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之伤”的镜像化缝合
沈立 袁智忠
近期上映电影《羞羞的铁拳》不仅在国庆档中异军突起，勇夺票房第一的宝座，同时也成为热议的话题——关于梦想，关于体坛腐败，关于国产喜剧电影发展的思考等多个方面。已有3部作品的开心麻花团队，在迎接高票房好口碑的同时，外界的质疑与批评也随之而来。就此现象不禁引起思考，为何由舞台剧改编的喜剧电影能够票房口碑双赢？关于青春梦想的电影多如牛毛，为何此电影能够脱颖而出？小成本喜剧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春天是否来临？这部电影能够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一、“个人梦想之伤”的“缝合”
个人梦想的实现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元素。郭敬明的《小时代》显露出了创作者缺少梦想与奋斗的激情，传导出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在新伤痕主义叙事中，梦想的缺失造成了青年一代的梦想之伤。随着新伤痕叙事这种亚类型叙事模式的不断发展，在展示伤痕的同时，也要求“缝合”愈合伤痕。因此，在文本结构上，《羞羞的铁拳》首先预设了失去梦想靠打假拳为生的艾迪生，与致力于追求真相的完美记者马小之间的矛盾。艾迪生之所以梦想缺失，是由体坛的一系列腐败造成的，以致于艾迪生的心理创伤慢慢转化为一种消极的处事观念——虽然技艺超群，却毫无奋发拼搏的激情，打着假拳昏昏度日。“艺术的特点，就是以鲜明的形象性和它所表现出来的一定的情绪、情感的感染、体验的力量来影响人，教育人的。”[1]通过一道闪电，让艾迪生与马小的性别发生倒置，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也随着而来。艾迪生与马小是互为镜像，当他们男女性别倒置之后，由于对另一种职业角色的担当，原本的两角色之间冲突就会比容易化解，甚至产生爱情。审视艾迪生本身这个角色，实则包含了诚实、努力、坚持原则等一系列优点，在追梦过程中的泪水与痛苦，或许就是他在影片开头表现出的圆滑势力，逃避现实的惩罚。在电影结尾，又是一道闪电，艾迪生还是要重回自我，走完一道轮回，完成一个梦想缺失者到梦想追随者的角色转化，并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同时会有心理创伤的愈合，这就为梦想之伤的“缝合”提供了可能。
由于马小男友吴良的出轨，迫使女儿心的艾迪生重回拳手赛场，发誓打倒拳皇吴良，以泄心头之恨，但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艾迪生寡不敌众，男儿心的马小充当艾迪生的教练，并拜访卷帘门派以提升拳技。在更为深入的了解之后，原来艾迪生与马小都曾是受伤者——都曾有追求梦想、缺失梦想的经历，进而引发了对于梦想的追问与思考。在电影最后经历一番苦战，艾迪生获得金腰带，马小勇于揭露体坛腐败，达成一名合格记者的使命。在这个从梦想缺失到梦想之伤“缝合”主线的贯穿之下，同时还夹杂着时下流行的元素、段子、男女错身的喜剧效果、还有开心麻花的喜剧包袱，不断赢得观众好感。按照一般的逻辑，梦想的重拾并非一日之功，尽管在不少艺术作品中也有很多一朝一夕之间重拾梦想的实例，但均已有些牵强。在电影《羞羞的铁拳中》导演天马行空地把梦想的重拾放置于男女角色性别倒置的创意点之上，颇为新颖。
简而言之，《羞羞的铁拳》从文本本身的人物设定上，表现出了对于梦想的不断追求，并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的价值得以实现，原本设于追求梦想道路上的路障得意清除，置于角色个体的梦想之伤得以“缝合”。
二、“体坛腐败之伤”的“缝合”
揭露世态乱像，关注描写受害者的悲惨生活，一向是电影比较青睐的题材，一个角色曾经的飞黄腾达一经社会乱象的冲击便名落孙山默默无闻，尤其在喜剧电影中尤为突出。自中国电影诞生之日，揭露社会黑暗体现人情冷暖的喜剧电影便应运而生。从《劳工之爱情》（1922）中郑木匠向祝小姐现场求婚说“你可以和我结婚吗”的前卫之词，到《马路天使》（1937）描写上海下层市民的悲喜剧，在被他人侮辱伤害的生活中，挖掘出底层人物内心的积极性格与内心的坚韧。在战后，又出现了一批讽刺喜剧，如《乘龙快婿》（1947）中讽刺“残胜”和“劫收”的腐败现象，以及《乌鸦与麻雀》（1949）通过对小市民的描写嘲讽了人性思想与性格上的弱点。进入新千年以后，揭露体坛腐败与体坛乱象的电影也遍地开花，从剧情片的《霍元甲》讲述在八国联军全面侵华之时，霍元甲通过农劲荪的帮助，到上海挑战大力士成功，随后开办精武体操馆，在与日本人田中安野的对局中，惨遭日本人下毒，英年早逝。喜剧片《少林足球》中，少林队在面对强雄通过高科技训练以及使用违禁药品所带领的魔鬼队，其比赛过程举步维艰。这样的腐败乱象也同样存在于《疯狂的赛车中》，法拉利保健药品集团公司总裁李法拉欺骗耿浩服用肾白银鹿茸糖浆赢得自行车比赛银牌，在被查明是兴奋剂之后取消资格，其教练也申诉无效气为痴呆。以上这些乱象需要有一位来揭露并与之对抗的人，让体坛腐败之伤得以“缝合”，让体育道德的清廉之风得以实现。
《羞羞的铁拳》同样也是以体育拳击作为题材的喜剧电影，马小这一角色在电影中具有非常高的可塑性，借助这一形象可以将关于真理追求、爱情执着的女性形象表现得尤为生动以及深刻。为了营造喜剧效果，在与艾迪生酒后谈心时说，自己追求真相的信念从小就有，记忆最深刻的便是在国旗下演讲时勇于揭露自己爸爸嫖娼的事实，表现出马小对于不正之风的一种不满与控诉。在电影创作中，让伦理道德实现自身的现实化，并且是通过一种戏谑的方式来得以呈现。例如在角色命名上，体育局的局长吴德以及和他同流合污的儿子吴良——“无德无良”映射体坛的腐败，也足够新颖。体现出了艺术对于表现出伦理道德尤其是体育道德的应摒弃的错误价值。“艺术有助于我们形成某种形式的理解、洞察以及认识，进而丰富你我的生活。”[2]所以，电影《羞羞的铁拳》在让观众开口大笑之余，同样也能做到寓教于乐，马小作为引路人，引导观众在关注电影创作中发现应有的体育伦理道德，发现符合时代的“许多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语境”，视为艺术创作当中伦理精神进步的表现。
三、“国产喜剧电影之伤”的“缝合”
无论是国产青春电影还是国产喜剧电影，存在着“价值迷乱”与“美学贫血”的问题，虽然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商业化的综合产品，在面对市场激烈竞争时，“超稳定美学”与“市场迎合主义”的合围下，国产喜剧电影呈现出了喜剧意识欠缺的病症，造成国产喜剧电影“质量”上的创伤。这里的“质量”所指的是影片虽然具有高额的票房收入但是并不具有高水平的电影感以及思想内核。另外，在“观赏性”“思想性”“艺术性”——“三性”的中国电影评价标准下，很难见到让人引发深入思考的电影和让人眼前一亮的故事和桥段。例如，开心麻花首部作品《夏诺特的烦恼》被批为“为笑而笑”的“闹剧”；电影《煎饼侠》则是美国电影《包芬格计划》的复制品等等，与中国新兴电影时期、民国高峰电影时期的“质量”差之远矣；与喜剧经典《摩登时代》（1936）、《楚门的世界》（1998）等更不能相提并论。在贪恋高票房的迷雾泥沼中，国产喜剧电影进步缓慢，越陷越深，成为了“国产喜剧电影之伤”的缘由。
已有三部电影作品的开心麻花团队，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电影风格以及品牌特色——强烈的舞台剧风格与情感表达。在喜剧意识上，不仅包含了绵密的包袱与笑点，还有在大笑之后之于现实的讽刺批判。在谈及开心麻花的创作观时，刘洪涛坦言：“开心麻花有一个特点，在剧场里面跟观众一起完成作品。观众的每个反应都会帮助我们调教作品，要做到接地气才行。”[3]把观众的审美品味需求始终放在首要位置，让“期待视野”主导创作，及时改变调教出真正符合大众口味的喜剧包袱。黑格尔认为：“幽默不是随意的拼凑出让人费解的组合，故意把不伦不类的东西离奇地组合到一起。真正的幽默必须有丰富而又丰富的奇趣。它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不着痕迹地信步漫游，又能在无足轻重、零零散散的表面发现深刻的内部联系。”[4]《羞羞的铁拳》所传达出的幽默，走出了“为笑而笑”的喜剧滥觞，设置男女性别倒置的戏剧冲突提高了电影的艺术性，整部电影结构完整，喜剧意识到位，笑点设置恰当自然，在寓教于乐中，获得了讽刺与幽默的双重效果。
結语
文章里对于梦想之伤的解读，无论是从个人梦想还是社会梦想，是笔者不同的视角。可以说是喜剧电影创作的大方向。并且，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艺术作品的生命价值在于对真善美的称颂，对假丑恶的批判，把正确的伦理价值呈现在观众面前。另外，站在电影伦理学的学科立场，从新伤痕叙事的角度对国产喜剧电影予以评价与思考在笔者看来具有广阔的前景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公丕普.伦理角色与伦理生活倒置后的道德情境[J].四川戏剧，2016（3）：81.
[2]舍勒肯斯.美学与道德[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42.
[3]刘藩.开心麻花的喜剧创作理念——刘洪涛访谈[J].电影艺术，2017（2）：74.
[4]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3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