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五大范畴视角下的“中国之治”
徐琛
摘 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作出了系统概括，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制度和治理体系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实现未来发展远景的突出效能，“中国之治”亟待开辟新的发展境界。“中国之治”有着历史、理论和实践三方面的生成逻辑。唯物辩证法的五大范畴是马克思主义赋予的科学方法体系，深刻渗透于“中国之治”的生成发展过程之中，探寻其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可以为更好延续和巩固“中国之治”提供理论遵循和实践依托。
关键词：“中国之治”;唯物辩证法;五大范畴
中图分类号 D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1-056-12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如何治理好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思考，始终贯穿于我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考虑最多、最为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执掌政权，如何治理好国家”[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分析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和成就的基础上，深刻阐明我国长久以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既对“中国之治”何以可为的历史缘由做出了准确回答，又为“中国之治”何以延续的当前和未来路径提供了鲜明导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国家治理和制度优势置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方面决定性成就的第一方面，更加凸显了“中国之治”对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地位。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维方法，其中的五大范畴更是必须时刻牢记于心的根本准则。通过勘寻“中国之治”的生成逻辑，并对其中渗透着的唯物辩证法范畴智慧的探察与思考，能够纵深理解并进一步夯实“中国之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指引“中国之治”更加行稳致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理论保障。
一、“中国之治”的生成逻辑
当前学界针对“中國之治”进行概念界定、并且具有广泛认可的权威性的成果极少，仅有部分学者做出了较为简略、宏观的描述，如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欣欣向荣的有序治理景象”来概括“中国之治”[2];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之治”可以概括为在世界不稳定不确定局势的冲击下，中国仍能保持经济平稳、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治国状态[3]。结合现有的学术探讨，综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实际，可以将“中国之治”意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之下中国所取得的巨大发展和建设成就，集中体现于“两个奇迹”的宏观概览中。“中国之治”并不是凭空产生的“飞来峰”，也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代人的独立创造，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滋养、理论借鉴与实践探索。
（一）历史滋养
如何治理好国家，是无数仁人志士毕生都在觅寻的答案。在此过程中，式类纷繁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治国理政思想也层出不穷，成为后世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4]“中国之治”有着深厚久远的历史根源，也正是在对过往历朝历代国家治理的溯寻与扬弃过程中，“中国之治”才得以生成。
从宏观层面透析，中国古代的治国方式依据其侧重点不同，可大致划分为人治、法治和无为而治三种类别，分别对应儒家治国、法家治国和道家治国。尽管有利弊兼具的诟病，难以成为治理国家的有效典范，但这些治理方式内含的某些合理成分以及展现出的不足，为“中国之治”的实现提供了裨益和启发。如秦朝建立以后，在法家代表李斯建议下采取法治方式，为肇始建立的大一统国家稳固国内局势、对抗外来入侵提供了政治保障，但严刑峻法也让秦朝背负上残忍、冷酷的印象指征，为秦朝的短命统治埋下了隐患。再如西汉开国之初，统治者汲取秦朝治国的教训与经验，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为恢复饱经战乱摧残的国家态势提供了助益，百姓也难能可贵地暂时享有免于赋税和徭役剥削的生产生活情境，但这也致使西汉在对抗外来敌患、筑牢边境壁垒方面陷入了弱势地位。基于此种境况，汉武帝时期初开“外儒内法”的治国方式，人治和法治双管齐下，同时重启苛税和赋役之举，大兴“重本抑末”之道，极大阻滞了商业的发展进程，虽由此使国家财力和守卫力量获致大幅增长，但却以牺牲劳苦大众的利益为代价，难堪治理国家的正道。
从微观层面入手，中国古代也衍生出各种有关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和制度设置。天下为公、选贤举能、人人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一直是明君贤臣所渴求的治国理想，也彰明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特殊愿景;德行天下、德才兼备，始终是以人治为主的传统社会对君臣的基本品质要求，具备这种品质，国家昌盛、人民富足的和谐景象就得以展现，偏废这种品质，就会招致颠沛流离、改朝换代的王朝更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直陈出古代社会得以顺利延续和发展的最大政治基础，表征封建社会下统治者和思想家对善治为何问题的思忖;天子与庶民犯罪视作同一的法本思想，体现了传统社会治国蓝图中一以贯之的平等公正理念，寄托着人民对正义公理的向往和希冀;睦邻善近、和合共生、王而不霸等外交理念，阐明了中华民族对和平和睦的期盼，流露出东方大国的人类情怀和责任担当。此外，各个朝代所实行的赋税制度、科举制度、田地制度、官吏制度、军事制度等一系列布设和安排，完整构建起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在此体系下绵延和发展。
无可否认，在传统的治理模式和理念中存有诸多不合理和落后成分，但其中的优良成分也不容置喙。不论是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之治”的初步形成路径，还是放眼“中国之治”的未来探索与巩固，中华民族的传统治理智慧都发挥着基底作用，“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5]，忘却传统、丢弃历史，“中国之治”就只能如同无根浮萍一般彷徨迷茫。深刻体悟历史逻辑，充分收获历史滋养，“中国之治”孕育和发展的根基才能更加牢固。
（二）理论借鉴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正如列宁直言，“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6]311。马克思主义向来是重视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学说，失去了重视理论的优良传统，这一学说就丧失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科学性和思想性也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作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和独到之处，将理论学习和研究置于全党工作的重要地位，广泛吸收借鉴各类治国理政的思想理论，为“中国之治”奠定起深厚的理论基础。
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前，处于深重危难下的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拯救国家、复兴民族的伟大征程，各式各样外来理论成为中华民族探索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有益借鉴。洋务运动初开西学之门，虽然只是停留在器物层面的、出于苟延封建王朝寿命的救亡举动，但其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技术等理论，为之后西方治国理论的本土化提供了土壤。之后，在百日维新的浪潮之下，在当时看来极为进步的西方理念和制度正式在中国开始占据一席之地并获致一定范围的传播，但囿于封建势力的极端强大以及背离人民的拥护支持，终究只是昙花一现。行将就木的末世王朝在维新风波后亦将目光转向学习西方的治国制度，并施行了一系列看似改良的举措，然究其本质仍是不离封建宗旨的自我救赎，无法挽回大势倾颓，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7]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全面效仿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做法，为黑暗中的华夏大地添加了些许星光，但也由于“水土不服”和阶级力量差异等痼疾而宣告破产。纵观近代学习西方治国理论的征程，其出发点均是维护国家统一、挽救民族危亡，其聚焦点均是有成熟现成模式的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治理理论和方案，如三权分立、社会契约、民主代议等，其变革的方式方法也都停留在照抄照搬层面，未能结合中国实际作出相应改善与完备，因此，失败的基因从伊始就烙印其中。
尽管近代的诸多治国救亡的尝试都惨淡收场，但这其中所宣扬的先进理念却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扭转近代中国困苦处境的最强音。在先进理论的洗礼之下，中国共产党应运建立，并从诞生之始就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治党治国的基本理论，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党的追求目标，毅然肩负起拯救民族和国家危亡的重任。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征途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在深入探察客观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并创新出更适合中国本土的经验与理论，深切印证了列宁所说的“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6]242的真理特性。如党创始初期，不论是军事力量还是政治影响力均较为薄弱，因而党积极寻求同其他各派别的合作，借鉴其他政党的治理经验，吸收可以为我所用的理论。如与国民党合作期间，通过选派干部赴黄埔军校进修的方式提高了党的干部队伍素质，学习到治理军队的有益经验，并辩证吸纳了国民党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以及新三民主义等理念，为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有序推动社会建设提供了理论养分。再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在鲜明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形成了一系列完备应对中国问题的理论方案。如人民民主专政、土地改革、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等，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创建新中国积聚起丰富的理论基础。另如新中国成立以后，虽在探索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但从整体历史进程出发，党仍然保持敏锐的判断力，及时摒弃教条观念，摆脱盲目遵从苏联经验的做法，而是有取舍地加以借鉴，进而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国家治理道路，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拉开序幕。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人类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8]。“中国之治”是包容各家之长的结果，“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能“天下大同”。因此，进入新时代，应国内改革发展和国际秩序大变局新要求，既要立足实际，不断发现治国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也要放眼世界，汲取其他国家的优秀治理经验，进一步筑牢“中国之治”赖以发展的理论基础。
（三）实践探索
人们获得关于事物的理论性认识，最终目的是运用于实际活动中，帮助人们更好地按照自身需要去改造客观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中国之治”离不开过往的历史传统与科学的理论经验，但实践中的不懈探索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实践，能够发现理论中的不足和缺陷，进而完善理论并更好地指导实践。脱离实践，再先进的理论也只是空中楼阁。“中国之治”也正是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才逐步确立并最终形成。
在近代，封建王朝的愚昧自大和闭关自守，使得中国无法适应飞速变幻的世界局势，并在全球化势头的席卷与裹挟之中失去了以往天朝大国的地位，列强入侵、割地赔款成为这一时期的常态。此情此景下，救亡图存的画卷揭开了帷幕。从洋务派“师夷长技”“自强”“求富”、兴办民族工业、振兴国家经济、设立高等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经济和教育层面的举措，到维新派效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引进西方科学文化、废除多余官职设置等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变革，再到辛亥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借鉴西方现代国家治理的理念和政策等，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治理历程就是一幅由实践绘就出的宏伟画卷。在这一蹒跚路径上，各方势力先后主舵国家救亡和治理的重任，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偏离了正确的航行轨道，国家治理的诸多尝试也偏颇了实际情况，未能顺利解决近代中国最为紧要的问题。
在危难关头，依托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义无反顾肩负起历史重任，以共产党人特有的革命勇气和探索精神开启了一系列崭新的实践行动，开辟出一条通向“中国之治”的实践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前，党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但在革命根据地及部分地区的治理实践中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宝贵经验，从党建立初期仿效苏俄实行的工农苏维埃政权，到之后深入考察阶级力量而建立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再到解放战争期间为团结各党派力量而提出的联合执政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党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艰巨任务。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坚定不移贯彻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并不断推进理论发展和创新，进行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治理实践。如建立起国家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及各方面具体的法规体系，并以非凡的魄力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號角，破除了压抑国家发展活力的痼疾。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目标，在深切体认国情民生、社会实际的基础之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入手，推行了全方位的深化改革举措，实现了治国理政的历史性变革，使“中国之治”的宏伟愿景得以实现。
“中国之治”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也需要在实践探索中进一步壮大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总目标，即“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10]。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当前正在进行的和未来也将长期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二、“中国之治”的唯物辩证法范畴阐释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赋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当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在唯物辩证法的宏大框构中，范畴体系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范畴智慧，体现着对唯物辩证法范畴体系的生动应用与创新发展。厘清这一体系与“中国之治”在理论层面的内嵌意蕴，既是对过往的经验总结，也是未来接续发展“中国之治”宏大图景的创新依凭，正如恩格斯所言，“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11]。
（一）内容与形式
内容与形式是标志事物构成要素和表现方式的一对范畴。内容是一切事物都具有的内在部分，没有内容的事物是空洞的、不可想象的，其作为现实存在的属性也失去了合理解释。形式是事物内在部分以一定结构组合起来的、表现事物内容的外部方式。“中国之治”本身就是一种关于治国图景的宏观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并不是空有其表、外强中干，而是有着多方面的深刻构成，正是在这些内容有机组合所产生的巨大合力下，“中国之治”的壮阔形式才得以生成和展开。
内容与形式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内容决定形式，有什么样的内容就会造就什么样的形式。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到近代挽救民族危亡的诸多尝试，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为“中国之治”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内容借鉴。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指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12]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及“国家治理”一词，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置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战略地位。此后，关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制度和体系变革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接续推进并取得明显成效，完备健全的国家治理体系逐步构建并不断转化国家治理效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展现出科学合理性，在同“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中彰显出巨大优越性，真正成为深受人民信赖、提升综合国力的有效推力，以全方位的制度和体系保障为内容的“中国之治”由此形成。另一方面，形式对内容具有反作用，形式是否恰当合理，对于内容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具有极大的推动或限制作用。回望历史长河，中华民族创造出远超同时代其他民族的灿烂文明，综合国力堪称世界一流，然而由此衍生出的却是统治者一厢情愿地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妙形式之中，并自上而下地将这一荒谬理念灌输到每一个国民脑中，由此也注定了近代的灾难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深刻体认历史教训与基本国情，潜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辐射带动各领域协调发展，遵循韬光养晦、养精蓄锐的发展智慧，塑造中国和平友善的形式表达，为我国由一穷二白及国内外反动势力压迫的艰难处境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新时代大国形象的转变供给了发展保障，全面概括当前及未来中国整体发展形式的“中国之治”也继而形成。在这一关于国情发展概況的科学形式之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勇气，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中国梦的实现树立起坚定无畏的信念和担当，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各项制度举措也会更加完善有力，充分彰显“中国之治”的优越性和合理性。
“中国之治”蕴含的内容与形式智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各有侧重，对待二者要做到兼而有之，不能顾此失彼。既要着眼于微观内容的完善优化，以内容为据点助推形式向着合理方向发展，又要从宏观形势考虑，增强形式对内容的整合促进作用。首先，内容是起决定性的方面。没有科学完备的内容为依托，合理可行的形式也就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坎坷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初心和使命，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完善国家政治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更加安定富裕、社会秩序更加合理有序、国家综合实力不断跃升。但中国是一个举世罕见的国度，除体现在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等非意识形态方面，更揭昭于指导思想一元等关涉意识形态的方面，“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3]，由此使得国家治理的艰难性和紧迫性处于浪尖潮头的顶端，并且在当今时代，各种敌对势力的入侵和渗透更加隐蔽、深层。因此，优化国家治理内容构成、提高国家治理实效的攸关性不言而喻。也只有从内容出发，才能保证“中国之治”国家治理图景的永恒活力。另外，内容会受到其外在构成形式的反作用。顾览中国文明史，诸如“文景之治”“昭宣中兴”“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强盛的治国图景层出不穷，从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到顶层建筑的政治依托均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国家内部的各层官吏机构和制度体系也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完善。而在战乱四起和朝代更迭的风云乱世中，国家能否顺利存在与否尚需考量，国家治理的形式更是以一种混乱无序的态势呈示，众多短命的政权采取迥异的治理形式，使得社会无法平稳发展、人民的基本安全需求也难以保全，构成国家宏观治理的内政外交及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无法科学合理地生成。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中国之治”的雏形借此诞生。在对这一壮阔图景的不懈追求和执着向往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承前启后，既坚持继承发展一直以来成效显著的国家各项治理制度，又开辟创造出一系列因应新时代人民需求的新理念新制度新方案。因此，始终保证宏大外在的“中国之治”形式的指引，是优化和完善置于其下的内容的有效途径。
（二）现象与本质
现象和本质是标志事物内外部联系的一对范畴。现象反映事物外部联系、是事物内里特质的外在体现;本质深藏于事物内部，是对事物内部联系的深刻映射。“中国之治”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人类治国理政作出中国阐释的崭新气象，既有显露于外的“两大奇迹”的现象表征，也具备人民中心和党的领导双向互构的本质意蕴。
现象与本质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现象是本质的外显，有什么样的本质就会有什么样的现象，不表现为现象的本质是不存在的。“中国之治”这一现象背后却蕴藏着深刻的本质蕴征，也正是在对本质不断彰明显著的奋斗过程之中，这一寄托中国人民长久夙愿的治国实践才得以展现。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事业的本质追寻，正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党的领导才始终坚强有力，“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国民族谋复兴”[14]。自古以来，人民一直是先贤志士们所反复强调的治国中心，“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统治国家的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延续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民这一本质因素。中国有着悠久绵延的文明历史，经历了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政权朝代，但最终都走上不尊重人民意愿、不发挥群众创造历史伟大作用、奴役和压迫人民群众的错误道路，迷失掉了人民这一最本质的依托，因而难以成就治国盛世的伟大景象。中国共产党是深厚根植于人民的政党，从成立之初就确定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定立场，并在带领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印证，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政权。也正是在基于对人民诉求极端重视的坚定立场之上，党遇时而动、顺势而为，推行实施了一整套体系完备、建构理性、包覆人民幸福方方面面的制度体制机制，特别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定位，进一步确保了人民能够始终保持和谐幸福的生活状态。如此，作为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微观要素，人民的主动性得以充分发挥，投身社会建设、助推社会进步成为广大人民自觉自主的行动准则，在人民的鼎力支持之下，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系、国家发展获益巨大动力，党的绝对领导也具备了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之治”的宏伟现象有了本质层面的坚实依托。
“中国之治”蕴含的现象与本质智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现象显露于外部易于掌握，本质深藏于内部需要深入探究，然而本质对于事物的发展起到最终决定作用，透视浅显纷繁的表象，探寻内在深刻的本质，才能明晰合理现象与依循本质的缘由机理。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5]坚持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一切成就的本质因素之一。从党建立伊始，党的领导就被置于极端重要的位置上，并且党作为政治中心这一优良传统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16]。历史也已经充分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提升国家治理成效的可靠保障，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踏上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程、开启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等一系列丰功伟绩，无一不是在党的领导下达成的。因此，在“中国之治”已初具规模、谋求持续发展壮大的历史节点上，党的领导是丝毫不能偏废的本质指针。另外，人民是“中国之治”的另一大本质依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是中国共产党人所不懈探寻的根本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7]。党的十八大以来，承继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根植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党和国家对关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领域进行了调整、优化、改革、提高，特别是在物质层面得到较大程度满足后所产生的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精神层面需求，人民的幸福感显著提升，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群众基础更加牢固，“中国之治”的现象也由此生成，未来的延续和夯实也不能脱离人民这一本质因素。
（三）必然性与偶然性
必然性与偶然性是标志事物产生、发展、衰亡过程中不同趋势的范畴。必然性指征事物发展中确定不移的性质，偶然性代表事物发展中偶尔发生的未能事先确定的性质。“中国之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統一，其演进与生成既含有在多方面角度和因素权衡下而具有的必然性，同时其也具有在迷茫中求索前进的偶然性。
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伴随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交织，纯粹必然或纯粹偶然是不存在的。首先，“中国之治”的图景生成有其内在必然性。从理论基础看，它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一系列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具备融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为一体的架构，代表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国家治理形式和社会制度取向;从领导阶级和依靠力量看，它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团结一切拥护和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最大限度汇聚起国家良治善治的广博因素，筑造起“中国之治”的深厚根基;从历史文化底蕴看，追求“天下大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始终是有志君主和思想家们给予极大重视的议题，传达出中华文明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也因而具有集精神文化力量推动国家治理实效提升的强劲动能;从实践历程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一条能够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幸福生活的治国路径，始终是党和国家的实践依循，经过不断摸索以及对经验教训的反思，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正确道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也具有了无比坚定的信心和可能;从人类社会整体来看，随着近些年金融危机、生态赤字、移民乱局等诸多不安定现象的发生，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治理体系的弊端更加凸显，也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批判与揭露的正确性所在。在世界局势动荡的形势下，中国依然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创造史诗般的两大奇迹，既根植于为本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使命，也得益于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大国担当，“中国之治”的世界意义也正在于此。其次，“中国之治”的过往探索与未来发展具有不确定的偶然性。一方面，社会主义事业本就是一项崭新而艰难的重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和过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并不能也不可能完全适应我国这个国情极为特殊的东方大国，因而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基础上接续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使命，是一个内含有极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过程。整体来看，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进入新时代的历程是持续向好的，但其中也遇到过一些挫折，这并不能证明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体系是错误的，而只是在国家治理渐趋完善过程中的偶发性因素，是推动国家治理更进一步的动力和台阶，正如列宁指出：“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18]另一方面，尽管经过几十年的砥砺探索，在关涉国家治理效能的各种理论、制度、实践层面都形成了相对定型和成熟完善的体系模式，但在当前世情更加扑朔迷离、国情更加复杂的大变局时代，如何适应新形势继续将国家治理的各方面调整优化、助推“中国之治”延展壮大，依然是党和人民需要给予极大关切的课题。并且，新的理论、制度、措施能否适应时代局势、成为国家治理的强心针，不是一个只存于抽象思维中的推理，而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的问题。
“中国之治”蕴含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智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必然背后蕴藏着的是事物发展的确定逻辑与内在规律，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不可避免性，偶然是事物在发展中由于多种因素作用而偶发的方面，在性质和形式上难以预测，并且会对事物发展过程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必然易于掌握，偶然难以捉摸，因此既要对必然趋势做到了然于胸，也要积极探寻偶然踪迹、未雨绸缪，最大程度减消偶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接续奋斗的基础上，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各个方面改革推动下，“中国之治”这一当代世界最为宏大而独特的治国图景不仅具有生成逻辑角度的必然性，并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锐利判断国内外大势、敏捷调整政策方略的高超政治智慧领导下，全党全国全军各族人民都比以往更有决心和信心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通过举国上下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奋斗，“中国之治”的发展前途十分光明，在放眼未来的宏大视野中也具有延续壮大的必然性。因此，厘清吃透“中国之治”过往与未来的双重必然逻辑，从而坚定树立起对这一图景的执着信念以及谋划长远发展的致思理路，是“中国之治”的必然性智慧赋予我们的宝贵方法。其次，事物的发展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畅行无阻，某些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的偶然因素的出现是必然的，但这类偶然是在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才得以产生，具有难以准确预知的固有特性。例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发展、民生保障、社会安定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阻滞，甚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一季度前所未有地出现负数，国内外各种失败论、终结论、崩溃论等针对中国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攻击甚嚣尘上，但得益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与精准施策，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完善预案，“在初步控制住疫情蔓延势头后，我们及时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推动复工复产，加快恢复经济社会秩序”[19]，一切腹诽谣言都不攻自破。在全球疫情愈演愈烈的形势下，社会主义中国迅速遏制国内疫情，并在应对全球疫情的过程中彰显了大国风范，为“中国之治”在疫情背景下愈益牢固并不断行稳致远供给了坚实根基。因此，对于偶然既要做到事先的高度重视、全方位预案谋划，也要在其显现后随机应变、相机抉择，规避偶然带来的风险、挖掘偶然背后潜在的机遇，这是“中国之治”的偶然智慧给予我们的宝贵方法。
（四）原因与结果
原因与结果是标志事物引起与被引起关系的范畴。原因的作用在于引起某些其他变化，结果的特点在于是由某些原因所引起的。“中国之治”既是在多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下取得的，同时也是中国在未来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创造人民群众更加美好生活这些结果的原因依托所在。
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原因与结果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离开彼此都是无法存在的，任何原因都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任何结果也必然是由一定的原因所引起。首先，“中国之治”根植于中国本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其生成必然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原因在内。追溯历史源流，古代先贤们就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殷切期盼，并由此展开一系列的蓝图描绘，从《桃花源记》的人间仙境到“天下大同”的和谐愿景，从小国寡民、鸡犬相闻的社会追求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公平世界，无不深刻蕴含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中国之治”正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下，在继承和接续中造就起坚实底蕴的。回望理论渊源，“中国之治”的生成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为指导，而且也辩证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预言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很相近的”[20]，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展现中国智慧的完整理论体系，为“中国之治”的铸成助益了理论缘由。顾览实践经验，“中国之治”不是依凭空中楼阁的理论阐释从天而降的，其形成过程鲜明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互构关系，从党最初建立到领导国家建设、改革和治理的跌宕路途中，能够将科学理论正确合理地运用到实践中，党和国家事业就会蓬勃兴盛，偏离或放弃科学理论的掌舵作用，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阻滞停顿。因此，“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21]是“中国之治”得以产生的经验所在。其次，既已生成的“中国之治”也必将对未来的国家治理与建设过程，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原动力。“中国之治”并非脱离历史发展阶段的单纯治理图景，其不仅是以往治国理政艰辛探索过程的结晶成果，也是奠基未来更高层次治理水平和发展能力的底蕴依托。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地发展进步过程中，在迈向未来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之治”的伟大奇迹能够为今后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奋斗创造方向引领和深厚基础，必将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保障。从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来看，中国能够以一往无前的姿态快速稳妥应对国内疫情，并且以负责任的大国担当成为引领世界抗疫斗争的先锋力量、为诸多深陷疫情泥沼的国家提供抗疫智慧和典范方案，这无不得益于“中国之治”的多方面因素的支撑作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生动彰明。
“中国之治”蕴含的原因与结果智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不同性质的原因会引起形态迥异的结果，符合历史趋势、贴切社会现实的善因能够造就推动社会历史进步、满足人民和国家需求的善果，反之则会造成阻滯社会发展脉搏、脱离人民意愿和国家进步的恶果。因此，既要从“中国之治”的生成历程中辨识出造就这一辉煌图景的良善缘由，也要一以贯之地继续坚持和弘扬，为未来“中国之治”的壮大和延续提供更加坚实深厚的根基，铸成更顺应人民群众意愿、更能有力推动国家治理进步的结果。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发挥一个坚强而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国家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核心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一贯准则，也是对无产阶级政党作用的鲜明定位。中国共产党作为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具有深刻的体悟，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党就始终将保有领导权作为一切工作的首要抓手，并坚定不移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党领导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为时至今日取得的一切成就奠定了根本保证。再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但其精神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22]，其之所以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和不朽的科学真理性就在于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中国能够从近代几乎亡国灭种的沉痛打击中浴火重生，并且以不可思议的崛起速度缔造出一幕幕震惊世界的大国奇迹，探寻其底层根基，人民无疑是最牢固的依靠。正是在争取广大人民支持、维护广大人民权益的基础上，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才能不断开启新篇章、走向新胜利。又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但理论只有运用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要求不断改进和完善，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实践发展，才可谓之正确而科学的理论，否则只能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就是一部生动展示理论联系实际方法论的教科书。中国的发展历程已多次证明，盲目照搬经典作家的理论教条，罔顾变动着的复杂实际，只会将中国引向绝路。将科学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科学理论，才能转化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强大力量。
（五）现实性与可能性
现实性与可能性是揭示事物由潜在转化为实在过程的范畴。现实性是已经实现了的可能性、是真切存在于实际生活中的。可能性是尚未实现的、但包含有转化为现实因素的可能性。“中国之治”既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通过艰辛探索且业已实现了的可能治国图景，也是当前和未来我国发展面临的客观现实条件，共孕育着新的治国理政的可能趋势，需要我们仔细甄别、慎重行进。
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区别，现实性已经不是可能性，可能性尚未转化为现实性，不能用某些可能的潜在趋势去全面否定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也不能以既存的现实情况机械抹杀一切与现实相左的可能。首先，“中国之治”这一图景并没有可供参考的现实模板和母版，也不是某些国家现代化的再版和翻版，“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23]，而是党领导人民一步一个脚印摸索出来的独创。在这一摸索过程中，党和国家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误，造成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前途的不同可能性。如果能够妥善应对、及时纠偏，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重回正轨，中国的发展前途就依然具有持续向好的可能性;如果跨越不过这些关卡，党和国家事业就会滞塞倒退，甚至演变出颠覆红色政权的危险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宣称中国未来“崩溃论”“失败论”甚嚣尘上，似乎中国真的无法从困境中脱离，而只能走向失败的可能。面对复杂动荡的国内外局势，党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鲜明品格，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念和主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和做法，推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发展阶段，成功进入新世纪，昂首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党和国家事业注入了强大活力和推动力，“中国之治”这一代表新的更高的水平和阶段的治国图景由此具有了演变为现实的坚实依托。另外，尽管当前“中国之治”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但随着世界局势不稳定不确定性的加剧以及国内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如何最大程度规避可能消解“中国之治”的各种因素，让“中国之治”在新时代具有焕发出更为显著优势的可能，是我们亟须思考的重大问题。“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汹涌洪流中，只有积极研判风险挑战、主动顺应潮流大势，才能最大程度实现国家良治善治的可能性。因此，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诸如“两个奇迹”的显著成就，但仍需警惕可能颠覆和扭转我国良好态势的各种因素，“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4]，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世界动荡进一步加剧的局势下，更要提防有可能影响人民生活、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各类威胁，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不被打断。
“中国之治”蕴含的现实性与可能性智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现实孕育着新的不同性质的可能，在“中国之治”已然成为当前及未来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的情况下，只有积极争取好的可能、力求规避坏的可能，才能确保这一优越治国图景的不断存续发展。首先，重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敏锐探察现实中潜在的各种微小矛盾可能。“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要对这些不利于国家治理趋向的问题进行深入而主动思考，借此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25]，避免其演化成为严重的治理漏洞，并为推进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21]91由于缺少对于风险可能的研判和甄别，忽略人民群众需求意愿、党内政治斗争频繁、党派错综林立以及国内外反动势力此起彼伏等方面存在的隐患和危害，使国家治理的全方面组成架构逐渐偏向了邪路，最终走上了死路，造成亡党亡国的惨痛代价。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高度重视对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判别和界定，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各行各业的座谈会等形式了解民意民生，为及时化解矛盾可能、推动整体国家治理的接续进步锚定了方向，“中国之治”的现实依凭也不断坚韧稳固。另外，要以底线思维谋划国家治理，做好应对最坏可能的准备。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长板，而受制于最短板，国家治理的成效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刻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嚴重的传染病大流行”[26]，是对国家治理效能的一次巨大检验。在突发疫情面前，我国凭借着完善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充足的物资能源储备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涵盖多方面的国家治理体系优势，迅速稳定疫情并为全人类共同抗疫注入了强大信心，彰显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7]唯物辩证法的五大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宝贵智慧，是深入阐释并不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有力哲学底基。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出未来长远发展新目标的背景下，通过从唯物辩证法范畴角度对“中国之治”进行哲学阐释，将会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铸就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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