教材是否发挥价值引领作用，是评价教材是非功过的终极标准。
第二，政治把关、分级分类推进高校教材建设。教材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因此，教材的政治建设特别重要。它不仅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而且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直接关系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汲取，直接关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培养。 “十四五”时期，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求高校教材体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加快传播高科技知识，确保教材的政治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可读性，为培养卓越人才提供高质量的教材服务。
党中央把加强高校教材政治建设，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以重视，要求每一本教材都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整个教材体系全面落实党的领导和国家事权地位。在教育部负责制定的全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规划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高校教材体系是根据意识形态属性和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轻重缓急进行归类和搭建的。首先，意识形态属性最强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教材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它们被列入国家统编教材，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其次，对于一部分影响面较大的公共基础课教材和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列入马工程重点教材或国家规划教材。最后，依據对地方发展战略的紧迫程度，将其他教材依次归口于省级教育部门和高校分级负责进行建设。这样，一个以立德树人为轴心目标的高校教材体系就分级分类构建起来了。
第三，有重点、分阶段持续推进高校教材建设。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教材体系，教材种类之多、类型之复杂，可以说都是世界之最。每本教材从研究规划、编审使用到各项管理、保障制度等涉及千头万绪的工作。建设高质量的高校教材体系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需要我们科学合理地制定中长期建设规划，分阶段持续推进实施。同时应该把握高校教材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到统筹兼顾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
首先，对于整个高校教材体系来说，意识形态安全和学术规范化是优先考虑的指标，建设高质量教材必须要重视。其次是重点抓住意识形态较强的人文社科类公共课和核心通识课教材建设，特别是高校思政课教材，同时兼顾政治性较弱的其他教材。当然，若是国家重点关注领域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国防科技等教材同样是教材建设的重点。再次，对思政课教材来说，主要是旗帜鲜明、观点突出、全面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对其他教材，重点不在于大而全地叙述政治理论，而在于做好知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做到育人与育才相结合。最后，无论是思政课教材还是专业课教材，在其内在的逻辑线上要做到循序渐进和功能互补，避免简单交叉重复。
高校教材体系建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方面，新时代新形势新特点、新经验新案例新成果，需要教材不断地推陈出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实践和新理论，也对教材提出新要求。当前，高校教材体系建设距离高质量发展仍有相当的距离。因此，我们仍需在立德树人这个目标指引下，继续探索高校教材体系的优化路径，推动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田慧生.新时代教材建设的若干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19（9）：5.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47.
[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654.
[4]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胡毅，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1.
[5]珀金斯.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M].杨彦捷，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IV.
[6]韩震.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思路下的德育教材体系建设[J].教育研究，2020（3）：15.
[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654，647.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2.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2019GH-ZD-ZH-Y-01）]
[责任编辑：周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