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
陈晓玲
摘要：本文以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人均国民收入进入高收入地区行列，从而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为例，就我国大陆地区在当前经济发展中如何借鉴台湾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思考，提出建议。
关键词：台湾；中等收入陷阱；经验；启示
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因为没有实现转型升级，经济长期停滞，结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我国而言，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了知识界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我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正逐步显现，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当前正经历着从推动经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升级发展，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到消费和投资协调拉动的转换过程。尽管很多人对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持乐观看法，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充满阵痛、十分艰难的过程。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可低估。台湾地区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其经验和问题可供借鉴。
1台湾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教训
台湾地区在上世纪末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经验从总体上看主要依靠人力资源开发与科技进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筹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与此同时制定和完善有关法规，加快产业升级，形成支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包容性机制，促进结构和民主化的转型，从而为台湾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1依靠人力资源开发与科技进步
台湾的教育比较发达，岛内培养了很多的大学生，并利用在海外留学和海外工作的一些中国人回到台湾，为台湾科技业做贡献，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对企业的腾飞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不断引进外来的技术加以消化、创新，与此同时制定引进人才、技术的配套法规，如“租税配额”，即五年之内可以免征营业税（营业税是25%），使台湾科技业不仅引进海外技术，也解决了就业等问题。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台湾本身也加快技术的投入，使得企业拥有很多高级人才从事研发工作，为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基础。
1.2依靠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筹资
台湾银行DRAM波动性非常大，一年波动性可达90%之多；它的价格可以一年下降20%。在2001年至2010年之间，产品平均供给量上涨53%，价格下降25%，新兴产业靠银行筹资困难重重。由于投资风险太大，促成了台湾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促使这些高科技企业到资本市场上筹资。以台湾目前来看，它的负债占净值的比例，各高科技的大公司差不多都一样，即65%。可见台湾依靠资本市场对高科技企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1.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台湾地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如传统的雨伞业、制鞋业等已逐渐失去优势。台湾适时提出产业升级的对应策略，制定了以科技为导向的产业政策，以科技升级带动“工业升级”，利用市场潜力大，产业关联性大，技术层次高、产品附加值高、污染程度低、能源依赖度低等六大原则，提出发展十大新兴产业与八大关键工业技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在新竹、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的带动下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台湾高科技产业在经济中的的比重不断提高。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制造业比重由1986年的24%提高到1998年的42.8%。技术高密集型产品占总出口比重由1986年的18.4%，提升到1988年的41.1%。以台湾发展十大新兴产业中的交通业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对航空及陆地交通实行开放，以发挥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吸引多家民营企业参与竞争，迫使地方政府及所属无竞争能力的企业退场，促进了台湾地区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此后，努力发展高铁产业。高铁的出现使岛内航空几乎都被迫停飞，负责原有铁路营运的台湾铁路公司必须自找出路，例如开发短程运输或怀旧之旅。其次，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带来丰厚的企业利润促使台湾经济转型。台湾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8000美元时，才开始面临跨越低增长的陷阱问题，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瑟罗（Lester C.Thurow）忠告台湾说，“要赶上先进国家，台湾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路，不过这三分之一是最容易的路，接下来三分之二才是最难走的路，各种制度都必须大幅改革。”言下之意，台湾要跨越陷阱，需要经过艰苦的爬坡期。爬坡期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还有永远爬不出来的。台湾在低增长时代之所以能够突围而出，是因为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台湾的高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突然出现的，比如说台积电、联发、日月光、宏基等。台湾出现的“腾笼换鸟”，就是当时台湾传统的雨伞业、制鞋业还存在的时候，一些新兴企业突然就起来了。当时台湾还出现“代工思维”，以台积电企业为例，台积电的成功在于结合台湾的优势，当时的台湾经过多年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许多有经验的技术人才，有利于集成电路行业的发展。台湾电子企业拥有台湾最好的学生，解题高手，只有外资因特尔有设计图纸，企业就能解题。因此台湾晶圆厂一个个出来，从4寸、6寸、8寸到现在12寸，从芯片，到设计、切割，以及分装，都是台湾不同的公司在生产，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即由美国负责设计，由台湾负责代加工做晶圆厂，这一投资就是上百亿美元，因此成就了台湾的集成电路产业。这才是真正的产业链分工，即所谓的“代工思维”，由比尔负责设计，设计之外的由台湾来代加工。
1.4实行结构和民主化的转型
台湾地区解严后社会制度开始走向民主化，使公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监督政府，消除贪腐，提高效率，并从政府得到相对稳定的服务。如台湾的贪腐现象，在民主化后取得了有限度地改善，前任台湾地区“总统”陈水扁因贪腐案入狱就是其中一例，“国际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2011年贪腐印象指数”，台湾排名第32位，这种结构和民主的转型对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曾起到一定的作用。当然，对台湾地区的民主也需具体分析，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并没有给台湾带来经济冲天发展的契机，更重要的是，民主社会产生后，由于利益团体竞逐，取代整体利益。社会争斗不断。例如民众对经济发展为先还是环境保护为先，无法取得共识。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台湾核电四厂问题的争议。台湾计划兴建的“国光石化”（上游产业、负责轻油裂解及生产乙烯），经过十年而未果，中小型石化企业只得纷纷到大陆、美国及新加坡去设厂，这也是台湾地区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的一个教训。
1.5制定法规。促进产业升级
台湾为配合实现经济目标和促进产业升级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为吸引生产性投资，台湾当局曾于1960年公布施行《奖励投资条例》，规定了大量税收鼓励政策，并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情况变化而多次修改、补充，对台湾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税收优惠总水平过高，造成优惠政策效益不佳。为适应已变化的经济形势，提高税收优惠政策效益，台湾于1990年12月公布《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同时决定停止施行沿用了30年的《奖励投资条例》，该条例施行时间自1991年1月1日起，至1999年12月31日止。1995年1月对条例进行了修正。《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的税收优惠措施涉及多个税种，条例最主要的内容是营利事业所得税条款。优惠形式主要包括：（一）加速折旧。根据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经营规模及生产方法的需要，对特定产业允许其机器设备按所得税法规定年限缩短回1/2计算折旧。（二）投资抵减。投资于自动化、资源回收及防治污染、节约能源及工业用水再利用的设备或技术等，在支出金额5%至20%限度内，抵减当年度应纳营利事业所得税额；当年不足抵减时，在以后4年内抵减；每一年度抵减总额以不超过当年应纳税额扣50%为限。为促进产业区域均衡发展，公司投资于资源贫瘠或发展迟缓地区的产业，达到一定资本额或增雇一定人数职工的，按其投资总额20%范围内，抵减当年度应纳营利事业所得税额；当年不足抵减时，可在以后4年抵减。为鼓励重要科技事业、重要投资事业及创业投资事业的创立或扩充，按有关规定认股或应募记名股票持有时间达2年以上的，于其股东开始缴纳股票价款当日起2年内经股东会同意选择适用股东投资抵减或免税，择定后不得变更：投资抵减是在其取得该股票价20%限度内抵减当年度应纳营利事业所得税额或综合所得税额，当年度不足抵减时可在以后4年抵减；免税是新投资创立的企业自开始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之日起连续5年内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增资扩展的企业自新增设备开始作业或提供劳务之日起连续5年内就其新增所得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三）专项免税。台湾居民以自己的创新或发明，依法取得并登记的专利权或电脑程序著作权，提供或售予境内公司使用而取得的权利金或收入，免于计入综合所得额课税。公司为促进合理经营，经专案核准合并的，免征有关业务的印花税及契税。公司投资于创业投资事业，其投资收益的80%免予计入年度营利事业所得额课税。《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的颁布，促进了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企业的持续发展。
2台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时期。从时间跨度上看，是本世纪的头20年。从经济指标上来说，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既面临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又面临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与台湾地区相比有明显的差异，但两岸都经历产业结构转型，面临激烈的竞争市场，因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有不少共同点。台湾在产业结构调整、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方面有其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2.1法制是保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利器
从表面上看台湾经济增长靠的是依靠劳动、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创新，促进产业转型转变，实现收入由低到中再到高的过程。实际上，它不仅涉及经济，而且涉及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等诸多方面。如上文所述，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先后制定了《奖励投资条例》、《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条例为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我们大陆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某种借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一指导思想为实现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出明确方向。这就要求对现存的一些法律法规中，有些已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需从体制机制上进一步理顺法制建设与改革推进的关系。如果法制建设不能及时、有效地发挥效力，反而成了改革向前推进的障碍，就必须先推进法制领域的深化改革，包括转化立法观念和立法模式，加强立法的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强化人大的立法职能，积极推进民主立法，通过立法努力实现社会分配等领域的公平公正，防止在新一路改革过程中出现利益分配的新的不公以及权力关系合法化等发生，预防腐败所造成的危害，从而为全面深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扫清障碍，使经济改革推进与法制建设形成良性互动。
2.2要大力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
从台湾地区证券市场发展过程看，先后出现店头市场，接着出现集中交易市场，在集中市场产生后，店头市场即开始萎缩并被禁止，此后，市场又出现发展的必要，继而出现了非公开的私人股权交易市场——盘商市场。最终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互补的资本市场体系。正由于台湾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促使这些高科技企业如台积电、联发、日月光、宏基等在资本市场上筹资，使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反观我国市场，从宏观上看，仅有上交所和深交所两个集中市场，对市柜台交易等场所，虽有代办股权转让报价系统，但其既不成规模，也没有明显的体系。我国新颁布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的战略目标，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迎来难得的契机。台湾地区的企业发展状况与大陆地区有类似之处，其成长快速的企业也以中小企业为主，也迫切需要满足不同层次的企业融资需求，从其多层次市场体系的法律和制度建设来看，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经验。当前，大力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是加快中小企业融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路径。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还要进一步做好以下几方面：一要放开贷款利率的管制，使其市场化。推进汇率行政体制的改革，扩大市场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空间。二要进行金融机构改革，在竞争当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三要坚定地推进利率、汇率的市场化，也就是说在推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配套推进汇率的市场化，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而且还要大力地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比例，这将有利于企业降低杠杆率。四要推动人民币逐步走向国际化，使金融业更加开放，在一个开放的大市场中来增强金融业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五要继续加大力度，让民间发起设立中小银行，让金融业更加具有竞争当中提高服务水平的意识。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抗风险的体系建设，加强对风险的监测和风险个案发生的处置能力，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2.3增加教育、科技研发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在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投资将转化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比增加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更为重大。战后的台湾教育投资的增长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1952年—1962年，台湾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22.8%，而公共教育经费的平均增长率为28.15%。1962年—1973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为15.6%，公共教育经费的平均增长率为18.3%。1973年—1982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为20%，而公共教育经费的平均增长率为24.7%。这三个时期的台湾公共教育经费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国民经济增长率降低了，从1982年—1986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只有9.35%，同期教育经费的平均增长率则为9.9%，这表明，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教育经费增长水平基本与公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并仍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目前，中国教育支出仅占GDP的4%。而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红利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此外，中国应继续推进教育公平。拉美一些国家由于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导致教育不平等加剧，进而使社会不同收入阶层逐渐被固化。这既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也不利于知识和科技在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扩散，最终阻碍劳动生产率在全社会范围的提升。在研发投入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支出仅占GDP的2%，对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是不足的。经济越发展对教育和科技进步的需求越来越大。
2.4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城镇化水平，推动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城镇化水平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路径。从台湾经验看，其之所以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在城乡结构上实现了根本转变，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赶上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大体相当。当前，我国大陆地区首先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户籍问题的症结就在于高度分权化的社会福利统筹模式，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缩小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之间的福利差距。其次，如何让农民能够进得来、留得住是城镇化的基本目的，这就必须实施供给侧改革。通过改革，加快进城务工者市民化，其最重要的环节是城市能够提供较为充分的的就业岗位，使其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加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实现城市之间公共产品的均等化。通过供给侧改革，消化楼市高库存量，解决房地产的结构性需要错位。实践证明，没有农民的城镇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如在一个县域内，如果没有城镇化改革，即使引进了大量的项目、资金，办起了工业园，为农民创造了一些非农就业机会，但其他方面的收益仍难做到，甚至会出现工业对农村资源的挤占乃至侵犯，结果出现县域内城乡差别反而扩大而不是缩小。只有继续推进和深化户籍、产权制度、劳动力市场等的改革，才能有利经济的发展。
2.5在转变发展方式和推动创新体系中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障碍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自主创新。台湾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主要表现为采取积极的产业升级政策，大力推动技术和管理体系创新，以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形成支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包容性机制。当然，大陆和台湾两地区的情况很不相同，对创新需要做具体分析，过分强调共性会掩盖个性特征。我国在走出贫困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如今，我们依赖人口红利的阶段已经过去，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种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根本上还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要考虑竞争力的保持和进一步的发展。要继续从供需两侧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要把创新驱动放在核心位置，围绕加快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使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涌现出来，适应市场需要并带动更多就业。正如李克强总理最近在会见来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年会的境外代表时强调，中国正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形成中国经济的“双引擎”。我们不仅要进行技术创新，跟上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创新步伐，让千千万万人共享智慧，激发思想火花，还要进行制度创新，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创新政府监管方式，把政府不该管的权力放给市场，让政府把更多精力放在事中事后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上。
当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现实或潜在需求，要通过推动创新、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升级、城镇化等配套措施着力把内需潜力激发出来。对具体企业而言，要发挥自身的潜能，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和推动创新体系，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大创新力度，这种创新必须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前提，要以培养一支高科技人才和企业家队伍为基础，要以建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和运行机制为保障，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提高创新能力，以持续深化的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