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套式复调叙事下爱情伦理的镜像思考

    如果说《单身男人》是汤姆·福德充满个人生命经验的“写给自己的情书”，那么《夜行动物》则是导演为困在婚姻围城中的女性所书写的一首悲情挽歌。《夜行动物》作为汤姆·福德所执导的第二部电影，叙事层面把控更加成熟，“戏中戏”的嵌套式叙事结构使得电影表现得更加充盈与紧凑。在《夜行动物》中，以“小说”“现实”“回忆”构筑了一个三层嵌套的叙事空间，文本符码以互文与镜像般呈现。电影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艺术家苏珊偶然收到前夫爱德华寄来的新书书稿，书中的内容使得苏珊陷入了对前夫爱德华的回忆……小说中，托尼与妻女在德克萨斯州的旅行过程中，被三名暴徒劫车，由于托尼的“懦弱”，无力抵抗暴徒的施暴，导致妻女被害，在警官鲍比的帮助下，手刃凶手完成复仇。苏珊被小说的内容所震撼，由此联想到与爱德华相遇、相恋、分手的回忆。苏珊在接受到爱德华的邀请后欣然赴约，但爱德华却没有出现。电影以多个叙事时空、多个文本空间将“意识·现实·记忆”连接，以华美瑰丽的镜头语言再次道出美国上层社会女性精神上的孤独与落寞。本文从电影的叙事模式窥探导演的性别意识，从电影文本中的“家庭伦理”关系出发，试图解构电影中潜藏的性别权利关系，厘清电影中的性别诘问。

    一、 多时空嵌套的复合式叙事

    电影叙事的精妙之处，在于其拥有宏大的叙事场域，依靠电影空间的延伸性与非线性编辑，电影叙事可将多个并列时空在其母体空间展现。《夜行动物》中，电影空间的母体被切割成了“现实”“小说”与“回忆”三部分，三个相互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叙事空间，极大地延展了电影的时空范围，构筑起一个跨越“虚幻/真实”“过去/现在”的复合式叙事空间。这样的表达策略，规避了父系写作中所积极倡导的单一的线性表达，这种模糊、含混的影像書写，更凸显出“阴性写作”的意识。电影通过对不同时空中的文本意象“重复表达”亦或“重新编码”，试图走出以往“男性/女性”“时间/空间”充满二元对立的性别表述，重新界定性别意识表达的新界域。

    《夜行动物》是以苏珊作为“主体”开展电影叙事的，女性主义学者伊里格瑞认为父权建构的认知结构将“黑暗”“非理性”等内涵强加于女性身上，而男性则公认为是“光明”“理性”的化身。这样的“寓言”仍延续到电影的叙事中，首先电影的命名策略就凸显出此点，“夜行动物”是爱德华对苏珊的昵称，一方面是因为苏珊个人作息时间差异性，她习惯于夜间高效率的艺术创作；一方面是源于苏珊对于“物质与情感”的选择，就像是夜间的动物一样，混沌与纠结。苏珊一直在亲密关系中寻求自身的认同，她基于欣赏爱德华的才华与其结婚，但是最终抵挡不住消费社会的种种诱惑，同时，苏珊与霍顿间充满消费社会“交换”性质的婚姻关系，令她在婚姻围城中痛苦不堪。苏珊一直都有的失眠症使得她的精神恍惚，游离在“现实”与“虚幻”之间。

    电影中，“现实场域”里苏珊的“生活现状”仍是叙事中心，它牵引着整个叙事系统。“现实场域”的人物活动都是在“黑暗/幽闭”的氛围中进行，苏珊表面上过着光鲜的生活，她拥有自己的艺术工作室，丈夫霍顿是一名富商，在很多人眼中她都是一个标准范式的“成功人士”。但实质上苏珊的生活并不“快乐”，晚上经常失眠的她在白天需要靠浓妆艳抹来掩饰自己的颓废，同时还要面对丈夫霍顿濒临破产的危机以及情感的出轨。电影中导演用大量的时尚元素装饰苏珊的家，但是依旧无法解释“家庭”对于苏珊的空洞能指。苏珊前夫邮寄来的小说手稿成为其逃离现实的媒介，然而通过阅读这部小说，苏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当初对于感情的选择。

    电影中所展现的“小说场域”，是爱德华个人生活记忆的裂变与缝合，爱德华将“自己现实的经历”置换到荒蛮的德克萨斯州。全家人在汽车里的旅行，改变了彼此的命运。手机没有信号的德克萨斯州西部，仍是现实社会中道德伦理的灰色边疆，在此极端的环境中，性别对立尤其明显，充满了性别压迫的倾向。边疆是一个含混、模糊的概念，它势必会包含着矛盾的冗杂与对话，也是抵抗传统性别固定话语模式的重要空间。《夜行动物》中将性别暴力话语在地理位置空间的想象，凝滞于人类生存空间与认知理性的“边疆”，在这个时间流动相对静止的、异化的空间内，多元话语失去对话的可能。三个暴徒的出现使托尼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与女儿，从此，复仇成为了托尼的宿命。在警官鲍比的帮助下，托尼终于找到凶手，并且完成复仇。他曾对凶徒说，自己追凶的目的就是想知道自己的妻女在临终之前说了什么，有何感受，最终，他以手刃仇人的暴力式的行为完成了“自我的和解”。

    同时，《夜行动物》中也有苏珊在阅读爱德华的小说时，回忆两个人相遇、相恋、分手的场景，这些“回忆”作为“补充文本”，完整了电影的叙事，同时也构筑了苏珊主体意识的“完整性”。电影中“多重文本/多个场域”的叙事交替转换，消弭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夜行动物》中多次出现苏珊（现实场域）与托尼（小说场域）镜头的转换，依靠这种闪回式镜头的切换，层层递进式地表现出苏珊进入爱德华小说的空间场域，这种具有“代入感”剪切的运用，表明了苏珊进入了“托尼”在书中故事情境中的情绪，体会到托尼这个角色的“无助”与“无辜”。电影通过不断地制造“流动的叙述者”，递进式地将电影中人物内心的情感进行表达。同时电影中刻意充满了隐晦的人物对白，在一些关键的叙事节点制造了“留白”，从而丰富了文本的叙事意义。伴随着电影复杂的叙事机制所生成的多重话语，增加了电影多重意义的生成，进而增强了电影本身的可看性。

    二、 父权制度下伦理谱系的书写

    伴随着消费社会与父权制度的合谋，任何基于性别的压迫与剥削都开始戴上了面具，极具隐蔽性与欺骗性，而基于人类种族的延续，“稳定且单一”的婚姻制度，使得性别“规训”拥有了合法化的外衣。“婚姻关系”开始和“经济关系”密切关联。因而，在父权制度下的“婚姻关系”建构肯定会考虑阶级、族裔、经济等复杂的条件。而家庭中的“父权”与“母职”则扮演“监督”的职能，“同一性”成为了家庭建构的唯一准则。因为父权制度会本能地排斥一切异化的家庭关系结构，从而维护父权体制下的各种权力建构。

    《夜行动物》所呈现的家庭伦理关系中，蘇珊依旧生活在父权制度的“铁屋子”牢笼里，她的父母是严格的天主教徒，哥哥因为“同性恋”的身份而被“驱逐”，充满“规训”的家庭生活关系迫使她以读书升学的方式逃离家庭围困，苏珊甚至以与爱德华的“婚姻”来解救自己“血缘家庭”的伦理束缚。但是，伴随着消费社会与父权伦理的合谋，苏珊仍然无法逃避优渥的“物质生活”的诱惑。最终，苏珊以“堕胎”终结了与爱德华所缔结的亲缘关系，以“出轨”寻求到了“同一阶级”，重新回到父权伦理的范畴。但与第二任丈夫结婚后，苏珊的生活虽然在物质层面得到了改善，而丈夫的“不忠”依旧使其居于婚姻的边缘位置，苏珊依旧在父权象征系统的边缘徘徊，“失声”的境遇未曾改变。

    “‘母职基于情感的流动性建构出女性不断嬗变的‘身份，破除了父权社会‘女人生来就要成为母亲的迷思，‘母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1]电影中着重表现了家庭关系中的“母职”，将激化了的母女关系中隐藏的“父系认知”表现出来。苏珊的母亲曾告诫过她，不要与爱德华结婚，因为他过于脆弱，不能给苏珊想要的生活，并且刻意将自己的“婚恋观”强加于女儿身上，笃定认为“所有的女儿都会成为和母亲一样的人”，这样充满教化的话语方式与“疏离”的母女关系，映射出女性在父权的家庭建构中的“情感”状态。在父权建构中，女性很难获得“同性认同”与“姐妹情谊”，女性群体内部伴随着权力运作方式与权力关系的更迭，出现分化，女性个体生命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被隔离在“荒凉的飞地”。然而，苏珊在确定要和爱德华分手后，她的堕胎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拒绝“母职”，电影中重述了“母职”，解构了“母职”的多个面向，同时也再次审视了父权制家庭关系中的“母女关系”。

    《夜行动物》也积极尝试描绘多元的家庭建构，电影中所呈现的家庭建构映射出来的是多向度的社会空间。电影通过对异性恋（苏珊）、同性恋（苏珊的哥哥）、形婚家庭（卡洛斯与其妻子）等多个家庭关系建构的展现，打破了简单的以异性恋为主导的充满二元对立的“权力迷宫”的家庭空间政治表述。电影中将“家庭”这个稳定建构的均质化书写策略打破，以多元的家庭权利系统凸显出隐藏在父权社会下多重“异质”的话语力量，“引起社会对边缘人群个体的关注， 及对其生命价值的尊重”[2]。同时试图在父权幽灵运作的家庭构架外，提出家庭建构多元化的可能。

    同时，电影中在家庭关系之外的空间场域也展开了女性地理学的空间想象。电影中“汽车”是一个重要的意象符码。爱德华发现了在“汽车”中出轨的苏珊，托尼一家的“西部旅行”改变了他与家人的命运轨迹。而在导演所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单身男子》中，男主角乔治·弗尔科纳的同性伴侣即因为车祸去世。可见，“汽车”作为一个重要的“伴随文本”贯穿于汤姆·福德的影视创作。“汽车”这个伴随着工业革命所衍生的科技产品，在现实空间内部搭建了一个“可移动空间”，它依旧包含着某种权力建构，隐喻着“女性气质”被压抑的现实。在汤姆·福德的电影创作中“死亡经验”一直伴随着“汽车”意象，从而形成了某种叙事终止。

    “旅行”是空间上的游移与流动，在这个没有固定关照点的行程中，固定空间的束缚被打破，在电影中“小说场域”的“旅行”中，两位女性都是遭受迫害的角色。反观电影的“现实场域”中，“旅行”则成为了男性的专利，苏珊想和霍顿周末旅行，但是霍顿以商务谈判的理由拒绝，事实上，霍顿假借商务活动发展婚外恋情，苏珊则被束缚在家庭中。电影在多个时空中，以镜像画面呈现女性在空间地理学上权力的游移与变化。在如今倡导女性普通性权力的年代，身处被边缘化地域的女性声音依然重要，一方面，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对于女性“个人/族裔”的发声；另外也是窥探人类多元文明进程的重要来源。

    三、 性别气质的越界想象

    “性别气质”一直都是女性主义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夜行动物》中对“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也有建设性的讨论。女性主义所提倡的不仅仅是对于个体性别的尊重，同时还有对于个体生命“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正视。电影中，以颠覆性别角色设置的形式，为“女性气质”正名。在当今社会，男性一旦具有了“女性气质”就会被社会贬斥与排挤。“爱德华/托尼”就是如此。毫无疑问，性别气质的载体是“身体”，身体既承载了个人的“主体性”，同时也是性别气质博弈的重要场域。身体的含混性、复杂性也使得性别气质表现出多元性的特点。

    《夜行动物》中漫布现代主义的艺术典藏，历历可辨导演的跨艺术实践，进而使得影片成为电影艺术与时尚记忆的博物馆，这可以说是汤姆·福德独特的电影艺术范式。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相互援引、重置、转换与再创造，与电影产生艺术的再次对话，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艺术范畴，扩大了电影的艺术展现场域，使得电影成为了承载与展现多重同构的共生艺术品，从而让电影成为思考艺术的主体；另外一方面，跨艺术、跨媒介的挪用、转置与再阐释，也是导演对于电影与时尚的再次反思。然而，这些杂糅了绘画、雕塑、装置艺术的佳作，呈现的本体，大多都直指“身体”意象。电影开场，一群身材肥胖的老年女性展现“身体”狂欢化的舞蹈画面极富有视觉冲击，这样具有“雅典”电影气质的画面所带给观众的震撼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一部“奇观电影”，这些动态的身体被导演想象成一种集性别政治、情欲及美学于一体的反叛化身。“身体”再次成为强大的叙事能指，直接拆解着消费社会的性别迷思。“女性身体”在消费社会一直都是被“充满情色凝视”“规训”的对象，电影中所展现的这些颠覆“现代身体美学”的身体，是对当代女性身体美学的消解，以过度、夸张的表现策略抵制父权文化下对于女性身体的“苗条暴政”的嘲弄与攻讦。另外，电影中充满大量“死亡”意象，引起苏珊驻足观赏的“身体插满乱箭的牛”，重新解构了“基督教”中的殉道者，预示着当代身体所面临的破坏、消解与误读。暴风雨来临前，撞击玻璃死去的小鸟，与苏珊阅读爱德华小说惊栗的心情形成互文，一方面它的死亡让苏珊脱离了虚拟的阅读语境，成为了电影叙事转换的关键节点；另一方面，它与电影中出现的众多“死亡”意象形成意义锁链，深化了电影的倾颓意识。《夜行动物》中具有宗教意味的电影意象与“救赎”的隐喻相连接，极具宿命感的文本意象补充着电影叙事。“身体”一定会经历成长、衰老与死亡，因而“死亡”其实可以认为是身体美学的一种极端表达，同时这样的意象设置也体现了导演独特的死亡美学追求。

    电影中的“小说场域”，托尼因为面对凶徒时的“懦弱”，使得自己的妻女惨死，“现实场域”中，爱德华也是因为“懦弱”，失去了自己的妻子，“懦弱”“敏感”这些都是“女性气质”在男性身上的表现，但是，托尼却以极端暴力的形式完成了“复仇”，爱德华也以小说的形式，对苏珊进行了人性的拷问。电影中“小说”与“现实”的过渡镜头很多都是“托尼”与“苏珊”面部表情的切换，电影正是这样展示了“再现与虚构”“故事与现实”之间的界线。毫无疑问，现实社会中仍然充满对“女性气质”的椰揄，父权社会所制造的同一化的社会建构排斥一切“异化、多元”的性别气质，但电影给予这个议题以全新的阐释。

    电影所折射出的生命经验仍然是跨越性别存在的，也可以说是被社会建构的。《夜行动物》中“女性气质”被不断地解蔽、凝滞、祛魅，其多重载体亦在导演的影像书写中逐渐清晰。导演在电影中展开了性别气质的越界想象。女性如何在婚姻关系中击碎父权制度种种虚伪的面具，在爱情与婚姻中寻求自身主体性的建设，重估“女性气质”，这些是电影提出的新的性别想象。

    结语

    汤姆·福德的电影热衷于将跌宕起伏的剧情诉诸于华丽的视觉经验，《夜行动物》中充满了时尚符号所堆砌的纽约的描绘，也蔓延叙述着“现代荒原”的德克萨斯州，导演通过并置这两个极端的地理范畴，直接将消费社会所带来的物质繁荣与精神空洞对峙，将现代女性在婚姻选择中的“迷惘与执着”，婚姻伦理关系的“坚固与易碎”呈现于斑驳的光影之间。同时也以影像为性别权利与地理空间之间的书写寻求一种“告白式”的表达。

    《夜行动物》在形式上融合了爱情、西部、惊悚、公路等多种类型电影元素，导演汤姆·福德在电影中依旧尝试以“性别意识”中的延宕表现消费时代情感选择的“焦虑”与“犹疑”。电影中的性别指向依旧是充满“女性气质”与“女性关怀”的，“在政治权力的相争中， 更多地为受霸权压制的弱者争取话语权， 在文本中更多地表现出中心之外的边缘他者的体谅和理解”。[3]《夜行动物》以对“女性气质”倒错重置于爱德华（托尼）的形式，探讨性别气质的多样性，苏珊在经历了爱德华的心路历程后，重新思考情感与生命的意义，从而与现实生活再次和解。电影对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塑造，是通过个体生命经验的“思考”与“回忆”的途径来实现的，而在此过程中并没有刻意弱化与规避男性角色的描绘，相反，是通过男性与女性个体生命经验的对话，实现女性主体意识的思考与重塑。

    参考文献：

    [1]金明.“城市/身體”：两个欲望场域女性主体策略的书写——以胡雪桦新作《上海王》为例[J].电影评介，2017（12）：25-28.

    [2]金明.自媒体时代回族穆斯林电影的“微”表达[J].中国穆斯林，2017（3）：33-35.

    [3]孔凡娟.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新论——袪魅后的文本、对话与审美[J].学术界，2017（4）：180-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