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体育史分期再议
摘要：《中国当代体育史如何分期刍议》中提出的新中国体育史的分期原则不是“双重分期依据”，而是单个分期依据。根据这个分期依据，采用社会发展同体育发展相结合，以体育发展为主的方法，将新中国体育史分为4个发展时期，至今新中国体育仍处在第4个发展时期。但由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有可能将新中国体育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关键词：体育史；历史分期；新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6-0011-03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division of periods in the sports history of new China
——Also a discussion with Mr. DAI Jing-dong and Mr. LING Ping
WU Zai-tian
（School of Physical and Health，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I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Division of Periods in the Modern Sports History of China it was put forward that the principle for the division of periods in the modern sports history of new China is not a “double criterion for period division”, but one criterion for period division. According to this period division criterion, the author divided the sports history of new China into 4 development periods by means of combining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sports development and focusing mainly on sports development, and concluded that sports in new China is still in the 4th development period to this day. However, major changes may occur to the socialistic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n China in order to respond to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es and to boost the steadily fast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ports in new China may go into a new development period as China is further developed from a big sports nation into a powerful sports n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period division of sports history；new China
2009年3月22日，在Google搜索“吴在田”时，见到一条同我的一篇论文有关的信息，随即进入、下载并拜读，很受启发和教育。该文发表于2009年2月《体育学刊》第16卷第2期上，题目是《论新中国体育史分期──兼与吴在田先生等商榷》(作者是戴敬东、凌平，以下简称“戴文”)。该文对我发表于《体育文史》1998年第6期上的《中国当代体育史如何分期刍议》(以下简称“刍议”)一文的分期主张提出“商榷”。“来而不往非礼也”，为了中国体育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不揣浅陋，对新中国体育史如何分期再作刍荛之言，兼答戴、凌二位老师的有关“商榷”。
1关于“双重分期依据”[1]
在“刍议”中论及应遵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确定新中国体育史分期原则时是作如是说的：“先看确定社会一切现象或事物分期方法的基本原理，我认为可以概括为这样三条：经济是基础，一切社会变迁和变革的终极原因在于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国家、法会对历史的进程发生影响，有时甚至具有特殊的能力；社会一切现象或事物都是充满矛盾的运动变化的发展过程，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2]因此，我认为：提出新中国体育史的分期原则不是“双重分期依据”而是一个分期依据。如果要具体表述这个“分期依据”的话，就是：作为社会一种现象或事物的体育，变迁和变革的终极原因在于经济，它在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国家、法等(有时甚至具有特殊能力)的影响下，依据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运动变化。
2关于“新中国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1]
“刍议”一文指出“鉴于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对中国当代体育发展的‘决定和‘前提作用；鉴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国家、法对中国当代体育发展的影响；鉴于中国当代体育有其自己的规律，因此，我认为中国当代体育史的分期应采用社会发展同体育发展相结合，以体育为主的分期方法。”[2]这段话中，由于行文的限制，虽然没有展开论述新中国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在具体论述“对中国当代体育史进行分期”的“4个时期”的“体育发展情况”中，已经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体育的普及与提高及二者之间关系的描述，表明它们就是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如：在“(一)中国当代体育的初步发展(1949~1966年)”中指出“体育的普及与提高在50年代得到了较顺利的发展”，“在度过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以后，体育的普及与提高开始正常地迅速发展”。在“(二)中国当代体育的严重受挫(1966~1976年)”中指出“体育的普及与提高几乎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在“(三)中国当代体育的初步改革开放(1976~1993年)”中通过引用1979年全国体工会议战略决策，指出“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在“(四)中国当代体育实质性改革的启动(1994年~)”中指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
因此，我认为提出的新中国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就是体育的普及与提高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变化的规律。
3关于“没能使用这种分期依据论证其分期的合理性”[1]
首先，在每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情况”或根据行文需要再在“体育发展情况”中，通过论述其经济、政治、国家(特别是党的领导)及法的特点，从而体现它们对这一时期体育的“前提”和“决定”作用，如：在“(一)中国当代体育的初步发展(1949~1966年)”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严重失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了重大损失。由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以及经济和政治的措施，国民经济从1962~1966年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并指明这个时期的体育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中”发展的。在“(二)中国当代体育的严重受挫(1966~1976年)”中指出“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社会发展遭到建国以来的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体育“受到社会发展特大影响，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制约”。在“(三)中国当代体育的初步改革开放(1976~1993年)”中指出“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拯救了国家和人民，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四)中国当代体育实质性改革的启动(1994~)”中指出“在1992年以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进程中，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改革开放取得了新的突破，精神文明建设迈出新的步伐，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然后，在每个时期的“体育发展情况”中，通过论述其体育普及与提高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体现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分期”中的“为主”作用，如：在“(一)中国当代体育的初步发展(1949~1966年）”中指出“在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指引下，按照经过刘少奇亲笔修钉的《关于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中有关体育工作‘必须使普及与在适当范围内提高技术水平相结合，以取得进一步发展的正确认识，体育的普及与提高在五十年代得到了较顺利的发展；在1959~1961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体育的普及与提高受到干扰和影响，但由于从领导到一般的广大体育工作者较好地按照体育发展规律工作，因此，仍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度过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以后，体育的普及与提高开始正常地迅速发展。”在“(二)中国当代体育的严重受挫(1966~1976年)”中指出“体育的普及与提高几乎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既有群众体育的‘畸形发展、竞技体育的‘功利提高，也有‘乒乓外交那样的惊世之举。”在“(三)中国当代体育的初步改革开放(1976~1993年)”中指出“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决策，1979年2月的全国体工会议认为‘体育战线也具备了战略转移的条件，应‘把注意力集中到高度发展体育事业上来，努力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及党的十四大的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体育战线以1992年末的‘中山会议为契机，开始了实质性改革的新酝酿。”在“(四)中国当代体育实质性改革的启动(1994~)”中指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改革，把足球改革作为突破口，以1994年足球职业联赛的开始为标志，中国当代体育开始了真正意义的改革。”“在1994年推出的《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的基础上，经国务院批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于1995年6月28日正式颁布施行。它是……保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规范性文件。”
4对体育史分期的解释
我在1998年的“刍议”中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新中国体育史的分期原则，并依据这个原则，根据我国国情和“体情“，把新中国体育史分为4个时期。对此，戴文提出了“商榷”及自己的分期主张。就此谈点浅见：
1)决定新中国体育近60年发展、变化的是3个时期的经济体制，即1949(如果加以明确则应是1953年)~1978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1978~1992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经济体制(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其最鲜明标志)；1992年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它们起着新中国体育史分期的“前提”和“决定”作用，如果我们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新中国体育史分期的话，那就必须首先从它出发。
2)为什么在“刍议”中把至1998年的新中国体育史分为4个时期呢？阅读“刍议”可知，在对应经济体制演变的3个时期之外多出来的那一个，是“中国当代体育严重受挫”时期，这正是我的分期原则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国家、法会对历史的进程发生影响，有时甚至具有特殊的能力”论述的具体体现。
3)为什么在“刍议”中没把至1998年的中国体育史分期的时间，同经济体制演变时间完全统一起来呢？这正是我的分期原则中“社会一切现象或事物都是充满矛盾的运动变化的发展过程，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论述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也告诉我们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和研究历史发展的方法，在探讨新中国体育史分期问题时遵循的主要有3点：一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历史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原理或原则套用；三是历史的发展不是简单的直线过程演绎。本着这“三遵循”，在1998年的“刍议”中对新中国体育史的分期进行了初探；如今，虽然已经过去10年多了，可我认为：新中国体育仍处在“刍议”中所论述的第4个发展时期。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不断完善和变化发展(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我国的“政治、国家和法”对体育的影响在不断加强，新中国体育在自身规律的主导下也在不断发展；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有可能将新中国体育推向新的发展时期。因而，要不断对新中国体育史的分期问题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戴”文起了好头。而我本人也会密切关注着。
参考文献：
[1] 戴敬东，凌平. 论新中国体育史分期──兼与吴在田先生等商榷[J]. 体育学刊，2009，16(2)：6-11.
[2] 吴在田. 中国当代体育史如何分期刍议[J]. 体育文史，1998(6)：49-50.
[3] 黎澍.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历史科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编辑：李寿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