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共党史再评价
马雅伦
[摘要] 20世纪上半叶，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之所以能够从曲折转向顺利，从失败走向成功，其主要原因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党对其所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及文化层面的变革面临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党究竟应该领导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而又关键的基本问题的认识，突破了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局限，有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新理解和新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化社会变革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而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引向了成功。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中共党史；再评价
20世纪上半叶，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之所以能够从曲折转向顺利，从失败走向成功，其主要原因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党对其所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及文化层面的变革面临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党究竟应该领导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而又关键的基本问题的认识，突破了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局限，有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新理解和新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化社会变革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而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引向了成功。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共党史，当以遵义会议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遵义会议以前，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从总体上讲，曲折多于顺利，坎坷多于平坦，失败多于成功
遵义会议以前，由于共产国际指导不当，加之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局限，党的几任中央主要负责人对党所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及文化层面的变革面临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党究竟应该领导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而又关键的基本问题，其认识有很大片面性，有的甚至走向两个极端，结果导致其所选择的指导思想，特别是选择的制度变革现实目标、制度变革的方式和手段、制度变革突破口和战略基地、制度变革的领导力量、制度变革的动力和依靠力量、革命性质、革命对象和根本任务等，严重脱离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以此指导下的革命实践，具有很大盲目性和风险性。党在这一阶段的历史，从总体上讲，曲折多于顺利，坎坷多于平坦，失败多于成功。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由这一阶级属性决定 ，从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发展要求和根本利益出发，党成立之初所选择的指导思想和制度变革现实目标，就是马列主义和经典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革命实践。这在党的“一大”制定的第一个纲领和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讲得很清楚。在 “一大” 纲领和《决议》的指导下，从 1922年 1月到 1923年 2月，中国出现了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二·七”惨案以后，第一次工人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失败的革命实践证明，党成立之初，在指导思想的选择特别是在党领导的中国社会和制度变革现实目标、制度变革方式和手段、制度变革突破口和战略基地、革命动力和依靠力量、革命性质、革命对象和根本任务的选择上，是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局限性的。党成立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与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也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党要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引向成功，首先要创新思维方法，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工具，确立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破除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破除对共产国际和十月革命经验的迷信，明确认识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深刻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矛盾以及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与此同时，要通过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即要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也即要在指导思想的宏观层面和主题的中观层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不但要有新思路新设计，而且要有新材料新概念新范畴。即要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下的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理论创新，以便在革命实践中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从而雄厚党的群众基础，拓展革命动力和依靠力量。先进社会生产力是相对于落后社会生产力而言的，人民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构成先进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因素就不仅仅只是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相对于地主阶级来说，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构成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一部分因素；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阶级也是构成人民的主体因素。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是相对于落后的制度和文化而言的。经典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和文化，相对于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制度和文化而言，是先进的制度和文化；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文化而言，是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重大课题及其涉及的一系列革命的基本问题，对尚处于幼年并受共产国际指导和控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力所不能及的。所以，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在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导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吸取 “二·七”惨案血的教训，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上述有关问题的认识，突破了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党的“二大”《宣言》的发表、《最低纲领》的制定和《建立民主聯合战线决议》的通过就是其标志。“二大”《宣言》揭示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分析了工人阶级、幼稚的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二大”制定的《最低纲领》首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明确了现阶段的革命对象和根本任务。《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决议》明确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二大”《宣言》、《最低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决议》的正确指导下，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统治工具——北洋军阀。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北伐战争中途夭折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主观原因，其根本错误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全面放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这实际上是在共产国际和“二次革命论”指导下，没搞清楚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只主张现阶段先由资产阶级领导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这也实际上是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对党所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变革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走向了右的极端。右倾机会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实践遭到惨重失败。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27年3月到 1928年上半年，至少有30万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被杀害。到 1932年，惨遭杀害的人数达 100万，党员人数由6万减少到 1万。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工会会员由300万减少到 7万，拥有1000多万会员的农民协会基本上被打散。
由于对蒋介石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愤怒，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第三次 “左”倾错误，几乎葬送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王明自认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无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神圣化，实际上是对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变革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走向了“左”的极端。在现阶段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在革命对象问题上，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乃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问题上，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在制度变革的突破口和战略根据地选择问题上，主张“城市中心论”；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夸大国民党蒋介石南京政权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壮大，主张在全国范围采取“进攻路线”。为了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政治纲领指导下的革命实践遭到惨重失败，党的白区工作损失了100％，农村革命根据地损失99％。
失败的革命实践呼唤适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创立，失败的革命实践迫切需要适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中国化社会变革理论的创立。
二、遵义会议以后，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从总体上讲，不但是顺利的、成功的、而且是辉煌的
遵义会议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对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及文化层面的变革面临一系列关键而又重大的基本问题，诸如近代以来的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基本特点、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严重危害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问题；辛亥革命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问题；中国革命两步走问题；党的最低纲领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问题；中国官僚买办资本与中小民族资本问题；中国农民问题；党领导的中国社会和制度变革现实目标的选择创新问题；变革方式和手段选择问题；党领导的革命性质问题；变革突破口和战略根据地的选择创新问题；农村环境下的军事战略战术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问题；革命的动力和依靠力量问题；革命的对象和根本任务问题；革命的前途问题等，特别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党究竟应该领导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重大基本问题的认识，突破了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局限，有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新理解和新认识，并正确认识和处理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化社会变革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以此指导下的革命实践，较少盲目性和风险性。党在这一阶段的历史，从总体上讲，不但是顺利的、成功的、而且是辉煌的。
北伐戰争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党的“二大”和“四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即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推翻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积极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个革命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在初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指导下，“八·七”会议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并根据 “八·七”会议精神，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党领导的制度变革突破口和战略基地、制度变革方式和手段的选择创新问题。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党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开始回到正确轨道。此后，在改组后的中央政治局和三人军事团领导下，党和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并抵制和纠正了张国焘“南下”错误，胜利完成了伟大的长征。落脚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正确分析“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以来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新变化．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首要特点是广泛的民族性，就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这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的代表性。吸取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沉痛教训，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党又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并从抗日大局出发，对顽固派的斗争，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这些正确方针原则指导下，正确处理同顽固派的关系，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斗而不散，磨而不裂，从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革命实践的发展，推动着认识的不断深化。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理论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系统论述了认清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的极端重要性，首次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动力和依靠力量、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革命前途等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首次创造性设计建构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框架结构，重点论述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等基本问题。延安整风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思想路线。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划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阶段，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根据抗战后期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新变化，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共同纲领，并把共同纲领区分为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没收其私有财产。这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在脱胎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由此决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之国体，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新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党的“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在这条政治路线的正确指引下，党领导中国人民配合盟军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战后，在建什么国和通过什么途径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首先代表中国各族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通过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为力争采用改革方式和平途径建设新中国做出了巨大努力。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以自卫正义的革命战争打败了拥有美式武器装备的800万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从而使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1947年10月10日适时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十二月会议制定了彻底打倒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1948年4月，根据中国政治军事形势新变化，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作了新概括，增加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内容，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和任务。在新概括的总路线指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全力支持下，抓住战机取得了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历史性任务。渡江战役犹如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迅速解放了长江以南中国大陆。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敲定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由此新国体决定，新中國权力机构的名称也从《论联合政府》所说的国民代表大会，回归《新民主主义论》所说的人民代表大会了，新中国政府的名称自然也就从联合政府改称为人民政府了。由于新《选举法》尚未颁布，召开人大时机尚不成熟，1949年9月21日先召开了新政协一次会议，通过了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纲领《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执政党和政府建国头三年在领导人民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经济制度之所有制确立了五种经济成分，政治制度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和几大政体，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选举制度。1954年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及其观念形态文化的确立，是与“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
20世纪上半叶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辉煌成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为20世纪下半叶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第二大历史性任务，即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1至8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3]《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4]《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金春明等主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