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电影中地域资源艺术内涵进阶探析
陈丽娜+周健
电影承载了太多的梦幻般永恒的美好映象，而城市则承载了太多的现实、企冀和梦想，同时，每个人亦有着太多关于城市实体印象的种种回想，这些回想亦与电影类似地以光影的形式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之中。电影与城市，看似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种视域，但是，由艺术视角而言，二者却又息息相关。在现实实体世界之中，虽然较难因为一部电影而爱上一座城市，但至少能够因为一部电影而了解一座城市的隐约倩影，光影虽然会转瞬间即消失于眼前，但是，对于电影之中的城市印象却能够成为一种跨越时空的永恒。
一、 大陆城市地域资源艺术化
（一）城市映照于心灵的永恒封印
大陆电影中的美是含蓄的。这种美建构于上下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上，这种含蓄的美可以用一座城作为叙事、指事、代事的大他者，而由这大他者引申阐扬开来，进而实现影像的那种诗意化、韵致化、意象化。因此，大陆电影就其深度审美而言，的确较其他国家地区的电影更加典雅，而这份典雅显然离不开城市这一举足轻重的地域资源。例如，在《城南旧事》一片中，即看到了北京与现代迥异的艺术化的场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影片透过影像的无指大过天的撩人魅力，油然地勾勒出了淡雅如诗般的城南旧事。而关于北京的城南的旧事，则依旧在光影印象中鲜活存在，一如往昔。这又或许只是一种时过境迁的帝都残照下的空留好梦，在苍凉的大时代背景下再现其时的北京，而事实上，则凝成了一种心灵的映照、童年的封印。
（二）城市传递于心灵的暖意温情
北京作为一座大陆最典型的城市，与大陆其他城市一样，既像茧一样为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平凡生命，提供成长、蜕变、出离、回归的生命历程中的种种体验过程，又反映了一座城市的某一个历史时期与某一段历史时代的风尘，对于出离城市的人，一旦回归，即便是这座城市中的喧嚣也如不期而至的福音般予人意外的惊喜。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此时的大陆电影更加质朴无华，这一时期以北京城为背景的电影着力表现着小人物的苦乐辛酸，影像中早已无意于伟大崇高光荣正确，反而是既吃力且努力地于人小物的生活中寻找著冬日里的一丝丝温情暖意。如果说《城南旧事》反映了中国传统风格下的一种士之雅趣风骨，那么《大撒把》一片则近距离地反映了时代冲突下的世俗精神。同时，亦以一座城为背景反映了外面世界的异样精彩，以及留下来的人的那种无以言表，只能以影像传递的那份无奈，同时，亦不忘表达主创者与观众共同希冀的一线人性中的美好曙光。
（三）城市铭刻于心灵的载道言志
并非中国电影深陷于小人物的情结之中不能自拔，而是因为恰恰印证了一句影视艺术界的箴言——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的确，大陆导演的许多电影，不仅电影的主题是有意味的形式，就连电影中的人物称谓也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整部电影就在这种有意味的形式中针对现实式荒诞进行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辛辣批判。例如，以北京城为大背景的《卡拉是条狗》，即以对话与北京城的场景交融，建构起了一个与现实世界高度拟真的视觉虚拟世界。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以狗为主题、以人为主角、以某一历史时期的北京城为主要视觉场景，一人一狗一城在对话与冲突的过程中跃然成为了一抹鲜活的光影。其实，城市电影中的城市，远非概念形式所能穷尽，同时，亦远非意识所能尽皆囊括，在一座自认为幸福的城市里，可能会彻底忘记时光的流逝与时间的概念，中国电影正是在这种难能可贵下成为一种地域资源艺术化的载道言志[1]。
二、 香港城市地域资源艺术化
（一）城市影响于映像的锐利演绎
与大陆电影的朴实无华相比，香港导演的影视技法及其应用手段更加繁复。这些繁复的手段使得这些导演眼中的城市现实已经不再是拟真所需的现实，而是远比现实更加沉重、更加荒诞、更加刺激的一种影视化了的超现实。之所以不同导演眼中的地域资源有着如此巨大的艺术化差异，原因在于不同导演有着不同的文化视野广度、文化视阈深度、文化视点关注度。例如，在陈果所执导的《香港有个荷里活》一片中，即为观众建构起了一个另类消解现实过程中，寻找现实意义的光影演绎。陈果眼中的香港，令人不由得联想起马丁·斯科塞斯眼中的纽约。陈果眼中的香港映像，因其大开大阖的令人措手不及的大手笔，而显得更加地锐利，加之其中所植入的波普风格更将那种黑色幽默感、荒诞感一并释放出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再现现实，与重整认知的独特的地域资源艺术化的影视模式。
（二）城市悖反于映像的遥不可及
香港导演对于其所稔熟的城市，观察视角与众不同，与大陆导演的直截了当不同，香港导演更倾向于意象色彩丰富的多元化阐释，更擅长于以其精雕细琢的独具匠心，透过其风格化的影像对城市加以更流畅的表达。例如，《重庆森林》即以香港尖沙咀的一座鱼龙混杂生态复杂的社会化的生态森林为主要地域资源，针对这一地域资源，以艺术化的技法用两条主线的叙事架构，有机地将这两条没有交汇的主线精心加以共时交错，建构起了以香港这座城市的局域空间为背景的无序与偶然深度融合的艺术化视界。这部影片对于细微生活细节的白描式描绘，将香港地域资源所特有的那种复杂社会生态演绎得活龙活现。诚然，香港是一座适合放逐心灵的城市，人际距离可能因地域资源的高密度而近在咫尺，然而，深刻剖析心灵的距离有时却意是如此的遥不可及。
（三）城市解构于映像的无处可依
我们即便是在有生的三万天岁月之中，每天不停地进行时光旅行，然而我们所能够目睹的光景，亦仅仅只能是世界图景之中的极小的一部分而已。虽然我们在习惯的力量之下，常常会误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而其实，正因为如此，才需要电影的美轮美奂的光影对我们所认知的平素世界加以充实补完，真正的世界恰恰在于现实的实体与艺术的拟真二者之间。例如，在《香港制造》一片中，即能够看到20世纪90年代特定历史时期的香港城市风貌，实际上，每一座城市对于生活于其中的citizen而言都是既Special而又Unique的，同时，我们在城市的艺术化映像——电影之中亦能够惊奇地发现这座城市之中原来有许多同样的自我，放眼世界，这个世界中的许多城市之中亦同样有许多同样的自我，我们真的not a big deal。[2]
三、 台湾城市地域资源艺术化
（一）城市辉映于映像的深邃思考
大陆的影像以写实为依，香港的影像以放逐为凭，而影像中的台北的呈现，则又与北京和香港有所不同。北京的质朴无华的生活化与香港的灯红酒绿的迷幻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台湾，就能够明显地发现，台湾与大陆、香港在视觉文化传播方面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事实上，抛开历史上遗留的政治问题，反映台北的电影中亦对身份认同存在着一种迷茫感，恰恰正因为这种迷茫感，台北才更加迫切地急于向外界展现其巨大的变迁。
例如，《搭错车》这部以台北为背景的影片，就在20世纪80年代以地域资源进行了超越艺术、超越人性、超越时空的大思考。这部影片的高超技巧在于虽然立足于地域资源，并且光影表现的亦是一域、一国、一城、一地、一家之事，但是，透过影像我们却能够看到家国情怀下所交织着的“人性”“人情”乃至“人文”的永恒且深切的关注与深邃的思考。
（二）城市迥然于映像的地域差异
与大陆的后起直追和香港的先行先达有所不同，台湾的影视产业早早就浸透了跨国资本与台湾人文的深度融合基因。而正是因为跨国资本的过早的浸透于台湾影视产业，才使得台湾的整个电影工业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跨国电影风格。这种全球化的跨国电影风格所展现的时空，将台湾这一地域资源，进行了与西方发达世界几乎无差别的同质化呈現。当然，台湾亦有其独特的地域资源优势，虽然长夜会掩饰其褐色且平凡的羽翼，但是，这褐色且平凡的羽翼在月光下仍能闪现出其熠熠的辉光。[3]例如《台北晚九朝五》一片中即以渲染的笔触近距离地以一个人难以融入一座城的生命片段，艺术化地展现出了一座城市地域资源的国际化特质掩盖下的实质。可以说，这部影片以更近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彻底地解构了后现代即将来临之际的巨大的地域性文化差异。
（三）城市留存于映像的永恒变迁
电影的巨大功用还在于将人类对于城市的印象，进行了意识界内无极限的延展，这也相当于将我们的意识里的生命进行了相应的无限延展，这种无限延展在令城市的影像丰富的同时，亦令城市在我们心目中的印象，不断地充实且鲜活起来。在跃动着的城市光影之中，看似个体是城市之中的主角，然而，百年之后，当曾经的主角们纷纷逝去，剩下的也就只有城市的光影依旧。在生生死死春荣秋谢的时节循环之中，城市的影像在光影之间演绎着一种与时俱变。例如，在《一一》一片中，即在平淡无奇之中蕴含了人际与城际的无穷深意。其实，达观而言，地域、城市、人生都不过是世间幻象中的一段短暂的印迹罢了，这些印迹可能在个体的脑海中拂之不去，然而，随着个体的逝去，这些印迹亦终将随之湮灭无闻，而城市则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着永恒的变迁。[4]
结语
城市电影形形色色，从城市电影之中，我们看到，在这个视觉文化传播无极化时代，地域资源的艺术化，已经成为一种最佳的城市名片。城市是鲜活的现实映像标本，电影则是拟真于现实的城市抽象化映像。这二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而城市亦与电影在这种息息相关的关系之中，不断地在曝光的过程中，在时光的交错中混合现实与虚幻。虽然关于城市的电影无不首先对城市印象进行了直观的映象化表达，但是，事实上，恢弘于其上的恰恰是与城市这一地域资源相依相伴相系的人性化的一种形而上表达，而这也是人类历史的性格决定了人类地域资源——城市的性格的一种文化与地域的协同式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春城，王晓明.新时期城市化与城市电影的身份认同[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56-65.
[2]吴小丽.中国当代城市电影：历史的性格决定命运[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01-112.
[3]许乐.喜剧·动作·黑社会 20世纪80年代香港城市电影三原色[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5）：62-67.
[4]陈晓云.1979-2005年中国城市电影研究综述——兼及电影研究思维与批评方法的反思[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6）：106-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