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档案参与社会记忆构建的作用及路径
陈建+赵丽
摘 要：社会记忆的构建存在“档案空缺”，需要将社区档案纳入社会记忆的构建体系。对于国家而言，社区档案可以填补“档案空缺”，对于社区民众而言，社区档案可以存贮、保护和传播以往的经验和知识，为民众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和集体记忆，增强基于共同记忆的文化认同。市场经济时期，社区档案应创新性地探索实施“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公益补充”的参与路径，共同建构社会记忆，促进文化认同。
关键词：社区档案；公众参与；社会记忆；文化认同
1 社会记忆的“档案空缺”及表现
20世纪90年代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实施“世界记忆工程”，学界越来越多地从“记忆”的角度看待档案。社会记忆已经成为档案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在构筑社会记忆、促进社会认同方面的价值正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然而，现实的状况却并不与此相符。据对大学生档案利用情况的一项调研显示：学生因学习、工作、生活需要，到档案馆或档案网站查阅过档案的仅占4.4%，阅读过历史文献资料，如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北京档案史料、档案杂志报纸等仅占26.7%，参观过档案部门举办的展览的仅占16.3%。[1]素质较高的大学生对档案的利用或重视尚且如此令人遗憾，何况社会普通公众了。
理论与现实的差距让我们不得不深思：我们为社会精心保存的作为“社会记忆”的档案，为什么很少引起广大民众的关注？档案工作者通过鉴定以及辛勤的档案活动来建构社会记忆的行动，为什么至今不但未受到重视甚至还被忽视？笔者认为，档案及档案工作之所以受到“漠视”，除了社会意识淡薄和宣传不力等外在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馆藏总是存在“档案的空缺”。[2]正如特里·库克所言，“那些没有发言权的、被剥夺了公民权的、被征服的或被镇压的群体，没有产生文件，即使形成一些文件，也可能因为特权阶级的干涉而被毫无理由地销毁，因而未被收进档案馆作为“社会记忆”而保存下来”。[3]
一方面，随着民主观念和公民意识的增强，现在“极少数公民会同意将他们交纳的大量税金用于资助其馆藏大多反映政府官僚活动的档案馆。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4]另一方面，“社会记忆本身即是多维的、立体的、广泛的……不同的社会群体会有完全不同的、专属于他们自己的集体记忆”，[5]由于已收集的档案绝大部分不过是掌握权力的政治主体和掌握知识的社会精英们英雄事迹的重现，这些档案对于公众来说太过陌生，以致于公众会认为，档案馆里躺着的不是我们的档案和历史，它们与我们无关。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档案工作仍然固守着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的传统价值观，“偏心于社会权贵，而忽视卑微人群”，那么档案工作不能引起广大民众的兴趣、不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便不足为奇了。
2 社区的引入及社区档案的界定
普通民众记忆的被遗弃造成了档案空缺和不完整的记忆。那么，该如何关注并收集这部分曾经被遗弃的记忆，使整个社会记忆更加完整呢？笔者认为，那就要建立一个关注普通公民生活的自下而上的记忆构建系统。为了使研究范围更明确具体，需要以一个单位为基础将这些公民记忆纳入我们的视野，这个单位就是——社区。
一般说来，“社区”是一个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司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2000）23号）提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选择社区为研究单位是因为：第一，从实际情况来说，为了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必须把研究视野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进行，这样容易使问题明确具体，同时获得详细的资料和密切的观察；第二，在我国，社区是最小的一级基层单位，如今社区成为城市和乡村管理工作的依托和落脚点，社区档案是社区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业务工作内容；第三，一个完整的社区包括五个要素：一定数量的社区人口、一定范围的地域空间、一定规模的相对完备的社区设施、一定特征的社区文化、社区居民对所属社区的心理归属感。可见，一个社区已经完全具备了社会记忆构建所需的地域、人文、社会关系、心理情感等基本要素。这与本文进行的基层民众社会记忆构建研究相契合。
确定了社区这一研究单位，接下来便需要对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社区档案进行界定。随着社交媒体的深入推进，除了我们真实生活的邻里和城市社区以外，我们往往还生活在网络虚拟社区中，这些虚拟社区的沟通、表达方式正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因而，这两方面形成的记录都应成为“社区档案”的来源。“真实的社区档案”包括纸质文件、发票、照片、录影带、各类证书、各类账单等，这些都是在社区内部形成、收集并保存的社区民众生活记录。“虚拟的社区档案”主要是指居住在某社区的居民在虚拟社会交往或活动中所形成的虚拟信息，如社区互动、网页文件。许多社区遗产项目就来源于网上的互动交流，“他们往往基于居住位置、职业或共同的身份在一个虚拟空间建立一个虚拟社区，由这些网上互动形成的数字化信息可能是稍纵即逝的，但无论如何它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5]事实上，社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形成并利用档案已成为实践中的大趋势。如在英国诺里奇和诺福克的WISEArchive，是网络环境下专门为老人建立的公共档案馆，记录他们的生活并提供有价值的访谈。[6]
3 社区档案在构建社会整体记忆中的作用
事实已经表明，在过去的50多年里，无论学术界内外，历史的实践和焦点已经转变为反映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档案所保存的记忆应致力于具有代表性和包容性，而不应排除和边缘化社会的某些部分，社区档案在实现这种包容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由于社区档案来源于个人或群体记录与分享文化上多样的经历或故事的强烈渴求，因此，“社区档案、地方历史项目、口述史和视听记录，都会给我们通常前所未闻的声音，阐明在工资和生产统计之外发生在工作场所的事情”。[7]社区中的生活和经验极少会在官方记录中得到保存，因此从社区档案中可以获取之前不可能获取的社区信息，减少因记忆控制或缺失造成的损害和信息衰减，填补“档案空缺”。这向我们提供一种用“深描”书写历史的方式，这样可以更好地反映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身份，关于过去、关于现在以及关于未来。
同样地，这些社区历史和档案项目提供直接向社区提供记忆并传播这些故事的一种方式。这里存放的是：通过记录你的故事，你将为你所在地区的某个角落的历史作出贡献，不仅仅是现在而且是永远。你的故事将是明天历史的一部分，你的地位和身份也会得到确认。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你的声音和你所在社区的声音得到了记录并为一个共享的社区身份作出了贡献，而这些得到记录的声音可能在官方记录中并没有得到表现。
此外，对聚集在一定区域内的某一群体而言，社区档案所承载的地方性的社会群体记忆，也是必不可少的。每一件记录，每一项集体认同与推崇不仅蕴含着人们对当下生活的理解与阐释，而且也是引领他们未来生活的资本，具体表现在对人的行动动员与约束，对社区人文气息的营造，以及引领社区民众对生活意义、生命价值的追索与体验。“当他们失去目标的时候，过去给予他们方向；当他们在外漂泊之时，过去给予他们归属；当他们绝望的时候，过去给予他们力量之源。换言之，记忆是一种文化规划，它导引着我们的意向，设定着我们的心境，指导着我们的行 为。”[8]这一点在有着共同价值观的传统乡村社会表现最为突出。例如徽州地区独特的人文气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以文本形态记载传承的系统社会记忆。在城市社区，社区的民众一般都拥有着相近的地位、身份，虽然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和外来文化的渗入影响，社区共同的规约和文化认同已经大大削弱，然而大部分已定居的城市居民，在欢度节假日时仍然偏重选择回老家等等，这表明一种共同的群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对社区居民的影响是深远的。
反映一个多样的多元化社会，形成一个兼具民主化的和包容性的历史，这个重要观念的核心是这些社区历史不是分开的历史，由于某种原因也不是主流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它们是具有包容性的全部历史的一部分，是国家这个“社区的社区”的一部分。社区档案和它们所讲述的记忆，可以帮助我们构建一个包容性的地方和国家遗产，所有的社区、所有的关系和相互作用都将包含于内。这种遗产及其用途（出版物、展览、展出以及个人研究）有助于将人们和地方、社区以及传统连接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并使不同代辈之间不同社区之间增加共同理解，并进而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公平和正义。
因此，认识到社区档案的重要性，是使我们的档案馆藏更具代表性更具多元性地反映我们的整个社会的重要一环。这最好可以描述为“馆藏档案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
4 社区档案参与社会记忆构建的路径
一直以来，作为一项公共服务，我国档案工作都是由政府单独支持的，社区档案工作也是如此。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使得档案工作比较稳定，但是也带来了诸如筹资渠道单一、无法满足社区人们多样性的需求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要打破政府供给的单一渠道，通过动员机制的建立，动员政府主体以外的个人和集团共同参与到社区档案的记忆构建行动中，这样不仅有利于增加筹资渠道，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档案服务质量，而且有利于在行动中增强社区及社会的身份感、归属感以及档案意识。
4.1 政府主导。“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市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力量的发展都还不够成熟，要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还必须借助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失去政府作用的发挥，社区很难自发形成一个多元化的运转顺畅的公共服务体系”。[9]社区档案参与社会记忆构建由政府主导，这是由社区档案的特点和政府职能的性质决定的。一方面，社区档案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根据公共产品的定义，属于公共物品；另一方面，政府的职能性质决定其主导社区档案工作，表现在：第一，政府是社区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或者直接生产或者采用服务、出售、协议等方式安排和提供纯公共服务和部分准公共服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第二，政府是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组织者，可以运用合同外包等方式直接签订生产需求合同，购买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第三，政府是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引导者，即政府培育并引导市场和非营利组织，通过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鼓励和激发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生产与提供。
4.2 市场参与。由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只能由政府来供给，特别是在当前简政放权和市场化改革时期，而且，基层社区财政能力不足，单一的筹资渠道和投资结构难以保证多元的公共产品供给需求；另外，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说，社区档案参与社会记忆构建，是一种准公共服务，它并不是与社区居民的生存相关，但却是社区居民维系归属感与集体记忆所密切需要的。而且，这部分公共服务带有一定程度的经营性质和专业性。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政府主导之外再通过引入市场力量来解决。
市场参与可以采取以下途径：第一，社区与其周边企业合作。即社区提供场地和人员、企业提供资金和硬件。这种方式可谓合作共赢。对企业来说，可以节省企业另行办图书馆、档案馆所需的人力、财力和时间，同时又可以营造良好的公共形象、树立社会责任感；对社区来说，最大的受益就是获得了财力支持，弥补了政府财政拨款的不足，保障了软硬件建设。第二，政府与社区物业公司合作。物业公司为了营造良好的小区环境以吸引更多的买家，他们大多非常重视小区文化设施建设。因此，可以在较大型住宅小区设立社区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中心，由政府提供场地和进行日常管理，由企业负责运行管理中的部分经费。第三，其他可利用的市场方式。如，成立旨在推动社区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的专项发展基金，以及给予参与到此项工程中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信贷优惠或税收减免等。
4.3 公益补充。在保证政府和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要积极吸收社会团体、民间机构、档案协会以及个人参与到社区档案构建社会记忆的整个过程中，作为第三方力量，他们在守护共同记忆、维护自身记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应被忽视。
实际经济活动中，人并不都是“经济人”，而是“实实在在”的人，因此，人们并不总是“免费搭车”。“希望工程”“公益赞助”以及世界上每年数以亿计的美元捐赠给慈善事业，都是非赢利动机的体现。同样，社会团体、民间机构、档案协会参与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效用的内涵不仅仅是财富动机，还有非财富动机，包括社会地位的提升、社会形象的改善以及社会价值的实现等等。这种基于公益的非赢利动机，充分说明了公共产品供给完全可以引入公益力量的积极参与。实际上档案界一些学者已经存在类似想法，如提出通过建立“公民档案保管员”制度，让普通公民参与到社区档案的创建和服务中去等等。[10]
5 结语
如果要建构一个完整而真实的记忆，如果希望后代不会再因为现在的自私而迷茫，那么就需要从现在开始记录并保存那些以往被忽视和遗弃的记忆。因此，“社区档案真正的关注点应该是：已经从正式档案馆中消失的档案种类正在地方性的社区档案中收集、形成并保存着”。[11]2015年11月，国家档案局、民政部联合发布《城市社区档案管理办法》，[12]可以预见城市社区档案工作将在推进力度、广度方面有所提升。
*本文系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权力建构视野下档案工作的全程审视与学科反思”（编号：2016GN019）及山东省档案局科技项目“公共档案馆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研究”（编号：2016-18）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