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党性修养述论
徐伟
[摘要]加强党性修养，是中共思想建党的重要内容。延安时期，中共为加强党性修养采取了多种措施。通过梳理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的一系列著述，沿着中共加强党性修养的思路脉络和现实举措，以加强党性修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党性修养的标准和目标以及加强和改进党性修养的具体措施为主线，进一步明晰了中共加强党性修养的过程和内容。中共加强党性修养的措施，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共思想建党的理念：既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组织团结统一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延安时期；党性修养；思想建党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8）11-0013-04
一、加强党性修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
党性修养属于党的思想建设范畴，是巩固中共自身建设的重要举措。中共在延安时期着力加强党性修养，表面上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主动作为，实际上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党的革命形势的现实需求，是基于适应社会发展规律、中国文化传统以及解决现实存在的党性不纯现象的需要的必然选择。
（一）理论自觉：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需要
刘少奇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指出共产党员是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与世界的推动者，因此需要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经验。由幼稚的革命者成长为成熟、老练的革命家，需要经过长期的革命锻炼和修养的过程。他指出，“革命者要改造与提高自己，一方面固然不能离开自己的革命的实践，同时也不能离开自己主观的努力，在实践（自己的和别人的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那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进步，仍然是不可能的”[1]13。他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从无产阶级政党使命的角度分析指出，为保持“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加强党性修养是必须的。马克思主义党性思想，是基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而产生的原则性结论。这一理论一旦走出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的西欧，落足中国现实社会，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指南时，就必须立足特定的时空条件，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党员队伍中封建思想残余、各种形式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普遍存在，是阻碍党性修养的大敌。为担负起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的任务，积极地同严重腐蚀人们非阶级意识作斗争，唤醒工人阶级的革命自觉性和阶级觉悟，进行自我改造，对党员加强党性教育成为必然。
（二）文化传统：重视提高个人修养
中共加强党性修养的理论来源，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向来提倡“内圣外王”的人生规划，将个人修养视为事业成功、治理国家的前提。儒家经典著作《中庸》《大学》主张的思想观点是对儒家修身之道的概括。《中庸》认为：“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大学》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修养观，是以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然后沿着家、国、天下的层次依次向外扩展。这一过程，自我修养提升与事业成就同步，自我修养的程度决定事业的高度。身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的中国共产党人，沿用这一逻辑思路，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将由家及国至天下的逻辑改造为服务于党的、阶级的、人类的解放事业，改造客观世界和人类的大任。这一逻辑，可谓是对传统个人修养观的发掘与运用，是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现代利用。
（三）现实因素：存在党性不纯现象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党员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入党前难免受到资产阶级观点的影响，许多党员在思想觉悟上没有达到党员标准。因此，加强党的建设，“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2]833，875。毛泽东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是主观主义的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3]陈云指出，在干部任用工作中，“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升级、不能降级，是个人第一、党性不纯的表现”[4]6。党员中存在对组织纪律不能自觉遵守，并设法逃避的现象。刘少奇指出，“这种人，虽然或者还保留了他们的党籍，但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完全没有了的。他们资本主义化了”[5]282。以至于有些党员在局部的胜利面前头脑发昏，在广大群众对他的抬举和权力面前腐化堕落，甚至完全失去原有的革命性。由于各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反对集中领导的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等不良倾向滋长，导致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违反组织纪律的现象不断出现。这些现象与党的组织纪律是不能相容的，与党性原则是完全矛盾的。中央指出，“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今天所处的游击战争环境，尤其需要加强党性修养[6]70。因為“一切摆老资格，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不虚心学习，不尊重地方党政同志，对老百姓蛮横，不和蔼，不讲理的，正是品质不良和党性不纯的表现”[7]。
加强党性修养，就其价值理性而言，是主动适应社会发展规律，在道德品质和思想观念层面的自我约束和提升；就其工具理性而言，是解决现实革命斗争中存在的党性不纯现象，站稳阶级立场的需要；其实质是思想建党的必要措置。
二、党性修养的标准和目标
中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鲜明的党性原则。延安时期，中共党性修养的具体标准和目标，即在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下，秉承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组织纪律绝对服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党员。
（一）最高原则：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处理问题时，必须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部分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民族利益服从世界利益。具体地说，“一个共产党员，能够使他个人的利益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与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帜”[8]。坚持“一切服从党的利益、一切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打算”[9]，是从党的组织纪律角度对党员行为必须以“党的利益”为衡量标准。个人利益完全服从党的利益，对党员的这一要求可以概括为“大公无私”。任弼时指出，“如果党员不能培养出自己对党的利益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那他的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一样会变为泡影的”[6]807。是否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成为衡量党员党性的标尺。
（二）内在要求：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
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它的革命事业唯一的目的是求得全人类的解放，因此每个党员都应该具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这一精神也是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内在要求。毛泽东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10]660。阐明：“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人民利益重于泰山，乐于接受人民的批评。“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2]1004，1005。这种纯粹的道德追求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是共产党人党性的最高体现。延安时期，中共大力宣传的白求恩、张思德等典型人物，是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杰出代表，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这些典型人物，成为一个时代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楷模和标尺。
（三）外在表现：对组织纪律绝对服从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四个服从”原则，成为党的组织纪律的核心内容。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四个服从”既反映了民主，又体现了集中，是党内生活秩序的总概括，称为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的基本准则，实质是少数服从多数，其核心是全党服从中央。刘少奇指出，“党员的一切思想、言论、行动，都应该是有原则的、有组织的、有纪律的”[11]302。这是党性在组织生活上的具体体现。
（四）具体标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党员
毛泽东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发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12]。张如心指出，学习毛泽东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如何把马列主义理论原则、方法、精神贯彻到革命实践中去，才能“成为中国的马列主义者”。漠视党的“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是党性不纯的具体表现[13]。刘少奇在七大讲话中要求，“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并且“一切党报，必须系统的宣传毛泽东思想”[14]337。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必要举措。
三、加强党性修养的建设路径和具体措施
延安时期，中共为了加强党性修养，在革命实践中采取了多种措施。
（一）理论维度：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中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高度自觉，是加强党性修养的基础。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入党时，即已明确“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目标[2]1059。任弼时指出：一方面，党员“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提高自身的阶级觉悟、阶级意识；另一方面，“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去观察、处理问题[6]808。刘少奇批评“记取马恩列斯许多原理和结论”，而不能运用理论于革命实际的教条式的学习态度，而“学习马恩列斯之所以为马恩列斯的本质、精神和方法”，依据马列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实际，并根据时代环境和具体国情，引申出应有的结论的做法，则是正确的。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对于树立正确党性倾向作用重大。他认为共产党员的修养，“首先是思想意识上的修养”[1]15，19。任弼时提出，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违反党性的现象，是加强党性锻炼的途径。同时，“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这一斗争是衡量党员党性的主要标准之一[6]808，通过在党内开展思想争论、批驳与反批驳等方式到达思想上的一致，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内化为党员干部的真诚信仰和行为准则。
整风运动是中共加强党性修养实践的一场思想革命。这场思想革命旨在纠正曾统治全党“错误的思想方法和实践方法”，即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党内的影响，同时改造全体党员的思想。改造党员的思想认识，必须依靠在中共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战胜上述三种不良作风[15]。毛泽东将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10]801。这一概括，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实事求是”的实质，集中体现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这一思想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发展，是党性立场的原则要求。
（二）实践维度：斗争中增强群众观念
马克思主义主张在实践中提高党性修养。列宁认为：“维护党性原则”，“我们必须注意力求使党性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能见诸行动。”[16]刘少奇指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实践”，“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修养方法是不能采用的。我们的修养，“要根据过去革命实践的经验，根据目前具体的环境与新的经验在自己的实践中去修养和锻炼，并且唯一的又是为了革命的实践”[1]17。而革命实践，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在党员中，在干部中，在部队中，一定要加强群众观念。有些同志的群众观念非常薄弱，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不纠正，不解决，党性就成问题”[14]234。加强党性就是坚持群众观念，践行群众路线。周恩来在谈到修养时指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17]。党员在实践中实行群众路线，是增强党性观念和群眾观念的必然途径。
（三）组织维度：加强组织纪律修养
陈云指出，“纪律是自觉的，又是强制的”，对于“明知故犯者，要给以处分；情节严重而不愿改正者，应开除出党”[4]221。坚持集体主义就是共产党党性的体现[18]195。1941年7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规定：从中央委员到党部负责人，都必须加入支部参加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19]。刘少奇指出：党员的党性，表现在对党组织的绝对服从和组织决议的尊重执行上，表现在对敌人的坚决斗争性上，表现在对党内错误倾向、思想行为的坚决斗争上[11]305。毛泽东指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主要是解决个人与党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现在反对宗派主义是党性决定的发展”，遵行党的纪律和“四个服从”的组织原则是坚强党性的直接体现。基于党性修养的重要性，毛泽东提出要对干部党性状况开展检查，通过干部党性的提高以加强党的巩固[18]195，212。他指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2]848检查党性是否纯洁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看党员干部的立场是否正确。1942年4月新华社电称，“检查全体学员的党性，认清什么是党性，什么是违反党性的行为”。同年7月，中共陇东分区党性检查办法规定：“在检查阶段中，每个党员必须从头到尾把自己反省结果，有系统地写成书面材料，支部根据对每个党员的了解，向该党员提出意见。”[20]通过这种深入细致的个人反省与组织鉴定相结合的方式，较为深刻的总结每个党员在党性上存在的问题，利于在工作中改善。刘少奇提出在整顿党风中，应“深刻检查每个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党性”[21]，及时了解干部在党性方面存在的问题。
注重党员党性修养，是思想建党原则的进一步延伸。中共在延安时期为加强党性修养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克服了存在的党性不纯现象，对于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组织观念、配合整风运动的开展，以及推动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对自身党性修养的加强，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共思想建党的理念：既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性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组织团结统一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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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