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的发展演变及其时代价值

    魏志俏

    摘要：“礼”是我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现象，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更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君主权威的重要工具。当今中国强调建设法治社会，但仍不可忽视“礼”这一非制度性文化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及其时代价值。

    关键词：礼；发展演变；时代价值

    一、“礼”的发展演变

    （一）萌芽和形成时期

    “礼”是我国一种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现象，是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礼”的起源很早，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古代的“礼”字写作“豊”，象征用豆盘来盛玉，祭祀祖先表示敬意并求得保佑。《说文解字》上记载：“礼，履也，所以事神赐福也。”意思是说遵守礼仪就像是人走路要穿鞋子一样，要按照礼制行事，只有履行祭祀的仪式才能得到鬼神的赐福。可见，“礼”从一开始就含有行为规范的意义。

    夏商的“礼”，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简单，主要适用于人与鬼神的关系上，其表现形式不过是用食物来祭祀鬼神。虽然含有一定祭祀的礼仪规范的含义，但这一时期的“礼”还没有成为约束人行为的道德规范。

    到了西周，“礼”逐渐发展成为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礼制和与此相适应的道德规范。《礼记·表记》记载：“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就是说要将尊敬服侍鬼神的态度推广到其他方面，如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亲友关系、同事关系、邻里关系等社会关系上。在周朝，尽管“礼”的重要功能之一还是祭祀，但是一个“远”字说明，“礼”的作用已经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引申到人事上，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制度与行为规范。

    周朝创立之初，鉴于商朝灭亡的教训，在统治方式上，周公“制礼作乐”，以“礼乐”治天下。在他的主持下，对以往的宗法传统习惯进行了整理、补充，形成一整套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和礼节仪式，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礼”或“周礼”。周代礼仪的书籍“三礼” ——《周礼》、 《仪礼》、 《礼记》的出现，标志着“周礼”已经达到了系统完备阶段。其中“亲亲”和“尊尊”是“周礼”所确立的全部规范和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旨在维护父权和君权。这两者都是为巩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的，是“周礼”的基本原则，也是西周立法的指导思想。“周礼”经过不断充实、发展，内容非常庞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周公制礼的重大意义在于全面确立宗法等级制度，使国家的各种活动都受到“礼”的规范，并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各种行为纳入“礼”所调整的轨道，不得逾越。[1] （P. 106）

    （二）变革时期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兼并战争迭起，奴隶制度日趋瓦解，打乱了周朝的礼治秩序，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伴随封建社会的到来，新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也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正统封建礼教。礼教文化是这个时期“礼”的核心和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和“家礼”。其中“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 三从”指“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家礼”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儒家主张通过这种礼教文化完成从外到内、从内到外的社会秩序的构建，以期培养出安顺的民众，维护封建统治。

    （三）强化和衰弱时期

    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家思想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儒家思想治理社会，建立了一整套以儒学经义为指导的社会规范、典章制度和“律法”行为模式，成为全国共同遵守的价值体系。汉代形成的以“礼”为核心的文化模式，在此后两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奠定了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和行为模式。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由于大量的繁文缛节和过分强调等级秩序，礼文化逐渐变成妨碍人类思想、个性自由发展，阻挠人类平等交往的精神枷锁。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我国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的剧烈的变化，受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等进步思想的影响，对腐朽、落后的礼教进行了批判和清算，符合时代要求的礼仪被继承和流传。

    二、“礼”的本质与影响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礼”一直被看作是治国的大纲与根本。“礼”的突出作用表现在对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的规范、约束。“礼”的最本质特点是明确等级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和君主权威。

    “礼”经过儒家的阐释推广，传承沿袭，形成了一整套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必须恪守的准则，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遗琐细地区分尊卑贵贱。社会各阶层成员，从生到死，从衣食住行到所用器具，都要受到身份等级的严格限定，从一个人的衣着就可以判断其社会地位和高低贵贱。诞生、婚嫁、丧葬、节庆、社交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套严格的礼节规则，影响着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礼”对促进国家和谐统一发挥过重大的作用，正是由于“礼”的存在，使得庞大的中华民族得以和睦相处，保持社会稳定的状态。礼文化把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个性心理，都规范于一个和谐统一的秩序之中，任何人想要打破这一统一体，都是违礼的社会行为，都会受到“礼”的惩罚。这对中华民族不断克服分裂危机、形成大一统的局面，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礼”最根本的作用仍然是进行严格的社会阶级划分，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并且包含大量的繁文缛节，束缚人的手脚，严重限制人的自由和平等。

    三、“礼”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礼”是东亚文化的传统。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自认为是世界文明中心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中国人知礼。礼是中国人心目中衡量人与禽兽之别，以及文明与野蛮之分的重要标准。尽管经过革命洗礼的中国大陆，在礼仪方面已经较少讲究，但“礼”的精神仍然处处可见。这种礼文化的影响，体现在重视人际往来的礼节，尊师重道，重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讲究约束和规范，是东亚文化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在现代东亚社会的日本、韩国等也可以明显看到“礼文化”的强烈特色和影响。“礼”是一套规则体系，也是儒家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是一种传统的文化。我们不妨要问：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有关礼和礼教的思想，是不是过时了呢？如何看待儒家礼教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意义呢？至少在多元文化成为潮流的当今世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制度与制度变迁》一书中指出：“非正式制度是一切正式制度赖以形成的条件，也是一切后者得以有效运作的前提。前者是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而后者是冰山深藏在大海深处的基体。”从斯诺的术语看，礼更接近于非正式制度。历史已经证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笼罩世界、市场经济法则支配全球的当今时代，仅仅依靠法律治理和民主程序并不能建设起有序和谐的社会。因此目前的现实课题是：有必要把东亚传统中的礼文化经过选择而有益地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人际关系的调整，以期达到提升人性价值、建立健全人格、共创和谐的秩序。我们今天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全部恢复儒家关于礼制、礼俗仪节的体系，我们必须根据创造转化和批判继承的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汲取传统礼仪中合理的、有益的因素，并且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内涵，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以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针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其中社会安定有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如今，中国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问题越来越突出，道德沦丧，理想信念缺失，恶性社会事件层出不穷。社会治理固然应倚重法治，但这是系统性的工程，单靠法治无法完全解决问题。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状况同人们的道德素质和文明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2] （P. 50）

    而礼治具有法治所不能代替的独特价值，它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是诺斯所说的“冰山深藏在大海深处的基体”，其合理因素和价值在于，通过约定俗成的群体规范、文化认同，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不同于法律制度的行为准则，在潜移默化中起到一种规范教化的作用，在某些时候这是一种更为有效地调节方式。它可以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使人们更加自觉地维护社会秩序，主动地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风气， 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因此，我们应扬弃传统礼治的落后部分，借鉴礼治思想的思路和基本精神，吸收其合理因素，充分发挥礼治作为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人际交往的纽带和化解矛盾的手段的作用，不断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参考文献：

    [1]荆惠民.中国人的美德——仁义礼智信[M].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白奚.儒家礼治思想的合理因素与现代价值[J].哲学 研究，2000，（2）.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