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是建设廉洁乡村的重要保障
卜万红
摘? ?要：建设廉洁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微腐败”是廉洁乡村建设的最大障碍，而有效防治“微腐败”，建设廉洁乡村，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廉政文化的涵养功能。具体来说，就是要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引导乡村居民形成正确的腐败认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乡村传统文化现代化，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从而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注入到基层治理之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关键词：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廉洁乡村;腐败防治
中图分类号：D262.6?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674-9170（2020）03-0067-06
实现乡村振兴是党中央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建设廉洁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也是乡村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廉洁乡村建设面临诸多难题，“微腐败”是其中最大障碍。为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党中央采取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基本方略，坚决惩治“微腐败”。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期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二十七万八千人[1]67。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国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3.31万个、处理18.01万人[2]。在夺取反腐败压倒性胜利的过程中，党中央在保持高压态势，坚决减存量遏增量的同时，注重廉政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廉政文化的治本功能，固本培元，实现对腐败的源头防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将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推进到一个全新阶段。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是建设廉洁乡村的行动指南。
一、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引导乡村居民形成正确的腐败认知
正确的腐败认知是有效防治腐败的重要条件。公众的腐败认知主要包括腐败感知和腐败容忍度两大核心指标。乡村“微腐败”的滋生蔓延，既与乡村群众的腐败感知有关，又与他们对腐败的容忍度有关。
腐败感知是腐败认知的最主要指标。“腐败感知是指公众对官员腐败行为的主观感受，包括公众腐败自身体验，如行贿经历，关于腐败的看法和感受等。”[3]腐败感知可以分为积极感知和消极感知两种类型，无论哪种类型的腐败感知，都会对基层群众参与反腐斗争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基层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是他们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腐败感知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个人认为其政治行为对整个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觉或信念，既可反映公众对政府的态度，也可预测包括选举在内的政治参与程度。”[4]政治效能感越高说明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达到的效果越好，这会对政治参与产生正向激励，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政治效能感越低说明政治参与效果越差，这会对政治参与产生反向激励，让公众感觉到政治参与无力，最终丧失政治参与的动力。基层群众对腐败的积极感知就会增加他们对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决心和信心，激发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提升其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群众对腐败的消极感知就会严重打击他们对夺取反腐败胜利的决心和信心，挫伤他们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政治热情，消解其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影响整个乡村反腐败斗争的总体进程。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引导人民群众形成积极的腐败认知，防止形成消極认知。
腐败容忍度是腐败认知的重要指标。“腐败容忍度，是指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倾向于接受腐败行为，是个体对腐败的理解与反应，可作为判断特定社会腐败程度的重要依据。”[5]一般来说，一个社会腐败滋生蔓延程度与公众的腐败容忍度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腐败容忍度高就意味着公众对腐败的抵抗能力弱，腐败滋生蔓延的空间就会更大，腐败发展的势头会更猛，控制腐败的难度就会更大。腐败容忍度低就意味着公众对腐败有很强的抵制能力，腐败滋生蔓延的空间就会很小，控制腐败就会相对容易。零容忍是我们党对待腐败的基本态度，是我们党对全党和全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我们党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奋斗目标。对于基层群众来说，影响其腐败容忍度的主要因素既包括我们党坚定不移反腐败的决心，也包括荣廉耻贪的廉政文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打虎”“拍蝇”“猎狐”的反腐败行动，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了党中央零容忍无禁区全覆盖的反腐败坚定决心和态度。党中央强力反腐败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党心民心，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任和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一千二百一十八万六千件（次），处置问题线索二百六十七万四千万件，立案一百五十四万五千件，处分一百五十三万七千人。[1]67这表明，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必胜的信心在不断增强，整个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在持续下降。要巩固这来之不易的反腐败成果，必须充分发挥文化的力量，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最新成果引领社会舆论，推动社会腐败容忍度的持续降低。
人民群众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也是防治“微腐败”的主体力量。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教育群众、引导舆论，帮助人民群众形成积极的腐败感知，有效降低腐败容忍度，这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只有基层群众都能形成积极的腐败认知，坚持对腐败零容忍，防治“微腐败”才能有最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根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教育人民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腐败感知，塑造重契约、懂法治、尚廉洁的新时代公民，降低人民群众对腐败的容忍度，这是有效防治“微腐败”、建设廉洁乡村的重要任务。
二、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建设廉洁乡村，必须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6]这表明，乡村治理体系是由一系列制度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构成的复杂体系。
文化是制度之母。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承载着母体文化的精华，并为母体文化的演化和传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我国乡村治理体系是由乡村党组织体系、政府组织体系、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农村社会组织体系和农村市场组织体系等一系列组织机构、制度体系和相应的政治文化构成的复杂治理系统。这套乡村治理体系既是由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又是传统乡村治理体系长期发展、渐次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这套乡村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在长期社会革命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和自觉选择，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基层治理体系。
“微腐败”滋生、蔓延的现实表明，现有的乡村治理体系还存在不适合、不适应基层治理现状的问题，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缺乏对“微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缺乏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微权力”的制度体系。这表明，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要紧紧围绕有效制约和监督“微权力”这个关键问题加强制度供给，确保权力真正为乡村居民服务。权力清单化、履职程序化、监督科技化、问责常态化[7]是有效制约监督“微权力”的努力方向。文化涵养制度，制度承载文化。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廉洁乡村，在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廉政文化的维持和保障功能，确保乡村治理体系的各项制度有效运转，不断增强乡村治理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乡村治理体系的精神和灵魂，它制约着乡村治理的体系的内部结构，规定了乡村治理体系的演化方向。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持“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将公开透明原则贯穿于基层治理体系，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人民群众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更加鲜明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出发，围绕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推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强制度供给，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只有将防治“微腐败”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才能有效消除妨碍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障碍，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进程。“近年来，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以及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资金、资产、资源开始在农村基层聚集，权力寻租空间大增。”[8]由于监管不到位，“三资”成为“微腐败”比较集中的领域。阳光是防治“微腐败”的利剑。政务公开和村（居）务公开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切入点。推进信息公开，必须消除基层治理信息公开的分散化、碎片化现象，实现基层政府的政务公开和村（居）务公开整体联动、一体推进。“只有建立在基层双务公开联动的基础之上，才能形成一种长效机制”[9]，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
三、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助推乡村治理能力提升
建设廉洁乡村必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乡村治理效果，既取决于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又取决于乡村治理能力的提高，是两者协同并进的产物。乡村治理能力是指治理主体运用乡村治理体系解决公共事务的能力。具体地说，就是围绕满足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自我完善的能力，坚持运用基层治理体系不断提升乡村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能力，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能力，不断增强乡村居民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能力。乡村治理体系是由乡村党组织、政府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乡村社会组织和乡村市場组织等众多治理主体构成的治理体系。乡村治理能力不是某一治理主体力量的一家独大，而是在乡村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将各个治理主体的力量有效整合起来，在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形成的合力。
乡村治理能力的提高，既要依赖制度的刚性力量，也要依赖文化的柔性力量，依赖于两者同向发力，刚柔相济。制度刚性力量的充分发挥需要治理主体自觉遵守制度，主动运用制度解决乡村问题，尽可能地防止异己性力量的冲击。文化的柔性力量就是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化人”功能，强化治理主体对乡村治理体系的文化认同，防止异己性思想观念的干扰，使乡村文化成为乡村制度体系有效运转的“润滑剂”，确保乡村治理体系平稳运行。
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首先要以基层群众对乡村治理体系的高度认同为前提。制度的规范效能不仅要依赖外部强制力，更主要的是依赖人们对制度的信仰。制度信仰的本质是对孕育和涵养制度的文化的认可与接受。这种信仰是制度有效运转的持久动力。我国在长期的国家治理实践中形成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正是将制度的刚性力量与文化的柔性力量有机结合的重要典范。思想家卢梭指出，最为有效的法律，不是铭刻在实物上的，而是刻印在公民内心深处的。铭刻在实物上的法律条文会消失，刻印在公民心里的法律条文才是永恒，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法律要发挥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道德要得到遵守，必须提高全体人民道德素质。”[10]这同样指明了制度信仰的力量及其形成路径。任何一种制度体系，如果公众对其缺乏最基本的理解、认可与信仰，那它就难以有效地运转起来，自然也就无法取得预期的制度绩效。
建设廉洁乡村，既需要实现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的适应性发展，实现廉政文化的与时俱进，又需要以廉政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指导廉洁乡村建设实践，充分发挥廉政文化的引领和保障功能，将廉洁的基本要求有机地融入乡村社会的人才培养、生产发展、环境保护、乡风文明、公共服务、贫困防治、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重视廉洁教育，将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观念深深植入全体社会成员的内心之中，使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强化全社会的制度认同，自觉遵守制度、践行制度，养成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习惯，使依法办事成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成熟定型，这是实现制度与文化完美结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四、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推动乡村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建设廉洁乡村，必须充分发挥乡村传统文化的独特功能。传统文化是乡村治理体系最深厚、最坚实的文化根基。它是基层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在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发展进程中，先人们创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农耕文化，“公道正派、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勤政务实的廉政文化理念也蕴含其中”[11]。其主要内容包括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传统民本思想，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核心的君民关系学说，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核心的爱国主义传统，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观念，以“清正廉洁” 为核心的权力观，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核心的为官之道，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为核心的家规家训，以“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为核心的历史使命感，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道德观念，以“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为核心的生活观念，以“童叟无欺”为核心的经商之道，以“士可杀不可辱”为核心的大丈夫气节，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为核心的忧患意识，以“以和为贵”为核心的和和观念，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社会公德，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人生修炼之道，以“朋友有信”为核心的处世准则等。诸如舟水之辩、为政以廉、公道正派、为官以勤、廉洁自律、诚实守信、清白做人等廉政品德是传统社会德治秩序的文化支柱。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这些廉洁思想逐渐凝结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逐渐凝成了保持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文化力量，成为传统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文化纽带”。
乡村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的经济结构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带有鲜明的农耕文明色彩。推动乡村传统文化现代化始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集体经济、按劳分配、人民民主、团结合作、党纪国法、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文化元素开始注入到乡村传统文化之中，指明了乡村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开放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村民自治、商品交换、竞争原则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不断注入到乡村传统文化之中，进一步推动了乡村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将净化政治生态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内涵，将“为民、务实、清廉”作为根本原则，将“惩处、约束、监督、教育”作为实践举措，将开创新思想、开拓新境界作为时代价值。[12]这将中国特色社會主义廉政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推动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最新成果引领乡村传统文化现代化，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这是实现乡村振兴、建设廉洁乡村的重要任务。同时，还要推动实现党内政治文化与乡村传统文化衔接与贯通，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成果引领乡村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五、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指导乡村党组织建设
基层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导核心，是乡村治理的领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从本质上说，乡村治理就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解决农村公共问题的伟大实践。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基层党组织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条件。这需要将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渗透到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之中，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廉洁性建设来增强其政治领导能力、社会组织能力和服务群众能力。
打铁必须自身硬。当前，对乡村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影响最大的是乡村“微腐败”。这种腐败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基层腐败对政府合法性基础的侵蚀消解作用更直接和显著。[13]“微腐败”虽“微”，其危害性不能小觑，“‘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14]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加快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是有效防治“微腐败”的必由之路。
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指导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政治建设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首要任务。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在坚持做到“两个坚决维护”，加强“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之外，要坚决祛除党组织自身的积弊，真正做到“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1]46重点提升基层党组织宣传党的主张这一能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群众，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问题，推动实践，切实把党的决定落实到基层治理实践之中，切实将基层党组织建成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带领群众进行乡村社会改革发展的强大政治堡垒，成为乡村居民的主心骨。
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指导基层党组织建设要着重增强用社会主义法治治理乡村的能力。在长期的治理实践中，社会主义法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逐渐确立起来，基层党组织运用社会主义法治方式治理乡村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无论是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还是市场主体依法办事的意识逐渐增强，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核心的村民自治机制得以确立和有效运转。但我们还应注意到，在社会主义法治的框架下，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方式依然存在，而且还在持续地发挥作用，在少数地方，传统治理方式甚至占据主导性地位。传统治理方式中存在大量腐朽没落的内容，这主要包括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势力和宗族观念，以人情和面子为主要内容的交往方式，以传统小农意识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以“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为核心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等。传统治理方式与现代治理方式并存的局面为腐败的滋生蔓延提供了适宜的制度条件。有效防治“微腐败”，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传统治理方式中腐朽没落成分的存在空间，最大限度地强化社会主义法治的力量，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注入到基层治理体系之中。“法治为廉政建设提供了制度支持与保障，而廉政文化为法治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二者在国家治理中相得益彰。”[15]在基层治理中，要重视发挥法治的作用，这也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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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张煜洋
Integrity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uarantee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ity Countryside
BU Wanhong1，2 （1. School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2. School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Beijing，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countryside contribut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its revitalization. Micro corruption proves to be a major barrier in this construction， its effective preven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countryside basing itself on the full play of the cultivation function of integrity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be specific， it is to use the integrity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guide rural residents to form a correct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 improve the rur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enhance the rur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modernize rur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bottom-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In this way， the rule of law mentality and administrative methods can be injected to bottom leve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tandard of modernization with countryside but administration can be improved.
Key words： integrity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grity countryside; corrup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