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理论下社会治理创新的驱动力研究
摘 要：明晰影响社会治理创新过程和方向的背后驱动力量，并有意识地生成和发展这些力量，有助于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以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党代会报告及部分全会决定共14份文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诉求不能有效满足带来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群体冲突事件的快速增多，使社会治理问题得以显化，引起决策者的关注，成为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牵引力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直接关系着社会治理进程的方向、速度和效率，党的执政宗旨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主导力量;政策共同体成员根据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经验提出针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支撑力量。在党代会召开时，三种力量的相互融合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实现。通过不断发展这些驱动力量，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推动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和社会治理理论创新，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关键词：多源流理论;社会治理创新;驱动力;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D035?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4-0081-10
一、问题的提出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开始，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九大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持续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对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从未停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经历了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过程”，[1]当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如何优化社会治理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党和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治理机制完善、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和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等方面。有些学者从应对问题的角度展开研究，揭示如下问题：“人口大规模流动带来外来人口城市管理问题”[2]“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方式的非理性化或对抗化引发群体性事件增多”[3]“大数据的广泛使用加剧了现代社会事务的复杂性”[4]“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对社会秩序的冲击”[5]“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生成的‘复杂问题”[6]，认为这些问题对社会治理带来了挑战，促进了权益保护、矛盾化解、利益协调等社会治理机制的完善。有些学者研究大数据[7]、新媒体[8]等新技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建立[9]、社会组织对公共服务提供的参与[10]、社区组织自治[11]等方面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影响。还有部分学者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演变”[12]“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变迁”[13]“压力型体制下组织之间的强制、竞争、学习和模仿”[14]及传统特性与现代规律的结合[15]、从新契约到新秩序方法论上的变化[16]等方面研究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已有文献的研究重点聚焦在社会治理机制、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方式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变化上，侧重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结果研究。
本文关注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研究，把“社会治理创新视为一种制度变迁或者政策变迁现象”[14]，寻找社会治理创新中影响其变迁过程和方向的背后力量，并通过有意识地生成和发展这些力量，不断优化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从政策变迁的角度，利用政策分析工具——多源流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借助Nvivo11软件对党的十二大报告到十九大报告以及十八大之后的部分全会决定共14份文本进行内容分析，通过文本中相关话语的变化，从国家顶层设计角度来理解与识别社会治理创新背后的驱动力量。
二、研究设计与研究过程
（一）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对文本进行客观的、系统描述的研究方法，包括常规式、指引式和总结式三种基本研究路径。”[17]（P306）本文采用指引式研究路径，“即在既有的理论或研究的指导下展开内容分析。既有理论或研究可以提供需要研究的变量或者变量之间关系的前期指导，帮助确定初始编码方案与代码之间的关系，在此路径中，研究者可以利用既有理论或前人研究识别关键概念或变量，并以此作为初始编码类目开始对其文本数据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从概念上去证实或扩展既有的理论框架或理论。”[17]（P309）本文以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框架，利用Nvivo11质性研究软件确定编码方案并识别关键概念，同时结合中国政治语境对多源流理论进行修正，进而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驱动力进行分析。
（二）样本选择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党代会报告”）是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党的各种文件中篇幅最长、涉及内容最为广泛、说明论证最为充分的权威文件，[18]“既是对前一个五年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进行概括和提炼，又是对后一个五年党的历史使命以及完成历史使命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进行全面阐述。”[19]此外，一年一次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以下简称“全会决定”）也体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意愿。党代会报告和全会决定的内容直接與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发展息息相关，蕴含着政府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记载了政府的社会治理发展历程，提供了分析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理想窗口。因此，本文的研究样本选取为1982—2019年中央党代会报告8份，以及十八大之后的中共中央全会决定6份，共14份文本，通过对历届党代会报告和重大的中央全会决定文本进行内容分析，阐释改革开放以来哪些力量驱动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实现。
（三）分析框架构建
1.多源流理论。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通过“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运行过程解释议程的建立，以及三条源流在政策制定中如何发挥作用”[20]（P82-84）。
问题源流属于问题确认阶段。“社会环境中存在大量社会问题形成了问题源流”[20]（P85-106），这些问题并不都能够吸引决策者的注意力，只有那些通过统计数据或监测指标变化大的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焦点事件、在政策执行或项目运作结果的信息反馈中发现的现实问题，才能引起决策者的关注，有机会进入政府议程。
（二）政治源流：党的执政宗旨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
在金登的理论假设中，政治源流所包含的各种政治力量发展相对均衡，共同对政策议程产生影响。但在我国的政治环境中，执政党和政府在政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虽然在不断发展，但更多是在政策议程形成的过程中发挥影响作用，而难以对决策者产生制衡。因此，在政治源流中，党的执政宗旨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转变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驱动力。
1.党的执政宗旨。“执政为民”“立党为公”“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这些“人民至上”的思想蕴含了我们党的执政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宗旨。在政治源流编码中，党的执政宗旨出现了66次（如图4），社会治理是在社会领域实现党的执政宗旨，“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治理的价值指引，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通过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以维护人民利益和满足群众不断变化的需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解放生产力和快速发展经济方面，社会管理服务于经济建设;快速的经济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稳定因素。为了加强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社会管理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社会管理从经济领域分离出来。十八大以后，面对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我们党意识到核心政治由“生产力政治”逐渐转变为“民生政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29]关注、发展和改善民生成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着力点，“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27]（P7）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执政宗旨的贯彻实施是社会治理创新最重要的动力源泉。
2.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转变。政府社会管理是指“政府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为增进公共利益，依法对社会事务实施的组织化活动”[30]，是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管理过程。政府的角色地位以及我国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决定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社会治理创新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推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的确立，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成为我国政府的工作重心，这一时期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并未引起政府的重视，在十二大报告和十三大报告中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编码节点为0（如图5）。当时，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政府向企业放权、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十四大报告提出，“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31]，政府职能转变主要是改变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管理，依然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这一时期，政府虽然重视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等工作，但实施社会管理主要是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更多地重视经济职能的履行。明确社会管理职能的一个标志是十六大报告把政府职能确定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32]。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一时期，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得到了一定的重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节点数有了明显增加，但实际中大量的精力仍然放到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上，“维稳”成了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进行了新的界定，“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22]在14个文本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表述最多，达到了7次，与以往对政府职能要求相比，对地方政府职能的价值排序也发生了变化，把公共服务职能排在第一位，强调了政府在民生领域的职能履行，“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33]（P4）。这些民生问题的解决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点，也是政府应对的挑战，促使政府不断通过改进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方式与手段、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等途径创新社会治理。
（三）政策源流：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提炼与政治精英互动的结果
在多源流理论中，政策共同体尤其是各利益集团在政策方案的选择过程中互动明显，但在我国的政策过程中，由于缺乏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化渠道，在政策方案的形成中政治精英依然发挥着主要作用。我国政治精英包括体制内精英（核心决策者和普通官员），体制外精英（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和新闻媒体），特殊身份的参与者（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34]（P55）。在我国，政治精英成员可以同时拥有多重身份，政府官员、特定领域的专家和人大代表等身份可能集于一身。我国社会治理创新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提炼两条途径来实现，“展现出了推进力量与规范力量并行、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现实问题与‘目标问题共思量的鲜明特点”[35]。因此，在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中，基层实践经验的提炼经过政治精英的推动成为政策源流的重要来源。
1.政治精英。在政策源流编码中，有64个关于“政治精英”的编码节点，每一次党代会报告都会出现政策决策参与的相关内容（如图6）。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2]。在众多政策参与者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政策决策的影响更为直接，我国每年全国两会的提案议案有效促使政府部门吸纳意见建议，加强政策转化。“2018年全年，国务院各部门牵头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6319件，全国政协委员提案3863件，分别占两会建议提案总数的88.5%和87%，采纳建议近3200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1400余项。”[36]
除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学术界也在不断研究和总结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和实践模式，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治理实践。在中国知网上对“社会治理”这一主题进行检索，1979年到1989年为0篇论文，这一时期“治理”相关论文的研究热点集中于“综合治理”和“治理整顿”，促进经济稳步发展;1990年到2002年有论文29篇，研究热点集中于“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的社会治理模式;2003年到2012年论文量快速增加，学者们逐步探索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合作治理”“协同治理”已经零星出现;2013年到2019年论文总量已超15 000篇，在这一阶段，学者们反思总结先前社会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改善，或提出新的治理模式去进一步实践完善，“在实践反思修正重构的循环中诞生了多重社会治理逻辑，影响着社会治理的实践”[37]。
2.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提炼。从十八大开始，关于社区、基层的内容频繁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如图7）。无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针对社会问题的议案提案，还是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都需要借鉴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经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智慧库”，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依据，而社会治理实践需要通过政治精英的提炼总结、经验推广与创新发展，使局部经验具有普适性，满足国家的现实需求，从而进入国家的政策议程和视野中，实现顶层制度设计。比如，“枫桥经验”作为社会有效治理的标杆和榜样，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由地方经验到国家推动的运作逻辑[38]。“枫桥经验”是枫桥镇根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成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通过地方政府的总结汇报、专家学者的理论升华、地方新闻媒体甚至中央媒体的大量宣传报道，经过不断的“软化”，增加了社会和人们对它的感知，最终引起政策决策者的关注，促进上层政策的跟进。
（四）政策之窗
社会治理创新是多个驱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问题尤其是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围绕这些社会问题，政策共同体中的政治精英提出各种方案和建议，并通过调查、讨论、征求意见等方式进行“软化”，这些政策方案和建议与当前我们党的执政宗旨和政府的职能转变相符合。当党代会召开时，三条源流交汇于政策之窗——党代会。党代会是确定党和国家路线方针的重要会议，党代会报告是政治精英反复酝酿、既代表党内高层领导的政治共识又反映群众意愿的集体之作。从党代会报告和全会决定中社会治理相关话语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路径，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四大职能之一出现在十六大报告中;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社会管理被社会治理所代替;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十九大加入“共治”概念，明确要求“推动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由“合作治理”向“治理共同体”转变。党代会报告与全会决定中社会治理话语的变化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新内涵，反映了党之关心、民之期盼。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金登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遵循“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政策之窗”的研究路径，通过对历次党代会报告与部分全会决定的内容分析，并与当时经济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梳理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背后的驱动力量：社会诉求与社会矛盾、党的执政宗旨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经验的提炼与政治精英的推动。社会诉求与社会矛盾尤其是群体冲突事件的增多，引起政策决策者以及其他政治精英的关注，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牵引力量;在中国政治生态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直接关系着社会治理进程的方向、速度和效率，因此，党的执政宗旨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转变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主导力量;政治精英在理论研究和基层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政策建议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支撑力量;政治精英在“政策之窗”打开时，推动三条源流相融合，在党代会和全会期间，政治精英通过提交提案、建言献策模式，推动各种因素协调整合，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创新没有终点，只有更高的发展起点，通过分析社会治理创新背后的动力来源，可以有意识地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因素的生成与培养，不断累积社会治理创新的驱动力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一）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是党的执政宗旨，而社会治理與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关系到社会问题是否能够顺利解决、社会需求是否能够有效满足，生活质量是否能够切实提高，可以说维护和实现人民的利益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最终目标，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关键领域。党既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引领者和设计者，又是社会治理实践的协调者和监督者，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党委作用，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在这一点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28]（P20），努力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29]，逐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推动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实现社会有效参与
社会治理通过改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社会的有效运行。在我国，由于政府长期大包大揽，致使社会发展缓慢，社会自我管理以及协同治理能力不强。推动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一方面，需要政府适时引导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鼓励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以此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抓手作用，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与社会治理相融合，增加社会的开放性，促进社会发展，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渠道、平台和手段，借助科技力量推进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
（三）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和社会治理理论创新，提高政策建议质量
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任务是解决人民关心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而许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来自于基层，因此，基层治理不仅是我国社会的“稳定器”，也是改革创新的活力和动力来源。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在地方、难点在基层，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9]“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基层实践活动验证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性，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可以操作运行的实际经验。与此同时，专家学者还应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治理相关理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与西方不同，需要理性分析和借鉴西方的治理理论，构建符合中国治理文化和治理追求的治理理论，发挥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对顶层设计的支撑作用。政治精英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经验的提炼，提出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参考文献：
[1] 刘理晖.我国社会治理的政策内涵与内容体系[J].社會 治理，2018（11）：45-50.
[2] 周利敏.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 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19，40（3）：41-48.
[3] 于咏华，张会萍.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治理创新[J]. 学习论坛，2018（12）：9-13.
[4] 黄麟.大数据时代如何推动社会治理创新[J].人民论 坛，2018（9）：68-69.
[5] 李建伟，王伟进.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创新[J]. 经济纵横，2019（12）：33-50+2.
[6] 金太军，鹿斌.社会治理创新：结构视角[J].中国行政管 理，2019（12）：51-57.
[7] 孙丽.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探析——以淄 博市为例[J].新西部，2019（35）：58-59.
[8] 王亚强，陈增帅.运用新媒体助力欠发达地区社会治理 创新路径思考[J].传播力研究，2019，3（35）：46.
[9] 杨巧蓉.中国社会治理方式法治转向的必然性探源[J]. 山东社会科学，2017（10）：181-187.
[10] 钟金玲.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社会治理方式变迁研究 [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11）：52-57.
[11] 于文梅.论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J].新 西部，2019（20）：89+91.
[12] 周红云.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理论基础与概 念框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2）：123-132.
[13] 洪波.“个体—共同体”关系的变迁与社会治理模式的 创新[J].浙江学刊，2018（2）：82-89.
[14] 付建军.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发生机制与内在张 力——兼论社会治理创新的技术治理逻辑[J].当代世 界与社会主义，2018（6）：181-190.
[15] 乔福龙.中国特色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构建——评《传 统特性与现代规律的有机衔接：中国特色国家和社会 治理模式》[J].中国高校科技，2018（4）：97.
[16] 赵孟营.从新契约到新秩序：社会治理的现代逻辑[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2（2）：106-114.
[17] 周翔.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与应用[M].重庆：重庆大学 出版社，2018.
[18] 唐皇凤，陶建武.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现代 演进——基于历届党代会工作报告的词频分析[J].浙 江社会科学，2016（4）：27-35+155-156.
[19] 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党的十九大报 告诞生记[EB/OL].（2017-10-28）.新华网，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8/c_ 1121868753.htm.
[20] [美]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丁 煌，方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1]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主要篇目介绍[EB/OL]. （2018-12-29）.新华社，http：//www.chinanews.com/m/gn/ 2018/12-29/8716118.shtml.
[2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3-11-16.
[23]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EB/OL].人民 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index.html.
[24] 刘科.群体性事件敲响警钟，民主化解过激情绪[J].共 产党员，2009（6）：15.
[25] 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社会蓝皮书：2005年中国社会形 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6] 陆学艺，李培林.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 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7]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2017.
[2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2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30] 王郅强，靳江好.坚持科学发展观 强化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职能[J].中国行政管理，2004（10）：60-63.
[31]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EB/OL].（1992-10-21）. 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2-09/12/ content_26748045.htm.
[32]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EB/OL].（2002-11-09）.人民网，http：//www. people.com.cn/GB/paper39/7683/733922.html.
[3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4] 丁文.农地流转政策议程设置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 大学，2017.
[35] 郑杭生，邵占鹏.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视野、举措 与意涵——三中全会社會治理体制改革的启示[J].江 苏社会科学，2014（2）：66-74.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EB/OL].http：//www.gov. cn/xinwen/2019-02/27/content_5368973.htm.
[37] 文军，刘雨婷.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研究回顾与实践展 望[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9（3）：27- 37+2+157-158.
[38] 卜清平.“枫桥经验”何以长青？[J/OL].开放时代，2020 （1）：134-160+8-9.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under the Multi-source Theory
— content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Plenary
FENG Hua-yan
（School of Sociology，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Clarifying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innovation process and dire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and consciously generating and developing these forces will help further optimize social governance and promote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uses the multi-source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and adopts content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total of 14 texts of the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report and some plenary decisi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apid increase in social governance issues has become apparent，and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policy makers as a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under its leadership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irection，speed，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proce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tys governing purpose and the governments social management functions has become the leading force for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members of the policy community have proposed solutions to social problem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practices，and are the supporting force for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When the Party Congress was held，the three forces the mutual integration promotes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rough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se driving forces，adher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social governance，promote innovation in government social management functions，strengthe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theory，and improve soci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Key Words： multi-source theory;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driving force;content analysis
责任编辑：傅建芬
收稿日期： 2020-04-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改进的机制与路径研究”（15BZZ054）
作者简介： 冯华艳，郑州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及政府绩效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