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策略研究
王国斌 蒋飘逸
[摘要]2020年春节期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在中国大地无情蔓延，可以说，此次疫情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公共危机处理体系的一次直接考验。面对如此大的公共危机，仅仅依靠政府的单一力量很难迅速、快捷地形成应对策略。自2003年“非典”以来，我国就格外重视对社会动员策略的研究。简言之，对社会动员策略相关方面进行探究是对当下公共危机处理的一项关键举措。不难看出，此次疫情阻击战，侧面暴露出各个部门诸多不足及短板。因此，以政府为主导，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动员、调动社会资源是此次应对危机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公共危机;动员模式;维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0）03-0038-05
自2020年1月伊始，新冠病毒由湖北武汉为中心爆发，开始向全国辐射开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国社会团体组织齐上阵，全面保障人民的基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截止2020年2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全国现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70548例，重症病例11272例，累计死亡病例1770例[1]。可以说，全国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公共危机考验，面对这一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2]在这一过程中更好地实现社会动员，必将成为此次病毒阻击战的关键所在。
一、重大疫情下，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策略模式
（一）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动员模式
众所周知，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10年的玉树地震、2019年“利奇马”台风等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对社会诸多资源具有整合和利用的显著作用。
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实际发展为例，可以说，只有政府才能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动员以及整合社会资源驰援武汉。但社会动员的主体是多元的，但力量也是不均衡的。以当下参与疫情阻击战的社会多种力量而言，只有政府才能担负起社会动员的核心环节及领导作用。新年伊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小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作出两项重大决定。其一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其二党中央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领导组，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3] 2020年1月23日，湖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出通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4]。可以说，政府在社会动员方面具有制度化的优势。在组织协调方面，政府具备其他社会团体所不具有的社会动员能力;在制度方面，政府可以通过问责机制对公共危机进行治理应对，尤其可以对相关部门进行激励和约束。面对滞留在海外的湖北公民，中国政府决定尽快派出民航包机将他们接回祖国，进而彰显出祖国对公民的人性关怀。可以说，相对于其他社会团体而言，中国政府在社会动员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国家的传统特性决定着国家或者政府在公共危机社会动员方面占据着不可撼动的领导地位。基欧汉与奈指出，与其说新治理反映了国家主权的衰落，不如说体现了主权的强大适应性及回应性。换言之，国家或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其社会动员能力也占据着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公共危机治理全球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今天，政府仍是扮演着最重要的主体角色。
（二）以社会组织或公民为主导的社会动员模式
政府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阻击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社会组织或个体公民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从1976年“唐山大地震”、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乃至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一系列特大社会公共危机面前，我们清楚地看到除了人民子弟兵，还有一个无比庞大的群体，那就是各类型的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公民。
社会学家康豪瑟认为，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三层结构：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可以说，社会组织及公民是良好社会的重要组成环节。独立于政府力量之外的社会组织，能为政府与公民提供交往和讨论的平台，进而增加公民的现实感。以山东省社会组织为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2020年1月28日，山东援助武汉的350吨的优质蔬菜正式啟运。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2010年1月27日，山东省平度市百胜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74箱防疫物资将从青岛起飞前往武汉。此外，根据武汉当地医院需求，海尔生物医疗紧急调配超低温冰箱、药品冷藏箱、血液低温操作台、生物安全柜等医疗设备共计65台，这些医疗设备将用于援助包括正在建设的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在内的武汉医疗机构。可以说，自疫情爆发以来，山东民企和民营企业家迅速行动，充分展示山东民企和民营企业家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当然这也是全国34个省的基本缩影。
以社会个体公民为例，一个个社会个体公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我是中国人”这一时代名词。这其中不乏国际友人、海外华侨、退伍老兵、社会个体、影视明星乃至孩童都拿出压岁钱去驰援武汉，这些天我们看到了诸多感人的一幕幕。影视明星的代表人物韩红所购的每一批物资，以及物资的捐赠情况，都在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官方微博上进行公布。此外，还有一些普通的社会公众，他们为白衣天使买早餐、送水果，向他们表示慰问。那些滞留在外省无法回家的湖北公民，各个省的民间团体把他们妥善安置，让他们感受到回家的温暖，继而起到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可以说，为了打赢这场新型冠状病毒防疫阻击战，上至政府，下至普通百姓，全民发力。为解决医用药品的匮乏，各大医用、药用企业协同发力，24小时上班、机器始终超负荷运转。甚至一些普通群众从海外代购、人肉背回医用物资无偿捐赠给医院。重大疫情面前，很多党员写下请战书请求驰援一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这场严峻斗争的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扎实工作、经受住考验。
二、重大疫情下，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策略的特征
在此次重大疫情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社会动员主体的多元性
公共危机下的社会动员打破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界限，实现政府与社会团体组织之间的协作联动。可以说，当下疫情阻击战的社会团体是多元的、方式是多样的，政府、社会组织、个人都在以自身的实际能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可以看出，当下的社会动员已经比2003年“非典”时期社会动员的模式更加完善、系统，实现了主体之间的上下互通，保证其公共危机的协同处理、同步推进。
（二）社会动员结构层次的多样性
此次疫情阻击战中实现不同社会群体的有效结合，同时也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多层次、立体化的协同，最大程度地减少疫情的扩散及疫情的感染范围。各个社会主体之间有规律地进行着协同合作、联防布控，依据本区域之间的状况，通过互联网等有效设备对临近区域及时进行信息的传达，确保信息的及时、完整，进而整合相关力量对疫情的发展进行精准把握。
（三）社会动员策略的开放性
面对此次重大疫情，国家每天定时通过互联网发布当下对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可以说，公共危机的处理是一个动态的社会系统，而社会动员是其关键环节。对社会动员策略进行广而告之，对整合系统内的各个环节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面对当下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必须对动态系统内的各个环节及资源进行整合，及时公开掌握的最新相关信息，凝聚社会各界的共同力量，才能保证此次疫情的顺利度过。
（四）社会动员目的一致性
此次疫情阻击战中，中华儿女全体动员，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疫情中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公共危机的社会动员就是通过多方力量的合作，实现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数的减少乃至最终消灭。当然，此次疫情防控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及不足，政府进行了相关的问责，完善并出台系列法律法规，进而确保疫情防控过程中，阵地后方可以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
（五）社会动员信息的及时性
此次疫情传播具有突发性、紧迫性的特点，时间就是生命。因此，相对于社会动员也必须做到及时有效，社会各个组织团体必须迅速敏锐地做出反应。相反，如果一旦出现时间的延误，将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同时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将产生一定的威胁。因此，社会动员信息的及时性显得尤为重要。
三、重大疫情下，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策略的基本维度
就目前而言，此次疫情阻击战依然是困难重重，面对着每天日益增加的确诊病例人数、死亡人数、疑似病例人数、医学隔离人数，都时时刻刻牵动着十四亿中华儿女的心，疫情无情人有情。对疫情防控中的社会动员策略进行客观地分析，将大大增强防控的力度及准确性，胜利必将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一）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策略的系统性分析
社会动员的开展主要表现在多元主体的系统运作，“在一定水平上，组织结构和资源在物理地理间的转移，会影响到危机反应的最终进度和效率”[5]249。对其社会动员的结构层次进行系统分析，将大大提高其疫情的控制力度。
社会动员组织主体的多元化。社会动员的主体多元化意味着其主体已经不单单是政府，其主体正由单一的政府转变为多种主体并存，其中包括企业、媒体、志愿者团队等非政府组织。当下社会动员的实质就在于实现由单一结构向多结构的立体转变，进而形成科学合理的社会动员系统，同时这也是未来社会动员系统的逻辑起点，最终实现主客体之间的内部合作与多组织联合。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策略是一种多系统、有组织、有目的复合整体，这也是未来应对社会公共危机的一个发展方向。在此次疫情阻击战中，社会各个组织及团体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履行自身的职责，扮演各自的角色，共同应对此次公共危机。在此次社会动员过程中，政府发挥其主导作用，是此次危机处理的核心。例如：2020年2月2日，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军队抽调一千四百名医护人员赶赴武汉火神山医院承担救治任务。至此，军队共筹组四千余名医护人员援助湖北。此外，其他社会团体也依据自身的优势发挥着辅助、合作、支持、媒介等的参与性作用。
社会动员策略的专业化。社会动员的专业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分散决策，使子系统能比较完全独立地制定其最终决策;并且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比较简便和经济的协调方法，如市场机制，使决策子系统彼此联系起来”[6]283。社会动員的专业化可以使社会团体直面公共危机，进而明确其责任主体，这也是进行公共危机处理的基础所在。公共危机处理过程中社会动员的专业化为其处理的效率及速度赢得了宝贵时间，同时也为其危机处理提供了专业化的应对策略。
（二）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策略的战略性管理
需要明确的是，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的战略性管理的主导权属于政府。社会动员是处理公共危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但是社会各个团体组织并不具备总体的协调管理能力，只有政府才能将危机治理目标及方式进行一定的综合。换言之，公共危机与突发灾难的处理，将是未来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首先，依法应对及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即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政府应坚持依法处理公共危机、运用合理的方式方法保证社会大局的整体稳定，实现社会动员过程中由人治转向法治。第一，政府要在社会动员过程中依法遵循社会的整体秩序、具有法治思维、坚持法治立场。第二，政府要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受到严格的法律监督，事后还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加快完善危机治理的立法工作。
其次，危机处理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政府领导社会团体在进行疫情防疫斗争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离开这一原则，那么社会动员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政府要有效节制自身的权力，合理使用其基本权力，采取合法的方式和手段处理公共危机，做到公正文明执法。实践证明，合法的方式、合理的原则、正确的遵循将大大提升公共危机的解决进度及效率，从而进一步节省时间，保证人民的根本权益。
最后，社会动员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理性。在公共危机处理过程中，社会动员中要保持其基本的理性，继而使自身的效益实现最大化。社会动员过程中的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高效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社会各团体以高度的责任感面对此次疫情，理性追求效率效益，以最高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把疫情的损害力争降低到最低，使危机转化为生机。二是社会动员过程中的善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結合。此次疫情社会动员过程中秉承自由、平等、民主、文明、和谐、公平、法治的善治思维，同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将其理念融合到疫情防疫阻击战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三）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策略的实践性运作
众所周知，公共危机处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而社会动员是公共危机处理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所在，同时也是公共危机处理的基本因素，更是公共危机处理高效有序运行的基本保障，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危机处理的成败。
其一，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系统的科学化。可以说，社会动员是公共危机处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公共危机处理的基本力量，是一种直接的整体性力量。在社会动员组织科学化的基础之上，各部门之间才能进行密切配合，保证其动员过程中以政府为主体核心，协调社会其他非政府组织进行紧密合作，保证疫情阻击战防控的精准有效。其二，公共危机处理过程中社会动员主体分工的合理化。简言之，分工的合理化是此次疫情阻击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动员主体分工的合理化确保了权责清晰，目标明确。其三，社会动员机制的联动高效。自2003年“非典”开始，社会上一些人开始对公共危机处理过程中采用大规模动员方式进行批评，认为这是用计划经济模式的思维和方法来处理危机，认为公共危机应该告别动员，由国家或者政府进行统一管理部署。但以此次疫情阻击战而言，可以看出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仍然是有必要的。危机过程中的社会动员主体之间相互配合、协调、运转顺畅，统一高效，保证了医护工作者及相关人员对病毒防控的安定迅速。
（四）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策略的协同性部署
对于当下疫情阻击战而言，社会动员过程中需要现代化的协同部署，才能实现对新冠状病毒肺炎的精准布控。
社会动员策略的协同有序。协同动员是以政府、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社会各行各业的团体，依据自身的优势及特点，通过各自的高效协同、紧密配合，进而将公共危机产生的社会不利影响及损失降至最低，这也是社会动员过程中各方主体的共同目的所在。可以说，社会动员策略中的协同有序是处理公共危机过程中寻求解决紧急问题的基本办法，同时也是各方主体超越自身利益局限，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保证社会秩序整体稳定的过程。总体而言，真正的协同有序是开放、包容的合作关系。协同治理强调对国家、民族所承担的责任及义务，最终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社会动员策略的技术支持。简言之，就是在其过程中依靠新兴技术对其精准布控，实现透明、高效的应对公共危机，更加突显科学性、技术性。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动员策略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紧密配合，能够运用现代网络媒体等智能技术为辅助进行公共危机的处理，实现多主体、多层次、立体化的综合治理手段，进而将效率及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尽可能挽救生命。总体而言，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政府运用高新技术手段进行细密地排查，进而从根本上消除公共危机产生的根源，提升公共危机处理的进度，必要时要采取一定的非常规手段，保证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等基本权益得到保护。
参考文献：
[1]截至2020年2月16日24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EB/OL].[2020-02-17].http：//www.gov.cn/xinwen/2020-02/17/content_5479820.htm.
[2]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N].人民日报，2020-01-28（1）.
[3]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N].人民日报，2020-01-27（1）.
[4]武汉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23日起停运[EB/OL].[2020-01-23].http：//js.people.com.cn/n2/2020/0123/c360303-33740525.html.
[5][澳]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王成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49.
[6][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M].杨砾等，译.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283.
责任编辑：邓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