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影像规训研究

    孔思懿

    《一九八四》与《动物农场》均改编自英国著名小说家艾里克·布莱尔的同名小说，而艾里克·布莱尔的笔名即为20世纪举世闻名的乔治·奥威尔。乔治·奥威尔是英国殖民者的后裔，与其他殖民者后裔歧视被殖民者的倾向不同的是，乔治·奥威尔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并有着强烈的国际主义的正义感，他始终站在被殖民者一边，因而被全世界尊称为一代人的文化精神伟大良知与先知。

    一、 文学文本中的作者性

    （一）方法论表达

    《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均为表达人类文化精神的足以传诸永恒的杰作，乔治·奥威尔以其强烈的作者性、正义性、说教性，而将特殊事件、特定历史阶段、特别阶级社会关系等，以艺术化的笔触与文化精神的表达而诉诸于笔端。其作品拥有丰富的表达层次、表达内涵、表达意蕴，任何仔细阅读这些文字的读者都会不约而同地对现实世界中的文化精神产生出一种全新的认知。而这才是乔治·奥威尔作品的作者性及其伟大的传世意义所在。乔治·奥威尔的文学文本最大特质就在于其中鲜有传统文学文本司空见惯的唯美、浪漫、英雄主义，而是以其冷静与冷峻的观察，述说着源于生活、隐喻生活、反讽生活的哲理故事，其敏锐的洞察力、客观的观察视角、透彻有预见的分析为审视时代特质提供方法论指南。

    （二）作者性中的信仰表达

    乔治·奥威尔的文学文本有着以故事性解构唯美、浪漫、英雄主义的迥异于其他文学家的特质。同时，这种特质亦为乔治·奥威尔建构起了专属的以文化精神为主要表达的文学气质。而《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则是此类作品中的佼佼者。从强烈的文化精神气质而言，他的作品反而更具反现实性、寓言性、说教性，以及由此而衍生而来的某种程度上的迷茫性。这些特质进一步消解了其文学性，而将其作品推向了文化精神的更加形而上的领域。作为一位十分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乔治·奥威尔以其伟大作品为人类赋予了一种放飞自由文化精神的隐形的翅膀，诚如他所言，笼子只能关住那些甘愿被关住的鸟儿。乔治·奥威尔文学文本中所透露出来的是一种诚实的信念，不以权贵而犬儒，一以贯之地秉持着其伟大的正义信仰。他亦有着远高于常人的坚定执着的信仰以及诚实与不伪饰的自我表现与他者说教表达欲望。

    （三）作者性中的文化精神表达

    文化精神中的目的性是乔治·奥威尔作品中的生气来源。他终其一生都在为这种文化精神中的目的性与正义性信仰进行着不懈的创作。乔治·奥威尔直言不讳：“在我缺乏文化目的与文化精神的目的性的时候，我的作品毫无生气一文不值。”[1]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一九八四》是喬治·奥威尔的最后一部文学作品；而又令人深感欣慰的是，《一九八四》已经为人类的文化精神带来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隐喻性，诸如，“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等经典隐喻式反讽的语录。这种隐喻式反讽以蕴含于其中的强大的文化精神，而驱策着其作品中作者性的目的性与正义性。奥威尔在为还事物以其本来面目的原始冲动，在为将整个世界推向正义方向，作出了终其一生的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诚然，他的文学文本有着强大的力量，而其作者性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其为文化精神赋予了一种挣脱一切束缚的自由的灵魂。

    二、 影视映像中的改编性

    （一）心灵脊梁表达

    乔治·奥威尔作品的弱文学性与强文化精神等特质，显然对于针对其作品的改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文学文本与影视映像之间所涵盖的巨大差异更使得文学文本的影视映像改编不可能绝对化地做到十全十美。二者之间本质上必然存在着涵盖性方面的巨大差异性，而这使得针对文学文本的巨大涵盖性，所采取的任何改编的高级技法，都极易使得被改编的作品失去其文学的本来面目。而不熟谙文学义旨与旨趣的改编则更易将其文学作品改编得面目全非。文学文本的符号化不仅能够令世界变得愈加真实，反而更易令现实中的真实实体变得愈加抽象。例如，《一九八四》中，即由文学文本抽象，以影视映像恢弘地展现了底层默默无闻的人民的那种“废寝忘食的拼搏与奋斗不息的建设”，并以影视映像将人民塑造为乔治·奥威尔笔下的“我们心灵深处的脊梁”。

    （二）循环宿命表达

    奥威尔的文学文本中建构了一种永恒的无法摆脱的宿命。这种宿命论在《动物农场》中展现得尤为深刻。影片中的动物们以动物的集体有意识的质疑精神与觉醒精神，而展现了现实世界被彻底颠覆的一过性的伪解脱图景。而后则复又陷到宿命的死循环之中仍然无法自拔。电影以文化精神的视角，深刻地阐述了人类思想的致命性的惯性的奴性缺陷及其极易在鼓动下陷于鲁莽愚顽的致命性的被动驱策性缺陷。人类思想的这种双重缺陷性已经基本上注定了其与动物绝相类似的宿命悲剧。动物们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永无止境的为了一点微薄草料的艰辛付出，恰如人类整日为其所背负着的那个沉重的“我”所牢牢束缚一样。然而，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都只能一过性地暂时性地摆脱命运的束缚与枷锁，但却永远都无法由劳碌悲惨的世界中彻底解脱出来，永远都无法翻身当家作真正的主人，因为笼罩在人类头上的是永恒的乔治·奥威尔式的宿命。[2]

    （三）权力规训与宿命规训

    奥威尔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更加充分地展现了人类生命的多样性图景，将人类的生命划分为物质生命、生物生命、文化生命、政治生命。在其《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两部影片中，乔治·奥威尔以其生动的笔触、先知般的预言，将这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对于思想的控制，以及形而上于思想之上的那种文化精神进行了一种形诸于光影与意象化时空的抽象化表达。从这两部影片的意象化表达而言，显然艺术高于生活，而文化精神则高于艺术。然而，遗憾的是，这两部影片的改编均未能表达出原著中的精华部分。《一九八四》的冷峻与沉重在影视化之后被史诗般的恢弘与喧嚣所取代，《动物农场》中的纷纭性与趣味性在影视化之后被动物的弱人性化所解构。《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分别以比喻与隐喻的图景，为人类展现了其所永远都无法摆脱的权力规训与宿命规训。

    三、 针对作者性与改编性的比较

    （一）相似之处

    实际上，文化没有必要与政治强行挂钩。奥威尔的作品就其深层解读，显然是无关政治的，而仅仅只是一种基于文化精神的艺术化表述。然而，后世却对于其作品的解读，进行了过度政治化的曲解，使得奥威尔的文化精神本义屡被过度误读，无论是《一九八四》还是《动物农场》，究其本质，都能够看到一种乔治·奥威尔式的对于文化精神何去何从，以及文化精神最终归宿的那种仁者之忧。[3]奥威尔的作品本身即有着对于纯粹艺术化的强烈解构，恰如其自己所言，“我创作的仅仅只是传世作品，而不是精雕细琢一件艺术品”。[4]影片《一九八四》即以群众集体有意识的愤怒、激情、呐喊等，而建构了一种形而上的意象化升华，从而充分表达了那种集体有意识的愤怒锋芒的无往不利，并且亦表达了集体有意识下阴谋的无处栖息、无所遁形。

    （二）相异之处

    从乔治·奥威尔的作者性观察，其中的显性文化精神阐释远远高于其中的隐性政治隐喻。其作品中的作者性有着对于文化视域内文化精神宏大的一体化包容。诚然，任何文学作品的改编都无法将文学文本中的巨大涵盖在物理限定的有限影视时空之中表达得尽善尽美。奥威尔的作品本身即透露着其对于现实、社会、政治以及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强烈和谐与强烈调和。恰如其本人所言，“我的工作只是将基于我自己的正义判断，试图去与那强加给这个世界的的邪恶加以调合”[5]，这两部作品的文学文本均有着强烈的作者性。这种强烈的作者性使得改编的影视映像中的改编性无法挣脱那种作者性，因而使得这种改编极易流于拙劣的边缘，甚至亦会因为这种过于强烈的作者性，而使得基于这两部作品的影视化改编会在这种强烈的作者性对照下而变得有些不伦不类，以至于失去了影视映像视觉语言意象化表达的自由。[6]

    （三）同化表达

    作为人类文化精神世界里的一位言语道断的先知，奥威尔在他几乎所有作品之中，都流露出了一种与《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近乎相同的文化精渐趋枯萎的仁者之忧。奥威尔将人类的必然性文化精神灾难描蓦的如临深渊、惨绝人寰，而同时更是将面对这种灾难下的人类描蓦得如履薄冰、生不能安。这种先知级的高级演绎将他对于人类未来的预示进行了既悲怆又含蓄的预示性的表述。众所周知，文化精神的渐趋枯萎通常以两种方式途径达成，其一是将文化精神禁锢起来形成一种雷池苑囿式的强制氛围；其二则是令文化精神滑稽起来、奇葩起来、疯狂起来、庸俗起來，令文化精神娱乐至死。文学文本与影视映像二者，同样的核心文化支撑下的共同原教旨下的相似规训与相似归化表达，为这两部作品中的作者性与改编性等共同建构出了一种基于深度融合的作者性与改编性的同化表达。[7]

    结语

    乔治·奥威尔作为一位典型的社会主义者，其文学文本《一九八四》与《动物农场》的核心意旨如出一辙。然而，从针对这两部伟大作品的电影改编来看，却只能说不尽如人意。而从文化精神深度融合的意义而言，乔治·奥威尔的这两部英美文学作品之中，蕴蓄着人类文学文本与影视映像之中所罕有的正义精神的直击灵魂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