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界人物研究100年回顾与反思
摘 要：从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至今，新闻界人物研究走过了100年。回顾与反思，无论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还是对新闻界人物的研究及提高都有补益。
关键词：新闻界人物 人物研究 新闻史
本文中新闻界人物泛指媒体新闻从业者。“记者” 一词源于中国古汉语，后见于战国秦汉时期经典史籍《管子》;随后在日本历经明治维新的洗礼，被创造性地用来指代报馆中的新闻从业者。[1]对人物个体评价由少变多，由评价的片面到评价较为全面，随着历史语境与时代变迁各有千秋。一位批评家的生成语境不仅包括他有生之年所经历的事件，而且还包括他毕生用来形成自己的思想，塑造自身的品格所利用的一切。
一、新聞界人物研究成果由少到多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新闻界人物研究
1919年徐宝璜出版《新闻学》，蔡元培序：“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2]邵飘萍序：“欲未来新闻界开一生面，而是书即徐先生因演讲新闻学而编著也。”[3]之后新闻界人物研究逐渐由少变多。
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对发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物的评价，不可避免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烙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连续多年处于战争中，军阀混战、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们安心研究时间较少。新闻界人物研究散见于许多书的序跋和报刊中，其中研究王韬、梁启超的文章最多。
王韬是中国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中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著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等四十余种。相关研究先研究王韬的生卒年，考证其出生日期是1828年11月10日，卒于1897年5月24日，而非其他说法。后是籍贯考，王韬应为新阳人即今之苏州角直镇。再是否上书太平天国书，看到的大部分证据材料表明王韬确实就是上书太平天国的“黄畹”。[4]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启蒙者、新闻学大家。1948年以前，关于梁启超的评价好坏参半。王先谦、叶德辉和胡思敬等认为梁氏言论“伤风败俗”，“误尽天下苍生”。[5]“以笔舌倾动人主”，“籍报章鼓簧天下”。[6]黄遵宪认为梁的文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大无过于此者矣。”[7]梁的思想前后矛盾引发了非议。孙中山认为他“忽言革命，忽言破坏”“一人而二说，首鼠两 端”。[8]对此，梁启超本人亦有着清醒认识，在著述中有自我定位。梁说自己要做“新思想界之陈涉”[9]，为闭塞委靡的思想界开辟崭新局面。“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10]上述评价均可视为梁生前影响社会的生动反映。1929年梁启超病世，纪念文章多了起来。郑振铎认为：“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11]胡适认为：“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影响的。”[12]吴其昌说：“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13]1948年是戊戌维新五十周年祭，吴泽的《康有为与梁启超》，胡绳的《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也在刊物连载。[14]他们都是历史学家，为进一步廓清社会舆论，对康、梁的维新改良作了解读和批判。胡绳认为梁是垂危的统治阶 级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活动上的代表人物;吴泽认为维新派本质上是封建地主官僚统治者的一群残孽。
（二）新中国成立至 1978 年的新闻界人物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局部战争还在继续;加之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以及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批判，无论新闻界人物的研究还是新闻史研究都不可能正常开展。[17]1956年4月， 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散见于报刊的回忆文章中谈到人物的新闻活动。在1978年以前的那一段时期，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对新闻界人物的研究严重缺失。
“文革”期间，除去邹韬奋、鲁迅和毛泽东外，绝大多数新闻界人物被批判。
（三）1978年至今的新闻界人物研究
1981年方汉奇先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在正文中举出姓名的近代报人，就不下1500人，对其中知名度较高贡献较大的，还设置了专节或专目，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中国新闻年鉴》，从1982 年起，还开设了“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专栏，每年介绍100多位。有关新闻界人物研究的各类论文数量可观。
据笔者的研究生对1987-2007年的《现代传播》《新闻界》《中国记者》《新闻记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战线》《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与传播》统计，共计700余篇，前5位依次是：邹韬奋、穆青、范长江、邵飘萍、邓拓。从研究层面上看，学术界对新闻界人物的研究，涉及对其新闻传播活动、传播观念、业务思想、政治思想，以及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关系的描述和评价。邹韬奋的研究论文有260余篇，穆青的研究论文有230篇。新世纪以来，发表的新闻界人物研究各类论文日渐增多，尤其是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增多。
80年代以来，结合对一些历史上有影响的著名报人的纪念活动，由主持纪念活动的团体或部门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回忆、记述、纪念和评价个别新闻史人物的纪念文集。《纪念埃德加·斯诺》（1984年）、《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专辑》（1986 年）、《纪念史沫特莱》（1987年）、《人民新闻家邓拓》（1987年1版，2005年2版）、《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98年）、《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1998年）、《人民记者冯森龄》（1998年）、《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文集》（1998年）、《张友鸾纪念文集》（2000年）、《永远的商恺》（2004年）、《难忘穆青》（2005年）、《让世界了解中国——斯诺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5年）、《林白水纪念文集》（2008年）等，收有相关人物的新闻活动、新闻思想、新闻业务研究的文章，还有立身行事的其他研究。这属于某一新闻史人物方面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陆续问世以个别人物为研究对象，公开出版的新闻史人物传记、各种新闻史著作，均有新闻界人物简介。举其大者新闻史著作有：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一、二、三卷），王洪祥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中国现代新闻史》，方汉奇、丁淦林、黄瑚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等。新闻界人物简介有：胡耐秋《韬奋的流亡生活》，钱小柏、雷群明编著《韬奋与出版》，穆欣《历史的脚步声》，俞月亭《韬奋论》，《新闻界人物》编辑委员会编写《新闻界人物》10 辑（1983-1989年）收进了王韬、黄远生等23人，彭正普《当代名记者》，吴肇荣的《中国现代作家型记者》，王艾生主编的《中国当代名记者小传》第（1、2集），颜景政主编的“中外名记者丛书”（1996-1998 年），侯兵主编《新闻战线文萃·人物卷》; 仇学平编的《名记者的成功之路》，吕一民主编《世界著名记者传》，《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笔者主编的《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涉及从近代至当代45位名记者传略和代表作的赏析，着重介绍与新闻理论和实践关系密切的活动。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 曾宪明的《中国百年报人》，李彬、涂鸣华主编《百年中国新闻人》，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烈士传》，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增订本），程曼丽、乔云霞主编《中国传媒人物志》丛书十卷，收入98人，柳斌杰主编、李东东副主编《红色记者》（上、下）入选54人，《中国名记者》丛书20卷，入选400人。
这一时期还有以个别人物为研究对象，形成专著的，主要有：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1983年）;康永秋《黎烈文评传》（1985年）;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1986年）;李辉《浪迹天涯——萧乾传》（1987）;王泰栋《陈布雷外史》（1987年）;方蒙《范长江传》（1989 年）;邹华义《以笔代剑的英雄邹韬奋》（1990年）;[美]约翰·汉密尔顿著，柯为民、萧耀先等译《埃德加·斯诺传》（1990年）;顾行、成美《邓拓传——一个毕生追求真理和光明的人》（1991年）;[美]珍妮斯·麦金农、斯蒂芬·麦金农著，汪杉、郁林、芳菲译《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1991年）;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1993年）、唐宝林《陈独秀》（1994年）;寄丹《报业豪门胡文虎、虎仙传》（1995年）;姜纬堂《爱国报人维新志士彭翼仲》（1996年）;王植伦《林白水》（1996年）;华德韩《邵飘萍传》，（1998年）;任建树《陈独秀大传》（1999年）;庞荣棣《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1999年）;张林枫《赵超构传》（1999年）;谭一《毛泽东新闻活动》（1999年）;李伟《曹聚仁传》（2004年）;张严平《穆青传》（2005年）;张圭阳《金庸与明报》（2007年）;张海林《王韬评传》（2007年）;成思行《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2007年）;朱文华《陈独秀传》（2009年）;郑贞铭《百年报人》、褚亚玲、刘峰《社会良心——储瑞耕评传》（2013）……这些研究成果，将研究层次和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新闻界人物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100年来新闻界人物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重复研究“炒冷饭”多，深入挖掘不够。请看黄远生研究中论文重复现象：《政治记者黄远生》《黄远生—— 新闻通讯文体的开创者》《试论黄远生新闻思想、业绩和品德》《论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及其办报方针》《通讯界之大师》《脱口新闻万口传——黄远生深度报道浅谈》《黄远生新闻思想探析》《论黄远生对报刊通讯文体的贡献》《思想溢彩通讯生辉——忆报界奇才黄远生》《论黄远生的新闻思想》《论中国报刊深度报道的演变》《中国报业先驱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与实践》《中国报刊深度报道源头考》《民初政治与黄远生的法治思想》《黄远生的梦想与创新》《黄远生的新闻实践初探》《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黄远生》《从〈庸言〉看黄远生的新闻思想与实践》《“远生通讯”对中国报纸通讯文体的开拓》《浅谈黄远生的政治立场——以〈远生遗著〉为依据》。穆青的研究论文《穆青通讯特色浅析》《论穆青的通讯报道》《穆青通讯特色》等多篇类似文章，内容重复多，新材料少。邹韬奋的研究论文《论邹韬奋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报刊思想》《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文化斗士》《邹韬奋大众新闻思想述论》以及《“永远立于大众的立场”》等，内容重复多，新意少。对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的研究文章有20篇，也多有重复。重复中有抄袭，也有自我重复的。这是一种道德失衡的表现，学术研究应自律，学界也应该揭露和批判这种不良现象。
二是研究逝者多，研究在世的少。究其原因：其一是只缘身在此山中，难识庐山真面目。由于多方面原因，太近了的事情反而難以看准。其二是评说人物太敏感，容易引发人际关系紧张，甚至政局不稳。
三是就事论事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不够。多数文章就作品的内容或具体的事实进行评说，不能放在历史的坐标上进行纵横比较，找准新闻界人物自己的位置，从社会发展过程去认识人物。
四是爱憎由己，不是一把尺子量到底。评价人物总体要求是相同的，无论新闻官还是记者，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新闻人物，总体标准应该是一致的。在人物研究中其亲属、挚友的文章多褒奖;纪念文集中，有时不收不同意见。近年来，新闻界人物研究有了争鸣话题，这是难得的好现象。邵飘萍是否共产党员？曹光瓈通过对罗章龙的孤证、邵飘萍自己的新闻学观点，以及他在临难前的绝笔《飘萍启事》的分析， 认为邵飘萍是共产党员的判断难以成立。[18]范长江是否第一个报道红军的记者？尹韵公认为，范长江不是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后人强加给范长江的所谓‘第一，实在是有辱范长江本人，有损历史真实。”[19]
五是人物评说等方面，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依葫芦画瓢的状况。套用中国革命史的历史框架来叙述人物的发展历程，把人物的自身特点和家庭影响模糊了，失去了特殊环境的社会影响。我们知道从心理学的视角看父母对于孩子的性格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而性格又决定了人们的行动准则，直接影响了新闻采访与新闻思想的形成。
六是在外国新闻人物研究上过于狭窄，主要涉及外国记者不到30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爱泼斯坦、普利策、李普曼、法拉奇、默多克等。内容涉及新闻传播思想、业务研究、新闻活动介绍、与中国的关系研究以及生平介绍等。从人物所属的国籍看， 以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记者居多，其次是苏联新闻记者。广泛研究外国成名记者对促进中国记者成长大有好处。
三、新闻界人物研究要多渠道全方位深入挖掘
随着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一批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正逐渐成长起来，为新闻界人物的研究提供了生力军。
第一，要有深挖井的功夫。重视挖掘第一手材料，掌握确凿证据。这样论述就有了根基，有了底气。“过去说巴黎和会采访，都认为胡政之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采访和会的中国记者。可是《胡政之文集》出版后，发现胡政之本人早已说过，和他同时采访这次和会的至少还有另一位中国记者张君励，只是没有进入会场而已。胡政之的这段文字登在当时的《大公报》上，我们没有查原文，由此做出了错误的判断。”[20]发现新材料，就帮助我们推翻了旧的说法，对人物的评价就好掌握分寸。我们应竭泽而渔，充分占有材料，要厚积薄发。
第二，要拓宽领域和视角，有新开拓，新发现。新发现来自深入的研究。因日本人将《循环日报》抢走，国内多采用戈公振“冠首必有论说一篇”。直到2002年新加坡的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出版，才改变了此说。他在日本看到了《循环日报》，认为王韬第一个在报纸上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重要消息印发号外，[21]广告少，评论文章多无固定版位和数目。[22]1927年至1934年，黄天鹏撰写和主持编著了十几种新闻学专著、论文集，创办新闻学期刊、组建新闻学研究室，但对他的研究鲜见。胡政之一生的新闻活动与《大公报》如影随形，但对他的研究不够。赵娜《胡政之报纸经营管理思想研究》填补了空白，王咏梅也有多项成果。从社会变迁方面研究有：候杰、辛太甲的《英敛之、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23]，曾宪明《旧中国民营报人同途殊归现象分析》，[24]单波《论管翼贤的新闻观》等。[25]
新闻界人物研究要有当代的视角。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当代现实原不过是历史的有机构成。因此，密切关注当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从历史中发现当代的影子，这是新闻界人物研究不竭的源泉。《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的改革》一书是这方面的尝试。
第三，要运用比较的方法，找出人物的特征。从整个人类社会新闻业发展之“面”上去考察，分清哪些是共性的东西， 哪些是个性的东西，从而确定其在本国新闻事业及世界新闻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作用。周叶飞《王韬、洪仁王干新闻思想之比较》[25]，秦志希、汪霞《梁启超与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闻观》[26]就带了个好头。
参考文献：
[1]邓绍根.“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01）：37-46+95.
[2][3]松本君平，休曼，徐宝璜，邵飘萍.新闻文存[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276，279.
[4]谢兴尧.王韬上书太平天国考[J].国学季刊，1934（04）.
[5]苏舆.翼教丛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48.
[6]胡思敬.戊戌履霜录[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385.
[7]郑海麟，张伟雄编校.黄遵宪文集[M].东京：中文出版社，1991：1.
[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230.
[9][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夏晓虹.追忆梁启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54.
[12]胡适.胡适文存[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13]吴其昌.梁启超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23.
[14]吴泽.康有为与梁启超[M].上海：上海华夏书店， 1948.11.
[1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03.
[1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94.
[17]方漢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57-359.
[18]曹光瓈.关于邵飘萍政治身份之我见[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200.
[19]尹韵公.为什么不是范长江[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3：2.
[20]方汉奇，曹立新.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J].新闻大学，2007：3.
[21]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91-192.
[22]候杰，辛太甲.英敛之、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J].天津社会科学，2003（1）.
[23]曾宪明.旧中国民营报人同途殊归现象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2）.
[24]单波.论管翼贤的新闻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2）.
[25]周叶飞.王韬、洪仁王干新闻思想之比较[J].新闻大学，2001（冬季号）.
[26]秦志希，汪霞.梁启超与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闻观[J].现代传播，2002：（4）.
（作者单位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