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路与新理念：试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许谌欣
摘要：美国学者何伟亚的代表作《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礼仪冲突》（以下简称为《怀柔远人》），曾获得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颁布的列文森最佳著作奖，同时也在学术界引起了部分争议和广泛的讨论。何伟亚在本书中试图用“宾礼”和帝国碰撞的观点来解释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其中蕴涵了后现代史学的分析方法。
关键词：何伟亚;清英关系;后现代史学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77（2020）03-0010-03
1《怀柔远人》的主要内容与核心观点
如书名所展现的，《怀柔远人》聚焦了马嘎尔尼使团与清帝国的礼仪冲突，分析了中英双方对这一事件的记录，阐释了这一现象产生的真实原因，对旧有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和修正。
首先，作者对于礼仪进行了全新的定义。在此之前，尤其是在西方传统的解释中，礼仪被认为是象征式或功能式的。作为理性的对立面，礼仪和典礼具有天然的贬损性内涵。而何伟亚则认为，礼仪具有超越象征性和功能性的意义。其不仅仅是一种表演，而也是一种“政治话语”，用本人的话来说，则是“礼仪的实施本就会产生权力的关系”[1]。
《怀柔远人》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以皇帝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构想”和“宾礼”。在何伟亚的研究发表之前，费正清的朝贡体系理论被奉为清朝对外政策研究的权威。费正清曾指出，“清朝也曾竭力将马嘎尔尼使团纳入这种朝贡体制之中。”而在何伟亚眼中，清朝的外交政策和帝国建构并非所谓的朝贡体系。他在书中通过列举清政府对于亚洲腹地的内外蒙古、西藏、新疆及东南沿海地区“藩王”关系的政治措施，创造性地提出如下观点：“清政府最关心的，是在一个多主制、多权力中心的世界上，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建构最高权力。”[2]同时他认为，这种“多主制”的构想，并不是一种预设的架构，而是满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处理与汉族和其他民族关系的过程中，通过复杂丰富的对话建构的，在这里，满清统治的特殊性被何伟亚加以强调。
而“宾礼”，则是作者眼中对于这种“多主制”的实现起重要作用的一项制度。何伟亚在清代的官方文书《大清通礼》中找到了大清帝国的五类礼仪，并将接待马嘎尔尼使团的礼仪对应到其中的“宾礼”一项，并认为这种礼仪调节了皇帝与藩王的关系。在此，何伟亚引入了“宇宙—道德”概念，认为某些“宇宙原则”构成了清朝的礼仪，二者可以相互对应。而在“宾礼”中，他认为这种“宇宙原则”体现在“丰俭适中”之中。“丰俭适中”是乾隆皇帝有关马嘎尔尼使团等奏折时常用的朱批（何著翻译为“依中线而行”），被认为是清朝政府接待使团的指導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宾礼”并非一成不变，礼仪参与者的行为安排围绕着一个枢纽性的中心，但具体的操作是灵活可变的，清朝最终默许马嘎尔尼以单膝跪地方式取代磕头是为一例。何伟亚认为，“宾礼”的可变性是清朝“差序包容”的天下观的体现，在这种天下观的引导下，帝国得以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延伸。
在以上概念的支撑下，何伟亚揭开了马嘎尔尼使华的礼仪冲突背后的真相。他认为，这种礼仪冲突正是清朝的“差序包容”和马嘎尔尼奉行的“主权平等”的天下观的碰撞在对外礼仪上体现。同时，礼仪对于清英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故而彼此都不愿退让，造成了在觐见礼仪上交锋和协商。在何伟亚看来，“礼仪”更多的是一种充满权力运作的“政治话语”，与后世的外交、谈判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并非只具有文化属性。清英在觐见礼仪上的冲突和后续使团商业提议遭遇的回绝，“并非跨文化间相互误解的问题，而是由于未能恰当地安排礼仪程序而导致的失败。[3]”
由此可见，在何伟亚的体系中，“宾礼”促进了满清多主制的实现，而清帝国与大英帝国的扩张在天下观上形成了冲突;“宾礼”是一种外交手段和政治举措，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这又符合了作者对于“礼仪”这个概念的重新界定。几个核心观点环环相扣，相互佐证，在逻辑上实现了极有说服力的自洽。
2《怀柔远人》与后现代主义
《怀柔远人》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一部代表作品，这一流派的特点在这部著作中可见一斑。何伟亚在全书序言首先强调了“表述”这一概念。作者援引了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表达的观点，萨氏在分析殖民主义时提出，并不是以所谓真实的关于东方的表述代替“虚假”的表述，就可以突破东方学的话语。因为表述不仅仅在反映现实，还在推动真实的产生。帝国主义活动以东方学家的表述为蓝本塑造东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萨义德批判了把东西方关系看作“认识”和“本体”的关系和将西方的理论运用于对非西方的分析的行为。何伟亚在撰写本书时，以此观点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深刻的质疑，于是他抛开了各种预设，对清英双方采取一种“对称性”的描述，站在双方的视角上观察同一问题，这是全书的一大特点。
其次，何伟亚在总结全书内容时，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想法，即“解构历史重构”。此构想是《怀柔远人》的一个总原则。这种想法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于现代主义史学的一种创新和突破。何伟亚在最后一章中列举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西方对于马嘎尔尼使华的评价，其中，在19世纪末，西方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的傲慢与自大，这更是成为了其发动侵略的借口。由此，何伟亚认为，由于史料涉及到了权力结构，对史料的解释也存在着权力的运作。史料本身就可能含有偏见，而史学家在分析史料的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受到这种偏见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历史学家需要“解构历史重构”，具体到操作上，就是要“动摇材料与阐释之间众皆认可的关系”[4]怀疑现存的所有历史解释。
上述“解构历史重构”可以理解为“破”的过程，作者在《怀柔远人》当中，也展现出了“立”的态度，即“介入往昔”。现代主义历史学家们用后来者的视角进行的追求历史真实的解释，在何伟亚看来是一直试图“忙于净化和造伪工作，他们按照界限清晰的时空实体来安排他们的叙述，把文明和民族作为恒定的历史分析单位……并将历史发展分割为黑白分明的各个阶段。他们所赞同的对马嘎尔尼的解释，完全是现代化的，并且有违或漠视清廷统治者的想法和信仰。”[5]因而，解决这种“现代化”“误区”的办法，就是历史学家真正地介入过往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要放弃“现代”必然优越的心态，抛开现代主义将历史划分为各个离散的本体和完全可知的部分的做法，而是将各种历史现象看成不同的混合体，注重不同混合体之间的关系网络。这样一来，存在于现代主义解释中的那些概念区分，如过去与现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野就被消弭了，历史学家介入往昔在理论上成为了可能。
以“解构历史重构”为前提，解除“现代化”影响的裹挟以“介入往昔”，将学术研究的目的从于“消极的辨伪”转移到对于事件的“表述”，是何伟亚在书写《怀柔远人》时所体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3马戛尔尼使华与《怀柔远人》引发的学术讨论评析
马嘎尔尼使华作为发生在乾隆朝的事件，在中国学者的叙述中却往往与中国近代史和与现代化有关的问题联系紧密。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在《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写道“马氏的外交失败是由于中西的邦交观念不相容。我们抱定‘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西方在近代则步步的推演出来国际生活及其所须的惯例和公法。”“马氏文化使命的失败足证中国绝不会自动的接受西洋的科学和工艺。”[6]蒋廷黻认为这种礼仪冲突背后更反映出中英之间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对抗。到20世纪80年代，青年学者朱雍撰写了第一部有关马嘎尔尼使团的专著《不愿打开的中国门》，朱雍提出了乾隆帝“限关自守”的新概念，认为是这一政策主张导致了外交失败，这一观点的进步性打破了学术界对于清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描述;张顺鸿认为使团的失败在于清廷不愿与外交往，導致长期的落后。中国学者着重的是文化差异和传统与现代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在西方汉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功能—结构学派;与社会礼仪有关的考量和中国中心主义的观点。费正清的“朝贡贸易体系”说最具代表性，其认为，儒家文化中的反商业和反技术的倾向导致中国形成了包括朝贡体系內的丰富的文化主义，这种文化主义与更为现代的西方国家主义之间的碰是马嘎尔尼使团与清朝产生冲突的原因。费正清的观点虽然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主流仍然认同清英因为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原因发生冲突的解释。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怀柔远人》的出版显然是对上述观点的颠覆，周锡瑞的《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7]、艾尔曼和胡志德合著《马戛尔尼使团：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8]以及葛剑雄、张隆溪等历史学家都对此进行了评论。
周锡瑞虽然赞同何伟亚对于礼仪概念的新解（礼仪本身含有政治意义），但批判了如下问题，一是对于一些关键性材料的理解失误，如“丰俭适中”译为“channeling along a centering path”，“方为妥善”的“方”译为“squaring”等等，且毫不留情地批评这种望文生义为一派胡言;另外，他认为文化的影响无法被排除，所以何著的切割是无意义的。最后，周锡瑞对于何伟亚对任何史料都与权力结构有关的立场感到极端的不认同，并认为这是对于“政治挂帅是历史研究指针”直截了当的维护。从现在的角度看，周氏对《怀柔远人》在表述方面的问题批判对于其学术价值影响不大，尤其“丰俭适中”的翻译，实际上是符合历史语境的。
艾尔曼和胡志德对于周锡瑞关于史料理解方面的批判做了大量的考证，证明何对于中国材料的误读被过分夸大了;同时，他们认为周对于何方法论的批判有失妥当，因为何的意思本是彻底去除这些含有政治偏见的解释。
罗志田则从更专业的清史研究角度出发，由蒙古与英国在清朝处于不同的地位（何伟亚认为是相同的）的考证指出清朝的统治并未脱出传统中国的天下观，何著对于“多主制”和满清统治特殊性的强调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其次，“宾礼”实际上更反映“朝贡体系”，而与“多主制”缺少逻辑联系。不过，罗志田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可了何关于两个扩张性帝国的碰撞是使团失败原因的解释。
《怀柔远人》虽然存在一些史料误读，但对于核心逻辑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主要观点方面，何著的“扩张帝国碰撞”说及其对于礼仪概念的重新界定是有其合理性的，但理论上的缺陷也比较明显，其将文化因素完全割裂在使团失败的原因之外实际上没有必要。最后，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值得批判性适用，其主张“破旧”，不断地解构旧的历史概念和理论，但有时候也会走向极端，呈现出“为重构而重构的”现象，或者是难以“立新”，推到经典理论却无法提出更为合理的解释，这种倾向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并不是有益的。但总体而言，《怀柔远人》为学界提供了分析马嘎尔尼使华问题的新思路和新理念，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参考文献
[1]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M].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1.
[2]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M].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4.
[3]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M].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86.
[4]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M].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28.
[5]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M].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51.
[6]蒋廷黻.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4（04）：783-827.
[7]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J].二十一世纪，1997（12）：45.
[8]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J].历史研究，1999（01）：103-119.
（编辑：董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