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档案期刊集萃
高利娟
信息时代档案编研的“恒”与“变”
黄夏基、梁艳在《档案学通讯》2016年第4期撰文，从“恒”与“变”的视角，通过对档案编研的主体、客体、行为和成果四个方面的分析，并结合实践中的案例和数据，指出信息时代的档案编研工作突破了传统档案编研的局限，但仍面临着档案编研成果界定、档案编研成果重“编”轻“示”、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作者认为，档案编研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档案编研主体合作化——同文化机构合作、同政府部门合作、同技术部门合作，编研主体在扩大；档案编研的客体发生了变化，档案编研选题社会化、选材多样化；档案编研的行为发生了变化，档案编研手段数字化、编研平台半自动化；档案编研的成果发生了变化，档案编研成果类型丰富化、成果传播多元化。作者指出，档案编研在信息时代的症结：档案编研成果依旧重“编”轻“示”，档案编研成果经济效益仍旧偏低。作者认为，档案编研成果是档案利用的高级形式，档案网站是档案宣传利用的重要平台，可以利用网站公布档案编研成果目录并附扼要的介绍，根据实际馆情推进数字化建设进程，优先数字化具有特色代表性的作品，及时追踪与更新与档案编研相关的新闻，让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所需信息。同时，在信息时代档案机构应转变守旧观念，让档案编研成果成为创收的重要渠道，把握好档案宣传的维度，努力确保宣传更切实有效地吸引读者。作者最后指出，信息时代由于编研成果类型多元化和传播复杂化，使档案编研成果的边界发生了变化，网上展览已经成为编研成果的有效展示，专题数据库也是档案编研成果的又一补充。
智慧档案馆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杨来青在《中国档案》2016年第7期撰文，介绍了青岛市档案馆承担的“智慧档案馆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这一科研课题。该课题以智慧档案馆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智慧档案馆的概念、基本功能及关键技术展开研究工作。课题组将智慧档案馆定义为“应用智慧管理技术的信息化形态档案馆”，将其定位于智慧城市的一个子系统，也是1.0版、2.0版数字档案馆的发展与提升。围绕智慧城市建设和档案馆信息化建设的新要求，提出了包括社会功能、基本功能、业务功能及基础功能在内的智慧档案馆功能体系，完成了智慧档案馆系统建设的系统需求分析、功能模块设计等工作。青岛市智慧档案馆系统采用“云计算”技术，以“服务”的理念指导整个项目建设，包括基础设施服务、信息资源服务、支撑平台服务和应用系统服务四个层面的服务，基于局域网、政务网和互联网开发部署了相应的业务平台，采用B/S架构开发，拓展了业务数据来源，搭建了智慧档案馆智能数据管理平台、档案职能检索和共享服务平台、智慧档案馆综合业务管理平台、智慧档案馆智能感知管理平台、智慧档案馆智慧监督指导平台五大业务平台，以及系统维护与控制系统。作者指出，该课题研究采用了诸多数字档案馆建设未曾应用的新理念、新技术，实现了档案馆信息化管理的跨越式发展。
以用户为中心的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模式构建分析
田忠强、陈江鸿在《北京档案》2016年第7期撰文，指出对档案资源进行有效开发，是使“死档案”变成“活信息”、“档案库”变成“思想库”的重要保障，也是档案工作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目前实践中存在的档案“藏用失调”的问题，作者提出，档案工作者必须转变观念，紧紧围绕用户需求开发档案文化产品。首先，作者在文中指出以用户为中心构建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模式的必要性。以用户为中心开发档案文化产品的优势有：一是整合分散的档案信息，开发专题性的档案文化产品，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利用服务；二是突破档案载体的安全性限制，开发便捷性的档案文化产品，为用户提供永久性利用服务；三是化解档案实体唯一性与用户群体性的供需矛盾，开发多元化的档案文化产品，为广大用户同时提供集中性利用服务。其次，作者通过查找开环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模式的不足，对反馈、追踪等环节进行优化，设计出闭环的、多反馈的、螺旋式上升的三种以用户为中心的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模式。最后，作者提出以用户为中心开发档案文化产品的实现路径：一是要做到全面系统地了解用户需求；二是要运用大数据揭示并预判档案文化产品的发展趋势；三是要重视多样化载体及微推送的应用。
“互联网+”背景下档案事业发展研究
路宏钰在《黑龙江档案》2016年第3期撰文，介绍了“互联网+”的内涵，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作者指出 “互联网+”为档案事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其主要有三点：一是加速档案信息化建设发展；二是促进档案事业创新发展；三是更有利于发挥档案服务功能。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转变观念，提高应对新形势新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充分认识“互联网+”为档案事业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积极转变观念，立足馆藏，以服务的意识、创新的理念、信息化的角度、全聚合的视野，尽快提出相应对策，科学谋划档案事业发展思路，扎扎实实推进档案事业创新发展；加强宣传，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加强队伍建设。第二，夯实基础，加快推进“三个体系”建设。第三，完善机制，推动档案事业管理水平新提升。提升法治水平，加强监督指导。
信息化时代提高档案管理队伍素质的思考
吕峰在《兰台世界》2016年第13期撰文，认为信息化时代对档案管理队伍建设提出两方面的新要求：一是思想政治素质，主要包括政治理论知识、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政治信仰、政治能力等；二是基本业务素质，要求档案人员应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信息处理技术和熟练的计算机操作技术以及管理知识和处理突发问题的能力。作者指出信息化时代档案管理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专业人才匮乏、工作态度消极、专职人员少、单位对档案管理人员的继续教育重视不够等。信息化时代提高档案管理队伍素质的对策有：一是加快档案管理队伍的专业知识更新。加大信息化项目投资建设力度，拓宽信息化项目覆盖范围，增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意识，全面培养档案管理队伍的现代信息思维，丰富档案管理培训与继续教育的专业课程体系，促进档案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二是提高档案管理队伍的现代化工作能力。档案管理人员要学习与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运用科学地信息化管理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开展档案工作的管理与维护。把住专业人才入口关，重点引进应用型和高级技能型人才充实档案管理队伍；三是增强档案管理队伍的操作、管理、信息技术开发等基本业务技能；四是完善档案管理队伍的信息化应用奖惩制度、在职培训的基础设施和管理制度、档案信息化管理制度。
开发区档案科技创新园区建设初探
孙建伟、田梦在《中国档案》2016年第8期撰文，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介绍了开发区档案科技创新园区的建设背景、基本条件、建设目标。作者指出，开发区档案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档案服务逐步社会化、人性化，档案工作更加专业化、社会化，档案技术日渐数字化、网络化。这些发展趋势造就了开发区档案服务需求的旺盛、档案服务企业的活跃、档案科研能力的坚实，但同时存在档案市场需求不清楚、档案服务企业能力不摸底、档案科研机构不明确等问题。作者文中提到正在积极探索建立开发区档案科技创新园区，通过把档案研发、档案服务有序地协调组织到开发区档案科技创新园区中来，实现档案科研、创新、服务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档案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作者提出开发区档案科技创新园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有：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设施完善、服务对象众多、规模数量适度、档案文化氛围浓厚。作者最后指出开发区档案科技创新园区的建设目标是：一是应由政府主导，档案科研机构辅助，搭建档案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立园区档案学会、园区档案企业交流平台，疏通研究、测试、审批、生产、销售渠道，提供投融资和人才输入等增值服务，提供基础设施、产业载体、生活配套、行政管理等适需保障；二是应根据开发区现有档案企业情况，在充分发挥现有企业作用的情况下，补足短板，形成从档案收集整理、托管编研到小辉的档案全生命周期服务产业链，提供档案法规研究、档案技术攻关、档案服务改进等全领域档案服务，并提供档案产业上下游的相关信息和需求；三是应具备档案行业创新能力，具有档案科技创新人才和优质高效的档案科研机构，能进行档案业务、档案技术、档案服务的科研攻关，有顺畅的科研成果转换渠道，及时到位地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创新产品和创新服务；四是应具备吸纳优秀企业入驻的能力，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企业从集中到集群，再到集约发展，促进档案行业提升服务品质，提高工作效率，产生集聚效应，最终形成档案服务、档案文化高地，从而提供更加优质的档案服务。
G20峰会档案收集工作刍议
张国华在《浙江档案》2016年第7期撰文，指出做好G20峰会档案收集工作的制约因素，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四点：一是档案工作意识需加强，峰会活动的组织承办机构工作人员档案意识普遍不强，没有把收集档案工作放到重要位置，档案没有做到及时移交，档案收集工作的交接环节不到位；二是声像和实物形态档案收集需加强，相关机构不注重峰会的照片、视频、音频等特殊载体档案的形成，一些实物档案如不及时收集，事后无法弥补；三是档案收集需借力而行，单凭档案部门的力量难以完成收集工作，收集峰会账外文件存在较大困难；四是涉密材料收集需加强。作者提出解决问题的实践对策：一是加强基础保障；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三是实行岗位责任制；四是强化账外文件和涉密文件收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