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东晋门阀的衰落

    姜启明

    摘要：门阀现象在中国历史大致从两汉延至隋唐。门阀势力在东晋一朝达到极致。东晋门阀政治使门阀士族一时风头无二，士族专权，皇权不振，皇权受制于士族，贯穿东晋一朝的始终，但门阀士族最终仍无法避免衰落之势。

    关键词：门阀政治；东晋 ；司马氏； 门阀士族

    东晋一朝自元帝建武元年司马睿定都建康，建立政权，至恭帝司马德文元熙二年被刘裕所废，期间经历十一帝，历时一百零四年。在这百年间门阀势力也达到顶峰，不仅表现在门阀士族控制了东晋的军政大权，而且门阀势力平行或超越王权，达到门阀士族与皇族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但盛极而衰，门阀士族也正是在东晋一朝走上下坡路。究其原因是多方因素交织而成。

    一、门阀自身的封闭性使新鲜血液不能进入

    封建门阀通过任子制名士控制选举和跌普，演变为一种政治制度，取得法律效力。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姓氏家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特长。门阀望族把持中央到地方大权；占有土地山泽，大置世族庄园；掌控各族的宗族，聚族而居，并拥有私人武装力量。

    从政治层面看，操持政权，世代公卿，想法设法阻断寒门子弟上升的道路，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本身具有才干却出身卑微的人不能进入执政层。那么这些人才精英在出路无望的情况前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反对阻止他们上升的门阀士族，从而影响他们的统治。特别是东晋一朝，皇权受制于士族门阀，朝廷中重要官职均为门阀士族把持，庶人不能染指。至于左右朝政的六品以上的宰辅，更是完全由士族垄断。庶族子弟只能就任一些事务繁忙、位卑职微的官职。门阀士族世代为官，逍遥自在，拥有山泽庄园，还有政府对他们减免赋役。这些望族之后，也由于自认出身高贵，高人一等，养尊处优，丝毫没有竞争压力，另外他们大多数不学无术，崇尚清谈，甚至就是考试的时候，让庶族子弟替考，没有真才实学。这样就没有向下的合理流动，上层也就堆集一批腐化分子。随着东晋立国时间的增长这种情况也越加严重，东晋门阀在外来新鲜血液无法流入补充，自身情况却衰退的情况下，那么东晋门阀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魏晋期间，门阀政治形成以后，士族地主内部的高下序列，由于相互之间为各自利益的政治争斗，仍有升降，可以说门阀士族在相互斗争中的发展，而竞争使其在一定时期的统治得以维持。但是，从总体而言，这种门阀士族控制下的政治，基本上堵塞了精英循环渠道，门第重于才干，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合理流动。所以门阀政治的长期持久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东晋门阀士族在这种政治制度上建立起的繁荣也是不可持久的。

    二、皇族司马氏对门阀士族的打压与削弱

    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庚、桓、谢等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在这种门阀政治的格局下，士族专权、皇帝垂拱。居于操纵权柄的士族门户有变，但皇权不振，受制于士族的局面无法改变。东晋后期，这一政治格局出现变化。在孝武帝时陈郡谢氏在取代桓氏地位时，不得不借助皇室之力，而谢氏权利达到鼎盛时，在皇权的压力下步步退却，势力由此而衰，这正是皇权对于门阀势力的削弱。

    “时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温威振内外，人情噂沓 ，互生同异。安与坦之尽忠匡义，终能辑穆”。[1]（P.80）不恒温死，孝德太后临朝称制，太元元年太后归政，孝武帝临朝。其时谢安总理中枢，谢氏势力正方兴正艾。孝武帝欲摆脱士族当政皇帝拱手这一格局，就要对谢氏权力的削弱。太元二年谢安为司徒。四年，徐州刺史王蕴征还，谢玄兼领徐兖、京口、广陵复位一镇，此时谢安主政内，谢玄据强藩于外，谢氏已有盘根之固。谢氏势力膨胀引起了朝廷的担心。太元五年谢安解司徒、公卿奏道子亲贤为司徒等等都是开始对谢氏的削弱。谢安荐道子，盖以猜忌而图邀信于朝廷。谢安司徒被道子所换，谢氏受制于皇室的形式已十分明显。淝水之战后，谢氏声望达到顶点。“是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谢安不得以北征为名，让出中枢之职，退居广陵，后病卒。司马道子遂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军事，总揽大权。孝武帝兄弟将谢安逐步排除中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皇权受制于门阀士族的局面。史书称其时孝武帝，“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谏正；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靖四方。”[1]（P.80）而这一成果的得来正是建立在皇族对氏族门阀不断打压的基础上。

    三、门阀之间的权力争夺

    东晋门阀势力与皇权并立，门阀士族把持朝廷军政大权，但这些权利的把持着并不仅仅属于一个门阀势力，它是有一个或数个门阀做主导，在辅以一些二流门阀士族为主干，最后加上众多的三流门阀士族为基础而构成的一个东晋门阀势力。由于这一情况，对于门阀手中权力的分配，必然导致门阀之间内部的权力争夺。其中东晋的王、庚、桓、谢几大门阀，从来就是斗争激烈，小到某个官职，大道如荆州江州重地的争夺，甚至军事对峙都很频繁。“其中颍川庾氏受恒温诛戮，谯郡恒氏在恒玄败后死绝；太原王氏世称华胄，它的两支也在政争中覆灭。”[2]（P.287）成帝登基年幼，庚亮即以国舅身份逐渐作大。咸和四年三月，庚亮因苏峻叛乱事件出镇芜湖，四月，江州刺史温峤死。温峤是因平王敦乱有功而封江州刺史的。在地理上，江州恰好在庚、王两家势力的中间，起着缓冲作用。温峤死前荐刘遐为江州刺史，刘遐此人在江左并无依靠，温峤本意在于继续缓冲庚、王两家，但是刘遐不久后即被流民帅郭默所杀，王导觉得有机可成，遂不问罪郭默，反而封郭默以江州刺史，以图拉拢郭默占据江州。不料很有军事力量的荆州陶侃突然发兵，抢先下手，斩杀郭默，陶侃遂占有荆州江州两地。这种门阀之间的争夺在东晋有许多，他们之间的争夺使自身实力受损，大大削弱了整个东晋门阀的整体力量。

    四、孙恩、卢循起义对门阀士族的沉重打击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东晋南朝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孙恩出自琅琊孙氏，属于低级士族。孙氏奉五斗米教，恩叔父泰是大教主。隆安元年兖州刺史王恭起兵反晋，孙泰就合兵重起事，事泄被杀。孙恩逃至今舟山群岛，聚集逃亡农民。

    隆安三年十月，孙恩带一百多人从海上登陆，攻下上虞，袭破会稽郡，杀内史王凝之。义军得到广大农民和奴客的拥护，也或得部分不满朝廷的地主分子的响应。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史称“旬日之中，众数十万”。孙恩自称征东将军，号义军为“长生人”。义军无情打击南北士族，“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惠、黄门侍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3]（P.2633）他们田园别墅的佃客和奴婢纷纷参加义军。朝廷派卫将军谢琰和北府名将刘牢之率北府兵镇压，孙恩率男女二十万口退入海岛。元兴元年（402）三月，孙恩最后一次登陆，不幸战败，投海而死，义军乃推其妹夫卢循为首，继续战斗，但最终被刘裕所败，起义最终失败。但这次起义给东晋门阀士族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量士族被起义军所杀，失去了大量田园，别墅被付之一炬，众多的佃客、奴婢纷纷参加起义。“孙恩、卢循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起义军的严重打击下，东晋政权已经遥遥欲坠，有名无实。镇压起义的寒族出身的刘裕等，由北府兵的下级军官，在镇压和平定恒玄之乱中，逐步和实际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4]（P.1983）这次起义对东晋门阀士族一个最为严重的恶果就是谢琰被杀后，北府兵被寒人掌握，士族从此失去军权。所以说孙恩、卢循起义对东晋门阀士族造成沉重打击，而这种打击对东晋门阀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

    五、门阀士族内部通婚，导致士族子弟身体先天性缺陷

    门阀士族为了维护本阶层的特殊地位，“士庶天隔”、“士庶不婚”是门阀等级婚姻高度凝固化的体现，“门当户对”之风发展到极致。门阀士族间等级内婚姻最为壁垒森严。史称：随晋室南迁的士族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侨姓士族中，王、谢、袁三氏之间通婚最繁，其中尤以王、谢两家嫁娶最多。此时，“士庶不婚”亦成定制，倘若士庶通婚，必遭非议。由此可见，东晋门第观念在婚措中占绝对地位，“士庶不婚”无可动摇。在东晋士族中，王谢两家联姻最多，这是由于其政治地位、社会声望和家庭势力十分相近。而以王谢两家为标准的选婚标准，从而出现了以士庶不婚为主要特征的婚媾界限。这种婚媾的等级界限而产生的直接后果，则是门阀士族内部婚姻范围的日益缩小与狭窄。最为明显的是东晋的侨兴士族，为了维护其凌驾南人之上的特殊政治地位，实行封闭的身份内婚制，以保证其身份的血缘延续。

    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门阀士族在东晋一朝处在一个特殊位置，这是门阀士族的一个特殊期，而东晋门阀的强盛正是建立在这个特定的条件下的。一是拥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二是存在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再加上一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这一外在条件，都不会有江左百年的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发生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而东晋门阀的兴盛正是建立在这一特定的且脆弱的平衡上的。丧失第一个条件，势必诱发司马氏皇权的自我膨胀；丧失前两个条件，足以构成东晋朝廷异姓而使门阀政治变更为皇权政治；正是外部矛盾的威胁司马氏与门阀士族才能相互克制，因为二者都没有独自能力来面对北方政权的威胁，如果第三个条件也不存在了，江左政权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历史理由，门阀政治也就无从说起。

    综上所述，多种因素导致东晋王朝最终灭亡，门阀士族让出了统治的权力。寒族地主阶层趁势而起，用军事力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还要把门阀士族供奉在庙堂之上。虽然如此，归根结底门阀士族失去了政治主导权，在东晋一朝的士族专权、皇权不振，受制于士族的局面从此终结。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晋书（第七十九卷）谢安传[M].北京：中 华书局，1974.

    [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3][唐]房玄龄.晋书（第九卷）孝武帝纪[M].北京：中华 书局，1974.

    [4]魏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