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动力机制与提升路径
郭世军
[摘要]企业负责人达成造福桑梓和谋求发展的“义利兼顾”的复合型目标，内在地推动了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性和资源型诱导是外在动力；“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和工作格局的建立则促成了乡镇民营企业的参与。而面对心态浮躁、人才短缺、管理落后、融资困难和负外部性等问题，需要完善乡镇民营企业参与的发展参与机制、对接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拉长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创造科技型、智慧型生态农业综合体。实现消减乡镇民营企业发展“外部性”影响的“导引式”发展，优秀青年回乡创业与“老年农业”形成有机整体的“弥合式”发展，地方政府应当指导“村两委”借力乡镇民营企业壮大集体经济的“学习式”发展，将民营企业经营活动整合到村集体经济中的“整合式”发展中。
[关键词]乡镇民营企业；脱贫攻坚；群众组织力；动力机制；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 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8）11-0037-06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党政机关定点扶贫，调动社会各界参与脱贫攻坚积极性，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和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联动[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大地上，乡镇民营企业家不能简单理解为“人格化的资本家”，看成与民争利的“公司资本下乡”，而是在区域内发挥着稳定增长、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多重作用，是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可以团结、动员、借助的重要力量。
为增強研究的实践基础，课题组对山东、江西、广西三个区域内的涉农类科技型、智慧型、生态型乡镇民营企业进行了深入调研。这些企业不同于传统的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乡镇工业企业，而发展思路更契合“五大发展理念”，发展方向更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革新等诸多新特点。探讨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进行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的路径，可为推进国家提出的“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提供参考。
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形式多样，包括“公司+生产基地+合作社+贫困户”模式；政府+龙头企业、合作社、新建项目+贫困户”的“1+3+N”产业扶贫模式；“三带四联”模式，即大户带、企业带、“三社”带和联产、联业、联股、联营的一种贫困治理模式；还有直接招工扶贫模式；“公司+服务站+贫困户”模式；资产分红帮扶等模式等。企业的参与推进了脱贫攻坚的进程，为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企业参与脱贫攻坚仍存在一系列问题，使得其不愿参与、缺乏内在动力：一是企业扶贫意愿不强，形式单一；二是基层干部积极性不高，配合不力；三是市场拓展研究少，观念陈旧；四是贫困地区生产要素配置差，设施落后。还有学者认为民企更倾向将扶贫嵌入到产业发展中来，但是受到对贫困户赋权不足、各主体利益联结不足等因素影响，介入扶贫的动因依然不足[2]。
有国外学者认为资源的相对欠缺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原因，要想消除贫困，就必须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投资的高效率，走出“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这一导致贫困的怪圈。例如，F·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发展极（Development Pole）理论提出，基于不发达地区资源贫乏状况和非均衡经济发展规律，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这些中心具有生产、贸易、金融、信息、服务、决策等多种中心功能，好似一个“磁场极”，能够对周围产生吸引和辐射的作用，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综合来看，民营企业扶贫还是政府推着往前走，许多企业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同时在帮助贫困户脱贫中遇到种种困难，影响到企业收益，从而使得许多扶贫项目风险性高、可持续性不强，这又反过来影响到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因此，应激发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强化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尤其是起于乡间、成于乡间、根也在乡间的乡镇民营企业，有着深厚的乡土情节和地域优势，更有参与脱贫攻坚的先天优势。
二、动力之源：新时代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动力因素
（一）内生动力：达成造福桑梓和谋求发展的“义利兼顾”的复合型目标
有学者认为，忠诚程度与交往成本、产权清晰要求程度成负相关关系[3]。情感因素是影响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团结就是力量”，和谐情感能产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和动力，是软性的生产力。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在于企业负责人的乡土情感和对乡土规则的熟适。
1.特殊禀赋：企业负责人的乡土情结。乡土情感是保持农村社会关系稳定的理性精神，基于此，乡村文明得以延续，社会公共伦理得以构建，社会关系得以维系。从这个角度说，乡土情感不仅是一种对故乡主观的好恶，也是一种公共理性。“几千年来，乡土情结在中国人那里产生之后，便不断地加强、丰富。慢慢地，它变成了中国人的一种信仰，就像西方宗教那样”[4]。乡村情结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使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代背井离乡者“叶落归根”“回报桑梓”，农村走出的一代代社会精英，回乡兴业，为本地创造了就业机会，解决了本地农村留守人员特别是贫困户的就业。
2.柔性条件：社会交往成本优势。有学者认为农村社会已经变为“半熟人”社会。但是，农村的社会转型没有完成，农村社会的“熟人”社会特征仍然存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观念根深蒂固，本地成熟的人际关系降低了企业经营的社会交往成本、时间成本等，成熟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宗亲关系，能够很快地使企业融入本地社会关系网络。所谓熟人好办事，企业在土地流转、租金支付、员工雇佣、设施维护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能够借助既有的关系网络建构起来。而如果到一个陌生环境兴业，则需要较长时间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不一定能够把事情做好，反之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本土、本村的投资，则可以快速融入本地社会关系中。西岭村周天荣投资建设的两个乡镇企业皆是本土企业，其中一个为桂林大荣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营地点为本村西岭村，另一个为灵川县西岭竹木工艺制品有限公司，经营地点为桂林青狮潭镇九屋竹林村。提起西岭度假村毗邻的溪林湾印舍养生度假山庄时，他说：“该村在建立之处就收到周边安全因素的困扰，一些本地人到度假山庄捣乱。而我是西岭村本村人，我经营的度假村治安状况就比较好，本地人不敢惹事生非。”
（二）外在动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下的政策性和资源型诱导
1.政策导引：城乡一体化的大势所趋。《共产党宣言》将“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5]列为最先进的国家变革生产方式的手段之一。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6]。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打通了能源网、信息网、交通网向乡村延伸的“最后一公里”，为企业“下乡”创造了硬件设施条件，加之土地租金、人工成本、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明显优势，就出现“千企帮千村”的精准扶贫计划实施后的产业“下乡”现象。例如，江西省德安县华丹鞋业在深圳亦有生产车间，但是家乡不仅有土地、人力等成本优势，而且解决本地就业人口后，县财政还给予企业1000元每人每年的补贴，作为员工股份，参与年终分红。华丹鞋业有限公司则“通过设立就业扶贫专岗、扶贫车间，优先录用贫困人员，与贫困户签订用工合同，采取‘底薪+计件模式，解决了6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和300多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年均收入超过1.8万元。”
2.比较优势：市场机制下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愈来愈得到社会认同，尤其是面对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城市病”，“绿水青山”的价值更为凸显，成为市场机制下的稀缺资源，与人口、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和谐并存、浑然一体，生态优势逐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当前诸多民间资本进入宜居的连片贫困區，依托本地生态资源搞起生态旅游开发，打造生态农庄田园综合体，推进了本地贫困人口脱贫。例如，桂林市大荣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利用东江河腹地原始森林、万倾竹海、连绵青山、如碧泉水等方面的生态优势，建设了集运动、休闲、娱乐、度假为一体的综合性人文休闲旅游景区“西岭度假村”，解决本村就业人口40余人。
（三）促成机制：“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和工作格局的建立
无疑，地方领导干部主动作为提升了乡镇民营企业脱贫攻坚的参与度，不断完善了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对接机制。国家将脱贫攻坚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五级书记“挂帅”，千方百计打赢脱贫攻坚战，某些地方政府实施了“能人回请”计划、递进培养工程、企业帮扶计划等，一大批在外的优秀人才被请回来参与本地创业。例如，山东省泰安市实施了“能人回请”计划和递进培养工程，一大批优秀人才被请回来，泰安市东平县西流沟村村支书李保全引进本村在外地经营产业的企业家李建生回乡创业，承包本村2000多亩荒山，建成了灵泉农场。农场从2009年到2014年累积投入3000多万元，带动周边十余个村落贫困户脱贫，采摘季更是有百余人到农场劳作，增加农民年收入2000多元。脱贫攻坚呼唤经济能人的回归，在外经济能人回乡投资兴业，不仅带来项目、资金和管理经验，而且影响着本地乡村治理，改变着本地文化生态。
三、动力之困：新时代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现实问题
（一）发展机制：可持续发展问题
其一，企业经营者的“暴发户”心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企业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企业主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盈利，收回前期投入的成本。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主就会出现“暴发户”心态，想尽一切办法在短时间内收益最大化，而出现尽可能压低、克扣工人工资，从而影响了劳动者务工收入，客观上制约了乡镇民营企业参与扶贫的效果。其二，管理难题。城乡一体化最大的困难在于优秀人才向城市的转移，农村存在大量老弱病残孕的留守人员，而青壮年劳动力缺乏。并且由于贫困户思想认识落后、年龄偏大、个人智力和生活习惯等各种原因，导致其在企业的服务态度、服务意识、服务水平不高，客观上限制了其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使企业面临着人才瓶颈，成为企业管理难题，制约着企业质量效益提升。其三，抗风险能力差。马克思主义认为，农业的道路在于农民的联合，“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7]。乡镇民营企业协作化生产的组织性与土地集体所有制条件下小农经济个体经营的分散性之间的矛盾，可以在土地流转到涉农企业后得到暂时性解决。不过，一方面，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农业企业抗风险能力极低，随时会出现组织系统崩溃的风险，贫困户会再次失去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贫困户不掌握生产资料，可能会出现贫困线以上新的相对贫困。
（二）对接机制：企业与村集体、政府及金融单位的衔接问题
其一，公私矛盾，即乡镇民营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与乡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之间的矛盾。涉农企业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以及地上附着物难以成为抵押物，如何将集体产权以租赁的形式转让给企业，成为企业可以抵押的物权，需要探索合适的路径。其二，企业信用评定指标不完善。涉农产业投入周期长、风险大，不能依靠民间融资获得资金支持，融资更为困难。虽然企业帮助解决了贫困人口的问题，但是在融资过程中，参与脱贫攻坚的成绩不能成为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重要指标。其三，政府行政设障。乡土企业无疑受制于“乡土规则”而使得政府管理者拥有较多决策执行的“自由空间”，而此种情况下政府“经济人”角色会得到进一步彰显，导致地方政府领导干部选择性和变通性执行国家政策文本，以“地方文本”和个体本位利益代替国家文本和公共利益诉求。有的地方政府依靠“土办法”掌握与本土乡镇民营企业的“议价权”，通过“变相”或者“软性”执行国家政策和法规，从而获得“权力寻租”。如此弊端积累，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将会不立足于长远想着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而是以“拖”的办法使问题不断积累，终致企业在产品质量、环保评估、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隐患严重，而形成“压倒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自身难保，更谈不上脱贫攻坚。
（三）负外部性：乡镇民营企业在参与脱贫攻坚中也会制造新的贫困因子
民营企业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导致：其一，生态断层线，发展效益的局部受益而生态环境破坏具有社会性、长远性。其二，人的发展断层线，不仅产生管理层与普遍劳动者、健康劳动者与病患劳动者的拉大收入差距，而且因为与贫困户没有签订劳动协议，导致一方面贫困户的劳动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因为有的乡镇民营企业是按照计件工资的形式付给员工资金。劳动者往往超额劳动，透支着生命得到劳动报酬。特别是工业化生产，员工工作环境恶劣，常接触有害物质，损害着劳动者健康，一部分人会由无业致贫转化为更为严重的因病贫困。
四、发展之策：由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民营企业振兴之路
（一）完善企业自身参与发展机制，推进乡镇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
其一，增强原动力。提高企业专业化服务水平，保持参与脱贫攻坚的持续性，防止贫困户因为失业导致返贫。乡镇民营企业就业扶贫作用明显，而随着现代性不断向乡村渗透，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科学技术日益变革，市场竞争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日益显现，乡镇企业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和内在调整，否则将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长期实践中，极少能有纯粹的第一产业（如种粮合作社等）经受住市场考验，存活下来。因此，乡镇民营企业要强化三大产业融合发展的观念，注重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延长产业链、价值链，发展科技型、智慧型现代农业，创造性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生态农业综合体”，使其成为脱贫攻坚、城乡融合发展轴承。
其二，健全制度体系。强化组织保障，通过构建完善组织系统和指挥体系，绘制产业扶贫“路线图”，协助和推动企业落实社会责任。一方面，保护企业负责人参与家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造福桑梓的积极性，开展乡镇企业负责人和主要管理人员培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的管理绩效，增强其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应给予政策指导，鼓励企业加强人员培训，提高就业贫困户谋生能力。企业应根据的技术改造水平的情况，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员工素质提升计划，把员工作为谋求发展推进创新的第一资源，制定生产淡季的培训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生产技能业务、安全生产教育、职业病预防等培训。
其三，从脱贫攻坚到坚不可摧。乡镇民营企业的“随行就市”与“因地制宜”。乡镇民营企业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涉农企业多，“在深山老林里搞工业项目，没人才，没市场，成本又高，不容易发展起来”[8]。而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旅游兴起，诸多生态旅游资源得以开发，旅游开发公司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靠自然资源，具备特殊的市场应对能力。一方面是资源、产品、技术、人文优势，保持较稳定的市场占有率.江西邱菇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发展模式，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方面的优势。一是地利。公司基地建设的地理位置优越，比邻水库，解决了水源问题。二是天时。产品市场适应能力强，香菇价格比较稳定，不能及时销售的可冷藏、可烘干，待到春节时旺季销售。三是人和。公司负责人专业技术能力强，与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农科院、江西微生物所等单位开展技术合作，研发的高质量菌菇有一定技术壁垒。另一方面是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市场波动性与中老年居家人群亦工亦农的稳定性、农地的保障性并存。在公司就业的农民不把自己看作工人，企业和工人也较少签订劳动协议，半工半农，适工则工，适农则弄，使得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保持一种暂时的动态平衡。
（二）完善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衔接机制，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
其一，优化流程。要构建对接乡镇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产业机制。激活资源要素，解决扶贫过程中贫困户与企业利益的联结机制，形成贫困群众与产业链相结合，产业链与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等经济组织相结合。一方面，政府要做好“减法”，简化行政审批，减少行政干预，遵循市场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要强化地方政府以及“村两委”的群众组织能力，强化在土地供给、基础设施建设、环保评审、员工培训方面的协调作用，成为本地群众与本地乡镇民营企业“协调人”，从根本上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安排专职人员对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制定企业参与的脱贫攻坚辅导计划，推进企业生产经营链的贫困户参与度，将贫困户发展为能够独立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其二，强化互动。创造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协调体制。一方面是媒体跟进，正面引导。虽然乡镇企业具有资本扩张性，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乡镇企业也面临着信用危机，随时被市场淘汰的风险。因此，政府正面宣传民营企业家守法诚信、反哺社会，提升全社会对民营企业家群体的认同感。另一面是企业实干，主动搭台。民营企业家应自觉履行社會责任，投身脱贫攻坚战中，自觉参与乡村治理，开展公益扶贫，设立公益扶贫创业项目或基金，树立起乡镇民营企业家“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勇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促进乡镇企业与乡镇基层政权、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强化群众组织力，形成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良好社会氛围。
其三，文化重塑。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塑造现代性乡土社会关系。中国乡土社会是人情社会，乡镇企业经营活动项目立项审批，无不要与地方政府保持密切的沟通，情感关系的处理得当成为提高企业效益的重要手段，关系的维护能够提高企业与政府达成“契约”的时效性。因此，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在实践中不仅要创新体制机制，提供制度保障，还要构建起新型的商业文化，超越传统的官僚主义文化传统，构建新时代诚实守信、平等互助、和谐共生、互惠共赢的新乡土社会关系。
（三）加强消除“负外部性”影响，构建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利益保障机制
其一，“导引式”发展。政府要起到对市场“补位”的作用，消弥工业发展的“负外部性”。一方面，提高整体行动效率，尤其对涉农的乡镇民营企业，要提供专项资金扶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政策上支持和鼓励乡镇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帮助解决本地就业人口尤其是建档贫困户脱贫。另一方面，要提高改进乡镇企业的资信评估制度，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发放信用贷款，将扶贫济困、生态保护、员工合法权益保障等作为企业融资信用额度评价的重要指标，创新金融机构向乡镇企业放款的激励机制，在机构设置、产品设计、信用评级、贷款管理等方面适应企业对金融服务的特殊需求。同时，政府应从政策上明确返还给企业的支持、优惠资金要拿出一定的比例成立企业助困基金，用于为员工购买意外伤害保险，职业病预防，作为抚恤金、慰问金、奖优助困金等，应对在企业工作一定期限的员工因病致贫的问题。
其二，“弥合式”发展。优秀青年回乡创业与“老年农业”形成有机整体。青年知识分子回乡创业，拉长了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使得农业呈现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科技型、智慧型农业的特点。青年创业模式下，乡镇民营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老年留守人员半工半农，适工则工，宜农则农，与“老年农业”发展形成有机整体。因此，必须将乡镇振兴计划中的“人才振兴”与现阶段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将知识青年参与的科技型、智慧型农业与老年农业结合起来，形成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梯队，解决种地、增收、扶贫、养老等复合型问题，大力实施农村人才振兴计划，给予专项政策支持、资金扶持、项目引导，开通国家财政和金融机构的帮扶绿色通道，鼓励高校本科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回乡创业，为脱贫攻坚输送根本动力。
其三，“学习式”发展。地方政府指导“村两委”借力乡镇民营企业千方百计将农民组织到集体经济活动，才能走出“脱贫—返贫”的怪圈。例如，山东省东平县西沟流村在2000亩荒山以及上脚下部分“差地”出租给灵泉公司后，一方面派驻村会计参加灵泉公司管理，从中了解公司运营模式，为后续建设村社合一的集体经济积累管理运营经验。另一方面，在村集体经济壮大后，将后续流转的500亩土地种植了樱桃树等经济作物，由集体统一经营，农民既可以参加劳动领取劳动工资，又根据土地入股情况参加分红。村级党组织未雨绸缪，在引进想涉农乡镇民营企业的同时，也在谋划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现脱贫攻坚后向乡村振兴的跃升。
其四，“整合式”发展。地方政府或者村集体提供企业经营场所，帮助民营企业建立畅通的销售渠道，将民营企业经营活动整合到村集体经济，实现村企双赢，增加集体收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之基在于村集体掌握生产资料并实现最大效益。例如，山东省东平县安村在集体流转的30亩宅基地上建设厂房，提供经营场所，将家庭作坊式的绿豆粉皮生产企业集中起来，并以村集体名义成立安大农牧有限公司，注册“安大”牌商标[9]，建立了与“乐义超市”、政府部门以及高档大型酒店的销售渠道，使本村有400余年生产历史的绿豆粉皮成为市场“紧俏货”，绿豆粉皮的利润大幅增加，粉皮企业带动了一批农民脱贫致富。而且村集体通过从中抽取场地、品牌管理费、经销代理费，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客观上有了更强的经济实力实现村内的资金转移支付，帮助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可见，村“两委”不仅是流转土地的发起人、中间人，而且是运作人、组织人，盘活了集体土地资源，通过整合“个体户”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乡村脱贫面临着资本扩张的现代性，政府要统筹城乡、优化贫困村的资源配置，走出传统的路径依赖，推进产业扶贫和乡镇企业发展，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举措，实现科技兴企、科技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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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