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时代》到《大鱼海棠》
逯艳
杨守建和李延伟曾在《青年意见领袖：—项文献综述》（《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9月）中较为系统地解读了东西方文化语境下“青年意见领袖”这一语汇的不同，文章指出：“西方学者较为微观的分析视野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种更为细致深入地了解青年意见领袖特征的思路，中国学者宏观的研究思路也使西方研究者从国家与社会稳定等层面重新审视青年意见领袖的社会意义。”[1]文章最终提出了未来“青年意见领袖”的研究展望，即“只有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够更为有效地促进青年意见领袖研究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均衡发展，最终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立体的青年意见领袖印象”[2]。而这将在宏观层面有效指引“中国”的“青年意见领袖”的研究走向。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自媒体2.o时代”的跟进，青年意见领袖成为一个网络热点，对其进行学理性分析和归纳，以求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在宏观研究的基础上切实落到这一群体上，对其存在环境、自身特点、出现类型、文化影响力等进行解读，将为中国文化语境下青年意见领袖的研究提供有益参考和良性启示。
一、从《小时代》看传统媒体下的青年意见领袖
《小时代》作为郭敬明的长篇小说，于2008年1月在其主编的杂志《最小说》上连载，于2008年10月结集出版了第一部《小时代1.0时代之折纸时代》。紧接着，在2009年12月推出了《小时代2.0时代之青木时代》，而《小时代3.O时代之刺金时代》于2011年12月在全国出版并发行。电影《小时代》系列是郭敬明小说《小时代》系列的影视化呈现，电影自2013年上映以后，在网络上掀起了“两极化”的评论风暴：一种声音指向郭敬明电影《小时代》中充斥了大量拜金主义的资本主义气息，会误导对年轻人盲目消费，甚至造成中国青少年跨进“金钱至上”的价值观误区；另一种声音则站在褒扬的立场，对郭敬明自创自编自导的行为拍手称道。《小时代》也因此引发了影评界和文艺界的“小时代”现象讨论。随着“小时代现象”而来的，是于2014年7月上映的《小时代》电视剧，导演瞿友宁将郭敬明的《小时代》改编成40集电视剧。
不管“小时代”现象有多少爭议，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足以证明中国影视业“青年意见领袖”的社会导向作用。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信息共享能力日益强大，加之21世纪社会转型介质受众力量提升，公民意识随之强化。由此，在自媒体初期，青年意见领袖往往以政界精英、文体明星、商界人才、传媒新秀以及青年作家等形式出现，具有专业性、界域化和精英化等特点。郭敬明作为中国“80后”青春作家，与韩寒、张悦然等同时代作家被载人中国当代文学史，所以郭敬明本人就是典型的“青年意见领袖”。而郭敬明之所以能制造出“小时代现象”，与他作为多领域的青年意见领袖有关。
随着市场经济文化的强势介入，中国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受到资本运营的商业化冲击，郭敬明作为成功将纸媒作品搬上荧幕的青年作家，本身就具有典型性：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将自己创作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像大热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左耳》《青春派》等青春题材的电影，文字作品作者和影视剧导演是分离的，而这种分离就容易导致原作精义在电影改编过程中的流失甚至曲解，比如韩寒的小说《一座城池》被孙渤涵执导后上映，票房惨淡不得不提前下线，这才有了2013年韩寒亲自执导的《后会无期》；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转型成为导演的作家都能保证改变后的电影有稳定的票房收益，而郭敬明不仅执导了《小时代1》，还再接再厉将小说《小时代》三部曲改编成了电影《小时代》四部曲，并且每部电影上映时票房火爆，仅《小时代1》的票房就高达4.85亿元，而四部曲一共赚得17亿票房收入。
然而，郭敬明兼具青年作家和新晋电影导演，他作为中国文化界的青年意见领袖，本身就具有社会导向作用和精神示范义务。电影《小时代》四部曲自上映以来，的确获得过一些奖项，比如2013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电影频道传媒大奖”，在同年的中美电影节上获得“金天使奖”。但是，电影《小时代》四部曲的评分却没有一部超过5.O分，甚至连续获得多次“金扫把奖”。①在微博上，《小时代》遭到知名影评人周黎明、专栏作家和菜头、编剧鹦鹉史航等痛批，然而这又引发郭敬明及《小时代》的粉丝反攻，由此掀起骂战。这足以说明，青年意见领袖对青年群体既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也存在对青年三观误导的负面隐患。应对青年意见领袖产生的双重影响，需要政府、高校、家庭三者合力，识别并培养正面示范的青年意见领袖，规范并引导其负面导向，实现其自主管理，良性发展。
二、从《大鱼海棠》看自媒体时代下的青年意见领袖
如果说《小时代》和“小时代现象”体现了21世纪传统媒体语境下青年意见领袖的“精英化”“区域化”“专业化”特点，那么《大鱼海棠》《大护法》《大圣归来》《魁拔》等影片却代表了自媒体时代青年意见领袖的鲜明特点。自媒体的英文写法是“We Media”，即“我们的媒体”，这就大致廓清了自媒体的特点：有特定的指向、快捷高效、平民化。这三个特点与当代青年群体易于张扬个性并寻找自我价值认同、追求时间成本投入与产出比值、对自由平等的价值吁求等心理特点具有交叉性，所以在这种境遇下青年意见领袖具有快速聚合青年力量、引导青年树立积极文化观和价值观的正能力。
《大鱼海棠》讲述的是掌管海棠花生长的少女椿为报恩而努力复活人类男孩“鲲”的灵魂，在本是天神的湫帮助下与彼此纠缠的命运斗争的故事。影片于2016年7月8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影片是彼岸天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彩条屋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奇幻动画电影，由梁旋、张春执导，梁旋编剧，电影上映后获得5.65亿元票房。
与《大护法》《大圣归来》《魁拔》等优秀的国产动画片一样，《大鱼海棠》也是一部众筹电影，足见在商业资本在影视投资过程中以债权、股权、消费权等多样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而资本运作真是自媒体的时代特征。《大鱼海棠》之所以能顺利筹到资本进行拍摄并上映，与影片执编者、影片内容以及受众文化认同心理都存在必然联系。
首先，担任执导的粱旋和张春，都曾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但一个因为荒废学业选择肄业，另一个只是清华美院装潢系的学生，所以相比于少年得志、享誉文坛的郭敬明，他们的起点很低，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青年意见领袖”。也就是说，和郭敬明拍《小时代》相比，梁旋和张春拍摄《大鱼海棠》前并没有文坛或者传媒行业的知名度，更符合自媒体时代青年意见领袖的“平民化”。青年意见领袖之所以“平民化”，是自媒体的交互性使这种境遇下的青年意见领袖不同于传统媒体下界域明确，即青年意见领袖在各领域发挥作用的身份出现交叉和叠加。因为自媒体的便捷性和开放性，使人人都能成为发声源并获得关注，从而使青年意见领袖的专业化、精英化变得泛化、平民化。
其次，《大鱼海棠》在影片内容上更贴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距离《大鱼海棠》不久前上映的《大圣归来》，本身占有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中经典人物孙悟空的角色优势，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以及这个角色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和精彩故事，都更容易使《大圣归来》在票房号召力上占有文化认同优势。但是，也正是受众对孙晤空的故事太过熟稔，一系列和西游有关的电影不胜枚举，从《大话西游》到《情癫大圣》，从《万万没想到》到《三打白骨精》，所以《大圣歸来》作为国产动画片，除了技术层面能精进之外，在故事内容上很难自我创作太多，而这正是《大鱼海棠》的优势。
正是《大鱼海棠》没有同样故事框架或者故事案例作为参照，所以粱旋和张春在创作过程中就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想象力的深加工，不仅是人物名字，还是像“楔子”一样的《逍遥游》片段节选，以及影片中南靖土楼、红灯笼、仙鹤等景物设置，都具有浓重的中国元素气息。难得的是，除了外显的中国符号，《大鱼海棠》在精神线索上注重将儒家的“阴阳论”、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轮回说”等文化结合在一起，使受众在观影时获得饱满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亲近感。
结语
从筚路蓝缕、物质匮乏、资金短板，到坚持不懈、齐心协力、众筹上映，《大鱼海棠》的成功已经不是《小时代》时期商业资本运作的单一经营模式，凝聚了执导者、资金源、受众群等多方面的合力。而这种合力也反映出，自媒体促使传统媒体环境下青年意见领袖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由此导致青年意见领袖在自媒体境遇下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定位、对大众的影响方式和号召力量等都与在传统媒体环境下不同，使得青年意见领袖在媒体进程中开始转型并逐渐形成自我发展的新机制。
借助拉斯韦尔的“SW”模式，进入自媒体时代以后，为青年意见领袖提供的发声平台更多样、更便捷，这就导致青年意见领袖在自媒体境遇下的发声方式和身份构成随之变化。自媒体为以梁旋和张春为代表的青年意见领袖，提供了更多元的信息传递端口，他们自主选择发声渠道、媒介平台和发挥空间，而这种青年意见领袖的嬗变，也预示着中国青年导演也将获得更开放和更有效聚合资源的平台和机会，中国电影行业将出现更为多元的影视阐释空间和展现方式。
①金扫帚奖，是由《青年电影手册》主办发起的华语电影史上首个为年度最差影片颁发的奖项。是由网友和独立影评人参与评选，从电影文本出发，以专业的立场，独立的身份，以电影批判影响电影创造，为鞭策中国电影而设立的奖项。
参考文献：
[1][2]杨守建，李延伟.青年意见领袖：一项文献综述[J].中国青年研究，2011： 57，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