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费空间到“公民课堂”：战前新生活运动中城市影院的教育化改造尝试
李九如
早在新生活运动发动①之初，运动推动者们就提出，要利用电影为运动的教导方式之一。电影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视，与国民党官方对电影之教育功能的认识有关。比如，江苏省镇江民众教育馆对此即有清晰的认知，该厅提出，“电影表演真切，感人最深，舉凡上下数千年之历史，纵横数万里之情形，都能一一出现于银幕上，打破时间空间之障碍，使观众受到极现实之印象，较见诸文字，闻诸传说者，更为深切著明”。[1]从根本上说，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在于将国民党政权的控制力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乃至达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电影的媒介本性，正决定了它可以廉价而迅速地做到这一点。于是，在当时的城市之中，电影放映空间也便遭遇了新生活运动试图使之趋向于教育化的改造，这意味着公共（消费）空间向单向的“教育”或者说意识形态灌输空间的变化趋势。
一、 城市影院的污名化及其作为课堂的潜质
新生活运动发动之后，该运动在电影领域中最早大规模涉及的，正是作为电影放映场所的戏院或影院：初期厉行的“规矩”与“清洁”两项运动中，隶属于公共场所的影戏院，首当其冲成为接受调查和检查的重点对象。但是调查和检查的内容，从一开始就不仅限于“规矩”和“清洁”。②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对影戏院的干预也进一步走向深入。总的来说，新生活运动对影戏院空间的入侵，其目的在于将此空间中的商业消费行为，改造为对民族国家及其党派领袖的效忠仪式，同时将基本上属于消费主义空间的影戏院空间，升级为民族主义的公民课堂。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几乎是天然地具备公民教育的功能，刘易斯·雅各布斯描述了20世纪初最早期美国那些原始的“影戏院”中的情形：
在1902—1903年移民达到高潮时，电影突出地教导新来的移民怎样尊重美国的法律和秩序、了解国内的行政组织，以及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和美国国籍所产生的自豪。电影使他们熟悉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事件，因为这些毫无辨别能力的电影观众，看了拍下来的东西以后都深受感动，并把它当作真人真事加以接受，电影自然是最有能耐和说服力的。[2]
很长时间以来，研究者们都认为早期美国的移民电影观众进入镍币影院并“不只是为了娱乐消遣”：一般而言，早些年的研究更倾向于将镍币影院看作移民融入美国社会和习得美式价值观的“学校”；而近些年来，似乎移民们在早期观影中的族群认同得到了更多强调。观点虽然有变化，但早期影院的社会文化教育功能则一直受到认可。①当然，也许美国20世纪之初的情形只是一种特殊情况。与之相比，无论是美国此后的观影历史，还是中国差不多同时期的影院状况，都很难复制镍币影院的“教育盛况”。比如，据说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武侠神怪影片大盛之时，“一些观众竟公然在电影院里焚香膜拜银幕上无所不能的神怪”[3]，很显然，他们并不打算将电影院看作接受国民教育的课堂，而是把它当成了遍布于城乡的神庙。诸如此类的故事刺激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执政当局，而且文化和知识精英们很乐于传播这类关于民众愚昧的传说，以之作为自己痛心疾首的凭证。在20世纪30年代，一位愤世嫉俗的批评家，以充满反讽的口吻，描述了一幅电影院中有关“娱乐救国”的讽刺性观影画面：
果然卡尔登戏院中，人山人海，大家是为救国而来的，救国的人，如此之多，中国当有可为也。我心下顿时大喜，而周围的人也一定大大开心，所以喧哗之声，如入大戏场，如入大学校，令人头昏脑胀，实是发昏章第十一。正因为是新年大初一，人特别多，而带同女人小人的也比平日多，客座早已告满，后来还不少，真极拥挤之能事矣。笑，哭，谈，嗑的声音，洋洋盈耳而乐声起，小孩大哭，叫妈，而电灯灭，银幕上先放映广告……映过了新闻片之后，又是一阵拍手，而还我河山还出来映。[4]
这一幕有声有色的讽刺性画面，再次让影院空间背上了混乱而无所用心的恶名。然而关于讽刺的讽刺是，文中所提联合公司出品的《还我河山》虽然在报纸上登了上映广告，但由于“临时为租界当局禁止公映”，因此当日根本未在卡尔登上映[5]，也就是说，前引文字完全是虚构的。问题在于，此人为何要虚构一幅丑化中国影院和观众的图景？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以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批判沉沦于“封建迷信”或商业消费之中的影院和小市民观众，恐怕是此篇以及更多此类污名化文章出现的心理动力。的确，不管关于中国影戏院的种种迷信、愚昧、浪漫、混乱的传说——在迷信和愚昧之外，有关影戏院中男女不轨行为的传言，甚至是凶杀案的新闻，也时常见诸报端②——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它的不断言说，本身就预示着对该空间进行干预和控制的那一天的到来。
二、 标语与加映：仪式性空间的营造
新生活运动对放映空间的调查、检查和改造，尤其是对其中的混乱和杂音的消除——诸如对秩序的强调，以及对小贩叫卖声的取缔[6]，乃至于对影院作为一个密闭空间的维护（如要求影院加窗帘）等[7]——均为一种仪式化的观影行为，提供了基础和前提条件。问题很明显，如果任由电影院像集市一样嘈杂无序，那么严肃的仪式自然无从谈起，而任何权威性意义的建构，更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才有了新生活运动对电影院的“规矩”与“清洁”化改造。它的目标，也并不是单纯的外国式“大礼服”加“肃静无哗”。尽管表面看起来类似于此，但其背后则蕴藏着某种权力的驯化意图，这与基于公共交往的“外国戏院”观影行为，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外国戏院”更接近于绅士们相遇并交往的社交场合的话，那么新生活运动的影院改造计划，则更像是教学课堂，乃至于某种宗教仪式空间的构建蓝图。而要抵达这一目标，在“规矩”与“清洁”等之外，更直接的空间改造，还有待于提出并执行。
所谓更直接的方式，其中一种即为标语的植入。为了宣传新生活运动，简单直接而又醒目的标语口号，在运动发动之后很快贴满了城乡的大街小巷。作为一种国家话语对于社会空间的强力植入，标语口号的张贴，不仅可以取得广泛的宣传效果，而且张贴行为本身即是国家强制性、整合性能力的象征，因此运动的推动者对此极为重视。1935年，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面向全国各机关团体“征集有关新运之标语，挂图”，征集内容包括“关于卫生，国耻，修身，名（民）族英雄，图像故事，名教挂图，军事常识挂图，劳作挂图，暨各种具体统计图表”等。[8]到1937年，该会又感到“各地张挂新运标语，向无规定，以致形式不一，殊于观瞻有碍”，因而制定了《使用及张挂标语须知》，以统一规范全国的相关标语口号。[9]不止如此，蒋介石本人甚至还亲自“手订新运标语”，如“国家基本全在国民之道德”“要恢复民族固有地位，必先恢复民族固有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等。①
根据《使用及张挂标语须知》的规定，“标语最好张贴于大街，马路，车站，码头，戏院，游戏场，以及各公共场所使人注目之处，或商店住户人口繁密之地，以期收效宏广”[10]，可见包括电影院在内的戏院被选为新生活运动标语的重点张贴之处。但由于电影院映演条件的特殊性，标语口号出现在此空间之中的形式，往往并非实体的横幅之类，而是以幻灯等方式插映于银幕之上。电影院插映标语口号，不是始于新生活运动，早在1927年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强行出兵山东之时，杭州民众就曾致函该市戏院要求“于银幕上插映反对出兵山东标语”。[11]30年代之后，在电影放映时插映标语口号（或加映新闻、宣传短片），已经成为常见的公共话语表达方式。新生活运动期间，南京的首都各界提倡国货委员会为扩大“服用国货”宣传，曾经与组织教育电影放映的社会局联系，要求“乘各该民众学校放映教育电影时，插映提倡国货标语，并派员于映演前讲演提倡国货要义”。[12]在国货运动之外，同样与新生活运动关联密切的识字运动、禁烟运动，也不止一次利用电影院放映的机会，以插映幻灯片（有时也加映电影）的方式扩大宣传。[13][14][15]相比于户外标语口号所处的流动情境和其中的随机行为，影院观影是一个注意力比较集中的生理和心理过程，新生活运动当然不会忽略银幕这个万千瞩目的话语平台。不仅如此，在河南，当地的促进会还提出，“省垣各机关，嗣后在各电影院放映标语”，应该“统送由新运会办理，以昭划一而示整齐”。[16]这一要求得到了省政府的批准，它与《使用及张挂标语须知》有异曲同工之处，后者要求的是实体标语的整齐划一，而前者要求的则是银幕标语的整齐划一。
标语口号的强力植入，表明了新生活运动更深一步的影院干预。但显然，在运动推动者看来，它还是不够“直接”，接下来，推动者们干脆将运动的根本目的和盘托出，“坦白”要求走进影院消费的观众们在开始观赏之前，首先进行一场向党国效忠的表态仪式。1937年，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致函各地促进会，做出如下要求：
查电影影响社会教育，至深且巨，各影戏院每于开幕或闭幕时，有播奏外国国歌，或其他不正当歌曲者，以国家教育立场言，殊失利用机会！兹为培植人民爱国热情起见，此后各影戏院于开幕时，可酌量当日映片情形依下列程序加映：（一）党国旗，（二）总理像片，（三）国府主席像片，（四）领袖像片，同时并奏播国歌（党歌），使观众一律起立致敬，在仪式完毕后，再放映正式影片，即望贵会函知各影戏院实行为盼！[17]
公函中提到要加映总理、主席和“领袖”的照片，自然是要将他们建构为民族国家的代表而召唤民众的认同，至于党国旗，这里需要专门提一下。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在新生活运动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其主要目的是向民众普及國旗的象征意义，以唤起民众的国家认同。在一次演讲中，蒋介石向听众详细阐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意义，明确表示，“国旗不仅是代表国家的神圣标帜，而且是我们整个民族上自祖先黄帝，下至我们以及将来千秋万世子子孙孙的精神和生命所集中归托之处”，因此如果不敬爱国旗，事实上也就是不能实行“新生活”，从而也就“不配做中华民国一个现代的国民”。[18]新生活运动要求放映电影时加映党国旗，可以说是蒋介石上述讲话精神的延伸。公函发出后，南京、上海等地的促进会，很快做出了反应，将上述要求分别函达当地电影院。[19][20]浙江杭州在接到公函后，当地促进会迅速将党国旗和总理、主席、“领袖”影片多帧交付各电影院加映，并派员协同军警监督执行，据称放映效果很好，观众“情绪颇为热烈云”。[21][22]
至此，不管其实际效果是否确如当时官方媒体所言，新生活运动都已经实施了它将电影院这种都市消费主义空间升级为公民课堂、乃至改造为某种国家主义神坛的计划。被设计为民族国家象征的党国旗帜和领袖们，作为国家话语的政治性符号，强行进入放映程序之中，试图召唤起民众的认同与崇拜，但影院外面那些武装着的宪兵和警察却提醒我们， 相比于1920年代电影院中的焚香膜拜行为，此时的民族国家效忠仪式，多少总有点强制信仰的味道。然而不管怎样，当仅仅一年以后，面对现实世界和电影《八百壮士》（应云卫导演，1938年）之中，泅水送国旗的行动，以及国旗飘扬并激励和鼓舞人心的时刻，我们不能说，它们与此前新生活运动所致力的国旗教育毫无关系。
三、 公共空间的消亡轨迹
民国时代的上海无疑是公共空间（或称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极为发达的场域。无论是早年的海派园林如张园等，还是诸如茶馆、游乐场之类的地方，都是热闹非凡、活跃一时的公共场所，更为神奇的是，许多这类空间除了作为娱乐场所广受欢迎之外，往往还会成为政治意见公开发表之地。 传统形态的公共领域姑且不论，但就电影及电影院而言，汉森认为，早期电影（观影）“不只是提供了一个从寒冷中进入并坐在黑暗里的机会”，它“还提供了一个远离家庭和工作领域的社会性空间，在那里有着相似背景和身份的人可以找到彼此（不必然是他们的亲友），而且工作女性还可以找到逃离其母亲命运的机会”；汉森还进一步指出，“这一空间也不仅只是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而已”，重要的是早期电影（观影）是“银幕上的电影与‘观众头顶的电影（克鲁格语）的互动，在此过程中，个人经验得以被接纳、表达并因此被组织起来，以一种参与的、社会的和公共的方式”。[23]不可否认，汉森的论断颇有理论表述往往存在的抽象化和理想化色彩，但如果暂时忽略在二三十年代越来越强化的权力干预等外部因素，那么此时的上海电影院，仍然可以视为一个差强人意的公共领域。自然，人们在此消费着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所炮制的种种现代性体验，但与此同时，他们往往还会从这里接触到知识分子们所希望传达的关于民族国家的精英理念。在极端情况下，知识分子甚至还会直接在此一空间中现身说法，把电影院变成启蒙课堂——“不怕死”事件中的洪深正是这样做的。[24]因此，即使是从最“精英主义”的角度看，早期电影院也只能称作“泥沙俱下”，它们固然充斥着蒙昧、浪漫乃至真实的危险，但却也（在某种意义上）充满活力和自由，在当年的上海为人们的公共交往提供了又一个场所。①至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展开了对电影院空间的批判和污名化，不过由于没有实质性的制裁权力，他们的声音顶多只能成为众声喧哗的公共空间中一个声部而已。但随着公共话语中关于社会控制的呼声甚嚣尘上，南京国民政府、尤其是新生活运动对电影院的监控、调查与改造，就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以至于伴随而来的政治性干预看起来简直就是“顺应民意”。然而，正是在此过程中，公共领域在其所建构的“公意”本身的呼吁下，被扼杀了。新生活运动对电影院的入侵，也许让后者在设备和服务质量方面有所提升，这是它所带来的“进步”，但与此“进步”相伴随的，则是一个曾经活跃的公共空间的开始消亡——虽然由于控制力的薄弱，新生活运动并未真正改变此时的电影院，但毫无疑问，先例已经出现，此后电影院的驯化，只是时间问题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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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识字宣传周第五日今日电影宣传日[N].申报，1935-05-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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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禁烟宣传周第五日各电影院加映影片[N].申报，1936-04-25（10）.
[16]令饬各机关嗣后在各电影院放映标语应送新运会办理[J].河南省政府公报，1935（1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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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沪市新运会利用电影培植爱国热情[J].新运导报，1937（2）：164.
[21]浙新運会灌输民众崇敬国家领袖信念[N].东南日报，1937-02-07（8）.
[22]冯筱才.型塑党国：1930年代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90.
[23]Miriam Hansen.Early Silent Cinema：Whose Public Sphere？.New German Critique[J].No.29，Spring-Summer，1983：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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