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张江芬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环节。从传播者角度来看，青年学生最先接受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生力军，并在实践中树立和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关键词：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青年学生;早期传播
中图分类号：D1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1-0007-04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中国人广泛认同和接受的重要阶段，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青年学生作为社会发展最富活力的群体，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发挥了重要贡献。回顾五四时期青年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传播，对于现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仍具有启示性意义。
一、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传播
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下，积极寻求解决中国民族危机的思想与道路，各种西方新思潮被引介到中国。十月革命以后，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学习、研究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高校是先进知识分子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平台，他们不仅有意识地向青年学生推荐和提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还结合中国社会问题、援引国外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例，向广大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一批批青年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积极地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实践中去。
（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化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日益深入，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与鼓励下，广大青年学生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潮流，传播新思想的青年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直至1920年初，国内由青年学生编辑出版的新刊物达到四百种之多。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汉发起成立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并出版了《互助》月刊。在互助社的影响和带动下，武汉地区相继成立了辅仁社、新声社等进步团体，同时也出版了《共进》、《新声》等刊物，宣传进步思想，鼓吹革命运动。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组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成立了新民学会，并编印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1919年9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的骨干分子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发起成立觉悟社，并出版了社刊《觉悟》。此外，各地学生联合会也纷纷出版了《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海学生联合会日报》、《浙江学生联合会周刊》、《广州学生联合会报》等，部分中小学也创办了报刊，如赵世炎在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组织少年学会出版的《少年》。这些刊物成为进步青年学生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宣传新思潮新学说的重要阵地。
1920年3月，由李大钊秘密发起，北京大学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张国焘等19名学生参与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最早成立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学生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学说为目的，宣称“对于马克斯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1]（P.272）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组织会员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讲演活动。[2]（P.192）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德、英、法、日各种文献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外报刊，如《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及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等，中文刊物如《新青年》、《工人周刊》、《先驱》、《共产党》等，英文杂志有《共产国际》、《亚西亚》、《苏维埃俄罗斯》等，并专门设立了一个翻译室。除此之外，研究会定期每周六晚七点举办讨论会，“先由会员一人述释该题之内容及其要点，然后付之讨论。一次讨论不完，下次续之”。[1]（P.275）不定期邀请知名学者举办讲演会，并成立专题研讨小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同年12月，李大钊倡导成立了以“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布社会主义思想”为宗旨的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通过编译社会主义丛书、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发表社会主义论文以及公开讲演等方式来宣传社会主义。随后，各地也纷纷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如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济南、武汉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长沙的“俄罗斯研究会”，广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些青年进步组织，为革命输送了大批人才，提高了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为党组织的成立与扩大储备了青年干部后备力量。
另外，一批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学生赴欧洲勤工俭学后，耳濡目染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通过研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涌现出了如周恩来、赵世炎、邓小平、王若飞、陈毅、李富春等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倡扬无产阶级革命道路。1920年初由李维汉、李富春、蔡和森等组织的工学励进会（后改为工学世界社），就是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的共产主义革命组织，大部分成员日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为了团结教育广大旅法青年学生，周恩来、赵世炎等于1922年6月初在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创办了以理论教育和宣传科学主义思想为主的机关刊物《少年》月刊，1923年7月改为不定期刊，于1924年初改为《赤光》半月刊。《少年》和《赤光》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报道国际国内工运、青年运动动态，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登载共产国际的文件，在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和华工中影响很大。从1923年起，为适应国内革命的需要，大批旅欧青年团员赴苏联学习，积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这些青年留学生回国后绝大部分成为各地党组织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成为宣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急先锋，如周恩来回国后在天津《益世报》、《新民益报》等报刊上发表一百多篇通讯，介绍欧洲各国社会状况、工人运动以及勤工俭学的情况，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
（二）努力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性，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大众化
五四运动后，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深入，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受到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影响，逐步认识到工人阶级是进行革命的主要社会力量。因此，更多的青年学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通过深入工农群众、组织讲演团、发动一系列工农运动等实践斗争，“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3]（P.285）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斗争中不断扩大。
进步青年学生决心投身于工农中去，这是他们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途径。1920年5月《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上发表不少关于工人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它说明这时已有大批知识青年开始与工农结合。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自成立伊始便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吸纳了工人入会。其中，北大学生邓中夏是突出代表，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便投身工人运动。早在1918年，邓中夏就曾多次到长辛店铁路工厂调查，同工人建立了联系。1919年3月，邓中夏等人正式发起组织了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主要是利用假期到民众中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14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三次常会决定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重乡村、工场讲演。随后，邓中夏等一批青年学生多次到长辛店各工厂和丰台的七里庄、大井村等地，向工人、农民作宣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他在长辛店创立了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讲授新知识、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天津、上海、武汉、长沙、济南等地进步学生也纷纷成立平民教育团体，深入农村、工厂讲演。
此外，旅欧青年学生针对在欧洲工作的大量华工也成立了“华工总会”，成为中共旅法党团组织的重要助手，并组织工人俱乐部，开办工人夜校，提高工人思想觉悟，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1921年，旅欧青年学生与华工们掀起了三次大的斗争，即“二二八”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八一三”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的斗争以及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之后，中共旅欧党小组主要致力于筹建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组织。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进步组织和团体来大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了有组织的传播阶段。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决议中强调了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性，规定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并向工人阶级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早期中共党人在一大决议的指导下，通过大力发展工会组织、领导工人罢工等一系列斗争实践提高工人阶级思想觉悟，加快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进程。
二、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广泛传播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学习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以之为理论指导探索改造中国革命的新道路。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青年学生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具有同步性
五四运动前后，在救亡图存的时势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青年学生指明了一条新的救国道路，增强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同时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也燃起了青年学生的革命希望。马克思主义起初作为一种思潮和学说到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社会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史进程可知，青年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传播是同步的。他们从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伊始，便是将其作为救国的理论武器，参与到革命实践，并将之向大众宣传与传播。
最初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均为高校教授，高校青年学生是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对象。青年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富于爱国热忱，但又缺乏社会经验。马克思主义以其革命性和科学性使青年学生意识到仅仅只有思想文化的批判不可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自觉主动地投身到革命实践斗争中，从而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走向。在此过程中，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得到了进一步激发和体现，他们积极宣传、参加革命，大批青年学生由此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青年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很快将其运用于实践，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实践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动机，以及革命形势的紧迫性分不开。正如毛泽东所言“驱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的，一是唯物史观所展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令人憧憬的人类社会理想，二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救亡的紧迫感，以及试图完成对中国的根本改造的彻底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践性、革命性思想的吻合”。[4]（P.47）这使得青年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不完整，理论消化也不充分，加之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二）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具有局限性
出于救亡图存的实用主义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而非纯粹的学理来看待。李大钊于1919年初就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的号召，通过“共同劳动”来改造自己。因此，与实际相结合成为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指南。因为俄国暴力革命胜利和法国斗争传统的语境影响，欧洲渠道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缺乏与中国现实语境的结合，更难以达到根本改造中国的目的。留欧学生一定程度上片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集中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列宁的建党学说方面的传播。留俄的青年学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由于紧迫的革命形势，也同样存在理论多于实践，“片面强调和夸大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个别观点的倾向”，[5]（P.111）这样的接受视野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很多的误解。
另外，青年学生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源于西方思想家的“二次咀嚼”。十月革命以前，留日学生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并通过翻译日本思想家的著作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者解读范式的影响，如“抨击资本主义却忽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的伦理解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侧重公有制的解读”。[5]（P.70-71）十月革命胜利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欧洲、苏俄渠道先后得以开拓，一批批耳濡目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潮的留学生回国后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导力量，并吸引了国内富有爱国热忱的进步青年学生，认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加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队伍。
但由于当时精通德语的人并不多，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宣传也主要源于日译本和俄译本，且多为节译和摘录，许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如《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长期没有中译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是在1924年和1932年才被发现。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也说到：“马氏的书本难理解……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功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6]（P.1）可见，要想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想体系，并非易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某些不全面不准确，甚至误解，这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早期在所难免。
三、青年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青年学生在近代中国人民探索民族前途的历程中是“首先觉悟的成分”，正是青年学生和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最先找到并最先在中国大地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运用于革命实践，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才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纵观青年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传播，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一）青年学生作为时代环境塑造的群体，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生力军
每一个人都是被所处时代塑造的，而青年学生作为时代环境塑造的群体，与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五四时期，青年学生担负起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各种社会思潮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青年学生，如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恽代英曾提出建立一种“独立自给的共同生活”的团体，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并于1920年专门到北京学习工读互助团的经验，以此为指导谋求社会的改造。但他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斗争中逐渐抛弃了这种影响，蜕变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十月革命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国内思想界的主流，一批批青年学生在学习、实践中体会和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崇高性，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信仰，成为改革中国社会的新势力，并用马克思主义来思考改造中国的问题，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如在上海创办的外国语学社，便是以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宗旨，并分批输送了数十名青年学生到俄国留学，这些留俄生大部分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贡献。
五四时期，青年学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生力军，并涌现出了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和青年学生本质上来讲具有一致性，具有鲜活气质和实践品格。在社会变革的实践中，青年学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执著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并勇于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经受历史的考验。青年学生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后备军。青年学生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指导和人生指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使青年学生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提升了革命能力，并组建了革命的政党，使中国革命向着有秩序的方向发展，进而改变了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二）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需结合实践，才能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信仰是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及状态。五四运动前后，多数的青年学生具有进步倾向，但最后并非全部发展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李维汉指出“相当多的一部分跟着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锋毛泽东不断前进，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忠贞战士;有些人在这面伟大旗帜的影响下，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少数人则走向这面旗帜的反面，被革命风暴抛入浪底，成为沉渣。”[1]（P.633）如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筹备活动的戴季陶在其思想行程中，逐渐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而邓中夏、恽代英、罗亦农等在思想探索过程中，在深入工人群众、发动工人运动的实践过程中，更深切地认识了中国的具体实际，接受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交锋中逐步成熟起来，将自己锤炼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真理性吸引了广大青年学生，并以此为信仰去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对于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让最广大的青年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紧密联系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并结合青年学生的生活、社会实践，使当代马克思主义为青年学生所理解、接受和信仰，成为青年学生精神世界的坐标和实践的指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对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始终围绕着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而发生变化。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教育青年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和带领青年学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功立业。因此，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应与时俱进地回答时代课题，并结合时代发展的实践要求，才能坚定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充分发挥青年学生的主体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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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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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