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欲望下的人物悲剧
内容摘要：唐·德里罗笔下的《大都会》展现了一幅美国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欲横流的日常画卷。本文通过剖析人物性格、社会环境和社会行为选择，分析埃里克·帕克作为机器时代下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牺牲品的悲剧形象。
关键词：唐·德里罗 《大都会》 人物悲剧
唐·德里罗是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的“后现代派”美国小说家，写作于他意味着：“写出句子和韵律可能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所做的最满意的事情”（LeClair， 1982： 23）。《大都会》中，他用辛辣的笔触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大都会》本身就是一场奥德赛之旅，28岁的亿万富翁埃里克·帕克，突发奇想要穿过纽约市去郊区剪头发，经历途中种种突发事件后，他如愿剪了头发，却在剪发半途跑到前雇员的家中被其杀死，而他的金融帝国也瞬间崩塌。
小说中的中心人物埃里克在众多学者笔下“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自私的家伙”（Heyne， 2013： 438）。甚至“有这样智力天赋和强大自我意识的结合”，就足以让人意识到，“这就是一个超级恶棍”（Heyne， 2013： 439）。加之他对物质和巨额财富的占有，他已然成为资本主义帝国的异化者：一个数字机器化的人。
但细读文本，笔者发现，其实在资本主义物欲横流的机器时代下，埃里克不过是个牺牲品。他机械化的生活和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不过是对社会的妥协与反抗，是保护他过于敏感的内心不与外界冲突的一种屏障，而这一天的理发历程实则是他的人生缩影。笔者正是以埃里克的形象为切入点，指出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下所牺牲的悲剧人物的事实，揭示作者笔下人物的真实面貌。
一.外刚内柔的埃里克
埃里克是年轻的金融大鳄，凭着对数字和计算的敏感在股市上混得风生水起，是一个咄咄逼人、性情乖戾的银行资本家，人情的冷暖似乎在他身上得不到體现。然就在这样冰冷的外壳下却裹藏着一颗软弱孤傲的心，他倍感压力焦虑不已;贪婪钱财却讨厌世俗;渴望爱却不会表达。
埃里克住的高楼有两部私人电梯，其中一部安装了演奏法国作曲家、超现实主义先驱萨蒂（Satie）的钢琴曲的程序，“并以正常速度的四分之一运行”。通常当帕克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就乘坐这部慢速电梯——“它让我平静下来，让我情绪正常”。（DeLillo， 2004： 29）他借助科技缓解精神上的困境，却又陷入科技带来的永无止境的欲望，“就好像等待戈多，结局就是没有终结。”（Jun， 2018： 1070）可悲可叹之余，也让读者对埃里克的作为多了一丝理解。他也试探着融入这个社会，在一天的旅程中，他三次偶遇妻子，并尝试与她交流。“‘我在观察。话剧怎么样？‘我中途就离开了，不是吗？‘他讲的是什么？谁在里面演？我正在跟你对话”（DeLillo， 2004： 117）。
“‘这感觉真好。我们就像其他人一样说话。他们是不是就是这样交谈的？‘我怎么知道？”（DeLillo， 2004： 119）他反复强调自己在交流，像是探索一个未知的领域一样小心翼翼，他通过另类的“呼救”释放压力，寻求帮助。可他外在的冰冷拒人于千里之外，无人听得懂他潜在的无助与呐喊。
埃里克每天待在他的豪华轿车里，跟货币、股票、数字打交道，生活虽不说精致但有条不紊，每天还要例行体检，这样惜命的世俗之人，却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人。失眠时，他阅读科学文章和诗歌。“他喜欢白纸上那些排列精美的诗句，他觉得诗歌很美妙，因为诗歌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呼吸，让他有时间想那些他通常没有注意的事情”（DeLillo， 2004： 5）。埃里克精神上的苦闷无从释放，转而在诗歌里寻求慰藉，他说道，“这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DeLillo， 2004： 122）。但他“遭受着严重失眠的折磨，诗歌和冥想并不能帮他摆脱自身的不安”（Jun， 2018： 1072）。
妻子埃莉斯·希夫林是个诗人，他像看待诗歌一样，把妻子当成他内心安宁的港湾，可这内心诗意的化身却是埃里克永远追逐不到的精神象征。“‘我找你呢，埃莉斯。‘我在某处躲起来了。我总会这样。妈妈以前总会派人找我，她说道。‘女仆和园丁们把屋子和地面都搜罗了遍。她一度以为我能溶于水。”（DeLillo， 2004： 18）埃里克就像那些仆人一样对她捉摸不透，他“意识到埃莉斯离开了。他忘了问她要去哪儿”（DeLillo， 2004： 20）。尤其是在他第三次遇见妻子时，她正在参与一场荒谬的电影制作。在生命的尽头，埃里克却有点想念埃莉斯，“想跟她交谈，告诉她她很美，撒谎，欺骗她，和她过着一般的婚姻生活，举行晚宴，并问问医生都说了什么。”（DeLillo， 2003： 206）遗憾的是，埃莉斯和他之间的爱情也没能唤醒他内心的柔软，竟加剧了他的自我毁灭，反倒是在理发店中，回忆起孩提时代父亲带他理发的场景，才让我们看到他的一抹温情。他异化的内心已非日常情感所能触动，昔日童年的追忆才更显珍贵。埃里克看似挥霍的生活不过是他与社会“变态”的相处模式，麻木机械的生活方式实则是他自我保护机制下的被动妥协。
二.机器时代下的现实
2000年前后，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美国面临着新的经济危机，纳斯达克指数在创下最高纪录之后便一路狂跌，共跌去市值的77%，这便是纳斯达克股灾。《大都会》就是以这样的时代背景为原型的产物，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警醒和反思。埃里克虽是商业巨头，经济地位和实力不容小觑，却是金融风暴下任人摆布的傀儡，股市之中波诡云谲，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的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充满惊涛骇浪。《大都会》就是埃里克传奇一生的浓缩，而证券市场上的由盛转衰就是埃里克一步步跌进深渊的最佳诠释。
一直以来，埃里克试图在诗中寻找一片净土，因为生活中的噪音无孔不入，就连脑海中回荡的也只有噪音。“‘城市吃和睡的噪音。每个世纪都有噪音。它发出的声音和17世纪时一样，从那时起，所有的声音都在进化。不。但我不介意噪音。噪音使我精力充沛。重要的是它就在那里”（DeLillo， 2004： 71）。他说自己不介意噪音，就像不介意失眠一样，这话不过是欲盖弥彰，自欺欺人的把戏。噪音是指听起来不和谐的声音，使他“精力充沛”言外之意就是失眠，这恰恰是困扰他的所在。他自相矛盾的解释既惹人发笑又发人深省，因为他正是资本主义市场下你我的代表，是牺牲品。他问过埃莉斯，“‘你感觉像是躲起来。你很喜欢躲，你在躲什么？‘有时候仅仅是噪音，她说道，靠着他，愉悦地低语着”（DeLillo， 2004： 69）。他和妻子一样讨厌噪音，但是埃莉斯可以成功躲起来，他做不到，物质财富的富硕和诗歌的安慰都阻挡不了他被噪音围攻，赤裸裸地被其吞没的事实。以至于他只能将自己的被动接受合理化，让噪音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而在噪音之外，无处不在的死亡推向他不断走向极端。一天之内他目睹了数次死亡，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总裁被人刺死，俄罗斯传媒巨头被枪杀，他还看了时代广场上一个人的自焚，“一只简便油桶直直地靠着他的膝盖，还在燃烧，当他给自己点火的时候也一起点燃了油桶……看来是他自己做的”（DeLillo， 2004： 98）。而他喜爱的说唱歌手布鲁瑟·费斯也因心脏病去世，唱片公司组织了庞大的送葬队伍在城里绕行一整天供人悼念。“葬礼持续了一整天。这家人想给这座城市一个表达敬意的机会”（DeLillo， 2004： 130）。这些死亡足以体现大都会的疯狂，以至于在我们看到他亲手杀了保镖托沃尔，又主动把自己送到杀手面前的举动时并不感到突兀。此时他的态度跟之前已有了很大转变，之前看到别人自焚或葬礼，他的情绪还有很大波动，但他枪杀托沃尔的时候毫无征兆，扣动扳机时也面不改色;同样他也坦然接受了自己的死亡，就像一个旁观者。因为从一开始他的行为就注定了这一结局，身为受害者的他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他的选择就只能用死来反抗社会。
小说以主人公去剪头发为主线推动情节，但剪头发其实是有寓意的，这是股市和金融交易所里常用的俚语，意思是在证券市场上损失一大笔钱财。（类似“割韭菜”之意）（Noble， 2008： 58）他剪了头发，既是事实，也是隐喻。他确实在金融市场上栽了大跟头，没有回转的余地。同时也讽喻了当时现实社会的危机，“从诸多方面来看，大都会是一个象征。这部小说于911事件之前快要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里罗分析的可预见性是不容忽视的”（Jun， 2018： 1069）。埃里克身上背负的不仅是时代赋予的压力，更是他在金融圈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责任，在周围的残酷压榨下，埃里克一个人踽踽独行，已是不堪重负，行为乖张也在所难免。
三.生存还是毁灭
埃里克在精神和现实的双重压迫下，不得已只能妥协：精神上的自由得不到，就外化成物质上的占有，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来填补自己精神方面的空虚，可现实却是他拥有的越多，就越不满足。文中提到，“他有一台微波炉和一个心脏监测器。他看着转盘上的摄像头，摄像头也看着他。它可以让大多数系统投入运行，也可以对着屏幕挥挥手，让屏幕变成空白”（DeLillo， 2004： 13）。他的生活充满了科技感，他可以随意的控制周围的一切，就像他的白色豪华轿车一样“凌驾在对它的每一个非议之上”（DeLillo， 2004： 10）。他还花了3100万买了一架前苏联的轰炸机，因在美国被禁飞，只能停在亚利桑那州，任由风吹雨淋。他和旧情人蒂蒂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你买了一架飞机。我都差点忘了这茬。‘我不时的过去看看。‘去干嘛？‘就是去看看，他是我的。他说道”（DeLillo， 2004： 103）。在与旧情人蒂蒂亲热时，蒂蒂告诉他自己知道哪里能买到他一直想得到的罗斯科的画，而埃里克首先想到的却是把整个画廊买下来，然后把所有的画放入自己的公寓。他已经达到一种麻木的状态，财富的占有对他来说不是欲望的满足，而是一种习惯，一种生存方式。
这种占有带不来任何生活的乐趣和激情，日复一日的残酷现实终于抛下了最后一根稻草，将他逼向了死亡。他反抗现实又不得不屈从与现实，死是他的唯一选择。一开始埃里克并没有显示出暴力的倾向，但一天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时代广场的暴力和混乱之后，他意识深处的东西慢慢浮出水面。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本能冲动。它会驱使个人走向死亡，因为在那里，才有真正的平静。虽然他有专业知识，虽然他饱餐了三顿、享受了三次性爱，但只有死亡的威胁才能解决他不断增加的疑虑。这是死亡本能的驱使。外界的死亡刺激着埃里克，使他那无意识中的死亡驱动更加明显，不仅使他孤注一掷做出疯狂的投机决策，导致资本市场崩溃，还使他变得越来越暴力，最终走向死亡。作为“资本体系的受害者”，他的前雇员也只是想用枪声吸引他，想让埃里克拯救他，但最后反而是“本诺 ·列文通过让埃里克的肉体死亡而拯救了他―他的灵魂获得新生”（郭四春，2014：174）。
“当你在自我毁灭的时候，你想要更多的失败，失去更多的东西 …… 在古老的部落里，如果哪个首领损失的个人财富比别的首领多，那么他就是最强大的”（DeLillo， 2004： 194）。他扮演自己死亡事件的唯一观众，在自己的表盘上清楚地看到自己正在死去。他借死亡和失败来表明自己的强大和不死：死亡无非是对机器宰制的解脱。“当他死去的时候，他的生命不会终止。这个世界将会终止”（DeLillo， 2004： 6）。因为他会摧毁自己一手创建的“帕克帝国”，虽然埃莉斯提供资金帮他渡过难关，但他却把埃莉斯账上的 6 亿 3500 万美金投入到他知道已经崩溃的股市中，致使其片刻间化为乌有。“他这样做是确保他无法接受她金钱上的帮助。她的姿态感动了他，但拒绝当然是必要的……不过，这不是他糟蹋她继承来的金钱的唯一原因。……让一切降临吧。让他们俩看看彼此的落寞状吧。这是一方对神话般婚姻的报复”（DeLillo， 2004： 123），也是他极端的处事方式，既然物质财富烟消云散，那么仅存的精神载体也应该毁灭。毕竟事实已经证明埃莉斯并非他能依托的精神港湾。
四.结语
不少评论者把埃里克穿越纽约城去理发称作“奥德赛之旅”，认为埃里克通过回归贫民区理发店这座精神家园，实现了人性的复苏。其标志就是：在灰暗廉租房老旧破败的理发店里，听老安东尼又一次絮絮叨叨地回忆他的父母亲，回忆他儿时生活的境遇，失眠的埃里克睡着了。他在理发店获得内心的慰藉，知道死亡才能让他真正归于宁靜，理发之旅就是他的死亡之旅。《大都会》是部有着深刻社会现实意义的著作，对这部作品的解读也各有千秋，笔者以埃里克为切入点，探讨了以他为中心的人物悲剧，暗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精神危机，机器对人性的摧残已经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也是作者人文关怀和社会意识的体现。
参考文献
[1]DeLillo， Don. Cosmopolis[M]. London： Picador. 2004.
[2]Heyne， E. A Bruised Cartoonish Quality： The Death of An American Supervillain in Don Delillos Cosmopolis [J].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13. 54（4）： 438-451.
[3]Jun，Wang. Technology and the Predicament of Time in Don DeLillos Cosmopolis[J].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2018. 8（8）： 1069-1073.
[4]LeClair， Thomas. An Interview with Don DeLillo[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82. 23（1）： 19-31.
[5]Noble， Stuart. “Don DeLillo ad Societys Reorientation to Time and Space： An Interpretation of Cosmopolis”[J]. Aspeers. 2008（1）： 57-70.
[6]郭四春.论《大都会》中语言的“陌生化”[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7）：172-174.
（作者介绍：桂晓梦，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是澳大利亚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