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的精神特质与影响
何雪莲
摘要：本文首先对江南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提出了它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由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政治动荡导致的政权南北分治，江南文化被强加了浓浓的政治性，其原有的审美性受到了弱化。其次对江南文化的精神特质——至柔则至强、江南文化的启蒙精神以及经世致用精神进行了一一阐述和分析。即，水性江南，至柔则至强；富有启蒙精神和批判意识；经世致用精神。最后解析了江南文化对地域的深远影响，指出，江南文化的精神特质，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会对这一地区的发展继续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江南文化； 精神特质； 影响
一、江南的内涵
江南的范围和含义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人们用得最多的地域文化概念大体上有这样两类： 一类是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别而定的，诸如楚文化、秦文化、吴文化等。第二类是以地域相区分的， 如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巴蜀文化等。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江南文化属于第二类。 大体上，一般将江南理解成长江中下游一带，以杭州、南京、扬州三个城市为代表。
纵观历史，江南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由于中国历史上的两次政治动荡导致的政权南北分治，江南文化被强加了浓浓的政治性，其原有的审美性受到了弱化。从历史上来看，南北分治的时间是短暂的，江南的繁荣富饶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在唐朝和北宋时达到了顶峰。江南的繁荣得益于自己的山水禀赋以及文人墨客的文学创作。
二、江南文化的精神特质
在中华一体的华夏文明格局中，江南文化因受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影响，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鲜明精神特性。
（一）水性江南，至柔则至强
江南文化，固然水性十足，有所谓“诗性江南”之说；但正如古代哲人老子所说，水至柔，但也至坚，因为“攻坚强者”莫若水；诗性江南固有其柔美的一面，但更有其坚韧的“南方之强”的品格。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给出了“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的评论。朱熹注解说：“宽柔以教，谓含容巽顺以诲人之不及也。不报无道，谓横逆之来，直受之而不报也。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君子之道也。”显然，所谓“南方之强”，实即如孟子所说的“动心忍性”的坚韧德性，所以孔子肯定“南方之强”，是一种优秀的品德，“君子居之”。南方何以有如此之“强”呢？这与南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而其间最突出的禀赋就是水。江南水乡泽国，沟壑纵横，南蛮之所以“断发文身”，正是赖水而生的表现。在先秦诸子中，老子对水的体认最为特别，对水的称颂也最为突出，如“上善若水，上德若谷”。从《老子》一书可知，他主要从水的柔顺孱弱中，发现了其内在的坚韧性，“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柔弱胜刚强”，这类论述自然令人想起滴水穿石的自然现象，以及背后所含蕴的水的锲而不舍的精神。老子还从水的濡弱中发现了水的谦下与包容性，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从其思辨的视角，进一步推论出坚韧不屈，贵雌守弱的人生哲学。水之所以被赋予“上善”之德，正如前揭所示，因水“利万物而不争”，因水以其“至柔”而能攻天下之“至坚”，故而“上善若水”所表达的是肯定柔顺、谦逊、坚韧为最大的美德。总之，老子所揭示的“若水”的上德和所期许的圣人，是自持而克己的，是宽厚而坚韧的。其本质即是在宣扬一种不争的人生哲学，一种退让的忍德，一种坚韧的美德。
（二）启蒙精神
江南文化的另一项精神特质是其富有启蒙精神和批判意识。它的突出表现，其一是张扬人的主体性，浙江余姚王阳明的“良知”说就甚为典型。“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所谓“心之本体”，即指的人之理性能力的最终根据，“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王阳明这里显然是在宣扬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高度主体自足性，正凭此自足性，王阳明认为“良知”能创造一切，能成就一切：“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良知”主宰世界，并赋予万物以意义，那么显然，“良知”也就是一切价值之源，“良知”的这种自主与自足，内在地潜藏着超越、销解一切外在神圣事物的趋势。其二是富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古代世界盛行圣贤崇拜、经典崇拜，但在“良知”说的激励和支撑下，江南文化中不乏质疑圣贤和权威的自由精神。如王阳明就鲜明主张思想自由，认为不应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而应敢于批判，敢于独抒己见，“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他还宣扬真理是人人可求的，不是任何人所能垄断的。明清之际江南另一位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更大胆提出贵如天子也是不能垄断“是非”的，“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否认皇帝一言九鼎的特权，实际上即是在摈弃权力迷信和圣王崇拜，是在呼吁思想的自由，是在为精神独立进行辩护。
（三）经世致用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有“入世”与“济世”的传统，明清之际的江南大儒尤其着意宣扬这一治世取向，竭力鼓吹“经世致用”，反对蹈虚凿空，主张学求实用，从而形成了江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特性。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士人感于时事，特别倡导一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责任。如当时江苏昆山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就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要思想。黄宗羲则激烈抨击一些读书人为求功名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冷漠，他主张儒者应以“经纬天地”为追求，更应练就平治天下的实际本领。正是基于此天下兴亡的责任感，所以此时的江南诸大儒特别倡导“立功建业”，进而鼓吹经世致用的实学，以“效国家一障一亭之用”。如顾炎武就尤为痛恨理学的空疏。他对当时学者沉湎于良知、心性，束书不观，重清谈，无视民生疾苦和国家危亡的现象，非常痛心，他说：“世之君子，苦博学明善之难，而乐夫一超顿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还痛斥当时的理学不是经学，而实为“禅学”，“近世号为通经者，大都皆口耳之学，无得于心，既无心得，尚安望其致用哉！”他主张学问应重在实用，应以利国利民为旨归，即注意“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他还明确地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顾炎武尤其强调，学者不应过于追求一己之得失，不应耽于物欲的享受，而应以天下为怀，即“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为此他主张学者应走出书斋，研究现实问题，不仅要“考百王之典”，更应“综当代之务”。学界公认，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出现，与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的推动，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江南为“经世致用”思潮的滥觞之地。
三、江南文化的深远影响
江南文化的精神特质，不仅仅是历史的沉积，对这一地区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方之强”培育了一种坚韧不屈、顽强拼搏的品格，如泰伯奔吴，筚路蓝缕开发江南；如近代中国产业和城市建设先驱的南通张謇，在他的三十多年的人生奋斗历程中，“所受人世轻侮之事，何止千百”，他却忍辱负重，刚强自持，“未尝一动色发声以修报复”，相反，“受人轻侮一次，则努力自克一次”，在坚毅中反而让自己受锻炼，使自己的事业得到发展。上个世纪苏南人民在发展乡镇工业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四千四万”精神，也生动体现了“南方之强”的坚毅品格。而江南文化中的“启蒙精神”，则使这一地区常得风气之先，这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前仆后继、不断涌现的维新派、改良派和革命派，绝不是偶然的。至于“经世致用”思想的社会影响，则是更为显著，它使得江南地区成为中国近代实业和工业的先驱，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家的重要摇篮。我们有理由相信，江南文化的精神特质，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会对这一地区的发展继续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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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阎浩岗.文学观、小说观与中国现代小说史[J].河南 社会科学，2003，（2）.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