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邓小平党建思想研究
黄修卓
[摘要] 邓小平的廉政建设思想诞生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他在组建和整顿红七军与红八军、领导左右江苏维埃政权建设、开展工农运动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廉政建设思想：一是保持先进，努力建设一个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党组织；二是联系实际，结合左右江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开展廉政宣传；三是建章立制，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廉政规范建设；四是除旧布新，以军队为重点加强廉洁自律教育；五是激浊扬清，发挥工农群众反腐倡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而在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发展史中“有极伟大的意义”。
[關键词] 邓小平；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廉政建设
领导百色起义和开展左右江根据地建设是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及其漫长的连续剧中扮演的第一个独立角色”[1] 。邓小平在组建和整顿红七军和红八军队伍、领导左右江苏维埃政权建设、开展工农运动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廉政建设思想，主要体现在红军施政纲领与通告、苏维埃政府通告与决议、红军党代会报告、党员干部培训教材、给中央的情况汇报等文献材料中。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思想理论形成的发祥地，自然也是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形成的发祥地，在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发展史中“有极伟大的意义”。
一、保持先进，努力建设一个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党组织
百色起义、红七军与红八军的诞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是在左右江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从1926年成立中共恩奉特别支部开始，左右江党组织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邓小平来广西以后，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为廉政建设奠定了组织基础。
（一）健全党的组织，扩大党员队伍，“创造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中共二大曾指出：“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谏训”[2]。邓小平来南宁后发现，在俞作柏、李明瑞的国民党左派部队中没有共产党组织，许多共产党员“清党”后长期被关押。于是，邓小平向俞、李建议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并在政府和军队中的一些重要岗位上安排共产党员任职。在部队中采取派党员分单位负责“包干”的办法，从新入伍的工农战士、老兵和下级军官中发展新党员，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3] 。邓小平还亲自组建了红八军第1纵队党委，指出“党委是部队最高的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的事情，都要经过纵队党委讨论通过后才能执行”[4。同时，邓小平把这一决定向非党员的纵队负责人公开，有力地团结了党员和非党员，在危难中为革命保住了这支队伍。至百色起义前夕，部队“各连差不多均有支部组织，支部都能开会讨论问题”，“一般同志革命情绪甚高，对革命前途颇抱乐观”，地方党组织也有五六百人[5]。
（二）加强培训工作，培养大批奉公守法、富于牺牲精神的党员干部。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指出：“对于干部训练我们是注意了的，除了实际工作的指导也不断的办训练班”，“讲的课目均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3]。邓小平于1930年4－8月在东兰武篆旧州屯、平马开办党员训练班，编写了《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党员须知》、《革命常识问答》、《经济教授提纲》等教材，讲解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纪律，中共“六大”决议，苏维埃政权，中国革命的起因，政治经济学常识等，以无产阶级意识克服和战胜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讲课“照顾到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6] ，收效甚好。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推进军队和地方党组织民主政治建设。列宁指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7]。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理所当然应坚持民主集中制。在红七军前委第二号通告——《关于党的组织工作》中对确定党组织系统、建全支部生活、注意集体指导、实行民主化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8]。在红军部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实行官兵平等；成立士兵委员会，在连队党支部领导下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废除军阀主义、维护部队纪律、管理部队物质生活、组织和宣传群众等。在地方，成立了区、县、乡各级苏维埃政府，并提出“一切权利归于苏维埃”，“凡年满十六岁的男女而非剥削劳动者，非宗教徒和反革命者，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红七军的《施政纲领》中也规定“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免之自由”等各项政治民主权利。实行民主集中制，有力地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权管理，有效地预防、制止了国民党旧政权中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增强了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信心和决心。
二、联系实际，结合左右江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状况开展廉政宣传
左右江地区是一个生产力低下、经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区域内聚居着壮、汉、瑶、苗、回等民族，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语言、风俗习惯又各不相同，但历史文化悠久，民风淳朴，人民群众反抗意识强烈却是共同的。邓小平注意到这一实际状况，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廉政建设宣传。
（一）结合知识文化教育开展廉政教育。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绝大多数工农群众缺乏知识文化教育，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任务、纪律等认识肤浅，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和执行能力较弱。为此，邓小平在根据地内创设了各级劳动学校和学习场馆，如劳动人民夜校、劳动人民文化讲习所、劳动人民通俗阅报室和图书室，在知识文化教育中融入党、红军、苏区党员干部的纪律要求与行动准则，注意使用军事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些直观、生动、典型事例进行廉政知识教育、政治理论教育、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同时，还编写了《工农兵小丛书》、《工农兵识字课本》等教材，各类劳动学校、工农夜校、识字班等都采用这种教材[3]，有力地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廉洁奉公的道德品质。
（二）创办革命刊物进行反腐倡廉宣传。为了给左右江“工农武装割据”大造舆论，邓小平等利用当地的印刷条件创办了《右江日报》、左江《工农兵》报、《红旗周报》、《红旗报》等刊物，开办社论、评论、专电、工农兵俱乐部等栏目，揭露国民党、资本家、豪绅地主的反动罪行，陈述中国共产党、左右江苏维埃政府、红军清正廉洁的良好风尚和为工农群众服务的宗旨，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报道地方消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和方针和好人好事。《右江日报》和《工农兵报》被称为革命的“螺号”[3] 。
（三）组织宣传队进入山区、农村、街道开展廉政动员。邓小平指出：“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使用两杆枪，除你手上的武器外，还要掌握宣传武器，要做到既是一个战斗员，又是一个宣传员。”[4] 左右江苏维埃政府组织了宣传演唱队，除了传统的报纸、演说、讨论等方式以外，还运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戏剧、曲艺、民族舞蹈等形式开展文化娱乐活动，阐解“红七军真是工农群众革命之先锋队”，组织工农群众唱革命歌曲，《红军纪律歌》在根据地被反复传唱。1929年底，韦拔群组织了一支由东兰武篆到奉议百育圩的青年歌队开展长途“歌会”活动，参加“歌会”的群众达万人[3]。这种廉政活动方式既配合了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工作，又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
三、建章立制，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廉政规范建设
加强制度建设，设置专门机构，实行严格纪律，是确保党政干部廉洁、奉公、守法的重要途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贪污腐化得到有效治理，军民上下一心，奉公守法，与邓小平重视根据地反腐倡廉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密不可分。
（一）将反对党员干部队伍豪绅化、官僚化作为廉政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邓小平注重从思想源头上解决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党员干部、军队的豪绅化和官僚化问题，提倡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革命道德品质。1929年12月颁布的《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组织职能》中明确提出“绝对禁止侵犯群众利益”、“肃清内部一切动摇腐化及剥削人的分子”的规定。在《关于建立苏维埃》的油印宣传品中也指出：“苏维埃是最革命的政府，绝对与反革命国民党政府、团局不同，所以要反对腐化，官僚化”[3]。1930年8月东兰县苏维埃政府印发的《目前宣传标语》中也强调要“肃清苏维埃委员豪绅化官僚化”问题。
（二）制定严格的组织纪律规定党员干部和军队行动准则。加强组织纪律建设，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是根据地党建中的头等任务。1929年12月红七军前委第二号通告——《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对党的组织纪律、民主化等十二个问题做了具体规定，《通告》要求严格执行以下三条纪律：“（一）下级机关必须服从上级机关的命令。（二）党的一切决定任何同志均须遵从，不能随便以个人意见而更动之。（三）同志怠工或表现不好，经警告后仍不该，即驱逐出党，有贪污、破壞党在群众中信义者，毫无疑义地开除出去，必要时可向群众宣布”[8]。同时，《通告》还提出“开办中坚同志训练班，在短期内施以基本理论之训练”，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和组织生活会，采取个别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式提高党员干部和红军执行纪律的自觉性。为使红军纪律进入军队的日常生活，根据地编写了《红军纪律歌》，简要概括了军队的纪律要求和廉洁规范，歌词六段二十四行，强调了纪律是红军的生命，红军不得损害工农一草一木、不得贪污归私所没收的豪绅地主财物，红军的一切行动要听指挥，无论战时、平时与行军都要爱护群众保卫工农，损害群众利益要严重处分[9]。歌谣通俗易懂，便于记忆和传唱。1931年2月，东兰县苏维埃政府在武篆召开各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会议，制定了惩处变节分子12条法令[3]。由于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并坚决地贯彻执行，有效地遏制了根据地贪污腐化现象的蔓延。
（三）成立裁判兼肃反委员会专门负责反贪惩腐工作。该委员会与中央苏区工农检察处的功能大致相同，由一些正直、肯干、革命性强的工农分子组成，负责根据地的贪污、腐败、肃反工作，该委员会在红军前委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正如《关于建立苏维埃》的油印宣传品所指出的那样，“要举出很革命的贫苦工农分子来当苏维埃委员，帮助大家办事。”[3]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治贪肃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教育和提高党员觉悟为目的。邓小平在平马整训中的《党员须知》教材中指出：“党的处罚不是惩办主义。无论何人决免不了一时错误，若无教训的精神，徒呆板的惩办，是堵革命同志的道路，是减少革命的力量……若是对革命绝望的人，当然要开除他。”邓小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前委“防止无目的的烧杀主义，一切工作向着群众”[10]。这是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廉政建设的经验总结，争取了革命力量，减少了冤假错案。事实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治贪肃反“只是整顿军纪”而已，一些改组派嫌疑分子仍然留在部队，红七军北上时才遣送离队，从而争取了一部分旧军官及绝大部分老兵。
四、除旧布新，以军队为重点加强廉洁自律教育
苏维埃政权是军政一体的革命政权，“右江的农民，差不多都当过赤卫军，军队和农民是结合一致，血肉相连的”[11]。因而，苏维埃政权廉政建设很大一部分就是军队廉洁自律教育和农民革命精神教育。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廉政建设，重点是在军队中加强政治工作，开展廉洁自律教育，维护军纪党纪。
（一）整顿、改造旧军队，并使其革命化。邓小平在南宁开展兵运工作时，及时整顿、改造了俞、李的警备第四大队，加强部队的风纪教育，开展民主运动，建立士兵委员会，发动士兵与旧军官中的军阀作风和贪污腐化行为做斗争；对那些屡教不改的旧军官予以撤换、“调训”和“礼送出境”，惩办了一向为士兵所深恶痛绝的第三营长梁祝南。为了扫除百色起义的障碍，对一些顽固不化的反动军队和土匪采取坚决消灭的政策，如消灭了第三大队，枪毙其队长熊镐。同时，逐步增加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选派一些优秀学员担任营、连、排领导干部。通过系列整顿和改造工作，肃清了军队中的官僚主义、军阀主义作风，清除兵痞流氓，把旧军队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为百色起义奠定了基础。
（二）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国民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组织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重要性。为此，邓小平在整顿和改造旧军队的同时，加强了由农民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新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邓小平在红军中成立了政治委员会，作为部队最高政治指导机关，各营设立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会每天给士兵上政治课1－2小时，讲阶级关系，讲政治形势，讲民主生活，讲官兵平等和群众观点，通过个别谈话、上课学习、早晚点名等活动启发士兵政治觉悟、阶级意识，在部队中形成优良作风，解决红军战士为谁打仗这一根本问题，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只有牺牲，没有叛变，“前后发展的同志（党员）虽不少，但每次作战死伤的大半是同志。”[12]正是有了这样一支不怕牺牲、勇于奉献、作风严谨的红军队伍保卫着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使其成为当时全国为数不多、令人瞩目的根据地之一。
五、激浊扬清，发挥工农群众反腐倡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快乐事业，莫如革命”，这是韦拔群的豪言壮语，也是左右江革命群众的信仰和追求。为保证革命顺利进行，发扬民主，发动群众，激浊扬清，治理腐败，清除反革命分子势在必然。左右江根据地的反腐倡廉工作在各族群众的支持、监督下顺利开展起来。
（一）加强苏维埃政府民主政治建设， 增强各族群众反贪治腐的决心。发扬苏维埃民主，是调动各族群众参加廉政建设自觉性的重要方式和主要途径。左右江各级苏维埃政府是各族群众自己的政府，他们共同参加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扩大红军和组织地方赤卫军、反对贪污腐败与整肃反革命等活动。邓小平按照中共中央要求“站在整个阶级观点上，注意他们的痛苦，宣传汉瑶平等待遇”[13]的指示，坚持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一律平等。红七军在其《施政纲领》中提出反对侵犯少数民族利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规定，形成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局面，“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2]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得到有效地贯彻和落实。各族群众参加苏维埃政府建设、管理、监督工作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促进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廉政建设的深入发展。
（二）密切联系群众，在斗争中创造廉政建设新局面。这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廉政建设的政治优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干部，除雷经天、徐逖、张震球、欧定贵等人是外地人以外，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尽管他们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不高，但阶级立场分明、反抗意识强烈、与群众联系密切、富于革命精神，红七军就是根植于右江各族人民之中的革命武装。1929年9月10－14日召开的中共广西省“一大”指出，要“加紧发动与领导群众日常的斗争，从斗争中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与深入党的政治宣传”[3]。右江苏维埃政权的《实施政纲》和《告民众书》也指出，苏维埃政权是革命群众自谋解放与镇压一切反革命势力的政治组织，是革命群众保障自己与对付反动派的有力武器。左右江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以后，废除了旧政府所有恶规例、恶制度，取消了苛捐杂税，处理了反革命的财产，保卫地方治安，发展农村教育，保护交通及商人贸易，并创造红军，扩大民众组织，训练人民的意识，以增加革命的力量[3]。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主要任务还是军事斗争，“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武装行动”[10]。因而，苏维埃政府党员干部一面参加军事斗争，一面开展政权建设，群众也配合苏区政府一方面开展军事活动，一面参与政府管理，监督苏维埃方针、政策的贯彻和实施。党员干部在斗争环境中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减少了党员干部以权谋私的机会和可能性。
（三）激浊扬清，清除革命队伍中的堕落分子。惩处贪污腐败分子、肃清反革命分子是廉政建设的重要工作，这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尤为必要和迫切。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当中，对贪污腐败、反革命分子绝不姑息养奸，如开除了有貪污行为的左江特委书记兼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王逸和挪用公款的红八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史书元的党籍，处决了果德县果化区侵吞红七军军粮、军饷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粮食委员两兄弟[3]；枪毙了离队抢群众东西的恩隆赤卫队战士谭某和贪污红军缴获滇军战利品的赤卫军战士黄某某、黄某[14] 。与之相反，根据地涌现出许多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优秀党员干部，如不留红军一分钱军饷的奉议县苏维埃主席、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黄治峰，带头焚烧了自家田地契约、说服家人将田地交给共耕社的思林县苏维埃主席阮殿煊[3]；从具有爱国民主主义思想的旧的军事将领成长为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战士李明瑞[10]；不计私利、服从大局、分地散金与贫苦群众、勇于自我牺牲的韦拔群等。左右江根据地中贪污腐败分子极为少见，左右江根据地的治贪肃反工作“从来没有大批的滥捕滥杀现象”[11]。这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廉政建设，是当时包括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内还没有很好解决的重要问题。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开展的廉政建设对此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由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时间短，军事活动频繁，许多廉政建设方针、政策还来不及贯彻就被迫停顿或终止，而邓小平的廉政建设思想此时尚处于零碎、分散阶段，没有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观点，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廉政建设经验充分表明，如果没有严格按照马列主义组织起来的政党，没有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政权管理工作，没有与贪污腐败做坚决斗争，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可能有克己奉公、服务群众的干部队伍，就不可能有廉洁奉公、勤于政事的政府，也就不可能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因此，我们丝毫不能低估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廉政建设思想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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