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课题组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党的领导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理论根基，在和平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不同视域下，围绕着党的政治路线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历了探索中起步、创新中发展、发展中完善、深化中初步定型等发展阶段。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从党的领导本质、领导主体、领导客体、领导制度、领导方式等多方面不断深化认识，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党的领导理论体系。理论上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自信逐渐成熟。
[关键词]改革开放;党的领导;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党的领导理论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紧紧围绕着党的政治路线，与社会发展态势密切适应，其发展与创新适应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需要，同时也推进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新时代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高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保证。
一、改革开放初期和平与发展视域下党的领导理论在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起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和平与发展时代发展主题的新判断，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生产力的解放、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统管一切”、统一调配资源的生产关系，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邓小平同志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领导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初步奠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方略。
（一）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奠定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作为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被正式载入党的十二大党章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的序言中。邓小平同志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1]他认为，“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2]195，旗帜鲜明地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他指出，“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2]244。他深刻认识到，改革要成功，中央必须要有权威，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中央定了政策，各地就要坚决有力地执行，不能相互打架、相互拆台，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他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新的常委会要在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2]365。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对于党的领导地位的认识，坚持了党对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权，也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顺利发展，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奠定了基础。
（二）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发展了党的领导本质论
什么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就是服务”。这一论断赋予新的历史时期党的领导新的内涵。人民群众是劳动的主体，也是利益的主体，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调动大家工作的积极性，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发指示、说空话。他进一步指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阐述深刻揭示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对于党与人民群众在生产实践中的地位的准确把握。在党的事业中，人民群众处于主体地位、党处于主导地位。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者，要能够洞察社会发展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但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代替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观与其他阶级政党领导观的本质区别。
（三）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丰富了党的领导制度理论
邓小平同志总结和反思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的历史教训，深刻认识到，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改善党的领导。针对过去党政不分、党统揽一切、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十二大党章首次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发挥全体党员在一切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对十年动乱的历史总结，邓小平同志认识到，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980年2月29日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党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则》，通过党内民主建设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为党的领导体制创新奠定了基础。
（四）提出“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发展了党的领导主体理论
邓小平同志认识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他深刻指出，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2]3134。他要求新的领导层把惩治腐败作为整党的重要内容，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在整顿组织的基础上，他提出了领导班子要选马克思主义者，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提出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是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中，通过调整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着力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并提出要“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锻造了新一代团结稳定坚定的领导层，为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下了基础。
二、二十一世纪初市场经济视域下党的领导理论在创新中发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非公经济发展壮大，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中国社会阶层出现深刻变化，出现了企业家、企业高管、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如何对新的社会阶层实施领导，这些新社会阶层是劳动者还是资本家，能不能入党？面对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以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发展了党的领导理论与实践，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一）提出“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领导本质观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党中央明确提出，党必须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他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这一论断将党的领导与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党的性质与宗旨结合起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质。
（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扩大了党的领导的群众基础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党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党章也做了一个大的修改，由“一个先锋队”表述为“两个先锋队”。这些重大理论创新，解决了党怎样实现领导，党要领导什么的问题，表明实现党的领导必须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要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现党的领导更要适应社会阶层的新变化，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党的领导内涵更加丰富完整、更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对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它实现了党的事业与党的领导的有机结合，深化了对党的性质和历史任务的认识，体现了党的领导的基本规律。
（三）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改革和完善了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经受过国内外风波的考验，尤其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党对于党如何领导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十四大党章修改中，没有采用十三大报告中关于党的领导只是政治领导的提法，坚持了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的规定，体现了党的领导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全面性。同时提出必须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方法，提高领导水平。如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
（四）首次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在全面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设党的问题
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阶级状况、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2]314的意见，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冲击，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执政环境下党的建设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4]，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解决思想入党问题。十四大党章恢复了十二大党章中在政府机关、经济组织、文化组织中设立党组的规定，并增写了讨论和决定本部门的重大问题和指导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的内容，为加强党的领导提供了制度保障。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在全面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启了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新篇章。
三、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社会全面发展视域下党的领导理论在发展中完善
进入二十一世纪，借助改革开放红利和科技革命的东风，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矛盾增加。尤其是2003年的非典事件，充分暴露了发展中的民生短板。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克服四大风险、应对四大挑战，实现长期执政，需要党的领导理论与时俱进。
（一）提出以人为本，进一步提升了党的领导本质论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这是对为人民服务的继承与发展，将为人民服务拓展到执政自觉的高度。它深刻表明了中國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是一个执政党长期执政的依据。党的领导理念的深化，一方面引导党的方针政策向民生发展，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兼顾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现实利益。另一方面使执政环境下党群关系更为明晰，进一步凸显了党的伟大事业中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主导地位。
（二）关于党的先进性思想发展了党的领导主体理论
胡锦涛同志十分重视党的先进性理论与实践，并视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性课题。党的十六大召开前，胡锦涛就曾指出：“先进性问题，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是党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根本条件。”党的十六大后，他又多次指出，“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课题”。“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通过党的建设，使党成为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先进性建设进一步明确了作为执政党的性质与宗旨，增强了政党领导力和影响力。
（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实现了党的领导方式、领导能力的创新
党的执政方式是执政党领导和控制国家政权的形式，即执政党通过掌握、运用和控制国家政权实现执政目标的体制、机制、途径和方法的总称。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目标。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党的奋斗目标，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总要求，这是我们党在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进步。建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决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新方针、新举措，实现了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重大创新、重大发展，为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创造了新的条件。
（四）提出了党的建设五大布局，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的建设总体目标和战略布局
胡锦涛同志提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十七大上，他明确提出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规划了以 “一个主线、五个重点”为内容的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布局，“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从思想建设、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五个方面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构成了党的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总布局。为了将这一“新的伟大工程”落到实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十八大党章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执政党的总要求。党的建设目标更为具体、明确，党的建设逐渐走上科学化、规范化轨道，越来越体现以党建促改革、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的根本规律。
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党的领导理论进一步深化定型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党的领导理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汲取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党的成功领导经验，着眼于党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使命，进一步明确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初步形成了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理论学说，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理论创新。
（一）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一论断，实现了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有机统一，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归根到底由其基本的经济制度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只能由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工人阶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因此，坚持党的领导与搞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根本谈不上是社会主义。
（二）提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凸显了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核心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十九大新修订的党章去掉了十四大至十八大中“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提法。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可以纠正一段时间以来对党政分工的片面认识，纠正毫无原则地搞党政完全分开、政出多门、党不管党等乱象。这是对党的领导的正本清源，回归本质，但并不等于党包揽一切，管理一切。十九大新党章同时提出，“党必须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发挥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可见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仍然是党的领导的主要方式。这里讲的“全面领导”，是针对整体、全方位、全覆盖，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个群体，党必须按照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去加强党的领导，但对不同部门、不同群体、要在法治的框架下，采取适合的方式。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三）提出依法治國、依规治党的思想，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党的领导体制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承继于苏共模式，以民主集中、团结统一、组织严密、领导高效为主要特征”[5]，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虽然自邓小平同志起也提出并着力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战略设想，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性，党的领导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未最终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目标，中央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面如建立各级检查委员会、国家机构改革等制订了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党的全面领导地位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到国家政权结构中。关于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其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构件，其制度安排要遵循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使自身的体制、机制、功能和活动方式等方面与国家治理体系高度契合，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证人民民主，使党的活动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丢”，要避免在现代化治理语境下陷入去权威化、分权制及社会自治的西方治理窠臼，保证并加强党的领导地位。
（四）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将党对领导主体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
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一部分，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全面”强调的是治党范围要面向8900多万党员、450多万个党组织，从上到下涵盖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重点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就是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使党的活动要在法制的框架下进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在党的“五大”建设之中，也就是党的各项建设都要制度化、程序化、常态化。“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抓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责任，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
五、改革开放四十年党的领导理论发展与创新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在人类政治文明基础上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人民大众实现自身解放的政治理论。改革开放四十年党的领导理论的创新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理论根基，是对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创新发展。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使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现实需要
在现代政党政治下，由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党执掌国家政权，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律。坚持党的领导，也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下才能得以实现。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化，但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将党的领导权问题放在首要位置，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原则而一以贯之地坚守捍卫，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顺利发展，为党的长期执政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了党的全面领导，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重塑了党的形象。历史的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坚持和加强了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取得胜利;什么时候放弃和削弱了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受到挫折和损害。
（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是要巩固和加强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国家作为高度组织化的政治集团，必然有一个明确的核心，这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基础。这个核心，在价值层面上，是为组织大部分成员所认同、能维护大多数利益的价值观;在实体层面上，则是有一个坚强稳定、有决断力的领导集体，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凝聚力的领袖人物。有了核心代表人物，才能凝聚团体的向心力，才不会政出多头，互相扯皮牵制，从而导致议而不决，甚至分裂瓦解。维护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是要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准确、及时地贯彻到工作当中，把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部署抓紧抓实抓到位。
（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领导地位，首先是法律上的领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党执政合法性的法律依据。除此之外，党的领导地位实际上还有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政权是否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内在本质。纵观中外政治发展实践，执政黨合法性的取得、维护，最根本的决定力量在于人民，最关键之处在于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是判断执政合法性的试金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四）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就是要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提高适应、引领新时代的能力
新时代国际国内环境、社会主要矛盾、党的战略目标和工作任务发生显著变化，党要适应新时代、引领新时代，就要主动适应变革、引领变革、推动变革，在变革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就要求我们维护扩大党的领导范围、领导领域，充实党的领导内容，做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全覆盖。同时要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保持党思想上的先进性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最为关键的，要使党的领导在法治框架下活动，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91.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79.
[4]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9.
[5]韩强.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体制改革[J].党政研究，20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