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詹金逊主义”管窥
张琦+桑毓域
摘 ?要：新詹金逊主义对詹金逊的档案管理思想“取其精华”，并使其在电子文件时代重新焕发生机。本文在介绍新詹金逊主义代表人物和阐述其主要观点的基础上，论证詹金逊的“证据神圣性”对于现今档案管理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新詹金逊主义;档案管理;电子文件
Abstract：New Hilary Jenkinsons theory has absorbed the quintessence of Jenkinsons thoughts about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made it vibrant in the era of electronic documents. Based on an initial background and representive characters introduction of the renewed theory，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idea“sanctity of evidence” in Jenkinsons archival thoughts still has theoritical significance on archives management.
Keywords： New Hilary Jenkinsons theory ;Archives management ; Electronic records
英国著名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1]作为古典档案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接受、拓展并普及了荷兰手册的主要思想，尤其对历史档案有着透彻研究。他在代表性著作《档案管理手册》中细致分析了当时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对档案组合等基础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他还规定了档案工作者的工作职责与义务，对维护档案的原始证据性和神圣性进行了深刻论述。主义，是指被人们所推崇的某种特定的思想、宗旨、学说体系或理论，上述詹金逊的研究成果是其档案管理思想的结晶，在当时档案界得到了广泛认同，因此本文将其视为詹金逊主义。然而，实践需要是学术进步的基本动力，档案学界亦然。环境更迭下的档案管理工作需要跨越式发展，新詹金逊派学者不再拘泥于詹金逊主义旧有框架，促成了新詹金逊主义。
1“新詹金逊主义”萌发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北美文件的大量激增，詹金逊主义在实践中受到了挑战。档案工作人员不再以詹金逊的“描述性学科”为基础，开始正视庞大的当代文件中只有少数才能成为档案并被加以保存这一现实。与谢伦伯格同时代的著名美国档案学家玛格丽特·克罗斯·诺顿[2]（Margaret Cross Norton 1891～1984）可以说是“新詹金逊主义” 最初的代表性人物。作为美国档案的先驱作家，玛格丽特·克罗斯·诺顿用其毕生精力促进了美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为美国的档案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诺顿是伊利诺伊州立档案馆的第一届馆长、美国档案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以及《美国档案学者》的编辑。她一生之中发表过很多文章，汇集成的专著被美国的档案学家恩斯特·波斯纳（Ernst Posner）称为“第一本美国的档案管理手册”，此书对于美国档案的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诺顿的档案思想恰恰是受到詹金逊主义的深刻影响。但是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布鲁默所说：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不是“决定性概念”而只属于“启发性概念”。尽管1922年詹金逊的《档案管理手册》发行后，诺顿曾多次表示《档案管理手册》是她的圣经，诺顿也是客观理性地思考詹金逊主义，没有将其视作绝对清晰的定义或度量准则。
以诺顿为代表的“詹金逊追随者”们对詹金逊主义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就档案价值而言，出身历史学和图书管理学的诺顿不同意档案仅限于历史价值的观点。詹金逊认为档案的公正性与真实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档案的形成方式，即文件在业务活动中的原始积累状态;二是档案的形成目的，即形成者只关注文件的现实用途而非未来价值。”这种公正性和真实性赋予了档案特定的证据价值[3]。在詹金逊看来，证据的神圣性是最本质的。诺顿在此观点上与詹金逊一致并有所延伸。诺顿认为档案工作者首先应该是一名政府的行政人员而不是那种在象牙塔内为历史学家守护档案的工作者。在确保行政活动中自然产生的可靠依据不被任意破坏的基础上，档案工作者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文件在业务效率方面的价值和作为证据的价值，其次关注的才是它们在历史方面的价值。
就档案整理而言，诺顿充分肯定来源原则的重要性。詹金逊强调应该保持全宗的完整性，档案整理必须反映形成机关的原始组织结构和文件保管体系。诺顿曾说：“这本书（档案管理手册）解释了来源原则的含义等，詹金逊有些想法和我的想法非常的相似。比如档案实质上是历史记录的观点。”在詹金逊的观点影响下，诺顿认识到了来源原则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档案整理和著录的重要原则加以使用。同时，诺顿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方面，她认为行政人员是保管公共文件的，保管人员必须釆用一种不会损害档案的法律价值的方法管理档案;另一方面，她指出档案的整理和分类应该反映其形成机关的原始组织结构和文件保管体系，即按来源而非主题内容分类整理。她的档案整理理念深化了詹金逊“一个行政机构是一个有机整体”思想。
就档案鉴定而言，诺顿的观点与詹金逊有所不同。在詹金逊看来， 文件是行政管理无意识的副产品， 是行政活动和事务处理的原始证据， 那么就不能有后形成者的人为干预， 否则就会损害文件的原始证据性。詹金逊主张“由行政官员成为选留和销毁其文件的唯一代理人[4]”。诺顿虽然认可詹金逊强调的文件证据性特点，要求重视档案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却对其行政官员决定论表示异议。诺顿觉得只考虑历史档案工作者在档案保存中的利害关系是片面的，她在面对文件剧增的现状时提出了富有创新性的见解：“很显然，任何机关不再可能保存其活动中产生的全部文件，档案工作的重点已由保管文件转变为挑选适合保管的文件[5]。”作为“新詹金逊学派”代表性人物，她认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档案工作的重心应该是由档案工作人员主导的档案鉴定。诺顿为此提出的“禁毁年限表”鉴定方法在档案鉴定过程中得到了有效发挥。
就档案工作而言，诺顿在詹金逊主义基础上也对档案工作者提出了职责要求。一方面，她认为档案工作者必须公正无私，在对档案进行整理和编目时尊重文件的原始行政机关组织结构，切实合理地运用来源原则，保护文件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她对档案工作者的判断能力和专业知识提出了要求——档案工作者应依据普遍性、科学性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工作。与诺顿同时期的美国档案学者菲利普·布鲁克斯也曾指出詹金逊关于档案人员可以不承担参与机关文件管理的义务这一观点不科学，他同诺顿一样，认为从事文件挑选工作的档案人员应与机关组织中的文件管理人员在文件整个“生命周期”中保持密切联系[6]。
总之，以诺顿为代表的“詹金逊追随者”们实际上促成了“新詹金逊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萌发。他们认为首先要重视档案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将档案作为维护公众民主权利的一种有力凭证，这在鉴定思想上与当时被公认为“全面科学”的谢伦伯格文件双重价值论有着明显不同。诺顿等人重提詹金逊的“证据的神圣性”观点，强调档案的证据作用，捍卫档案基本原则，批判谢伦伯格的情报价值鉴定标准。同时还对詹金逊关于行政管理稳定性或整理的固定次序概念“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些都在一定意义上强化并延伸了詹金逊思想。到了20世纪下半叶，计算机技术和通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电子文件管理问题进入档案工作范畴，詹金逊主义也得到了新一轮的关注，笔者将对此作出分析。
2 “新詹金逊主义”发展
到了20世纪末，信息社会中档案已被纳入广泛的信息资源系统，档案的形式、内容、载体和记录手段都更加多元化、多样化。电子文件的虚拟性、可变性等特征使得文件的原始性与证据效力削弱，日益增多的文件被肆意销毁，除了早先以诺顿为代表的“新詹金逊主义派”外，档案学界也重新关注起了詹金逊的思想。例如，在澳大利亚，档案学者苏·迈克米什、弗兰克·厄普沃德、格伦达·艾克兰等人在其《介绍档案和档案计划》、《档案文件——通过文件保管提供义务》、《超越保管之上的地方》、《档案人员——保管者、承办者或监督者？》系列文章中对其坚持的“新詹金逊主义”进行了论述。
各国档案理论家尤其对加拿大重新审视文件历史和前后联系、研究电子文件时代档案理论核心的做法产生兴趣。加拿大著名档案学者露西安娜·杜兰蒂（Luciana Duranti）于1974年～1987年，曾先后担任意大利国家研究所档案项目部主任、罗马公共档案馆馆长，担任意大利罗马大学档案馆与图书馆工作者专门学院教授。1987年从意大利来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就职。她通过《古文书学——旧学科的新用途》等系列文章详细地论述古文书学和它与理解现代文件的相关性。她在档案鉴定理论和电子文件管理上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对詹金逊主义的尊重，可以说是电子文件时代“新詹派”（新詹金逊主义学派简称）的代表人物。在加拿大，除了露西安娜·杜兰蒂等人的著作，对“新詹金逊主义”作出论述的还有希瑟·麦克尼尔的《档案理论与实践——两种范例之间》、珍妮特·特纳《新工具——特别的古文书学和加拿大联合教堂权威研究》、特里·伊思特伍德的《档案全宗》和《怎样鉴定》等[7]。
以杜兰蒂为代表的档案学者，进一步发展了“文件历史观”，掀起了詹金逊主义在新一阶段的“复辟”潮。笔者将综合这一时期主要的新詹金逊主义派学者的论述，对新詹金逊主义的内涵进行简要阐述。
首先，新詹金逊主义强调关注文件本身。一份被认为属于档案的文件，是在行政管理或行政事务中形成或使用的，它本身就是事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8]。杜兰蒂主持的InterPARES项目中将文件视为社会活动执行的副产品，并且要与参与同一活动的其他副产品建立起历史联系以发挥参考作用。它要求现代档案工作者重视行政管理活动过程，并对机构档案的格式、结构和形成者加以研究。
其次，新詹金逊主义重视文件作为形成者事务处理活动的证据特征。档案具有客观真实性，这种内在真理性特征使得档案成为法律和历史研究等活动的可靠证据。杜兰蒂在其文章中指出，电子时代的档案本质“不只是信息，也不同于知识”[9]。所以，她所研究的古文书学（diplomatics）重新定义了档案作为“事实”和“行为”的概念，将文件视为由物理和信息形式连贯构成的独立事实。新詹派认为，现今对文件信息内容的过度重视削弱了文件形式、结构和形成者的重要性，数据更新的需求掩盖了文件的固定性。对文件的历史和前后联系、维护档案的证据价值也成为新詹金逊主义的关注点。
最后，以杜兰蒂为代表的“新詹派”也同诺顿一样，支持档案人员参与到鉴定活动中。档案的历史研究价值虽然不是有意识保存而是偶然产生，但档案人员不应仅仅充当保管者，而需要从管理到技术、从方法到理念进行调整，适应电子文件的新挑战，成为主动的“鉴定顾问”，介入到电子文件的生成过程与提取过程中去[10]。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新詹金逊主义可以说就是在继承詹金逊主义基础上，强调理解文件有机联系重要性的一种“文件历史观”。该时期的新詹金逊学派学者站在历史观角度，注重研究文件形成的形式、结构、形成者和功能，实际上是对詹金逊“证据神圣观”的强调，体现了对以来源为基础的档案管理理念的尊重。就电子时代而言，这种思想优越于以主题内容为主的档案管理和利用，能有效维护档案本质属性，最大化地发挥档案工作者在电子文件管理中的作用。
3 “新詹金逊主义”启示
正如上文所述，詹金逊主义虽然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不再适用，但詹金逊观点或者说他的理论的真理性一直是存在的。电子文件时代带来的各种新技术挑战使得詹金逊主义重新焕发生机。具体表现如下。
一来引发新詹派对现行档案术语的再思考。比如，在加拿大古文书学（diplomatics）中，文件定义包含了如下要素：载体、内容、格式、形成者、拥有者、活动（行动）、档案联（使单个文件形成文件联合体的关系）;一份文件是一份遵循被某个社会组织认为有约束力的规则，在实际活动中产生于媒体之上的，关于事实的证据。在这个定义中，一份文件=一份档案记录=以书面形式呈现的、司法系统约束的、关于事实的证据[11]。新詹派对文件定义的整合引发了一系列思考：何为数字文件、何为网络档案、大众媒介上承载的信息是档案吗，等等。
二来对档案价值进行了再强调。新詹派认为档案是公共证据的“道德捍卫”，电子文件时代下档案的公正性和真实性依然取决于档案形成方式和形成目的。这种公正性和真实性赋予档案特定的证据价值。而凭证价值高于情报价值恰恰就是档案有别于其他各种资料的最基本特点。新詹金逊学派的学者们在詹金逊主义的思想结晶引领下，重新着眼于档案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强调将保持文件的证据性价值放在核心的位置。对电子文件价值的判断有着相对于操作层面的原则作用。这为电子文件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思路——保障电子文件真实性的实现，从而维护电子文件的证据性价值。在电子时代环境下，自由信息法实行，档案的真实可靠性成为档案实践、理论发展的重要着眼点。可以说，詹金逊倡导的“证据的神圣性”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另外，新詹派重新审视了詹金逊的档案鉴定观。詹金逊并不反对鉴定和挑选，而是反对档案人员参与鉴定，这实质上也是对档案证据性的保障。新詹派认同将保持文件的证据性价值居于核心位置，档案人员的任务是保护证据的神圣性不可侵犯，但同时，新詹派认为在现今短期文件、虚拟文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档案工作者应由“被动保管者”角色向“主动挑选者”转变。档案人员只有全面了解一个机关文件中的相互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干预文件的形成（尤其是对于电子文件的管理，确保生成的是档案而非一般信息），充分发挥顾问、协调者作用，才能有效地履行鉴定职能，有效地维护档案的证据神圣性。
综上所述，新詹金逊主义是“证据神圣性”思想光芒的闪现。电子文件的产生和电子文件保管系统、文档一体化系统使得学术界的研究焦点集中在档案鉴定上，新詹金逊主义启示我们：在文件形成源头进行的鉴定必须以形成机关的司法和行政需要为依据，由机关文书人员在档案人员的协助和指导下进行。新詹派强调，档案人员不能充当形成者或历史学家，但应主动干预，发挥顾问作用，并提醒现代档案人员在电子环境下很有必要仔细研究文件的形式、结构和形成者。这里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新詹金逊主义诠释了理解文件有机联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其重视行政管理和机构档案的观点，不能成为削弱档案的社会记忆性、用以满足具有约束力的可靠性的理由，事实上也无法证明同样的管理方法只适用于档案的行政利用。所以，忽视档案文化利用等其他方面或者甚至偏离档案的本质属性不可取。 正如库克所说， 古文书学还必须与更广泛了解文件形成者的职能、结构和相互关系密切联系[12]。
参考文献：
[1] 郝伟斌.古典档案学家的杰出代表——詹金逊[J].档案管理，2006（6）：12.
[2] 徐琴.诺顿的人生述评[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3.
[3] [4] 黄霄羽.詹金逊与谢伦伯格鉴定观的比较及其对当前鉴定理论的影响[J].档案学通讯，2004（5）：23～27.
[5][7] [12] 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R].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
[6] Philp C. Brooks.The Selection of records for Preservation[J].American Archivist 1940（October 3）：226.
[8] 卢辛纳·杜兰蒂，于力.鉴定的概念与档案理论[J].黑龙江档案，1997（6）：24～25.
[9] Luciana Duranti. More Than Information， Other Than Knowledge： The Nature of Archives in the Digital Era[J].Cadernos BAD 2003 （2）：6～16.
[10] 露西娜·德瑞蒂，杨安莲.现代文件挑战下的档案工作者角色[J].浙江档案，2001（5）：38～39.
[11] 谢丽.文件的概念及其在数字环境中的演变：InterPARES观点[J].档案学通讯，2012（3）：46～50.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15-0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