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丝路文化概念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李文增
丝路文化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因此，涉及影响当代中国“一带一路”建設中的古丝路文化，自然会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笔者将中国古代几大丝绸之路发展史进行梳理，试图澄清当前学界关于“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混乱运用。
一、影响当代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乃至东西方的古代丝绸之路
1.西北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期，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虽然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但史料记载表明，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
2.草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开通较早，有过辉煌历史。东端是蒙古高原，西端是古希腊。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散居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充当着欧亚两种文明的传播者，促进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文化交流。中国丝绸传入欧洲，首先是从里海、黑海，直达地中海的北方草原之路开始的。
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的一支向北迁徙，到达黑海沿岸并与那里的斯基泰人频繁贸易。著名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曾提到柔软的绮罗，这些丝绸很可能就是由斯基泰人从遥远的东方贩运而来。它是一条由草原游牧民族主导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
公元前后，匈奴族是蒙古高原的主人，后来鲜卑族、突厥族、蒙古族等相继控制着草原丝路，虽然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和国家在变迁，这条草原丝路却仍然通达而繁忙。
据古书《穆天子传》记载，公元前10世纪西周的周穆王从陕西西安出发，向西到达了中亚的一些氏族部落（今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周穆王西游，将包括丝织品在内的国礼馈赠给了沿途国家的主人。这大概是丝绸西传最早的历史。周穆王携带的丝绸品种和数量很多，有帛、贝带、朱、锦、组、珠丹、朱丹等，弥足珍贵。
3.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唐代，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叫作“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在宋元时期是覆盖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仍是丝绸，所以后世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出口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又称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由于输出商品有很大一部分是香料，因此也称作“海上香料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约定俗成的统称。
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由广州、泉州、宁波等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组成。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的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后因明清海禁而衰落。泉州是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东汉初年，宁波地区已与日本有交往，到了唐朝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两宋时，靠北的外贸港先后为辽、金所占，或受战事影响，外贸大量转移到宁波。公元3至6世纪，六朝政权为了建立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国家的友好往来，形成了以建康（今南京）为起点的东海航线，拓展和加强了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4.南方丝绸之路。也称“蜀身毒道”或“茶马古道”，早在距今2300多年的战国时期就已开发。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甸和印度，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古老国际通道，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已开通，古代中国在西南方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流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它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同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
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是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中西交通线路。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是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是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
二、为何西北丝绸之路的影响超越了其他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从一诞生起，就是由说着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共同创造的，相互沟通交流，推动着历史前进。然而人们只要认真思考和观察就能发现，尽管在广义的古丝绸之路中，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都比西北丝绸之路的历史悠久，但古代中国的西北丝绸之路却影响最大，特别是对中国之外的东西方影响更是如此。原因在于：
一是在中国古丝绸之路中，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在历史上是被作为“国道”来看待的，各国使者、商人大多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
二是“古丝绸之路”这一文化概念的传播。尽管《汉书》里早就已经对张骞通西域以及西域里程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但影响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概念，还是由西方学者明确提出来的。最早来自于德意志帝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后来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多次来到中国西北，探索这条湮没在历史中的丝绸之路，他把自己在1933年到1935年艰难行走于中国西北的经历，写成了《丝绸之路》一书。该书对丝绸之路概念和文化的阐述，对近现代东西方各国和各族人民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一路一带”战略是否是在西方丝绸之路概念基礎上提出的
尽管西方著名学者李希霍芬和斯文·赫定阐述的丝绸之路概念对近现代东西方，当然也包括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并不能说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在这个概念基础上提出的。因为李希霍芬和斯文·赫定阐述的丝绸之路概念无论影响多大，其至多是局限于中国西北丝绸之路或陆上丝绸之路，其远远未涉及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等更加广阔的丝路。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陆上丝绸之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战略或建设空间要比李希霍芬和斯文·赫定阐述的丝绸之路概念要大得多。
也许由于文化相近的缘故，李希霍芬和斯文·赫定用西方文化阐述的丝绸之路概念，对近现代的西方国家之影响比对我们中国的影响大得多。例如2011年7月由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印度金奈提出的美国所谓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就是如此，其战略空间显得比较狭隘。诚然，按照美国官方的阐述，其“新丝绸之路战略”是以阿富汗为着眼点，是美国为2014年后的阿富汗所做的综合安排的一部分。美国认为其“新丝绸之路战略”根植于这一地区曾经密切相连的历史，与这一地区传统的合作模式相适应。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目标是以阿富汗为中心，把中亚和南亚连接起来。按照美国官方的解释，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硬件建设则是指修建连接中亚、阿富汗和南亚的铁路、公路、电网、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事实上不论美国官方如何解释和宣传，都掩饰不了美国试图“重返亚太”、寻求美国新的战略经济利益的狭隘意图。
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实际上不仅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对中国也有潜在的负面影响。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通过向中亚国家提供新的出海口、运输线、销售市场，来增强中亚经济的独立性，进而使中亚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从而有可能削弱中国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地位和影响。此外，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把印度放在发动机的位置，这将把印度引入中亚，借印度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衡，对中国非常不利。还有就是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把中亚的电力和能源输往南亚，从而使中国特别需要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被分流，从而对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构成负面影响。不仅如此，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把俄罗斯及中国排斥在美国欲构建的中、南亚地区体系之外，把伊朗排斥在外。这都表明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不仅有与俄罗斯和中国竞争之意，而且还有潜在增加地区分裂和不稳定的因素。实践表明，该战略欲使南亚的印度成为地区发动机是其主观臆想。
西方学者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和文化虽有一定的价值，但囿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所提出的丝绸之路空间概念以及西方国家如美国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角度提出的所谓“新丝绸之路战略”都是较为狭隘和有较大局限性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全方位地吸取古丝路文化，是亚欧非大陆多方向、多路径、多形式的互联互通，是利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海路、航空、互联网、特高压和智能电网以及油气管道等现代科学技术建设的多维、多向、多功能的现代互联互通网络的全方位的现代丝绸之路，是对古丝绸之路的发扬光大；是促进地区各家的友好往来、相互了解，弘扬“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精神，是促使地区各国成为相互支持、真诚互信的好邻居、好朋友，是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原则，是为了促进形成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天津市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天津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
责任编辑：朱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