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拴马桩
于远洋
摘 要：拴马桩是我国特有的传统建筑中的碑石装饰。久经风雨，依然矗立，曾经的经典建筑形式，因造型各异，雕刻精美，而广为流传。本文通过对内乡县衙博物馆的拴马桩考察取证，将拴马桩的起源、特点、方位及寓意等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拴马桩; 起源; 方位; 寓意
中图分类号：J323?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6-3315（2020）4-198-002
在古建筑中常常可以见到拴马桩，拴马桩是旧时乡绅大户等殷实富裕之家拴系骡马的实用物，也是财富的象征。拴马桩暗示这家主人的地位，主客雍容，骑马往来。那气势，如同豪宅拥有车库一般。数百年来，墙上的拴马桩不但是实用，也是风光。一个个拴马桩的兴衰，也折射出一个个家族的荣辱兴衰。
一、拴马桩的起源
自从人类驯化马并作为人骑乘运输起，拴马桩就必不可少。最初没有固定的拴马桩，一棵树、一根木桩子、一块石头，只要能固定马缰绳就可以了。现在蒙古的呼伦湖中竖立着一块不规则的长方形石柱，相传为一代天娇成吉思汗的拴马桩，它可能就是元代拴马桩的雏形。明清两代，石刻的拴马桩已非常普遍，民国以后，自行车、汽车等新的代步工具慢慢替代了骑马出行，拴马桩就逐渐减少了。
在古代，马是驮运物品、作战及代步的主要交通工具，古代的驿站旁就常常设立有大批的拴马桩。加之蒙古族、满族等北方游牧民族有骑马狩猎的习俗，所以马匹的大量存在是拴马桩产生的直接原因。马、驴、骡在北方地区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工具，一个家庭拥有的土地越多，所需的马匹也就越多，所以在北方农民的心里，拴马桩又是富裕的象征和标志，这也是大批的拴马桩能够产生和保存下来的重要的心理因素。在陕西渭北地区所见到的拴马桩是北方农耕文化的产物和缩影。拴马桩不仅具有拴系马、牛等牲畜的实用功能，还因其置于富户人家的大门两侧，成对或成排状，从而与门前建筑互相映衬，成为宅院建筑的有机构成部分，起到了一定的装饰作用。拴马桩一般高2米左右，宽厚相当，约22～30厘米不等，特别高大粗壮的，高可达3米以上，尤其是雕刻精美的被誉为“看桩”、“望桩”或“样桩”，堪称庄户人的“华表”。
二、拴马桩的造型特点
拴马桩的创造者均为朴实的农民石匠，那种对乡土俚俗和民间文化极为熟悉与感受深切的优势使得石刻作品表现出一种包罗万象的宏富。拴马桩材质多为灰青石、黑青石，细沙石较少。通体可分为四部分：桩首、桩颈、桩身及桩座。桩座深埋于地下，是方形石桩的原坯料，略粗于桩体。桩身多为四棱形、八棱形，表面阴刻横向平行线纹或三角纹，少数桩身在1米高处凿一个圆孔，用以系马缰绳。桩颈与桩身连为一体，一般分为两层，上层为圆鼓形、四方台形及带四柱的阁形等，也有少量的须弥座形，以承托桩首的主体形象。下层是在方形石桩的四面用阴线划出四个大小相同的横长方形，其中浮雕以花草、花鸟、动物及几何图案，有的在桩颈的四角圆雕四个表示吉祥如意的“垂莲柱”。“垂莲柱”最早见于辽金时期，原为木构建筑的一种装饰性小构件，也称虚柱。变化最多的是桩首，为圆雕的各种动物、植物及人物造型，其中动物和人物有很多巧妙的组合，耐人寻味。
桩首所雕猴子形象极其顽皮可爱。一小猴座于石山之上，圆圆的大眼睛，尖嘴瘦腮，有的双手捧一果状物送于大张的口中，双肘置于膝上，双腿交叉;有的两腿并齐，双肘置于双膝上，双手托腮作认真沉思状，憨态可拘，让人忍俊不禁;还有的老猴坐于石山之上，一小猴爬于猴妈妈肩部戏耍，极富生活情趣。
桩首最多的是狮子。狮子均呈蹲卧状，后两腿蹲坐，前双腿支撑。头部向左或右略偏，头及背部鬃毛为螺旋形，双目圆睁前视，张口露齿，颈部系铃铛，挺胸，胸部肌肉突出。前双腿裆下镂空，左爪或右前爪下踩一圆球或小狮。除了猴、狮等动物形桩首外，还有部分人骑狮、人骑象形桩首。人物头戴小圆平顶帽、螺旋形高顶帽，或者头缠长布，有的则留有长辫，为典型的满族发式，身穿宽大衣，腰系带，足登高腰靴。深目高鼻，双目微闭或俯视，神情泰然自若。双手紧抓狮子鬃毛或嘴巴两侧，左腿盤曲，右腿撑立骑于狮背。人物左肩部或蹲一小狮，或蹲一只鹰，也有少量左肩蹲狮，右肩架鹰的，或者左肩架一小孩，右肩背一葫芦形物。狮子造型大同小异。
植物形桩首数量极少，主要为一含苞待放的荷苞形，莲瓣向上或向下;也有极少数为番茄形桩首。个别拴马桩的桩首还雕成几何形状，如有椭球体，球体上饰以竖向弧线纹，也有的为素面，球体直径一般为10～12厘米不等。
三、拴马桩的方位及寓意
在内乡县衙的仪门的西南方向就立有一排拴马桩，放置在这里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实用便利，文官到仪门下轿，武官到此下马，置拴马桩在这实用便利;二是镇宅，在科学不昌明、生产力低下、文化思想愚昧的封建社会，人力无法支配的天灾人祸是中国辟邪文化滋生的土壤。作为人的生命本体意识，消灾避祸、求吉祈福的社会心理生发种种迷信崇拜和禁忌，以地理环境为依据，附比阴阳、五行、八卦生克的“堪舆学”（俗称“风水”）应运而生。以测定吉凶，设定方位的风水理论“大游年法”自明清以来最为流行。如果参看这个理论，结合民间农舍和石桩的方位建构，其镇宅用意昭然如揭。门是确保生气的枢纽，“和气则致祥，乘气则致戾”，例如南向之门，为离位，属小吉。顺时针右侧西南方为坤位，对应阴，五行属水，为“六煞次凶”，凶星相克。按方位符镇法，立“泰山石敢当”于凶位，即可避凶邪。“名门望族，凡门前、巷口、村头、皆立石止煞”。用“灵石”镇宅，是民间最常的巫术。始见于汉史游《急就篇》，唐颜师古解释指上古诸多石氏之人“后世皆望族”。“敢当”意为“所当无敌”。在古人心中，石具有超自然的神力，“寿非金比”。东方泰山为五岳之首，“泰山压顶，百鬼宁息”。
造型丰富、变化多端的拴马桩桩首多与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有关，具有避邪、震慑及祥瑞等多种不同的寓意，是一定历史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反映。
桩首雕猴应与传说中的孙悟空有关。《西游记》前七回主要为孙悟空大闹天宫，惊动玉帝，玉帝降旨招安，授其弼马温职，以饲养天马。拴马桩所雕之猴形坐于山中吃果，与孙悟空之形象相符。桩首雕一管马之官，所拴之马必然温顺服帖。又“弼马瘟”与“避马瘟”同音，避马瘟可使所系之马免生瘟疫，表达了人们希望家畜兴旺、平安的美好愿望。因此猴形拴马桩具有一定的吉祥意义。此外，《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机智勇敢、乐观诙谐、降妖除怪、本领非凡，深受人们的喜爱。而且猴子本是人的同类，调皮可爱，老幼皆爱，民间工匠取材于人们喜闻乐见的动物形象雕于桩首置于门前，也是合乎情理的。
狮子为兽中之王，威武凶猛。它最早传入中国是在西汉。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引进了不少“殊方异物”，也带回了狮子，人们认为狮子能够驱魔避邪。《汉书》云：“條支出狮子、犀牛、……。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献狮子、大鸟……”由此可见，在东汉时，狮子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原地区。石狮的雕刻始于东汉，风格拙朴，充满了神异感;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人们更把狮子神化起来，认为它是高贵尊严的灵兽，是佛法的守护者，是释迦牟尼左胁侍菩萨—文殊菩萨的坐骑，人们对狮子寄托了神通广大、威力无比的遐想;唐代石狮的雕刻基本写实，突出其凶猛;宋以后凶猛之气减弱，显出驯顺之态;到了明清时期，便胸前挂铃铛，足下玩绣球，形象类似于家养的猫和狗，写实终于变成了装饰。拴马桩桩首所雕狮子形象显然已被人所驯服，尤其是人骑狮形桩首更是体现了这一特点。人骑狮中的人物并非关中人形象，而是高目深鼻，身着胡服，为阿拉伯地区或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形象。伴随着狮子的被引入，驯化狮子的胡人也随之入住中原。
拴马桩桩首的狮子大多为蹲狮。蹲狮较之走狮、奔狮等其他造型更给人以“稳”感，“稳”使拴马桩具有稳固感，因而所系之马也应该安静、温顺，从而起到震慑牲畜的作用。
拴马桩凝聚着一段民族融合史，仿佛曲折地诉说着已经消失的沉重与悲怆。在美的形式里，蕴含着民间的智慧，创造的伟力，散发着传统宗法、伦理、宗教、习俗的幽光。世俗的灵魂祈盼在神灵庇佑下永生，于是没有生命的石头被美化成生命显达安乐的象征。在坚挺的石桩上，隐藏着生命的脆弱;在华美的雕饰中，透露了人性的虚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