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中比较音乐学的观念
李琪
[摘??要]以《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为切入点，以比较音乐学为立足点，对王光祈先生的比较音乐学理论体系和具体运用进行细致地分析梳理，意图剖析王光祈先生运用比较音乐学进行中国音乐史理论研究的先进方法与手段，及其对我国比较音乐学的贡献。以此总结前人对比较音乐学的运用经验，使我国比较音乐学获得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王光祈;比较音乐学;《东西乐制之研究》
我国音乐理论家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在中国音乐史的浩瀚星河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令笔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以其比较音乐学代表作《东西乐制之研究》为主要研究素材，旨在对王光祈先生为我国比较音乐学所做的贡献进行分析研究。
比较音乐学，是音乐学中一个重要、有影响的门类，是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音乐进行调查研究，并从中找出与音乐有关的诸种规律的科学。比较音乐学在18世纪时，受到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强烈影响。这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入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随之而来的西方学者接触到不同于欧洲的传统文化，他们对这种新颖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了研究这种新奇的文化，他们创造了涉及多个方面的民族学、人类学。本文所说的比较音乐学就是民族音乐学发展早期进入新阶段的产物，王光祈先生是运用这种演变来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音乐史的第一人。为此，本文笔者选择以王光祈先生的著作《东西乐制之研究》为切入点，对王光祈先生的比较音乐学理论体系和具体运用进行分析梳理，意图揭示王光祈先生运用比较音乐学进行中国音乐史理论研究的先进的方法手段，及其对我国比较音乐学的贡献，笔者认为只有总结前人对比较音乐学的运用经验，我国的比较音乐学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对王光祈先生具体运用比较音乐学的科学手法和贡献经验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国知网上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相关论文有1464篇，其中对王光祈先生的比较音乐学研究论文有154篇，也就是说目前对于整个比较音乐学系统的总结比较研究较多，对于某个人的比较音乐学观点进行细致研究的论文较少;另外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王光祈先生的比较音乐学观点在整个比较音乐学的系统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我国对比较音乐学进行研究的音乐理论家不在少数，而王光祈先生的观点占据了其中的十分之一还要多，可见其重大的研究贡献。在对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南京艺术学院的管建华于1984年在《音乐探索》中发表了一篇名为《试评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观点》的论文，接下来先后于1988年和1995年在《中国音乐》上发表了《比较音乐学再探讨》和《重建比较音乐学》两篇论文。这三篇论文主要对王光祈比较的基本观点与世界、从事音乐的目的与中西音乐之比较、各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对音乐的影响之比较、音乐学与有关学科之比较进行了论述，只是在结尾处简要的提到了王光祈对比较音乐学的贡献，没有进行细致研究。并且目前对比较音乐学的说法是褒贬不一的，有部分学者认为比较音乐学不足以称之为一个体系或者一个门类，认为这只是一种感性的对比，没有研究价值。
一、王光祈与我国比较音乐学
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闪光点毫无疑问是睿智的思想观念，古往今来众多哲学家、思想家都在追寻着推动人类世界发展的新观念。我国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一时产生了众多著名的思想学者，他们的思想至今还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一）王光祈的背景
近代中国在五四时期，一位具有无限爱国情怀和崇高理想的音乐理论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就是王光祈先生，他以音乐救国为己任，认为当时国民所谓的学习音乐是玩物丧志的行为，从而摒弃音乐是不可思议的。他认为古代中国的礼法制度、思想精神正是建立在音乐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摒弃音乐，中国人将不知道怎样生活。王光祈先生还是五四时期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者，是中国近代音乐学的开拓者，更是我国比较音乐学的先驱，正是他首先将比较音乐学引进中国的大门。王光祈先生曾赴德国留学，于1927年进入了柏林大学，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等比较音乐学的著名学者都是他的恩师，学业专攻音乐学[1]，与日本一些音乐学者之间也有较深的交往，这样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为他后期对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做出了铺垫。
（二）王光祈先生的著作及其对我国比较音乐学的贡献
进入20世纪后期，德国的音乐学者最先开始使用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2]，但最早将比较音乐学用于研究世界音乐理论和历史的却是英国人卡尔·安格尔。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确定比较音乐学这一理论体系最初是产生于西方国家，后来亚洲各国（中国、日本等）学者也开始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他们的加入对这一学科的完善、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对东方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我们的“先驱者”也就是我国的王光祈先生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1929年和1934年接连发表了《东方民族之音乐》和《中国音乐史》，在这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著作中最突出的无疑是1926年所著的《东西乐制之研究》，可以说这本著作就是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编纂的。这本著作最初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到了1958年由音乐出版社重印发行，是中国最早的比较音乐学专著，从内容比例上来看，王光祈先生把对中国乐制的研究放于首位，全书用了将近大半的篇幅进行了详细论述。他在“自序”中曾说道“今日中国虽万事落他人之后，而乐理一项，犹可列诸世界作者之林而无愧于色”[3]，这样的爱国热情、爱国自信便是他将我国乐制的研究始终放于首位的原因。《东西乐制之研究》中有大量的数据存在，这些数据多是为了乐律的研究而推算出來的，如汉京房的六十律一个不少的列出了数据，以前的著作中虽有很多人提到京房六十律，但很少有人会把它们全部推算出来，首先是认为没必要、无意义，再者是对中国乐律深入研究的忽视。《东西乐制之研究》对此进行了创新，除了为我们提供东、西方乐制研究的理论数据，更为重要的是它其中隐含着的一种音乐理论研究方法，即比较音乐学。王光祈先生将比较音乐学引入后，使中国的音乐学者对东西音乐的研究更系统化、简洁化，这是引入了一种比较音乐学的新思路，这种思路可以更直截了当地向人们表明、阐述东西音乐的异同，从而继承发扬或者吸收借鉴。这种贡献是巨大的，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二、《东西乐制之研究》中的比较音乐学
《东西乐制之研究》这一著作将比较音乐学引入中国，更是将比较音乐学的方法运用到极致，可以说是这一理论研究方法的“活标本”。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活标本”我们才能不断地从中汲取、总结王光祈先生对比较音乐学这一方法的运用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国比较音乐学的引进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笔者从这一“活标本”中，归纳出了王光祈先生为我国提供的有关更好运用与发展比较音乐学的三点重大贡献，并加以论述，先从王光祈先生为我们提供的比较方法说起。
（一）《东西乐制之研究》中“纵横交错”的比较方法
《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中为我国提供的首要的比较方法就是一种网状立体式的比较法，主要有针对地域范围、三个对比点（音级的分析、乐调的组织、乐谱的种类）、时间历史脉络、内部区分的对比。
1.地域范围
首先，对《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的目录进行分析，顺序为：自序、甲编乐制概述、乙编中国、丙编欧亚非三洲接壤诸国、丁编希腊、戊编欧洲中古时代、己编欧洲近代[4]。由地域方面来看《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中对中国、欧亚非三洲接壤诸国（埃及、亚西里亚、巴比伦、希伯来、印度、亚刺伯、波斯等）、希腊、欧洲各国进行了综合对比，这是本书目录中一个大的框架。可见王光祈先生是选取了东、西方的多个国家进行比较，很好地避免了以偏概全的产生，使理论更加的详尽、准确，也为他此后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对“世界三大乐系”的划分做出了铺垫（即中国乐系、希腊乐系和波斯阿拉伯乐系）。
2.三个对比点
接着通过综合目录下面的子标题，如乙编第二节印度子標题：1.印度之调2.印度之律3.印度之谱。可以看得出，在地域范围的基础之上王光祈先生又确立了两个比较音乐学的比较轴，第一个轴就是对比点。即《东西乐制之研究》所谓的乐制究竟是什么呢？要对哪些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书中甲编曾提到，王光祈先生认为“乐制”便是“律”与“调”的制度[5]，为此他选择了三个对比点，分别是音级的分析、乐调的组织、乐谱的种类。音级的分析在书中表现为：以中国为例，王光祈先生对京房、钱楽之、蔡元定三人的不平均律进行推算，得出具体数据进行对比，最后将对比的结果进行总结。乐调的组织在书中表现为：以七音调为例，王光祈先生对西洋七音大调、西洋七音小调、希腊七音调、中国七音调进行对比，而后进行分析总结。其实音级的分析和乐调的组织这两点已经充分地把握了“乐制”的关键点，即“律”与“调”，那又为什么要增加第三点乐谱的种类呢？王光祈先生认为，如果连各个国家、各个时期乐谱的进化发展都不了解，又何谈对于乐制的研究呢？因而这三点缺一不可，只有它们综合在一起，才能使比较音乐学这一理论系统变得更为清晰明了，切合主题。
3.历史脉络
之后便是第二点，时间轴，或者称为“历史脉络”，后期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单独学科，即“比较音乐史学”。它来源于德国的“柏林学派”，也就是王光祈先生的师门传承。这就犹如考古学和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之后，这些学科除了自身不断的完善发展外更是吸收了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为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补充，而比较音乐学也一样，在王光祈先生这里得到了西方所没有的史学传统。这种史学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了数千年，成为20世纪后半期比较音乐学重新崛起的曙光。比较音乐学在东方的史学传统下不断完善发展，将“历史脉络”作为重要的研究依据，向着历史的深处挺进，在音乐学体系中发挥出无限价值，朝着更广阔的方向发展。正因为对“比较音乐史学”的传承与融合，使王光祈先生不仅仅拘泥于对五四时期的各国音乐理论进行比较，而是将各国的乐制理论建立在一个巨大的时间轴上，由古至今;不仅仅拘泥于对某一个时期的乐制进行“静止”的比较，而是建立一个“动态的”“运动的”比较体系，这种“非静止”的眼光使比较音乐学变得全面具体，更有层次感、历史感。这一比较体系在书中表现为：例，王光祈先生对希腊不平均律由最古时候逐渐发展变化至今进行数据分析对比。
4.内部对比
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中王光祈先生将比较音乐学运用得淋漓尽致，不只是单纯的对东、西方乐制进行“律”与“调”、时间轴上的对比;不只是单纯的对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进行区分性的对比;同时对每个国家内部的不同乐制也进行了细致的前后对比，这种纵横交错的对比方式为我们展现了比较音乐学的理论精髓，更为我国比较音乐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网状式的比较方法。
（二）《东西乐制之研究》中“立足民族”的比较观点
在政治社会中人们常说：“民族是国家之本”“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可见民族对于国家的重要性，那么对音乐的研究又怎么能脱离我们的民族呢？因此，无论怎样的比较音乐学方法都不能脱离民族而独立存在。
1904年德国比较音乐学派首先提出了一个与比较语言学相似的比较音乐学的纲目，随后几年出版了《比较音乐学论文集》一书。正因为德国比较音乐学派的努力，才使比较音乐学在世界上得以确立，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一学派终究只局限于对古代阿拉伯、波斯的一些乐律音乐研究，对中国历代的乐律音乐文献更是毫不涉及，显然是由于这一学派对汉文化的无知所引起的，因而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在王光祈先生加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队伍后便打破了这一局限，他首先将西方比较音乐学引入中国，并在此之上结合中国音乐文化提出了全新的见解，这也是王光祈先生对我国比较音乐学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虽然旅居他国，处境艰难，但他依然坚持从浩瀚庞杂的文化典籍中梳理出中国乐律的进化路径，由先秦时期的三分损益法到明代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再到清代的律吕，他的研究弥补了曾经比较音乐学对中国乐律研究的空白。王光祈先生曾说：“等我们的国乐大业完整了，才有资格参加世界音乐之林，与西洋的音乐形成一个对立形式，到那时或许会产生几位世界大音乐家，将东西两大潮流，融为一炉，从而创造一种世界音乐。”[6]由此可见，王光祈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优秀音乐文化和西洋的音乐文化一样，都深深地扎根于各自的文化躯体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那么要想发展，就必须立足于民族之上，首先深入研究本民族音乐，再对自己民族的音乐文化和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进行全面比较，吸取经验，才能形成国乐的创新与发展。如王光祈先生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中将希腊七音调和中国七音调进行对比[7]，而不只是对比希腊七音调和西洋大小调的关系。这种立足于民族的对比方式，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我们民族的乐制与其他民族的异同，甚至可以追溯出这种乐制的由来或者是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当然，所谓立足于民族不只是要立足于本民族，而是一种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观点，也倾向于立足于各个民族，立足于各个角度。如《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中提到，欧洲大陆之乐制最初期直接抄自古代希腊。
（三）《东西乐制之研究》中“求同存异”的比较理念
只需看《东西乐制之研究》这一书名，就能感觉到这是来自东、西方的具有极大差异性的对比研究，但仅仅肯定这种差异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从中寻求一种共同的存在，求同存异，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
1.辩证的对待差异
王光祈先生一直希望他出版的这一系列著作能引起部分中国同志对比较音乐学的兴趣，希望国人能展开对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他之所以要研究东、西方乐制是为了运用西方科學方法，整理本民族的固有文化;是为了“音乐救国”的伟大目标;更是为了求同存异、吸取借鉴从而发展本民族的国乐。他想要国人能够加入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队伍，他想要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8]，为此必须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每一个问题。《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中说到，王光祈先生认为最早发现十二平均律的是我国明代的朱载堉，但可惜的是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好的传播与发展[9]，而后在西方十二平均律被人们提出，随后得到了广泛地运用与发展。当今世界十二平均律已成为主流，许多乐器也是以此为依据制造的，大多数人们认为经由西方完善和发展后的十二平均律就是科学，但王光祈先生不这么认为，他站在一个中立的观点去看待这个问题。他将西方的十二平均律与纯律（音阶中各音与主音的关系均为纯音程）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西方的十二平均律经常以一个律代表两到三个纯律，因此之故，十二平均律的音不够纯，这是十二平均律的弊端[10]。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十二平均律也并不是完美的，纯律也不是无缺的，两者看似截然不同，但其中也隐含着相同的乐律，追寻这种相同的部分，也接受两者不同的部分，才是最好的比较方法。当然，十二平均律也有非常优秀的部分，它有两大利益，第一是演奏方便，第二是无论大小调还是什么都可以与十二平均律相配。
2.寻求发展
比较音乐学用来研究东、西乐制，不是为了淘汰，而是为了发展，这是王光祈先生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中想要对我们表达的比较音乐学“求同存异”的理念。这一理念深深地根植在我国比较音乐学发展的沃土之中，为我国比较音乐学快速地发展做出贡献。
结??语
（一）透过现象看本质
从《东西乐制之研究》这一著作中我们能感受到比较音乐学的比较方法、比较理念、比较观念，其实还有很多比较音乐学的经验等待我们发掘，但仅这几点已经对我国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著作的作者王光祈是将西方比较音乐学引进中国和完善发展的先驱者，在这位先驱者身后也涌现了一大批的比较音乐学学者，萧友梅就是其中一位。这些学者将比较音乐学运用于中西音乐文化比较的领域，以振兴中华民族音乐为目的，为我国比较音乐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甚至对东方比较音乐学的发展也产生了特殊意义。就像是我国的比较文学，只研究其文学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要将它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去，经过比较总结出自己的民族特色和大家的共同规律，才能对人类文化的发展起到作用。这正和我们从王光祈先生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活动中所看到的一样，除了对音乐学的历史体系和音乐体系各方面进行比较外，还应当对其音乐与文化背景进行比较，寻求共同点与不同点，从而求同存异，为我国比较音乐学的发展做出贡献。“透过千变万化的形式，不断地揭示人的一致性，这是艺术和科学的主要目的”[11]。
（二）评价《东西乐制之研究》
本文所分析的《东西乐制之研究》这一著作，首先从比较音乐学运用的角度来看对我国比较音乐学的引入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再者从乐制方面来看，为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但由于当时国内外对于乐制的研究还没有系统化，无法获得较全面的参考资料，加上当时王光祈先生身处德国异地，不能像在家乡一样游刃有余，因此这一著作在某些方面存在疏漏，如由于对德文的翻译偏差，书中将西洋大小调称为阳调和阴调，以中国的阴阳两极思想替代西方大小概念，这是不准确的。这些小的污点使很多人放弃了对它的参考和研究，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为我们提供的历史价值和宝贵经验。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它，不能因为小的纰漏就放弃对其中比较音乐学的追寻，只有认真地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才能从中得出王光祈先生对我国比较音乐学所做出的榜样式的贡献。有了前人为我们开疆扩土，我们才能快速地发展，王光祈先生不愧为我国比较音乐学道路上的先驱。
注释：
[1]周??耘，新堀欢乃.比较音乐学历史背景的中日学术交流——以田边尚雄、王光祈等人的活动为线索[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01）：80—85.
[2]陈??信.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回顾与思考[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04）：116—118.
[3]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0：自序.
[4]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0：目录.
[5]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0：甲编1.
[6]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上下册）[M].北京：音乐出版社，1957.
[7]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0：甲编15—16.
[8]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0：自序10.
[9]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0：乙编四86—122.
[10]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发行，1990：己篇207—222.
[11]张隆溪.比较文学译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236.
[收稿日期]2020-12-20
[作者简介]李??琪（1992—??），女，沈阳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沈阳??110000）
（责任编辑：刘露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