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整合功能视角下我国古代政治文化对档案事业的影响
任越
摘 要：文章以文化哲学中的文化整合思想为主轴，从价值观整合、规范整合与结构整合三个方面分析了“大一统”“人治”“礼治”为特征的古代政治文化对我国古代档案工作的影响，并评价三者对当下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价值与困扰。
关键词：政治文化；文化整合；档案事业
Abstract：Taking Cultural Integration Thought of Cultural Philosophy as the mainline， this paper analyzes ancient political culture who regards "Great Unification "， "Rule of Man” and "Rule of Rite " as its characters from three aspects： integration of values， Specification and Structure， and then illuminates the effect on Chinese ancient Archives， evaluates the value and distress to modern Archives from those three political culture.
Keywords：Political Culture； Cultural Function； Archives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我国社会形成了独特而又稳定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根植于以封建伦理秩序为基础的政治理念，如“人治”“礼治”，并借助于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而演变为一种长久制约我国社会主体观念与行为的社会文化。“大一统”“人治”“礼治”这三种政治文化虽各自发挥其功能，但三者又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并共同打造了森严、固化和专制的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秩序。由此，笔者选择从文化哲学理论中的文化整合功能入手，通过对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剖析，从价值观、行为规范与社会结构等多个角度梳理其对我国古代乃至当下档案事业发展的影响。
1 “大一统”文化思想整合我国古代档案价值观
文化来源于社会主体及其从事的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价值观也随着文化的积累与演进而不断地整合与被整合。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组织与个人，因其各自经历的活动与文化积累不同，其文化价值取向相对多样且分散。只有通过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整合，才能让松散无序的社会个体价值观整合为一种让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所共同接受的观念与行为准则，这就是价值观整合的核心思想。
在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各种形式中，“大一统”文化价值观的整合功能表现最为明显和实效。这是因为我国古代社会经济体制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该经济体制的分散性与私有性导致社会公众价值观念呈现出分散且多样的形态，而出于对政治统治长久与稳定的需要，统治阶级需要通过一种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统一社会价值观约束社会主体与组织的行为。“大一统”思想最早出自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其原始意义为消灭对手，由帝王一人统治天下，后被统治阶级引申为皇权威慑力的象征。这种政治思想服务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诉求，借助儒家思想的包装与宣传，使之成为封建社会时期主流的社会政治思想。“大一统”不仅是疆域、资源与人口的统一，更是社会个体价值观及其指导下社会实践行为的规制与整合。在此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封建君主专制和官僚体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使民众的个人利益与权利受到压制与束缚，但它将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有效地整合起来，从而构成了整个国家认同的政治和社会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大一统”思想还表现在我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封闭与排异，这种表现并不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也不是对外来文化全盘抵制的保守思想，而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自身固有文化形态的稳定性，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保持千余年而未发生本质变化的原因之一。
殷商后期，我国真正意义的档案工作开始形成，它随着“大一统”政治文化思想的渗透与推广，成为统治阶级把控朝纲和牵制民众的重要工具。“大一统”文化对档案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资源的统一，即政府形成的所有档案都归当权者所有，所有档案都要向中央移交，并集中管理，特别是涉及到土地、人口、资源、兵役和赋税等方面的档案更需要定期向中央档案机构移交。国家垄断社会核心信息资源一方面用于牵制地方资源的配置，另一方面通过对地方政治与经济的掌控，巩固其管理的统一性。其二，管理的统一，即各地各部门形成的档案资源移交到中央档案机构集中保管，通过设置严密和繁琐的管理制度统一管理所有档案。我国历朝所设置的中央档案库，如石渠阁、后湖黄册库和皇史宬等都属于集中管理档案资源的专门机构，资源的统一衍生出管理的统一，管理的统一维护了档案资源的利己性，便于政府对资源的进一步优化与使用。其三，利用的统一，因档案资源归统治阶级所有，任何档案的利用行为都需要得到皇帝的应允，并在利用程序的监控下有限地开展，这决定了我国古代社会档案价值实现的封闭性与单一性。“大一统”思想构建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治理秩序，它对我国档案事业的影响是根深蒂固、难以僭越的。需指出的是恰恰得益于档案资源的高度统一及国家修史行为的养成，我国古代社会才有了可供追溯的完整历史，这为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构建与传承奠定了基础。
当下我国档案管理体制实行的是集中制管理体制。从字面意思来看，集中制与“大一统”思想差别不大，都是将档案集中到政府指定的机构，由其负责集中管理与利用。但集中制是建立在现代意义的管理体制基础上，其管理主体的属性与封建社会时期政府的集权性是完全相悖的；其管理的目的并不在于维护管理阶层的集权统治，而是最大限度的集中档案资源，通过规范的手段开展社会利用；其服务对象也并不仅仅局限在政府机构，而是整个社会组织与个人。但囿于历史惯性的思维，档案机构极易受到“大一统”思想的误导而出现只集中保管、不提供利用，只追求数量、不追求质量，只看重效率不注重效果的行为倾向，而这都需要档案机构摒弃“大一统”之弊，树立现代性的档案管理价值观，进而激发档案事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2 “人治”文化思想构筑档案事业基本架构
价值观对主体行为的塑造与约束是一种内化的手段，而外化的手段则需要社会规范的制定与执行。通过对不同社会结构和文化表征的整合，分散的、多样化的行为规范逐渐趋于系统化、协调一致化，这使得整个社会组织和个人渐渐被纳入到国家规定的轨道体系中，并开启同一化的社会行为模式，这就是规范整合。在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人治”文化的规范整合功能表现得最为明显。“人治”文化的核心是封建皇帝制，以及由此促生的一整套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体系，并辅之以封建官僚体系及其选官用官机制。殷商后期开始，我国社会开始从“神权”时代向“人权”时代转型，以皇帝为核心的皇权至上思想逐渐成为统治阶级驾驭万民、治理国家的核心思想，由此构建的中央集权体制为皇权至高无上与稳固提供了保障。在中央集权体制的映射与约束下，朝野重臣和普通百姓无不体现出极强的思想凝固性与行为规范性。对于我国古代档案事业来讲，规范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档案形成与管理的规范性，但也同时在档案保管与利用方面渗透着“人治”文化的强制性与约束性。这主要表现为：其一，鉴于皇帝的权威性与官僚体制的层级性，文书档案的形成被划分为若干种形式，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品阶的官员依据其自身官职的大小依次一律使用相应的文书种类和档案移交形式，以此彰显政治制度严谨性与权威性，进一步巩固皇权的至高无上。其二，制定严格的文书与档案工作制度，保证文书制作与处理、档案移交与保管的严密性。历代王朝极其重视文书与档案工作制度规范的制定，目的在于利用强有力的制度规范保证文书与档案工作对统治阶级的尊重与专属性，扩大皇帝对这一重要管理利器的控制幅度，提高中央对地方的实际管制与社会治理的效度。其三，控制档案的利用范围，规范档案利用的通道。我国整个古代社会的档案利用只专属于统治阶级，任何形式与名义的档案利用归根结底都指向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统治阶级利用档案的相对集中性，严格控制档案利用群体；另一方面制定严苛的档案利用制度与法规，约束普通百姓对档案的利用，营造社会对档案的敬畏氛围。规范整合的出发点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是对皇帝权威性的维护。这种文化功能的弊端十分明显，即规范整合限制了社会管理阶层与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通过严苛的政治制度严格束缚社会主体的文化思想与多样化的文化行为。虽然规范整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完整与安全，保证档案利用的相对独立性，但完全封闭且僵化思维的社会档案认知与行为都是对档案与档案工作社会属性的漠视与否定。
由古代社会传承下来的规范整合思想对当代档案工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我国古代档案工作受迫于统治阶级的权威而呈现出封闭性的特点。这种档案价值认知深埋于社会主体观念之中，使得现代档案事业发展难以摆脱“官方”色彩而真正融入社会；其次，过于规范与严苛的档案工作制度从古传承至今，虽能有效保障档案工作的规范性与效率的提升，但冗繁的档案整理程序与僵化的档案利用服务方式束缚了档案事业向社会转型的步伐；再次，受古代档案用于官方且完全对外封闭思想的影响，我国档案的社会开放范围与幅度相对保守，对档案社会开放的论证与鉴别工作易受此思想影响而难以放开手脚。现代意义上的“人治”思想不再是利用档案牵制与控制人的思想与行为，而是要以社会主体为档案事业开展的核心，从社会主体的利用需求去规范档案工作流程，从社会主体的行为指向去设计多样化的档案价值实现路径，这才是规范整合作用于当代档案工作的文化精髓。
3 “礼治”文化思想拓展档案功能的实现空间
价值观整合为社会个体塑造了支配其行为的观念导向，规范整合为社会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构建了制度与行为规范体系，而结构整合则恰恰在两者基础上将社会各种制度、约定和规范整合形成了严密而又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结构。它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主体的价值导向与实践行为。“礼治”文化是结构整合下的产物，它的核心是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源自于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父系家长制，即按照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并建立世袭统治的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将社会各个阶层、官宦臣子和家族群体牢牢控制在以皇权为核心的结构框架内，使我国整个古代社会政治体系在此基础上协调运作，并行不悖。“礼”源自氏族社会末期的祭祀仪式。《说文解字》中提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2]西周时期，“礼”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后被引申为社会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受“礼治”文化影响，我国古代政治体系在宗法制度的牵引下呈现出极其严密且封闭的特点。作为政治活动的产物，档案及档案工作自然也会受此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谱牒档案是社会文化结构整合的产物。“礼治”文化借由儒家的思想，将“仁”植入到对其的解释中。随着儒家思想在古代社会中文化统治地位的确立，以仁释礼、将“礼治”确立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精神信仰，将礼的强制规定与仁的自我要求融为一体，进而浓缩为影响社会主体行为的道德规范。正是在如此强势的道德约束下，我国古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依托于宗法制度的政治格局，宗法关系与政治行政混溶不分。谱牒档案建立在我国宗法制度对祖上辈分与宗亲关系价值认知基础上，通过古代官员选拔机制而得以普及。它彰显了封建社会的门第与世家辈分关系的结构约制对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其二，对封建王权的畏惧与崇敬衍生了对皇帝工作与生活的记注制度。史官记注制度源自于西周时期，经过数以千年的演化已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史官记注制度为后世王朝留下了大量可供参考与反思的政治策略，也为史学家编修国史和评价皇帝言行得失提供了史实依据。如汉代时期开始编修的皇帝起居注是专门记录皇帝言行的记录物，而后成为历朝史官记录皇帝言行的常备工具。其三，为前朝修史彰显封建王朝更替的敬祖之心。为前朝修史是每一新朝之初必行之事，这种行为一方面表现出新朝始皇帝对前朝覆灭因果联系的诉求，另一方面则彰显统治阶级对祖宗前辈的敬畏之心。“数典不忘祖，制史以为国”成为历朝开国皇帝在对待前朝历史的真实写照。由此而形成的利用历史文献以修史的传统得以形成并传承。社会结构整合框定了档案除保留备考之外的社会功能，虽然我国古代编史修志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传承历史，但是其形成了攒史、编史与修史的思想与技法，为我国近现代档案工作社会功能与结构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我国古代“礼治”文化将社会结构规划为层次明晰且难以逾越的道德壁垒，封建礼教的残酷虽压抑了古代社会公众的思想开放与价值认同，但是却造就了我国连续不断的断代历史及众多周边史料汇编文献，也奠定了我国古代档案工作非政治之工具的基调。我国现代档案事业的积淀一部分来自于民国时期现代意义政府管理的构建，另一部分则来自于礼治文化熏陶下形成史料编纂思想的积淀。前者延伸了档案管理工具的功能，使其真正成为政府行政办公的信息传递与参考的工具，后者传承了档案治史的文化功能，借助社会主体文化需求与档案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提升而使档案信息内容融入社会文化传播之中。需要强调的是基于古代“礼治”文化思想的道德壁垒是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唯一支撑的精神支柱，其非理性的内因是时代的需要，而现代社会对社会实践活动的记录则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其内因是社会主体作为文化个体的价值追求与文化寄托。“礼”的精髓犹在，“治”的显性趋于收敛，这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核心要件与必然要求。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哲学视阈下当代中国档案文化研究” （项目编号：16CTQ035），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