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保守党领袖的政治主动性
摘 要 断言近代英国保守党缺少理论建树，并非属实。19世纪中叶保守党的两位领袖，罗伯特·皮尔和本杰明·迪斯雷利，均在该党在野时尽力而为。前者发表《塔姆沃斯宣言》，改善了保守黨的形象;后者在曼彻斯特和伦敦的激情演说，博取了下层选民的好感。他们的言行符合时代大潮，扭转了本党的政治劣势，此等做法也影响到以后。自由党领袖却对理论宣传工作掉以轻心，其自由放任主义受到新自由主义者的严厉批评，逐渐失去选民支持，而后自由党的政治生命力与保守党形成了鲜明对照。
关键词 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罗伯特·皮尔，本杰明·迪斯雷利，理论宣传，改革
中图分类号 K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2-0009-09
19世纪中期，英国保守党的声望明显逊色于自由党。一因人们望文生义，认为“保守”比“自由”有更多贬义;再因当时自由主义如日中天，乃时代主流意识，理所当然地归属于自由党。自由党享尽天时，连续执政理所当然。
实际上，19世纪英国自由党的理论宣传远不如保守党。一是因为自由主义多由某些党派意识淡薄、超脱于党派立场者和学派①所倡导，他们所倡导的首先是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而非自由党所独占的政治信条。为了推动改革，他们还要向自由党的权势人物施加压力，屡次示威游行。再是19世纪后期，自由放任主义理念又遭到格林、霍布豪斯等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严厉批判。而保守党的政治理论——保守主义，多由党魁罗伯特·皮尔和本杰明·迪斯雷利根据时代要求补充新意，使之能迅速波及保守党和社会。
在国内学术界，研究19世纪中后期英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论著较多，但明确揭示保守党理论宣传主动性的并不多见。保守党能在19世纪中后期，终结其自第一次议会改革以来的政治颓势，与自由党平分秋色，轮流执政，一因当时自由党内部分歧较大，再因其理论和政策宣传功亏一篑。保守党领袖皮尔和迪斯雷利，在理论宣传上积极主动，改变了保守党的所谓保守形象，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
笔者多年研究英国三大政党的政治观念史，深感自己在辉格党与自由党上着墨较多。如2010年出版的《英国政治思想史》，仅用一节论及保守主义发展演变，约为自由主义内容的1/5。②对保守党领袖皮尔和迪斯雷利对保守主义阐释的主动性以及良好效果，揭示不够、肯定不足。鉴此，笔者特撰此文，说明“皮尔主义”和“迪斯雷利主义”在英国政治史上的有效作为，揭示19世纪英国保守党理论宣传的连续性和主动性，指明其后保守党对迪斯雷利思想的继承，以及相应之下自由党政治观念的衰败和外部压力，以此肯定保守党的强韧生命力和历史地位。文中浅薄和谬误之处，恳请同仁学友指正。
一、《塔姆沃斯宣言》和皮尔主义
在英国政治史上，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1788—1850年）被视为第一位保守党领袖的首相，但并非意味着他拥有某种思想体系。他之所以能在思想史上留下盛名，在于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保守党领袖”和首相，①最早发表了政党竞选文件——《塔姆沃斯宣言》，主持废除了臭名昭著的《谷物法》。
《塔姆沃斯宣言》发表于1834年12月18日，恰值大选开始。它本是针对塔姆沃斯选区500余名选民的。但因皮尔在保守党内声望最强，其影响超越地方，便有了广泛的意义。
皮尔如此呕心沥血，绝非偶然。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后，自由主义势头强盛，自由主义政策顺利推行，这似乎昭示着自由党执政权的久盛不衰。为逆转颓势，皮尔和保守党必须适应潮流，尽力抹去本党在选民心目中的保守古板形象，为重新执政创造条件。恰巧，此前不久，皮尔接到了国王诏书。说是辉格党②内阁在《谷物法》和爱尔兰问题上发生分歧，执政能力受到影响。威廉四世将之解散，劝皮尔出任阁揆。
皮尔为改变托利党在公众中的形象，以一位即将就任首相的政治家身份，宣称他想坦诚地“将自己的公共政策理念，全面地毫无保留地予以公布”，向具有“党派目的阶层”阐述他的基本观点。他在宣言中表态：认可议会改革法案，认可改革法案所造成的变化，尽力弥补因《改革法》给保守党所造成的“某种道德缺陷”;终止政治被动，获取执政机会。身为老练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认识到多数英国选民有着较高的政治分辨力，并坚信：采用模糊呆板的文字陈述，可暂时终止选民的不信任，影响议会选举，但会“与公众想法不一致”，最终导致保守党政治溃败;而对政党原则的坦诚陈述，则定会赢得选民的信任。③为避免暧昧，他使用简洁明快的言辞，称“《改革法》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是解决英国重大宪政问题的最终和不可更改的方案”。④为了打消人们对保守党的成见，他提请民众勿忘19世纪20年代自由派托利党⑤人在司法方面的改革：国务大臣皮尔主持修订了刑法，免除了上百种死刑名目;在首都创建了一支有效的警察队伍——“皮尔队”，将其推行到全国;终止了专对工人的侦探制度，取消了禁止结社法。
同时，他提醒选民，改革要适可而止，勿使长久永远地生活在骚动的漩涡中，不可放弃对古老权力的尊重和对权威的服从;要“坚持既定权利，改正职权滥用，对民事和宗教机构进行谨慎检查”。⑥这等于声明保守党会坚持以往托利党那些原则，保持该党的稳健特色。
宗教问题在宣言中占据了较多篇幅，原因颇为复杂。“光荣革命”后的多项立法，巩固了安立甘国教的至上地位，剥夺了天主教徒和其他非国教教派信仰者⑦的公民权利。可在18世纪中后期，不列颠出现了挑战国教的因素。循道宗因陋就简，自办教会，并通过“福音复兴”运动吸引大量教徒参加，并一再呼吁进行政治和宗教改革，实现权利平等，增强宽容性。
1800年，爱尔兰与不列颠合并之后，民族和阶级矛盾激化，迫使威灵顿政府于1829年颁布“天主教解禁法令”，使久受压制的天主教徒，开始成为与国教徒地位相等的公民。但绝大多数不信国教者仍未获得选举权，不能进入公学和大学，难以从事体面的职业。一些开明贵族也在议会提出议案，要求深化改革，公民同权。⑧
《塔姆沃斯宣言》针对性地倡导宗教宽容，表示授予各教派团体和信徒同样的公民权利，但不主张出现大的变动，不同意将教会财产与宗教目的剥离开来，希冀通过修改有關国教的法律，强化民众对国教的敬畏和感情。宣言还涉及外交和内政等问题，表达了一位保守党领袖知难而进的心态。《塔姆沃斯宣言》是皮尔第一次组阁执政的先声，但效果不大。皮尔的首届内阁仅有百日，难有作为。而皮尔作为杰出政治家，流芳后世，主要归因于他的改革勇气和实践。
1841年，保守党在大选中赢得了明显多数，皮尔再任阁揆，但经济危机骤至，失业者超过百万。“反谷物法同盟”在各地召开大型集会，散发大量小册子，向议会呈递请愿书，要求废除《谷物法》和保护主义关税政策，实行自由贸易。宪章运动高潮迭起。政府财政困难。自由党人幸灾乐祸，盼望保守党内阁再次短命夭折。
皮尔组建了一个精干内阁，实行全面改革。经济和财政方面，取消或降低了千余种商品进口税，全部废除英国商品出口税。开始征收居民所得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制止了通货膨胀。皮尔还降低国债利率，筹措偿债基金，使国债总额连续下降。工业资产阶级得到更多实惠。英国经济再现繁荣。
正当皮尔政府在改革中蹒跚而行时，马铃薯枯萎病发生。爱尔兰400万下层民众或移居北美，或流亡英伦。加上不列颠小麦大面积减产，数百万人啼饥号寒。皮尔目睹激进派反《谷物法》斗争，决意不顾土地贵族的反对，取消对农业的一切保护措施。1846年，他正式提出废除《谷物法》。经过马拉松式激烈争论，议案在议会通过。登时，千万人集会庆祝，各地报刊盛赞政府议案。皮尔成为改革楷模。
《谷物法》的废除，使保守党得到了中产阶级的支持和理解。几年后，辉格党政治家马考莱对《谷物法》废除做出了较深刻的评价。他反问道：1848年，当整个欧洲都发生动荡时，为何唯独英国未发生革命？这同《谷物法》废除有很大关系。该法令的死亡使中产阶级消除了对政府和贵族的怨恨。①
《谷物法》的废除既损害了皮尔内阁，又分裂了保守党。保守党右翼保护贸易派攻击皮尔是本党“叛逆者”;在野辉格党人立即抛却皮尔派同盟者的面具，联合保护贸易派议员击败政府。1846年6月27日，皮尔辞去首相职务，永远离开了政府，但他的行动，诠释了“皮尔主义”的真意。当英国人陶醉于自由主义时代的业绩时，不会忘记，自由主义灯塔上最明亮的火烛，是由一位保守党政治家点燃的。这位政治家与一般政客的重要区别，是他甚少炫耀其政治主张，却能不畏困难，顺应时势，稳步前行。
二、迪斯雷利和保守主义的系统化
19世纪中叶，人们很难想到：以后接替保守党领袖宝座的，会是一位具有犹太血统的政治家。
在1845年4月有关《谷物法》的一次著名辩论中，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年）讽刺皮尔借用了辉格党人的政策，并号召下议院推翻皮尔的“诈骗王朝”。②翌年元月，迪斯雷利又在议会发言，嘲讽皮尔“窃取了辉格党人的衣服”，无视选民法定的反对权益，呼吁保护关税主义者去攻击这种专断。③《谷物法》废除之后，德比伯爵斯坦利凭借其显赫家世和政治资历，赢得了保守党领袖的接力棒，三度任首相，并在其第三次任阁揆时，举起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的旗帜。德比伯爵一再成功的要素之一，是获得了迪斯雷利的鼎助。
迪斯雷利为出人头地，追随德比20余年。1847年，他成为下院保守党领袖，1852年任财政大臣，为时均短。他的第一个财政议案被以威廉·格拉斯顿（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为首的皮尔派联盟否决，内阁垮台。
1867年，保守党上层集团为摆脱困境，提出并通过了第二次议会改革案。可大选还是自由党获胜。一些尖刻的评论家讥讽说：保守党人的改革只是被迫采取的变通手段，政治上是改头换面而非改弦更张，是机会主义行为而非励精图治。而且，自由党多次嘲弄他们缺少一项明确的政治纲领，是一个依靠偏激情绪和狭隘阶级本能，从事政治投机的政党。1871年，自由党人再次挖苦保守党缺少政治纲领。开明贵族政治家查理·迪尔克勋爵等人公开抨击英国君主立宪制，指责王室花费巨大、上院贵族保守，无法与美国和法国的共和政体相媲美。社会上掀起一股要求取缔君主制和上院的浪潮。
面对舆论挑战，迪斯雷利作为保守党领袖和首席发言人，有必要公开解释保守党的政治主张，维护英国现有体制，反驳政敌。
公众演讲成为他的拿手好戏。1872年4月3日，迪斯雷利先在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大厅，面对上千听众，发表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演说，①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的对手断定保守党没有政治纲领……我断言我们拥有一项令人满意的纲领，一个使我们在何时何地都准备去维护和辩明的纲领。”②
继而，迪斯雷利用深刻的言辞申明：“保守党的原则就是维护该国宪政”，因为英国政治机构近乎完美，是本民族的历史经验的结晶，并保证了英国社会的稳定发展：
英国在大约二百年前解决了宪政问题以来，从未经历过革命……这是由于前辈们运用其智慧，在不触动人们激情的情况下，树立了最高权力的荣誉地位，无论党派斗争何等激烈，无论人心如何混乱，这个国家总有一种可使不同的阶级和政党团结在它周围的东西。它代表着法律的庄严和司法的发展，同时还是人权的保护者和荣誉的源泉。③
以集体主义精神关注民众利益，是“新保守主义”的又一内容。以前在政治领域，保守党对个人主义放任行为本能地蔑视。而富于政治智慧的迪斯雷利看到：采用集体主义口号，主张政府出面解决社会问题，有助于改变保守党在公众中的傲慢和冷漠印象。为此，他在稍后的伦敦水晶宫演讲中提出：托利党的另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理由在于：
对于政治家来说，人民的健康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巨大课题，它涉及许多方面。它包括人民的居住条件，和很少被我们考虑的道德与身体状况;它包括他们要享有的、那些构成自然的主要因素——空气、阳光和水;它包括对他们辛勤劳动的规定、对他们劳苦工作的审查;它包括对他们日常供应的净化。④
当然，此时迪斯雷利的“公众关怀”，还不同于以后自由党的新自由主义和工党的费边社会主义。它依旧承认传统和现实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缺少全面系统的社会改造计划，却带有争取选民、改换保守党社会形象的政治功利性。可另一方面，这种“保守集体主义”是通过宣传保守党施政纲领，并尽可能地昭示公众社会的，因而更具有实效性。
迪斯雷利还把政治宣传转向女性，较早提出男女平权。⑤议事录记载：1871年，他投票支持《消除妇女无权议案》;1872年，支持相似的议案;1874—1876年，连续三年投票支持该议案。1873年4月，他在写给友人的私人信件中也表达了此态度：关于妇女拥有选举权方面，被不合理的居住和财产资格限制，“女性本不应该被剥夺，尽管女性在地方政府事务中，有相似的资格限制却能够获得该权利。我也相信通过议会智慧定能看到它的废止”。⑥
事实表明，在政治问题的许多方面，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一再“捷足先登”，不输于自由党上层。
“新保守主义”第三方面内容是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加强帝国的殖民主义统治。于此，迪斯雷利还利用“爱国主义”说教，强调“民族统一”，淡化阶级差别，实现一种贵族、中产阶级和工人的 “社会融合”，迎合本国资产阶级夺取海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欲望。他抨击自由党政府紧缩军费、在欧洲缩手缩脚、对帝国兴衰关心不足的外交政策;尽意弱化国内大众的阶级对立情绪，鼓励民众参与和支持国家殖民帝国主义的对外活动。
迪斯雷利的“爱国主义”鼓动恰逢其时。随着欧洲主要民族国家的工业化，德国迅速发展的势头已经显露，大英帝国霸权受到挑战。上流社会倍加看重“帝国事业”，要求在欧洲和世界广大地区扩张殖民地。他们批评自由党的“无形帝国”思想，力求扩建“有形帝国”。迪斯雷利的“帝国”宣传，不仅表达了19世纪70年代，英国有产阶级强烈发展殖民帝国主义的愿望，还激发了该党有别于其他政党更强烈的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欲望。以后历经布尔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直到1982年的福克兰战争，保守党总是得心应手技高一筹，这有赖于迪斯雷利所培育的殖民帝国主义的好战精神。
迪斯雷利的演说内容，被一些报刊及时登载，其作用胜过许多理论性著作。而且，他作为资深政治家，演讲时语气委婉，通俗易懂，神采飞扬，富于激情，既能迎合上层阶级的要求，又对下层民众产生了迷惑作用。
迪斯雷利与普通理论家不同的是，他具有将其理论转变为现实的能力。1874年，他领导建立了保守党政府，先后促使议会通过《工厂法》《保护财产法》《工会法》《雇主雇工法》《工人住宅法》《公共卫生条例》等，①着手解决了诸多社会问题。
经济方面，迪斯雷利政府采取灵活的进出口措施，维护多方利益，吸引工厂主和商人转到保守党一方，扩大了保守党的社会基础，使之成为一个同样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政府。为满足本国资产阶级夺取海外市场的需要，政府借埃及政府困难之际，廉价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近半数股票，控制了这条黄金水道，赢得了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者的喝彩。其他在印度和巴尔干地区均有胜筹。维多利亚不忘首相的功德，封他为比肯菲尔德伯爵。
一些报纸夸张地赞扬：迪斯雷利执政数年，取得的成就“超过自由党执政的50年”。保守党人J. E.高斯特称赞迪斯雷利的“托利民主”原则，是站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下从事理论和实践的。他“不是为了自己的阶级，主要是为了国家”。②他的一系列论点，被称为“深得民心的保守主义”。
迪斯雷利对保守党及保守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两大政党领袖中，他是极个别能为保守党意识形态增添新内容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政治上最耀眼的成功，是灵活应对了罗伯特·皮尔未能解决的难题，将土地贵族与力量日益壮大的资本家之间的利益，调和在一起，缩小了二者之间的差距;又尽力通过舆论宣传和实施社会改造政策，努力争取社会中下层阶级的选票，扩大了保守党的社会基础，避免了保守党内部发生分裂。唯有如此，方能为以后與自由党和工党的抗衡，准备必要条件。
比起皮尔的人格魅力来，迪斯雷利显得逊色。他早年两次投资失误，负债累累，被迫多年撰写文学畅销书，挣稿费还债;他行为放荡，名声在外。35岁那年，他向年已四旬的贵族孀妇安妮示爱，舆论大哗。风传他是想借伯爵夫人丰厚的家底，去填满他那可怕的债务深洞。他为了排除非议，赫然与新妇达成协议，二人尽量在财政上井水不犯河水，③令世人刮目相看。迪斯雷利身后，人们对他在理论和思想上的贡献的评价越来越高。保守党政要休·塞西尔勋爵在其代表作《保守主义》中，称赞他“具有敏锐的判断力，足以辨别当时的主要趋势和动向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他既是讲究实际的策略家，又是理论家”。④考虑到他本任内阁首相时间相当短暂，其他几次作为德比勋爵内阁要员的时间，统共只有11年。他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为保守党建功立业，是值得肯定的。
保守主义的思想更新，把倡导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逼入死角，推动自由党左翼人士在理论上实行更新。
三、迪斯雷利主义的承继
19世纪中后期，保守党两代领袖皮尔和迪斯雷利的言行均属积极、主动和务实。
皮尔的务实精神众所周知。他真诚、认真、执着，注重原则，追随时代精神，坚守政治风范，责任心强，但处事矜持、敏感，缺少幽默感。皮尔宛如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基佐对他的描绘：他“本质上是一个讲究的人，每走一步就要观察一下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就如海员不时地观察天象一样”。⑤
皮尔性格上最突出的特征是真诚善良，不过于看重政党立场和界限。对于党派斗争中批评过他的对手，如自由党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麦考莱等，他主动邀请对方进宴，直抒胸臆，化解敌意。即便是曾经因政治对立，和他负气走向决斗场的对手汤森德，他也能主动释嫌，笑泯恩仇。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在写给女王的信中哀叹说：皮尔的去世，使他如同失去了“又一位父亲”。①
按说迪斯雷利的言行也具有实用主义特点，却又多了机会主义的特色。他机警灵活，富于想象力和幽默感，能在突破旧观念体系的情况之下，尽量保存保守主义价值观，这就避免了该党再现皮尔主义的激进行为，有助于守护保守主义的固有阵地，避免党内分裂，延续保守党的生命。
政治上的灵活性容易遭人诟病，加上迪斯雷利的微贱出身，曾被一些人质疑他缺少一贯性的政治原则。1849年，格拉斯顿在日记中写道：使他最感窝心的，是自己必须去对付一个“有政治野心但却对公共事务无任何强烈信念”的家伙;19世纪50年代，他的好友斯坦利勋爵在日记中评论道：他甚至不能假装与什么政治原则相关联;1859年，政论家巴芝浩特惊叹：无人会像迪斯雷利那样有着如此之多的政治创见，可“他从来没有政治信仰”。②这些评价显得苛刻辛辣。但后人应该看到：第一，迪氏在政界上升的艰辛。在贵族权势刚刚松动的19世纪中叶，像迪斯雷利这样有着犹太人血统、出身中产阶级的政治家，必须有着过人的政治雄心，采取非常手段和方式，方能步步高升，出人头地。此类人并非只存在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第二，迪斯雷利主义的承上启下。迪斯雷利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并非无源之水。后人研究证实，他心仪的保守主义先哲，一是博林布罗克。他对维多利亚女王毕恭毕敬亦君亦友，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博氏《爱国君主》一书的影响，即认为议会下院仅仅是一些人的聚会之地，而君主却是万众至尊。二是受埃德蒙·伯克的影响。迪斯雷利的遗稿中，有一些是对伯克的评议和赞扬。可以看出迪斯雷利政治思想与本党先哲思想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迪斯雷利著作等身，但多是文学作品，这易使人们忘却他的宪政思想家身份。实际上，早在1835年，他就发表了宪政著作《为英国宪制辩护》，此书200余页，述及伯克思想最多。它虽非经典，却展示出他对传统政治制度的看重，对伯克思想的推崇。而且，细数19世纪英国保守党政治家，考虑到即便是皮尔执政时所实施的也主要是自由主义理念，可知：在对保守主义的阐释方面，在思想深度和连贯性方面，迪斯雷利首屈一指。
值得比较的还有二人领导改革的行为。如果说1846年皮尔率领保守党左翼废除《谷物法》的行动，是替保守党的大地产者向民众谢罪，那么，1867年迪斯雷利主持并领导的第二次议会改革，却是该党为夺取或保存执政权，而主动吹起的一次政治冲锋号。
迪斯雷利之后，长期担任保守党党魁、四次任内阁首相的索尔兹伯里侯爵（1830—1903年），也应归属于务实派。在政治理论上，他基本上是“作而不述”，坐享其成。1885—1902年间，他秉持托利主义传统，对大众民主不屑一顾，并维护不列颠古老宪制，用保守党习惯做法来延缓、控制民主进程。他认为所谓民主政治、福利措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宪政平衡的三种威胁。第一种威胁来自人民主权的胜利，意味着下院将逐步取得对君主制和上院的支配地位。第二种威胁源自政党体制，每届政府若要赢得全民支持并获取执政权，必须组建大众性政党。这样一来，政党利益的考虑就会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第三种威胁是民主，索尔兹伯里担心民主前景不佳，会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威胁本国的等级制和宪制。索尔兹伯里侯爵不仅惧怕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还预见到工人团体的日益壮大，工会将统治英国，随之而来的是军事独裁统治。③他这种观点有别于迪斯雷利，更与皮尔大相径庭。
纵观皮尔、迪斯雷利和索尔兹伯里前后三代保守党政要，可以发现在他们行动的背后，所依据的是阶级意识的区别。皮尔是一位具有工业家血统的政治家，其作为大多都出于深层的人道主义伦理观念和政治意识，并伴随着一种追求自由和相对公正的信念。
迪斯雷利很大程度上是一位力图出人头地的政客，不时变换着自己的政治目标，可以兼顾社会不同阶级的利益，为了在政治阶梯上迅速攀升，灵活机警，手法多变，必要时，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还会看风使舵，改变政治风向。
索尔兹伯里侯爵是典型的保守主义贵族地主政治家。他服膺迪斯雷利的组织才能和政治魅力，擅长外交，厌恶社交;喜好撰写论述外交政策的论文，且文笔犀利，深思熟虑，却拙于撰写国内政治论文。有人说，他除了基督教信条之外不相信任何理论。他的许多观念都是经年养成和固化了的，缺少花样翻新的思想体系，甚至没有起码的政治心态变换。他的长处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沉稳老练的心态，在欧洲乃至更广阔范围内经受过严格的外交历练。他尤其幸运的是，当他以外交大臣的身份担任党魁并前后四次领导内阁时，英国在经济、外交和军事上的余威尚在，他尚能在外交上继续施展，在亚、非、拉广袤地带迅速扩充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可以继续实施光荣孤立政策，不屑于与任何大国结盟。可英国所面臨的政治外交前景，是他无法预料到的。索尔兹伯里作为一名守成的保守党贵族政治家，接受了迪斯雷利的大部分衣钵，在自由党的权力争夺中顺风顺水，似乎没有必要更新或创造新的保守主义理论体系。
四、自由党理论的缺欠
保守党理论制胜的原因还在于其政敌理论宣传的相对薄弱。自由党政要的慵懒懈怠，与保守党领袖皮尔和迪斯雷利在理论宣传上的积极主动，形成鲜明对比。19世纪中期的英国，正处于自由主义兴盛时期。可对当时的自由党而言，所谓自由主义的理论多是“外围现象”。自由党内部一再发生分歧，后来还遇到“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依序述之。在19世纪3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勃起时，批判和抗议《谷物法》的队伍中，影响最大的是科布登和布莱特。他们所参加的“曼彻斯特学派”又称“自由贸易派”，是19世纪上半叶形成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代表资产阶级和其他中产阶级的利益，以向议会呈递请愿书为主要斗争方式。后来由于工商业主、功利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派别的进入，其理论与英国第一个反对保护关税的社团——“反谷物法协会”的斗争结合起来，影响才稍有扩大。而由反谷物法协会演变而来的反谷物法联盟，是典型的议会外压力团体，并非以争取执政为主要目标的政党。它游离于自由党之外，与自由党的组织建设和理论宣传很少发生关联。①协会领导者科布登和布莱特，是从属于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论家。二人虽然分别于1841年和1843年当选为下院议员，可二人的主要活动，是从自由党外部呼吁自由贸易和继续进行议会改革，反对本国对华战争和克里木战争，限制帝国主义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在著作里和议会中，他们不仅关心经济问题，还相信自由贸易本身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他们都有强烈的废奴主义观念，具有反帝国主义、反干涉主义、反军国主义的倾向。②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为自由党政要所不喜，很难长久立身于自由党内阁，发挥才干。③其中，布莱特寿命较长，活动范围广泛。可英国著名学者阿萨·布里格斯对他的评价却是：他使自由主义成为一种信条，可他却未能提供一种知识理念。④
19世纪最负盛名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被誉为“自由主义的教父”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⑤他的经典著作《自由主义》中思想精华突破了政党立场和理论体系。换言之，密尔所倡导的19世纪中期的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最强音，却非对自由党所独有的政治理念的解读。他举起的旗帜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社会的，而非自由党的。他所关心的代议制问题、教育问题、男女普选权问题、人权自由和法治问题，属于功利主义公民权的时代范畴。他至多无意地侧身在自由党的影子之下，但未进入自由党的组织核心。他甚至不屑于纠缠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是是非非，避免了狭隘的群体偏见和自私的党派意识。漫长的职员身份，以及他对东印度公司稽查工作的长期恋栈，使他躲开了琐碎的政治纠葛。而他对英帝国问题的关注，以及在中英关系上流露出的殖民主义观念，明显超越了党派界限。
反观19世纪中期自由党最有影响的领袖约翰·罗素勋爵和帕默斯顿勋爵，对自由党理论更新和宣传，表现出明显的漠视、懈怠和无为，其程度令人惊讶。罗素勋爵早在1821年就发表了《英国政治制度史》，是第一次议会改革议案最著名的起草人。可在他以后长期的内阁和议会生涯中，①完全失却了当年的政治激情，磨损了仅有的棱角。他除了一些被世人讥笑的改革言辞之外，所剩余的只有漫不经心、无所事事，废话连篇和形式主义，遭到维多利亚女王的反感和指责，被挚友批评为“不称职的首相”。②后世学者精心考察他的“懒政”做派，指出他身为自由党顶级政要，出奇地厌倦党务和政治宣传。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他仅仅出席过6次公共聚会，发表了5次演说。③同样从政多年的帕默斯顿是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两次任首相，多年任外交大臣。其名言：“英国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表明他一向将帝国的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他作为老式政治家，一贯反对激进主义政治改革，被讥称为制约英国政治改革的“阀门”，截止19世纪60年代之前，英国自由党无法实行重大改革的“人为要素”。他力图将自由党的活动局限于议会，实是要将自由党玩忽于股掌之上。④他最被动的贡献是以其死亡打开了政治改革的制动阀。为此，人们唏嘘感叹。
在自由主义盛期，多年倡导并实践自由主义改革的，首推格拉斯顿。他本是一名托利党人，赞同实行《谷物法》，主张延续黑人奴隶制，立意加强国教在爱尔兰的地位;先后从政61年，4次任首相，领导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可他的自由党人生涯，应该从1859年，他完成了从皮尔派到自由党人的转变算起。⑤1868年，格拉斯顿首次组建内阁，全面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包括教育改革、文官制改革、军事改革、司法改革和议会制改革。他强化社会救济和其他公益事务的监督，确认工会组织的合法性，并把爱尔兰问题作为历届内阁的工作重点。为安抚爱尔兰，他一再提出《土地条例》和爱尔兰自治案，在议会里做了千百次的演说。然而，自由党右翼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激烈反对爱尔兰自治。由约瑟夫·张伯伦领导的帝国主义激进派，警告他勿使大英帝国失去这块最近的殖民地。不久，张伯伦辞职，但由他率领的“自由党统一派”成为格莱斯顿的死敌，多年坚持保护关税和帝国政策。⑥1893年，耄耋之年的格拉斯顿在85次会议上舌战张伯伦等人，使爱尔兰自治议案在下院侥幸通过，却在上院遭到否决。格拉斯顿建立统一、自治并忠于英国王室的爱尔兰计划，化作泡影。
1895年，议会下院中的“自由党统一派”投向保守党，并在保守党政府中任职，自由党分裂成为定势。1908年张伯伦“统一派”正式与保守党合并。
格拉斯顿和自由党的失败表明，其政策已不能适应英国殖民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趋势，无法满足本国金融资产阶级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侵略扩张的欲望。当年由科布登、布莱特和密尔倡导过的自由主义对外政策，已经甚少号召力，而代之为更强悍、贪婪的“殖民帝国主义”政策。英国工商业者，乃至更多的有产者，力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西方列强重新瓜分亚非拉殖民地的狂潮中，捞取更多利益，抢占更多领土。故而，自由主义让位于保守主义，自由党必让位于保守党，已是大势所趋了。
19世纪中后期，自由党上层思路不一、步调不齐，政治理论和政策上难有重大突破，还在于他们各自所依靠的社会力量的差异。于此，约翰·文森特评论道，各领导人准则不一、方案各异，是由于理念不同：“科布登的领导权植根于制造业的利益。布莱特立足于工人阶级改革的要求……张伯伦在阶级和忏悔之间移动，从组织工作转向激进主义。密尔的地位是建立在无可比拟的知识优势之上的。”⑦至于罗素勋爵和帕默斯顿勋爵，均是典型的贵族政治家。他们首先维护的是辉格党大地产者的利益。正因为他们的存在，使辉格党经历了20多年的岁月，才演变为自由党。自由主义时代的中下层民众，若要指望此类的政治权势占有者垄断者，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急行快进，犹如水中捞月一般。
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英国自由主义的衰落，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新自由主义者对它的严厉批判。最负盛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有三位。其中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1836—1882年）最早举起了“集体主义”的旗帜，发表论文批评英国社会的贫富对立，并提倡积极主动的国家和社会观，认为“没有对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意识，就没有权利”。①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rse，1664—1929年）则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种结构复杂的“有机体”，其各个部分互相依存，交互作用。社会各成员的美好生活，都与其他同胞的生活直接相关。故而大家应该同舟共济，协力推动历史前进。②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约翰·A. 霍布森（John A. Hobson，1858—1940年）则将联合王国视为一个“集合有机体”，并严厉警告自由党：必须放弃自由放任的旗帜，代之以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纲领，否则会死路一条。③
新自由主义的激进主义观点，从思想上组织上影响并分裂了自由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虽然自由党左中两翼联合执政8年，积极奠定了英国福利国家的基础，但该党却犹如经历了一次回光返照，有气无力了。也正是自由党理论的相对不作为，彰显出保守党著名领袖皮尔和迪斯雷利在理论创新方面的连续性和主动性。
英国政党角逐从未终止。17和18世纪，两党对决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王权的支持或王朝的更替。那时的政党理论作用尚不明显。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后，选民逐渐增多，王权继续衰落，政党组织水平一再提高，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政黨领袖们体察到理论宣传的重要性，积极从事理论传播和政策调整，争取选民支持，并努力将之变为政策。在19世纪中后期的决斗中，自由党占据天时，先声夺人;保守党力争人和，在轮流执政中略胜一筹。细思其中缘由，除了国内外形势变化之外，自身政治理念的优劣起到重大作用。对此，20世纪宪政学家艾弗尔·詹宁斯在其《政党政治》中写道：“自由党的历史职能……是改革18世纪的政治体制，使其适应19世纪的情况。保守党的职责是捍卫这些机构，而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从改革中使之毁灭。”④然而，对自由党来说，对旧体制是要改革而非固守，漫不经心坐享其成很容易受到政敌的挤压，丢失活力。19世纪末，自由党败象显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虽有一次8年的奋博，却还得让位于政治理论更激进的工党。而以捍卫传统体制为己命的托利—保守党，却经历了多次的“换药不换汤”的政治观念改革，在与自由党和工党的政治角逐中屡操胜券。
英国政党政治史一再证明，英国任何政党及其领袖，必须审时度势及时改革，否则会失去选民支持，在轮流执政的舞台上，沦为两大政党的配角。
【作者简介】阎照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英国史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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