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全盘西化”之名论析

    黄建太

    摘要胡适作为近代以来在文化领域最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他表现最为活跃,也正是他的积极才给后人留下了批判的口实,但是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胡适有全盘西化之名,却没有全盘西化之实。

    关键词胡适;传统文化;态度

    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胡适之是一个避不开的人物。他学贯中西,在红学、哲学、历史、政治、考据等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令后人仰止。并且自己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动去参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蜕变过程,参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现代自由价值的过程。

    然而作为一个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标榜的知识分子,胡适最令人注目也最颇有争议的是在由他和许多新文化健将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暴得大名”,自那以后,无论是他生前还是死后,对他的批判、谩骂、攻击从未停过。作为一个已故的历史文化巨人,对他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用那种断章取义,截取他的片言只语贴上一个全盘西化论的标签,乱加评论,也未免太片面。本文试图从他是否是全盘西化论这一点出发,谈谈自己的见解。

    全盘西化论的由来,1929年,他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说:“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中的议论,看到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世界化的路。”不过后来他为防字面上的误解:“为免除许多文字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那么他自己不管是全盘西化还是充分世界化,到底他在追求什么样的西化。

    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处在一个中西激烈碰撞、新旧交替的文化转型时期。面对着这样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留洋数载,胡适全面的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精髓,但从他的学识构成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熏陶也非一般。那么当面对文化危机,他痛恨,因为它的惰性的东西太多;爱它,因为同它血脉相连。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情结,具体体现在文化主张上就是用“大胆怀疑”一切的精神重估传统。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之所以要采取比较激进的态度,因为他们批判的对象是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以来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万能模式,并且这一模式一直占据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但事实表明,20世纪的中国已百病缠身,在这艘外观庞大的一流战舰上嫁接这种不西不东的模式已不能成为可能,只能给予激烈的批判,他从而“认清了自己百事不如人,然后肯死心塌地的去学别人的长处”这也是胡适他们真正的良苦用心。

    二、对传统文化的重估

    他对传统的批判始终是与再造新文化密切相连的,在这种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中,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这里他在1919年11月1日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了“评判的态度”即”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一)“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二)“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胡适由此做出一个理论概括:“尼采说现今时代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态度的最好解释。”

    如果他所提出的这种怀疑评判的态度具体应用到实践中就是“整理国故”。1919年11月《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他说到:“新思潮的意义对于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前因后果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他本人的留美背景,完全接受了系统的近代西方哲学教育和训练,在“整理国故”的方法上除了继承传统的训诂、校释方法外,还突出采用了近代历史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明确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方法论上突破前人思维模式,开风气之先。虽然他所倡导的“整理国故”受到许多人的贬责,但是他的历史成就极为广泛,涉及哲学史、文学史、禅宗史、经学史、历史地理诸方面。他尤其擅长历史考证。自称有考据癖,成为一代学人的典范,称得上一代宗师。

    三、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

    如果在“整理国故”上他是对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的话,在对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上也是抱有乐观的态度,在历史的判断上,胡适对传统文化又采取了较为谨慎而客观的态度,他说:“我是研究历史的人,也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当然也时常想寻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固有文化的优长之处。”1921年7月3日,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哈丁宴请胡适等人。席间,哈丁对中国人的自治能力提出诸多怀疑,并以为唐以来中国历史停滞不前,他发问:“中国几千年来何以退步到这个样子?”胡适对他的观点予以反驳,他列举唐以后,中国在诗歌、散文、学问方面的进步。“我们试想孔夫子的时代,没有纸,没有笔,没有墨,只有竹筒,用刀刻画字迹:然后想到帛书时代,漆书的时代,纸墨的时代,石经的时代,后来到刻板的时代,最后始到活字的时代,与金属活字的时代-——这个进步就惊叹了。”足见他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持乐观的态度。可见,胡适在传播中国文化这以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抗战时期,胡适担任驻美大使,在全美各地到处演讲,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中国文化,他对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促进美国人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推动美国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抗战,亦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诚然,胡适在五四以及后来发表过不少批判传统文化的激烈文字,但我们抓住他的片言只语就一口咬定他是全盘西化派。未免有点太以偏概全,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始终是与建设新文化相结合的。这种批判本身就贯注着理性精神和建设意义,并非理性的否定,全部的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