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宣教、大众教育与社会公益
刘思羽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不断升级的武力侵略，发扬民族精神，强化民族认同，成为全社会的舆论主题和时代强音。而随着商业电影浪潮的盛极而衰和左翼电影的兴起，30年代的中国电影发生了整体性的巨变，它逐渐扭转了此前游离于社会进步思潮之外的倾向，第一次与“五四”以来新文化发展的主流汇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电影院作为当时中国社会新兴的公共娱乐空间，也不再是游离于国家机器之外的单纯的观影场所，而日益成为一个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特殊场所”。这个场所容纳的社会生活内容日益丰富，承载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也不断强化一—在当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事件中，影院作为重要的参与者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是政府进行政治宣教的重要平台，也是推行社会教育的一方试验田。而在灾祸频仍的年代，影院更承担起社会救助的重任，是辅助社会公益事业的有效工具之一。影院社会职能不断拓展和丰富，“非娱乐性”凸显。但在30年代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影院在彰显其社会责任和公益职能的同时，亦因难以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和价值诉求，而面临着发展的阻力和困境。
一、“献机祝寿”：电影院与政治宣教
有学者曾指出：“民族认同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文化来源，国家不能只靠暴力和行政权力，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作为社会化网络，更依赖以法律、道德、伦理和信仰所构成的文化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认同意味着对国家的认同。”[1]30年代后，由于反帝爱国运动的不断高涨，同时也出于党国建设的需要，加强对影院的行政干预，凸显其政治宣教功能，成为国民党发展电影事业的首要目标。这一点，可以说渗透在这一时期影院经营和管理的方方面面——1930年11月3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实行《电影检查法》，加强电影的审查力度，强化意识形态威权；1934年5月20日，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成立。次年4月，电影登记制度开始正式施行，要求“中外各电影制片公司及各电影院一律须向电检委办理登记手续，凡已经成立之各影片公司及各地电影院均限于S月31日以前登记，嗣后凡有新设之影片公司及电影院均应即日前来电检委登记注册”。[2]1936年，西南各省电影院受命“于开映电影前，须放映孙中山总理遗像，并由拍拉通播唱党歌国歌以励民气”。此时，观众要起立，向遗像敬礼和唱国歌。违者将被罚款甚至绳之以法[3]；而1936年以“拥戴领袖”“充实国防”为由发起的“献机祝寿”运动，作为当时影院界广泛参与的重要事件，折射出社会政治权力对影院空间的渗透和控制，在当时的电影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抗日战争时期，因我国空军的飞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比不上日本空军，因而战争的制空权—直掌握在日军手中。“九.—八事变后，随着日军步步紧逼，有识之士强烈意识到空军建设的重要性。全国各地纷纷创建民间航空组织，并发起捐款献机活动。南京政府于1933年5月组织“全国航空建设协会”，侧重于“党政军警及各机关公务员飞机捐之征收”，以“集合全国官方力量，努力于航空建设”。[4]抗战前两年，空军停止了新机补充，其日常训练的飞机多已陈旧，处于超龄服役的状态。于是，1936年初，国民政府决定向美国订购100架“霍克-3型”驱逐机，以更新空军的作战飞机。而如何解决购买这批飞机所需的巨额经费，是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
1936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而这一年又恰逢蒋介石的50岁寿辰。中国航空协会于是倡议：号召全国各界捐献资金为空军购买飞机，并以此作为给蒋委员长的寿礼。6月10日，“蒋公寿辰献机纪念委员会”昭告国人：“除献机外，无须致送礼物及开会庆祝，以彰谦德。”在此背景下，全国各省各地的报纸、电台加紧了宣传鼓动的力度。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重庆、成都等大城市中，临时搭起的“献金台”随处可见，电影界也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当中。翻开1936年6月前后的国内各大报纸，关于“献机祝寿”的各种演出消息比比皆是，30年代红级一时的电影明星如黎明晖、袁美云、胡萍、舒绣文等人的名字都以粗体字赫然登在“献机祝寿”演出的广告栏里。①据1936年6月15日《申报》的一则消息称：……兹闻黄金荣氏，会同办处总干事李大超，于昨日午假黄家花园，宴请本市电影界，商讨电影界方面扩大购机祝寿运动，到张石川、欧阳予倩、邵顿人、吴帮藩、李一鹤（江青，笔者注）等二十余人。之后，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亲自召集上海各大影片公司老板，要求他们定期组织“献机祝寿游艺会”。[5]1936年5卷第46期《电声》杂志对于这一事件有详细的记载：
今年为蒋委员长五十大庆，各界发起献机祝寿，表示敬意。电影界方面，会举行游艺大会，募集捐款，成绩尚佳。关于娱乐场所，如各大戏院，电影院，游艺场所及跳舞场所等，先后定期一天举行，十月三十一日，为委员长寿辰之期，购机纪念委员会为扩大宣传，并表示敬意起见，制定委员长肖像，及购机祝寿标语。又中央摄影场祝寿影片，派员携沪，分请各电影院开映，全市电影院，均依照放映。
而既然是募捐活动，电影票价自然不菲。1936年9月27日上海“金城大戏院”举办献机祝寿的募捐游艺会，当时的票价分10元、5元、3元、2元、1元半数档。而从30年代上海不同阶层人员的收入情况来看，当时一般商店职员月薪仅10-40元，一般工厂工人月薪20-30元，警員最低的不过10元。[6]
关于国民党为蒋介石谋划的“献机祝寿”活动，或还有一个重要背景。1936年4月19日柏林，德国总理希特勒47岁寿辰盛典，德国退伍军人联合会将以飞机一队奉献，以留纪念。据首倡这一行动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在《航空杂志》上撰文：“为蒋委员长五十寿辰募款献机有两种深刻重大的意义：一是在充实国防，二是在拥戴领袖。”[7]而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内局势危在旦夕、国内阶段矛盾激化。在此背景下，这场经过精心谋划，最后决定以发动各方捐款献飞机的寿诞庆典，美其名日“充实国防”，实际上也是蒋介石以稳固和抬高自己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因此国人慷慨解囊捐款献机用于抗战，对当时的空防建设确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因其“法西斯”意味而引来了社会多方的争议和责难。例如，广东在“献机祝寿”的活动过程中，就有“二三大县县长罔识大体自恃其力雄势足，对于筹款进行置诸不闻不问”。[8]在上海，并非所有的影院都对此政府当局的这次募捐表示支持，如南京、国泰、大光明等电影院“虽经该委员会迭次派员劝导，亦表示拒绝……中央亦派专员来沪查办，决定制裁，并予警告云”[9]。
二、推行儿童电影：电影院与大众教育
20世纪30年代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为强化其自身的政治统治，国民政府逐渐认识到了教育重要性，并提出“现在救国语复兴民族的途径，惟有第一注重教育”。②l931年，教育部在关于全国社会教育设施概况的报告中确定了社会教育的范围，将“偏于情及德”的社会教育事业，如公园、剧场及电影场、美术馆、贫儿教养院、养老院、孤儿及私生儿教养院、感化讲演等，作为了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30年代初，时任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的方治发表《中央电影事业概况》—文。在谈到电影事业发展现状时，他说：“迄最近期间，国内电影事业之推展，已由萌芽时期进而至于实际建设之时期，电影不仅为娱乐，实为辅助教育之良好工具，倘运用得当，发扬国家文化，启迪民族意识，关系甚巨。”[10]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政府对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已有很深刻的认识了。而当时一些影人在给电影公司的提案中也曾提及“请中央通令各县县党部于各县至少须设立民众电影院一所，尽量放映国产影片，以灌输国民智识，陶冶国民德性，扶助社会之发展”[11]这样的建议。
儿童教育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许多人提出复兴民族首在重视儿童教育的观点。因此这一时期，从政府到民间，成立了许多倡导和从事儿童社会教育的组织。同时，为增强对儿童的重视程度，在国家行政院的批准下，还于1932年专门设立了儿童自己的节日一—儿童节，并将1934年4月21日至1935年7月31日被定为民国首个“儿童年”，举办了若干重要的儿童活动。而看电影对于儿童而言无疑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活动之一。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电影院，因市场不景气，加之竞争激烈，大多选择情节刺激、画面香艳的影片以招徕观众，适合儿童观看的电影并不多见。在广大内陆地区的许多影院，“所映名片，多为腐烂不堪之古董，与荒诞怪离之武侠，对辅助教育宣扬文化，全无意义”。[12]1935年1月1日，长沙远东电影院在《大公报》刊出电影《万兽之王》的广告，用了“人狮肉搏”“狮虎恶斗”“虎吃美人”等宣传词；同年5月7日，长沙青年会电影院在《大公报》介绍电影《木偶寄情》时，则以“歌舞香艳绝伦”作为噱头吸引观众眼球。这些影片从其广告词就可看出内容是多么“伤风败俗”了，但它们对于大众的吸引力却是非凡的，来观影的人络绎不绝，以至于“长沙各电影院，每多男女杂坐，黑暗之中，一般青年男女，因一时性欲冲动，扪私接吻，时有所闻，匪特有关风化，抑且有碍治安，影响社会。实非浅鲜，若不从严查禁，不足以儆奸邪云”。[13]于是，在1935年5月10日，湖南《大公报》刊登了中央的禁令，称6岁以下小孩，禁止进入任何电影院。可见这一时期的电影放映虽未实行分级制度，但政府当局也开始关注到了这类影片对于儿童的不良影响。
鉴于此，全国儿童年实施委员会于1935年12月提出推行儿童电影的建议，在讨论会上，决定组织上海市儿童电影推行委员会负责办理，并期望确立儿童电影日。此决议在会上一致通過。1936年1月，儿童电影推行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通过了委员会组织规程，并决定每星期日放映一次儿童电影，第一次放映时间为1月26日，分东南西北中五区举行。宣传组编印影片介绍小册进行分发，内附各种常识，在放映电影的同时也给儿童以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为使儿童电影顺利推行，教育局还责令各学校呼吁学生观看儿童电影，并在市电台播放电影的宣传广告。在此背景下，各地影院的儿童电影放映活动竟相展开。1935年，素以“选片尚佳”著称、享有俄片第—放映权的天津光明大戏院，“开映米老鼠五彩炭画大会，减费招待儿童及其家长。并随票附送教育玩具。以灌输儿童智识”。[14]1936年，时任上海市长的吴铁成曾提议各电影制片公司于本年度起“每年至少摄儿童影片二部”，并代表市政府就经费补贴、设立儿童电影院等作出承诺。[15]
不可否认，30年代以来的儿童教育活动在政府和民间的双重推动下，儿童社会教育的内容与方式都呈现出新的面貌，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儿童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特别是儿童电影的推行，极大地丰富了儿童的精神生活，在娱乐的同时也起到了教育和启蒙的作用。但由于这一时期的儿童教育是在“三民主义”教育的宗旨之下进行的，带有强烈的党化教育色彩，而电影经营毕竟属于商业性行为，以追求市场利润为最大目的。一些影院为了招徕观众，关注的多是儿童电影带来的商业利益而非社会价值，而将其作为一个特色或卖点大加“炒作”，政府所寄望其达到的社会教育的作用可以说收效甚微。比如1935年夏，在广州的电影院，由于天气炎热，观影人数骤减。而广州的电影院中除金声一家以外，皆无冷气。有影院管理者看到此时来影院观影的多以学生群体为主，“于是多方结识学校管理员由管理员取得学生名单及地址寄送优待券数张”。更有添设“学生日”“妇女日”“大众同乐日”者，一逼此日，该项人员便有享受半价优惠的特权。此举一可免去影院在新闻广告之巨大费用，二又可收营业上之实效。[16]1936年，南昌明星大戏院为增加观众兴趣起见，每逢星期_上午九时起举行“市民电影周”，简称“市民周”，选映“有关市民个人智识之影片”。星期日则为“儿童幸福周”，简称“儿童周”，选映“儿童教育影片”。票价皆为两百文。然而，“儿童周”名义上是专为儿童举办，成人却占到八九成，所映影片也无所谓“有关市民个人智识”或“儿童教育”者，甚至十年前之古装片，亦美其名为“适合市民儿童”参与放映。而南昌的观众因票价低廉，竞相前往，一时间颇为火爆。[17]
三、“提成助赈”：电影院与社会公益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进入空间的人们在其中进行的交流、互动过程。一般来说，公共空间的利用具有公益性、共享性等特点。对于上个世纪初的国人而言，电影院这一新兴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不仅仅是电影机制运作和电影传播的重要载体，且在彰显自由、平等，想象力的解放，以及促进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等方面都曾发挥过巨大作用。而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其公益性、共享性等特征不仅仅停留在休闲娱乐层面，而往往有着较为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例如在这一阶段，影院除了在放映电影之外，还充当了战时临时避难场所一一“1936年，南京举行防空大演习，南京各机关都停止办公，娱乐场所，也临时停止办公。在防空时间内，电影院与剧场的门外都贴着一张“临时避难所”的招牌，等到警报一传，在路上走的人，统统逃入附近的影院中避难。”[18]
30年代，中国社会不仅经历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且自然灾害频发。这一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处于从传统“统治者”向现代“服务者”转型的过程之中，其在社会救灾方面也确有一些努力，但由于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官赈”有名无实。填补政府的低效和不足的，是民间的一些慈善团体。这一时期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慈善救助团体甚多，如同乡会、书画会、青年会、红十字会等等，还有临时为赈灾而组织的义赈会、慈善团、联合会等，赈灾事实上已成为民间慈善团体的经常性活动。而电影院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社会公共机构，自然也成为政府和各赈灾机构辅助其慈善救助的重要工具之一。
1935年，上海地區发生水灾，上海筹集各省水灾义赈会，一日起就全市电影场征收救灾捐，每日每场每人加征救灾捐一角，一月为期。上海电影院共有四十家左右加入了这场募捐活动。[19]1936年，南京各界举办冬赈①[20]联合会，首都电影院应冬赈联合会之请，自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共一星期，捐数分百分之三，即每百元中提出三元作为赈灾捐。[21]1939年，北京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其灾害程度有人称其为五十一年一见，也有人称其为“八十年来所仅见”。据《大公报》载：“最近北方各地，淫雨成灾，自本月初，水势即渐上涨，而二旬以来，各方报告，情势愈趋严重，其灾区之广，灾情之重，殆为数十年所仅见……通县且全部被俺，自北平南郊至保定，茫茫无边际。津西各村全俺，杨村以西，永定河、北运河、龙凤河已经连成一片汪洋……”[22]此次水患波及整个华北地区，灾情发生后，重庆国民政府先后拨款万元赈济各地灾情，其中分给河北的赈款为20万元。10月16日成立华北水灾急赈委员会，专司其事，并发行华北水灾救济公债300万元。但由于当时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下，国民政府可谓鞭长莫及。因此包括电影院在内的社会力量捐款就成为这一时期捐款的重要来源。
1939年9月18日，日伪政府秘书处函请内外城各区署号召各界为救济近畿十五县水灾进行捐募，并在市内各影院轮流举行电影赈灾会：
四日特选中日名片，以飨观众，中国影片为《母亲的秘密》，系上海明
星公司最新出品，到京放映尚属第一次，该片系张石川导演，孙敏，袁绍梅，
龚稼农，谢俊，陆露明，谭志远，姚萍等男女明显所合演，剧情离奇曲折，出人意外，真不可多观之影片。票价每张五角，在电影赈灾会期间欢迎各界购用，既饱眼福，复成善举，诚一举而两善备焉。[23]
赈灾大会举行后，现场观众情绪极为激烈。当银幕上映出“织文怀孕，伯陶坠楼而死”的一幕镜头时，观众均发出叹气之声，并引发了他们对受灾群众的怜悯和同情，认为其“均有尽力捐金救灾之义务也”。2419月17日，北京市米市大街芮克电影院，倾为热心赈济水灾难民，决定将今（十七）日早场电影票款所得全部交付北京市新闻协会，充作赈款，各方闻讯，对之颇表满意云。[25]据统计，仅9月一个月，北京地区共捐款八万三干元。其中包括电影院在内的各娱乐场所附加捐全月半数洋六干零二十三元八角六分。[26]
在当时中国的许多地方，电影已是一个较大的市场，因此，通过一个治理有序的行业以获得更多更稳定的捐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在战后非常时期尤其如此。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由影院承担的各种公益性的救助活动，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对于影院自身发展造成的阻力却是始终存在的。30年代，中国的城市娱乐业历经战争摧残和世界经济危机的重击。尽管在一些沿海开放城市，如上海、广州的影院业发展曾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但在辉煌的表象背后，却也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困境。日军侵华战争给中国电影业带来巨大损失。“一.二八战火的破坏，直接摧毁了上海虹口等多家电影院和摄影场，30多家电影公司停止营业。上海当时39家电影院中有16家被炮火摧毁，不能复业。再加上随之而来的世界性经济萧条，使中国影院业陷入低潮。1934年，广州影院市场传来全部停业的消息，其主要缘由在于影院市场经营不景气：一方面营业收入寥寥，影院负担甚重，入不敷出。仅就捐税—项而言，已负担有五种之多：一为饷，其征收办法：系分特等、甲等、乙等、丙等四种。映头次影片之影院为特等院，每月须缴戏饷九百余元，映二次片之影院为甲等院，每月须缴四百余元，其最下之影院每月至少亦缴百余元。二为娱乐捐，其征收办法系由影业工会收包缴者，年饷为二十万元，由各院依照等级匀分摊缴。三为娱乐印花，每院戏票，值一元以上者，贴用娱乐印花两分。一元以下者，则贴用一分。四为广告捐，每院每月约征缴百余元。五为营业税，为干分之一，但=十三年以前未经申报者，则须追缴。平均每院须补缴万余之营业税。各影院每月既有五项捐税之负担，加以房屋等开支，平均每院每月开支须至万金以上，至少亦须数干金。[27]1938年，上海大光明、国泰、南京、大上海等四大电影院，因电力加价，煤又涨价，故支出增加。为减少开支起见，不得不设法增加收入，以资抵债。[28]可以看出，开支如此浩大，以至于当时很多影院已经难以为继，而各种经常性的公益性救灾捐款，对于这一时期挣扎在生死存亡一线的影院业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结语
电影院作为影院媒介机制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属性是多方面的一一从政治的角度看，电影院是国家意志与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和传播阵地；从经济的角度看，电影院是资本流动、运作的重要平台；从文化的角度看，电影院是观众观影活动中感情、趣味、心态得以充分展现的场所。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博弈一一既对立又彼此渗透，相互制衡，可以说贯穿于中国影院发展的始终。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电影院在凸显其现代媒介感知特性的同时，亦以其独具特色的多重身份，呈现出强烈的时代参与感和社会责任感，进而成为那个年代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精神的一个制高点和风向标。但由于国民党日益强化的“威权”统治，以及战争环境下全面恶化的经济形势，使得影院发展缺乏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良好的经济环境。因此，影院在彰显社会责任和公益职能的同时，亦因其难以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和价值诉求，面临着发展的重重阻力和困境。例如，1936年由国民政府推行的、电影界广泛参与的“献机祝寿”募捐活动，得力于官方主导，自然也要顺从党国意志。实际上它已成为国民党当局以意识形态辅助“威权”，以控制、改造社会之策略的一部分，其“法西斯”意味引来了社会多方的争议和责难，电影院自然也不例外；而国民政府在国民经济面临瘫痪，军费密增的背景下，以期藉电影“灌输国民智识，陶冶国民德性”，但肩负如此历史重任的电影在普通观众的心目中可能仅仅只是一种“声色之娱”，其推行的一系列儿童电影教育活动对影院经营者也不过是一种推广营销的手段而已。诚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自上而下的官方立场用‘娱乐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确定了电影的政教功能，反之的民间立场则用‘娱乐的非政治化心态颠覆了这层加诸于已的厚重宝顶。因为对于观众来讲，电影文化就是性与暴力。”[29]
①冬赈，也称冬令救济，时间从当年11月到第二年的3月。冬赈的参加者非常广泛，一般由市政府社会局、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南京支团部、首都卫戍司令部、警察厅、宪兵司令部、市参议会、商会、钱业公会、慈善团体、新闻组织及其他有关单位的代表，组成本年度“首都各界冬赈联合会”，负责办理贫户调查、经费筹募及救济款物的查放、监核等事宜。冬賑对于贫民是最直接有效的赈济方式，也是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市比较常规的和较大范围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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