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技社团参与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治理的协同模式研究
何科方
[摘 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重大疫情的挑战，亟需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应急治理体系，建立协同治理机制。该文基于国内外研究动态，结合我国科技社团的源起、特征及作用，分析科技社团参与重大疫情应急治理的过程，并以新冠疫情为例，总结科技社团参与应急治理的七种协同模式，以期提升科技社团在应急治理中的科技支撑力。
[关键词]应急治理 科技社团 协同模式
[中图分类号]G3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596（2020）04-0011-0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在疫情抗击过程中，我国依靠举国防控的制度优势取得了抗疫斗争阶段性成果，但疫情暴露出应急体系构建上仍存在缺失，在突发风险来临时应变能力不足，因疫情导致的次生问题还亟待解决。近年来，科技社团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体系最全的社会组织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当前正处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在疫情后“补短板”的过程中，亟需提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组织效能，更充分、更有效地扩大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将科技社团纳入国家应急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其跨学科、跨行业、跨地域的资源优势，为应急治理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外关于“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研究渐次增多。Sriram Veena认为治理主体应多元化，政府不应当唱独角戏，要建立“公私伙伴关系”，提升治理效能[1]。Stellmach Darryl提出不同专业人士可以发挥各自优势，所罗门群岛登革热疫情防治中，人类学家就弥补了流行病学家、临床医生、疾控人员专业上的不足[2]。Shin Yoon发现国际社会组织在埃博拉疫情防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其参与的合法性、可靠性及行为边界受到质疑[3]。Kim Kyungwoo关注跨组织的动态治理，强调在应急过程中，上下级之间、同一层级之间易出现沟通障碍，故沟通方式与技巧很重要[4]。Schnall Amy建议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如美国实施公共卫生社区准备计划，提升了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5]。
科技社团源于1645年Robert Boyle等人提出的“无形学院”，尽管对科技社团的研究已不胜枚举，但目前研究科技社团参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对于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制，吴敬琏曾结合防控SARS的教训指出，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下几乎没有社群组织有力量提供普及知识、募集资金，为患者和医疗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等活动，必须提升社群自组织能力[6]。张海波等认为，我国应急管理实践存在着社会变迁、治理转型、政府架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五个维度的内在结构固化[7]。李维安等提出应急治理体系顺畅运行应遵循的顶层设计原则、借用原则、分类治理原则、成本分享原则和信息披露原则[8]。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科技社团参与科技创新等领域的研究较多，而结合社会治理的研究较少，参与重大疫情应急治理的研究更是薄弱。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科技社团的源起、特征及作用，解构科技社团参与新冠疫情的治理过程，从治理视角分析科技社团参与应对新冠疫情的协同治理模式。
二、我国科技社团的源起、特征及作用
（一）科技社团的源起
科技社团是指科技工作者自愿结社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常见的科技社团有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在西方，科技社团发展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著名科学家牛顿曾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为学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达尔文从年轻时就积极参加学会活动，且一直伴随着他走过了漫长的科学生涯。在我国，创建于1569年明朝的一体堂宅仁医会，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个科技社团。据有关史料记载，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组建科技社团始于1895年建立的强学会。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科学社、中國工程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华学艺社等近代科技社团相继出现，成为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重要表征。新中国成立以后，科技社团有过短暂的辉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科学事业“春天到来”，科技社团也迎来了迅速发展时期。国内有学者认为，我国科技社团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9]。据《中国科协年度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目前全国各类科技社团32304个，主办的科技期刊2417种，已成为联络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重要纽带。
（二）科技社团的特征
总体上，我国科技社团具有学术性与科普性、非营利性与规范性、多样性与统一性、中立性与服从性等四个“对立统一”的特征。
1.学术性与科普性。科技社团是学术共同体，凝聚一群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共同追求的科技工作者。科技社团的初心是服务会员，有的还主办影响力较强的学术期刊，为科技人才提供“无形学院”式的交流平台。因此，学术性是科技社团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同时，科技社团还具有科学普及的功能，大部分学会设有科普传播部门，为公众认识科学、了解科学服务，在某种程度上科普性是学术性的功能延伸。
2.非营利性与规范性。科技社团是科技类的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特征。但非营利不等于不盈利，为了维持自身运转与持续发展，部分科技社团通过承担政府转移职能开展服务获得收入。在主管部门推动下，我国科技社团的治理结构逐步健全，基本上设有监事（或监事长、司库）等职位，同时内部管理制度不断规范，中国科协对所属学会负责人开展经济审计，极少数违规人员受到查处和严惩。
3.多样性与统一性。近年来，我国科技社团类型日渐多元化。从学科来看，分理、工、医、农、交叉等五大类;从隶属关系来看，有的是全国学会，在省、市、县设立分支机构，也有的是地方学会;从组织形态来看，有的学会下设若干专委会，其专业功能进一步细分，有的学会联合，形成学会联合体。不过，绝大多数科技社团由科学技术协会和有关政府部门管理，这是统一性要求。
4.中立性与服从性。科学无国界，科技社团在科学研究、科普传播等方面保持客观中立性，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对较弱。我国科技社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相一致，任何时候须服从党的领导。近年许多科技社团成立党组织，将党建融入社团组织建设中，使科技社团的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三）科技社团在应对重大疫情中的特殊作用
学界对科技社团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深入研究。王春法认为，科技社团是国家创新体系良好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10]。潘建红等认为，要发挥科技社团在产学研合作中的纽带作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11]。张其春等指出，科技社团发挥专业优势，积极承接政府职能转移[12]。张举等认为，科技社团参与“科技智库”，在政府决策咨询中起积极作用[13]。
实践中，科技社团在应对重大疫情中发挥独特作用。本世纪以来，我国先后经历非典（SARS）、禽流感（H1N1）、埃博拉（EBoV）、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新冠肺炎（COVID-19）等重大疫情。每一次重大疫情的发生都对社会运行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其中包括对人们生命健康的威胁与损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与危害;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影响与破坏，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等。在此过程中，科技社团的主要作用表现为对疫情的判断力、科普传播力、攻关组织力、救援服务力、复产推动力等“五力”。例如，科技社团的学术性，特别是科技工作者“顶天”“立地”的专业化建议，对于疫情研判、危机处理及生产恢复起到重要作用。科技社团的科普性、中立性、非营利性，更有利于向公众传播正能量，及时消除恐慌、化解矛盾，在紧急关头成为社会治理的一剂良方。科技社团面向广大医护人员、科技工作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对形成抗疫共识，不怕牺牲战病毒起到了推动作用。三、我国科技社团参与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治理的过程分析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CGG）对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在《21世纪面临的新风险行动议程》提出，采取综合协调的方式把政府、志愿者、民间机构团体结合在一起，做好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计划、组织和安排[14]。显然，国际上对于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已形成共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治理理论在我国渐受关注。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随着治理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应急管理”也在向“应急治理”转型。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关于“应急治理”的论文正日渐增多，应急治理与应急管理的區别主要体现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过程中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不是政府单一主体;决策模式上去中心化，更注重公众参与，更尊重科学家的专业意见;应急体系上更加完备，从“被动回应”向“主动准备”转变;实际操作上更加科学精准，注重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15-16]。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我国科技社团及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应急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参与主体来看，各方在政府的统一协调下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应急治理机制，其中，政府部门是疫情防控最关键、最核心的力量，负责统筹各方并履行法律授予的管理权限，必要时采取强制性的应急措施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医疗机构是实施病人救治的主体单位，社区组织是阻控疫情、保持社会运转的重要力量，这两类主体的作用非常关键。企业、媒体、社会组织（包括科技社团）是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作为参与应对重大疫情的主体之一，科技社团通过干预和阻控疫情蔓延，救治病人生命，并加快治理社会运行系统失衡，在应对重大疫情中的角色定位逐渐明晰。
从治理过程来看，疫情发生后，各参与主体结合病例流行病学特点、临床表现等数据，结合诊断标准启动应急响应，及时向社会发出疫情预警。同时，按照有关法律确定公共卫生事件等级，启动一系列的应急措施，包括成立应对疫情指挥部、向公众开展应急科普宣传等。在疫情暴发及救援阶段，动员全社会力量展开疫情阻控与应急救援，包括对确诊病人采取隔离和救治措施;对密切接触者、疑似病人进行隔离;对集中暴发的居民小区、社区、城市封闭管理和紧急开展疫苗及药品的科研攻关等。在此期间，及时反馈对疫情的干预效果，适时调整与优化阻控方案，直至疫情影响降至一定可控范围，社会运行系统由失衡重新回到平衡状态（见图1）。
从实际操作来看，新冠疫情的应急治理不仅是某个或某几个部门的职责，而需动员各类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增强体系化能力，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层级的科技联动机制，发挥好政府、街道、社区等一线作用。针对具体应急问题时，政府相关部门成立的指挥部发挥核心作用、相关部门做好辅助支撑、科技社团等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形成有主有次、系统有序的力量体系，通过发挥核心层力量、协同主力型力量、壮大参与型力量，综合提升多方参与的科技创新治理能力[17]。
四、我国科技社团参与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治理的协同模式
我国新冠疫情发生后，各科技社团在全国科协的协调下参与应对，为疫情防控提供持续的科技支撑。至2020年3月23日，仅两个多月，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我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战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在疫情抗击过程中，科技社团与各参与主体紧密合作，积极参与应急预警、应急科普、应急救援、科研攻关、复工复产全过程，形成了以下7种协同治理模式[18]。
（一）政府部门-科技社团协同模式
面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急、难、险、杂，政府单一主体显然难以承担应急挑战，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迫在眉睫。在此次疫情过程中，科技社团发挥“科技智库”作用，积极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专业化的意见，包括对疫情严重程度的研判，分析疫情对不同产业、不同行业的影响等。科技社团参与决策的路径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受政府部门委托，科技社团承担特定的研判工作。从封闭管理到“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从定点医院救治到设立“方舱医院”;从居家隔离到“集中收治、中西医结合”……每到关键时刻都有科技社团专家建言的声音。2020年1月18日，曾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钟南山院士及其他医务人员受国家卫健委的委托，以调查组名义赴疫情发生地武汉紧急调研情况，得出“病毒肯定人传人”的判断，为国家公共卫生应急预警提供了权威性的依据。3月13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通过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面向高端智库、社科界专家学者征集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成果。
第二种是科技社团主动作为，发动广大会员向有关部门献计献策。如2020年2月3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会通过微信公众号连夜紧急发声，组织会员开展8类课题的研究，从科技政策的角度为抗击疫情提出建议。中国公路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中国农技学会、湖北省渔业协会等科技社团立足本行业，向有关部门提出若干项有针对性的建议，对于消除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见表1）。
（二）科技社团-媒体协同模式
当疫情发生时，普通民众受限于专业认知能力，加上各种谣言和负面信息满天飞，一度导致恐慌与害怕。科技社团在推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各专业学会第一时间传播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组织权威专家有效发声，用事实、用细节、用科学说话，分析疫情形势，以群众易于理解的科普方式，让真相“跑赢”谣言，有力增强了整个社会对疫情的防控意识。
疫情防控期间，科技社团-媒体协同的传播渠道至少有7种方式：（1）借助科技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交流学术观点。如中华医学会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发出《新冠病毒感染受关注问题之我见》，回答普通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2020年3月13日，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清华大学专家座谈会时指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至关重要，科技部在疫情防控中吸收了中华医学会的95种期刊的交流研究成果，医学期刊发挥了重要作用。（2）借助专业网站。中国科协及有关部门主办的科普网站，如科普中国、科学辟谣平台等。中国畜牧兽医学会针对“宠物会传染新型冠状病毒”及时辟谣，及时遏制对宠物的杀害。（3）借助微信公众号。如中华护理学会收集、整理了援鄂护士名单，由“今日科协”陆续刊发，以表达对她（他）们的敬意，传播正能量。再如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与数字健康平台微医（We Doctor）合作，同步上线“微医全球抗疫平台”中英文版，汇聚海内外医疗资源，向旅居海外6000多万同胞和亿万国际友人推出新冠肺炎实时救助服务。（4）借助抖音、快手、斗鱼等新媒体，向民众传播疫情期间饮食起居方面的知识。（5）借助腾讯、钉钉等网络课堂，组织科技专家开展相关讲座。如湖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开展“病毒性肺炎影像诊断”专题讲座等。（6）借助传统媒体，如各类报纸、广播电视等。如中国制冷学会专家组形成《关于近日新冠病毒通过气溶胶传播的几点释疑和建议》;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组织专家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饮食安全的消费提示》，从专业角度为民众的生活起居提供有效帮助。（7）借助全媒体。如浙江科学传播融媒体联盟通过“科学+”官微、都市快报、腾讯、网易、华数电视等全媒体推送科普知识，精准提供防疫攻略。
（三）科技社团-医疗机构协同模式
科技社团-医疗机构协同主要表现为以下4种情况：（1）科技社团动员广大会员参与医疗救援。疫情发生后，绝大部分科技社团以倡议书、公开信等书面形式，号召广大会员、科技工作者投身到抗疫救援中去。中华护理学会向全国护理工作者发出倡议书，鼓励全国400多万护理工作者做好疫情的防控与护理工作，学会理事长、理事、分支机构主任委员等奔赴武汉第一线开展工作。（2）科技社团向医疗机构捐款捐物。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监事长钱七虎院士分兩次向武汉市捐款650万元。重庆市产学研促进会、市工程师协会、市建筑灌浆防渗技术协会、市化工节能与防腐蚀技术协会发动会员向武汉捐赠口罩、酒精、消毒片等物品。（3）科技社团负责人与医疗机构共同研究推广新的救治方案。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常务理事李兰娟院士及团队将多年探索的“四抗二平衡”治疗方案应用于临床，及时挽救了许多重症病人的生命。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探索出中医药医治的优势方案，使中轻度病人及重症、危重症病人的病情得以治愈和缓解。（4）科技社团为医疗救治提供业务指导。中国康复医学会连续发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呼吸康复指导意见（第一版）》等专业指导性文件。中国药学会与国际药学联合会发布《适用于药师和药房工作人员的信息与试行指南》，发布《医院药学工作指导与防控策略专家共识（第一版）》等。
（四）科技社团-社区协同模式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重要关键，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最有效管控单元。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社区组织面临着科技资源有限、专业人才不足等客观困难。科技社团支持社区抗疫主要通过三种途径：（1）开展社区科普宣传，帮助民众克服疫情期的恐慌情绪。如湖北科技社团通过社区宣传栏、媒体视窗等发布科普知识，做好距离城镇社区居民、农民群众“最后一公里”的科普服务。（2）发挥专家队伍优势，为受疫情影响人群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广东科技社团搭建“社工+心理”联合服务平台，提供心理疏导、情绪支持、危机干预、个案辅导、居家保障等服务。（3）下沉社区参与封闭管理，服务小区居民。武汉市部分科技社团参与社区防疫，开展对小区人员往来情况摸排，居民健康上门监测，公共场所清洁消毒，挨家挨户防疫知识宣传，病人分类和运转，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居民个性需求回应等多项工作。
（五）科技社团-企业协同模式
科技社团会员中一部分是企业会员，有的个人会员本身也是企业家。从科技社团角度，服务会员、支持会员企业发展是职能所在。从企业角度，作为社团一员，为社团发展作贡献既是职责所在，也是提升企业提升行业影响力的有效方式。通常科技社团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十分频繁，例如湖北省2019年专门资助6个“会企创新协作基地”[19]。在新冠疫情期间，枢纽型、平台型科技社团对企业的影响作用尤其明显。中国化工学会协调35个分支机构、27个全国省级化工学会，号召会员单位中与防控疫情急需用品生产相关的企业保障生产，尽快满足疫情防控物资生产需求。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畜牧工程专业委员会与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疆河（深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并推广微酸性电解水喷雾临时人员消毒通道，在办公楼宣传推广微酸性电解水洗手消毒和鞋底消毒，切断交叉传播途径，保障复工人员防疫安全。
（六）科技社团联合体模式
作为科技工作者的“娘家”，科技社团既掌握政府防疫的工作方向与需求，又了解其会员的专业特长与研究方向，更利于在较短时间内组织科研攻关，在快速鉴别致病机制、免疫病理、疫苗研究、治疗性抗体等方面取得突破。但面对新冠疫情的复杂多变，仅靠某一学会、某一领域专家团队的力量远不够，需要跨学科、跨组织组建联合体。这种联合体模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科技社团之间的联合，如由22家全国学会组成的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通过开展大学科交流，促进学科间融合合作，通过合作，使更多的资源共享共用，引导和促进协同创新;另一种是在科技社团组织下多家机构的联合，湖北省微生物学会理事长石正丽研究员在首次证实该新型冠状病毒使用与SARS冠状病毒相同的细胞进入受体（ACE2）后，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湖北省中医院、武汉金银潭医院等单位的13位专家共同组成“联合体”，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抗病毒药物筛选、动物模型建立、疫苗研发等工作。在广大科技工作者努力下，迅速诞生了一批应对疫情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医疗模式。
（七）科技社团-国际组织模式
一方面，中国科技社团积极分享抗击疫情的最新经验。如中国药学会制订发布《专家共识》，内容涵盖疾病相关背景、臨床表现与诊断、预防措施与管理策略、关键药品、设施与设备保障及特殊情况下药品的管理与使用等，英文版在国际药学联合会登载，并参与制订《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暴发：适用于药师和药房工作人员的信息与试行指南》，指导全球开展疫情防控;另一方面，中国科技社团积极对接国际组织共同抗击疫情。疫情发生后，中国公路学会收到国际道路联合会（IRF）、美国交通运输研究会（TRB）、欧洲智能交通协会（ERTICO）、国际桥梁大会组委会（IBC）、希腊交通研究所（HIT）、尼泊尔汽车协会（NASA）等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交通运输类科技组织的致电问候，表示愿意对中国同行提供必要的帮助。中国作物学会向全球发出《致国际同行的一封信》，呼吁全球同行共同面对疫情，加强合作，携手共赢。欧洲呼吸病学会计划与中方举办联合教育活动，分享从疫情中吸取的教训，同时也与中方讨论开展新冠疫苗联合研究。
五、结论
本文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地的影响及防治对策，分析科技社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过程，归纳总结科技社团参与治理的七种合作模式，得出以下结论：
（一）科技社团参与应急治理形成了多种协同模式
在应急预警当中，通过“科技社团-政府部门”合作对疫情程度、疫情影响进行科学研判;在应急科普与信息传播过程中，“科技社团-媒体”紧密合作，提供真实准确的科普知识，提高公众对疫情的认识与防范能力;在应急救援中，“科技社团-医疗机构”动员医护人员加班加点救治病人，“科技社团-企业”动员会员单位、有关企业提供救援物资;在科研入关过程中，“科技社团-国际组织”加强跨境合作，加快研制检测试剂、药物、医疗器材、疫苗等。在复工复产阶段，“科技社团-企业”“科技社团-媒体”合作提供技术指导，帮助恢复生产。需要指出，这七种协同模式在一般治理情景下也会存在，但是在重大疫情应急治理状态下表现得更为突显。
（二）通过参与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科技社团的成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方面，在危机处理中增强了科技社团对会员的凝聚力，提升了服务社会的能力。同时也利于检视科技社团发展的不足，以便在改进中提升治理水平;另一方面，科技社团的专业化表现增进了人们对社团的了解和认识，在抗疫中与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企业、媒体、社区、国际组织的互动更加密切，为社团今后的业务开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三）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跨专业、跨组织共同参与
只有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应急治理体系，促进各主体之间共享共治，才能形成社会治理“合力”。但如何提升多个主体之间协同治理的效能，形成紧密合作的长效机制，还有待更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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