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输出与经济输入制衡策略

    何澍+杜荣

    电影的根本是文化,文化是电影的根性灵魂,同时,文化更是电影经济发展输入输出制衡的根本。勿庸讳言,相对于中国式经济奇迹,中国文化软实力尤其是中国电影的文化输出明显能量不足。这种不足有其历史文化等诸多客观原因,并严重影响了中国整个文化的外向型发展。目前的中国电影文化,只是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潮流词汇的一段中国电影的发展札记。中国电影的未来必将在有意识的先期制衡下,为后期文化优势建立与发展打造出强势模因。

    一、 中国电影文化输出

    (一)充分发挥推进剂作用

    文化只能是一种高尚的审美情趣。唯有这种高尚性才能使得这种文化传之永恒。中国近年文化发展与探索的过度娱乐化中夹杂着一些反智现象,这种现象反映在电影文化市场上则表现为一种跟风式的盲目与低俗。这种文化的反智使得中国电影虽然在本土呈现出一种表面上的热闹景象,但却在整个世界的、电影市场之中裹足不前,并且,更屡屡为西方发达国家观众所诟病。由此可见,这种内向型的电影文化对于中国电影的输出已经成为一种阻力与负担。中国电影欲发展成为一种外向型的电影布局,必须以真正文化的高尚性、审美性、情趣性作为推进剂,实现电影大概念与大格局的文化承载,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由输入型向输出型加以嬗变。

    (二)充分发挥加速剂作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根深蒂固,且博大精深,上下五千载传衍及今已经成为了一种融于生命的本能表达。由文化所内蕴着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等,都由传统文化思想所整合、所规范、所统辖。实际上,中国的许多传统的文化思想都甚少为外人道,而一旦恰到好处地翻译出来,并且将这些文化思想转化为一种文化意象,其在异域所带来的吸引力、感撼力、影响力等都将是不可估量的。而这种厚根深植数千载所积淀下来的真正的文化力量,这种具强大同化性、归化性、泛化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力量才是中华文化真正的根性灵魂。电影工作者据此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加速剂作用,方能大力促进中国电影文化输出的加速度发展。

    (三)充分发挥爆发剂作用

    中国市场近年来充斥于影视银幕荧屏的插科打浑,为国人带来了些许后现代式低俗的一过性刺激。然而,这些插科打浑却终难形成一种文化现象,而只能流为一种低俗的泛滥低级性刺激。这种插科打浑亦曾经远赴重洋输出至海外,却无一例外地遭遇冷遇。西方发达文明的这种撷抗,充分由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种低俗娱乐现象的等而下之性。同时,亦由此而向中国文化敲响了警钟,警示着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未来走向、未来命运。作为一种电影文表达更应侧重于宣扬本民族的更高层次的形而上的精神内涵,更应宣扬本民族的文化现象、文化衍生、文化真谛,更应遵循着文化的先天属性,并且将这种先天属性与灵魂夯实为一种对中国现实乃至世界现实产生规训的文化本能,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爆发剂的作用,全面扩充中国电影文化输出的输出视域、输出疆域、输出形态。

    二、 中国电影经济输入

    (一)现状与地位

    已经频频敲响的文化警钟为中国文化输出的逐利式因应现实与创造性的未来发展均带来了一种迫切性的警示。这种迫切性警示,令中国电影业界人士更加清醒地看到了中国电影文化输出与经济输入的此消彼长。在这种过程中,文化输出与经济输入之间的距离已拉得越来越大。从中国电影视域而言,唯有快速建构起类似西方式的文化堡垒,方能实现中国电影经济输入的良性循环与良性发展,尤其是电影文化与产业深度融合式的发展,应以更加充分的国际合作式发展而为电影经济输入带来合作分享式的经济文化利益。当然,从目前中国电影发展的客观现实而言,中国电影经济在整个世界文化经济中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种地位必然招致世界强势文化的自上而下的强势倾注与强势输入,因此,扭转中国电影经济输入状况已经势在必行。从中国电影的未来长足发展而言,显然电影输出与经济输入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中之重的关键,此举将直接决定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的可持续性。中国电影从电影创制者到中国政府均迫切需要一种电影输出与经济输入的双重利好。以2016年上映的电影《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为例,其承担了中国电影文化输出的推进剂、加速剂的作用,将极具中国特色的影视艺术形式与中国内地同步地介绍到了西方世界,为中国电影提供了文化耦合与文化衍生的经济输入乘势发展的绝佳契机。

    (二)中国电影文化与经济输入的文化耦合

    文化的根本在于其普世性、道德性、高尚性。这种文化标准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不谋而合。电影文化即是一种兼具普世、道德、高尚的显性的内容文化。任何文化的鼎盛繁荣与蓬勃发展都需要强势资本的推波助澜,中国电影的发展亦不例外。中国电影的经济输入已经与其文化输出形成了一体两面,二者的相互之间的耦合效应,这对于中国电影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均至关重要。电影文化的经济输入在经过中国文化市场经济化的数十年发展之后,早已经成为一种由立足中国而正在快速走向世界的文化产业,而文化則是这种文化经济输入的排头兵、主力军、生力军。

    (三)中国电影文化与经济输入的文化衍生

    从经济输入的视角深刻剖析中国电影文化,即不难发现中国电影文化是集内容经济、版权经济、衍生经济等为一体化的一种可资无限循环利用的庞大的文化经济体系。包括美国、日本、韩国等在内的发达国家,无不将文化经济发展作为一项最为基本的文化国策。而发展电影经济创新则是撬动电影经济输入的唯一法宝,唯有创新才能推进中国电影的发展速度,才能实现整个文化产业的无极化发展,才能大幅提高整个文化产业的经济输入附加值。同时,创新亦是电影文化快速转化为后现代式文化物化形式的重要手段,所谓文化物化即将文化衍生物加以泛实体化、泛流通化、泛商业化等运作,例如,可以将中国电影文化中的中国食品、中国服饰、中国名胜旅游、中国文化式游戏等透过形成产品的形式转化,借以实现电影文化衍生价值的最大化的由外向内的经济输入。[1]

    三、 电影文化输出与经济输入二者制衡策略与路径

    (一)输出与输入制衡策略

    中国电影在跨入新世纪以来,反而出现了文化层面的等而下之。这种等而下之,表现在电影层面即为喜欢盲目跟风,严重缺乏自主创新。审视这一倾向问题的根源,其恰恰在于中国电影针对自主创新的经济输入一直处于弱势。这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电影自主创新式的发展,而且更严重了拖累了中国电影的文化输出正常化与常态化。在中国电影发展的这一关键时刻务必应将中国电影扶持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同时,应抓住传统文化这条主线,在传统文化衍生、传统文化泛化、传统文化创新等诸多方面大做文章,一定要将传统文化影视化当做一项文化基本国策来抓,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电影能够在影视化的根性脉络下壮大成长起来。[2]

    (二)输出与输入制衡路径

    中国电影文化输出与经济输入的策略为二者制衡路径提供了发展对策与方略。而中国电影的实际落地发展还必须制订出更加具体化的路径来。首要路径即应打造由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驱策下的柔性创新专业化机制,此举将为中国电影文化强势输出,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其次,应打造由专门化建构起来的向传统文化深度挖掘的高不可攀的文化堡垒;再次则应打造由多引擎、多驱动、多层次化驱动的文化产业健全化下的产业体系与全球市场体系大格局。这将为中国电影文化爆发式输出提供一种加速度的文化级驱动;接下来则应打造出由职业化、细分化、合作化支撑起来的全产业链更加充分专业化的合作机制,这必将为中国电影产业腾飞奠定全产业链化的牢固基础。在此基础上,我国电影产业即能够打造出以专业化、专门化、产业化、职业化等四位一体的,以创新发展为不竭源泉的文化创新支撑架构与支撑机制。[3]

    (三)输出与输入制衡展望

    中国电影文化向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异域传播,必须借由文化吸引为先导,不断形成整个电影文化产业链的文化创意、文化自觉、文化黏合。中国的文化产业与中国经济终将同样跑出一种世界奇迹的加速度轨迹。由软实力进行无界化、无极化、无限化的文化输出,由硬实力进行全领域化、全产业化、全系统化的经济渗透与经济输入,并在软实力与硬实力齐头并进、相得益彰、正螺旋彼此激励之下实现文化体系与经济体系的互补繁荣、互益繁荣、互生繁荣下的共同发展。这一方面将为整个世界提供无穷无尽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将为整个世界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更以这种高强势、高堡垒、高魅力 的文化输出,与高传播值、高附加值、高衍生值的一种经济输入,而在国际上树立起更加崇高的中国国家形象、民族形象、世界形象。[4]

    结语

    电影文化的根本即在于其文化本身,无论表象化的艺术形式如何嬗变,文化本身都将永恒皈依于其民族性的灵魂。这种民族性灵魂才是电影文化的决定性价值所在。中国电影的新时期新常态下的发展须遵循着普世性、道德性、高尚性,同时亦应兼具文化价值、欣赏价值、时代价值、娱乐价值,从而打造出以专业化、专门化、产业化、职业化等四位一体的以创新发展为不竭源泉的文化创新支撑架构与支撑机制。

    参考文献:

    [1]金丹元,周旭.直面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产业的新窘境——对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策略的再思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16,33(2):27-39.

    [2]魏晨捷.從合拍片的角度看“华莱坞”电影跨国主体性及其对策[C]//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首届长三角影视传媒研究 生学术论坛论文集.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2015:6.

    [3]刘藩,周婷.中国电影输出海外的困境——中国电影对外贸易的现状、问题和对策[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5(5): 51-57,67.

    [4]黄会林,封季尧,萧薇,罗军.2012年度中国电影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调研分析报告(上)[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3,35(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