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问题的教学再思考

    单侠

    摘要：“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为了讲好此问题，就要先对学生对此问题存在的误区进行详细的分析，然后指出国民党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的重要依据；最后，在与国民党的对比中引导学生得出科学结论，从而使学生真正树立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的认识，达到教学目标。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抗日战争； 中流砥柱

    “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讲好这一问题，对大学生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低柱”，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抗日战争史观，突出“三个选择”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更好地发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问题，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历来有很多讨论和争论。大学生往往受这些争论和言论的影响，产生很多认识误区，本人做过一个调查竟然有一半以上的学生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此，在教学中不能避而不谈，要有理有据地认真分析，指出其错误所在。

    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认为国民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

    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主战场，共产党是敌后战场，而正面战场抗击了大部分的日军，如果没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作战，敌后战场肯定撑不下去，中国就会灭亡。国民党在抗战中有22次大型会战，大型战斗达到1 117次，小型战斗38 931次。伤亡比共产党严重，其陆军伤亡、失踪约321万人，空军阵亡4 321人，海军几乎损失殆尽，而共产党伤亡只有58万人。国民党歼灭日军数量多，国民党歼灭日军达85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东北抗联歼灭日军70万左右。

    就学生的上述疑问要具体的分析：首先，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问题，不能否认的是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图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民党是正面战场，共产党是敌后战场不是国共选择的结果，更不是共产党的妥协，因为国民党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面对侵略，毫无疑问它只能是正面战场作战。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了侵华方针，对国民党开始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于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主战场。其次，关于国民党战争规模问题，战争的规模主要取决于军队的数量及其武器装备。国民党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其不但掌握着国家资源，而且掌握了几乎全部的国际援助资源，自然包括美英提供的先进武器。而共产党的武器装备几乎都来自战斗缴获及自制的一些简单武器，被日寇和国民党两面封锁，几乎没有外援。再次，关于国民党伤亡问题，国民党在战略战术上出现严重失误是给国民党军队造成不必要巨大伤亡的重要原因。

    此外，国民党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还有以下重要原因：

    首先，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加紧对中共的围剿，对日本的侵略奉行不抵抗政策听之任之，甚至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国家权益。1931年11月30日，在顾维钧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就职会上，发表《外交为无形之战争》的讲话，正式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1932年6月，蒋介石亲赴庐山召开“清剿”会议，正式抛出“攘外必先安内”，并将其作为国民党的基本国策。从1931年至1936年西安事变，攘外必先安内成为蒋介石国民政府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如《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等出卖国家权益，这是事实存在的。

    其次，1938年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了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开始加紧了反共，其在1939年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加紧了反共的步伐，并最终导致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加紧反共的同时，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在日本兵在中国国土上猖獗屠杀中国老百姓之时，竟然把自己的军队从战略要点有步骤有计划的调到了大后方。抗战结束时，“人们却发现政府军已处于异常不利的劣势地位。它最优秀的军队都与华北、华中的沿海城市遥隔数百英里之远。”[1]（P.320）

    再次，在抗战期间，蒋介石政府对无辜的广大人民群众制造了三大惨案：花园口决堤事件、文夕大火（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大隧道惨案）。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命令军队将据河南郑州北郊17公里处的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破堤而出的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向豫东南流去。河南、安徽及江苏三省40多县，近89万人葬身黄河水，2 000万人流离失所，在抗战中倍受煎熬的广大百姓又蒙受了新的巨大灾难。蒋介石的初衷是为了抵挡步步紧逼的日军，使武汉免于沦陷，但日军的战略部署并未因此而被打乱，武汉终究也没能逃脱沦陷的命运。决堤事件给日军造成的困难一般，豫皖苏广大百姓却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如果说花园口决堤事件是国民党奉行“以水代兵”政策的话，文夕大火则是国民党奉行其焦土政策的结果。该事件是1938年11月13日凌晨发生在长沙历史上毁坏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城性人为火灾，使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及长崎一起成为二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13日凌晨人们习惯认为是12日夜里，根据民国时期电报代码记日用汉文韵母代替，据《韵母代日表》，12日为“文”，夜里起火，故名“文夕大火”。在这次五天五夜的大火中，3万多人丧失，甚至有很多伤病、难民被烧成灰烬，烧伤者不计其数；长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共计5.6万余栋，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0多亿元。除人员、放吾损失外，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坏殆尽，文化传承就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在1941年6月5日夜。当时日军采取“疲劳轰炸”的策略，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对重庆轮番轰炸，事件长达5小时，因为当时未能及时疏散市民，以致大量民众涌进公共防空隧道，从而造成洞内人数饱和，而管理隧道口的国民党宪兵和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人们不能自由出入防空洞。日军当时轰炸5小时而国民党宪兵竟然关闭防空洞栅门10小时，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9 000多民众被活活闷死。惨案发生后，防空司令部令担架营去抢运伤员。但这些国民党士兵进到防空洞内竟然首先搜捡死尸身上财物，大大耽误了抢运时间。通过上述三大惨案，很明显国民党视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草芥，打着抗战的幌子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更大的浩劫，使人们遭受了更大的痛苦。

    与国民党奉行不抵抗政策不同，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就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即便是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面前，共产党依旧挂念国家的危亡，提出了一系列坚决抗日的决策和声名，重申了自己鲜明的抗日态度。1934年针对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的《塘沽协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指出：“对日绝交，宣布《塘沽协定与一切中日秘密条约无效》，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军作战。”[2]（P.53）1935年的华北危机引发了全国的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工农红军被迫长征，即使是在长征途中，不顾自己的安危，仍提出要“坚决的，积极的为着开展反日统一战线与创造反蒋统一战线而斗争。”[3]（P.824）同年的8月1日发表《八一宣言》，指出：“我国家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亡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4]（P.55）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长征胜利后，红军则积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并为此组建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甚至摒弃前嫌，于同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抗日的基本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和一些军阀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提出要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从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同时也为红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思路指导下，1936年发布《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主张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于抗日联军，实行抗日战争的具体步骤。为抗日指明了方向，引领了道路。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93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提出“每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改变了对华政策，国民党内部掀起了一股投降、分裂、倒退的逆流。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指出：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和分裂。同年，在纪念抗战两周年之际发表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5]（P.176）这样正确解决了抗战、团结、进步之间的关系，使抗战有了切实的现实保障。

    除了最大限度的社会动员和亲自参与抗日外，共产党还在解放区进行社会改革，充分调动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经济方面进行土地改革，通过减租减息，改革税收制度，废除苛捐杂税等减轻农民的负担，合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不但使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得到满足又让地主能够接受，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又团结了地主阶级。政治上实行“三三制”，在根据地内实行广泛的民主，让广大群众参与乡村管理。此外，加强自身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加强文化建设与干部教育。总之，共产党从抗战的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政治、经济及军事路线等，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石。

    综上所述，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整体表现比较，毫无疑问，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抗战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美]白修德，贾安那.中国的惊雷[M].北京：新华出 版社，1988.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 形成[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3]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27—1936[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北京：中共 党史出版社，2002.

    [4]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 形成[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5]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补编）[C].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