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出路
易剑东 詹新寰 舒竞
摘 要：体育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国际经验，为中国体育学科摆脱目前困境提供了启示和借鉴。中国体育学科要获得提升，必须借鉴欧美体育学科管理和体育职业管理的经验；建立学术组织的巨大网络，建立多元化研究机构，创新体育教学体系，建设支撑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信息中心，优化书刊出版；确立学科的根本地位，树立学理的规范体系，发挥学术研究的引领作用。
关 键 词：体育学科；学科管理；研究机构；信息中心；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4）02-0001-11
在2011年国务院学科重新设定和调整的工作中，艺术学从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惟一新设的学科门类，而一直试图独立成为学科门类的体育学还在教育学门类中与教育学、心理学并列为一级学科。
艺术学升格有文艺领域社会影响力深广的原因，有艺术学领域体系相对庞大和各分支相对明晰的原因，自然也有艺术学研究具备较高程度的独立性和特色鲜明的原因。
艺术学学者周星[1]在为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感到欣喜时特别提及：“不言自明的是，千万不要简单的成为各自强化实践技巧功能而落到有门类却依然是被贬低的实用学科的层面。艺术学科门类建设其实还任重道远，作为最新的门类学科，学术理论上的严谨和学理建设将是获得成熟地位的根本保证。”这对希望提升学科地位的体育学无疑也是一种警示。
2012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学科评估结果[2]在高校产生了较大反响，排名比较靠前的院校纷纷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喜讯，体育院校也不例外。然而，从这些网站的信息看，多数高校关注的是排名和分数的差距，较少注意学科评估的指标体系，较少提及学科建设今后发展应该如何缩小差距等实质性问题。事实上，此次学科评估获得的社会评价也不低，这与其趋于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密切相关。此次历时一年的评估在指标体系上突出了以下特点：强调质量，淡化规模，力求在“比总量”和“比人均”之间找到“比质量”的平衡点；创新学生质量评价模式，引入用人单位对“学生毕业后质量跟踪评价”，新增学生派出留学、交流指标，首次引入全国博士学位论文抽检情况指标；创新学术论文评价模式，首次采用“定量与定性、质量与数量、国内与国外”相结合的“多维度学术论文评价”方法；改革科研成果评价模式，强调学科的社会服务能力，强调专利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分类设置指标体系，突出学科特色，强化分类指导，对体育学科设置“学生体育比赛获奖”等特色指标。
应当说，这些日趋完善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可以成为各院校体育学科建设的指南，成为不同体育学科发挥优势、提升实力的标准和依据。当下，体育学发展和建设的使命或许不在于争取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而在于如何筑牢学科根基、培育学术特色、继承学术传统、彰显学理价值等问题。
1 创新知识理论与服务社会
思路决定出路。体育学科发展的内在因素是知识理论创新和创造能力，外在因素是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只有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在证明、解释理论问题时体现独创性、领先性，在运用解决现实问题时体现出不可替代性和优越性，才能持续发展和壮大。
反映在一个国家的管理体系中，政府划定的行业和系统、院校设置的学科和专业、市场需求的职业和培训必须构成一个紧密的系统，才能顺畅地管好行业和产业、运作好事业和企业，才能发展学科、建设专业和课程，才能提高职业技能、促进就业和培训。这样就使得国民经济、院校的学科设置、市场的就业网络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体系。
当前中国体育学科的发展，必须紧扣体育发展的时代主题，把推动知识与理论创新作为神圣使命，同时把服务社会与专业建设作为基本使命。
毋庸讳言，当前我国体育学科总体上倾向于自我构建系统，学科建设主体仍未走出体育系统和体育圈子，这是理论创新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体育学院和大学体育院系的学科主攻方向看，从体育类专业办学目标和学生就业的取向看，仍未走出在体育行业和系统内部发展的惯性。反观欧美，多数院系的体育学科从其他相关学科寻求生长点、体育专业从相关行业结合处拓展职业领域。而政府的行业管理与市场的就业网络也基本顺应学校学科和专业的开放趋势。
有学者曾研究发达国家体育学科设置的特点：美国以“统计、归纳”模式为主，充分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为新兴、交叉学科发展预留空间，具有开放性和学科增删程序规范性等特点；英国高校学科设置在学科名称体现了贴近生活实际的特点，学科设置表现出对市场需求的过分依赖；俄罗斯以“计划、演绎”模式为主，统筹性强，但体系过于庞杂，需要简化；德国高校学科分类综合性强，体育学科与教育学科并列设置，体育学科的地位较高，发展较好。并据此认为“我国体育学科建设应选择更为灵活的学科设置模式，增设‘交叉学科，使学科体系更加开放；规范学科设置程序、学科名称兼顾国际化和本民族习惯；体育学科与教育学科并列设置成为学科门类等。”[3]
有学者认为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体育学科体系以人体知识为核心，从抽象到具体、从学科到专业、从理论到实践展开学科构建的思路，坚持统一的分类依据，对体育教育、健身休闲娱乐、健康科学、运动科学等领域共同关注[4]。
还有学者认为：美国体育学科发展的多样性导致了体育学科体系的松散架构。美国体育学科具有“以人为本、紧扣时代需求、注重学科队伍与学术组织建设”等经验，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学科发展松散混乱、社会公认度低、学科归属不明确”等突出问题，也值得中国借鉴[5]。
1）借鉴欧美体育学科管理的经验。
美国的全国学科和专业目录以The 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 （CIP，教学计划分类）来指导，相当于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该指南由美国教育部的教育统计中心研究发布，1980、1985、1990、2000年连续发布，目前最新版本是2010年发布的[6]。这一目录将全国绝大多数学科专业排列在16个学科大类中：农学、建筑学、文理学科基础（Arts and Sciences）、工商管理、传播、教育、工程学、健康科学、法学、图书馆学、军事与防护学、交叉学科、公园娱乐休闲健身学（Parks，Recreation，Leisure，and Fitness Studies）、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神学和宗教、职业和技术培训，这和我国的13个学科门类的功能大体一致。体育类学科专业主要在公园娱乐休闲健身学大类中，除大量间接相关的学科专业外，直接提及体育类的有：（31.0302）高尔夫课程运行与场地管理（Golf Course Operation and Grounds Management）、（31.05）健康和体育教育/健身（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Fitness）、（31.0501）健康和体育教育/健身总论（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Fitness，General）、（31.0504）运动和健身经营/管理（Sport and Fitness Administration/Management）、（31.0505）体育学和锻炼科学（Kinesiology and Exercise Science）、（31.0507）健身技师（Physical Fitness Technician）、（31.0508）体育研究（Sports Studies）和（31.0599）健康和体育教育/健身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Fitness。
体育相关学科专业在其他大类也有分布，在传播大类中有（09.0906）体育传播（Sports Communication），在教育学大类中有（13.1314）体育教育教学和教练（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Coaching），在健康科学大类中有（36.0108）运动和锻炼（Sports and Exercise）和（51.2308）理疗/理疗师（Physical Therapy/Therapist），在职业和技术培训大类中有（60.0546）矫正运动医学实习项目（Orthopedic Sports Medicine Residency Program）和（60.0577）运动医学实习项目（Sports Medicine Residency Program）。
可以看出，美国的16个学科大类中，体育学没有单列一个大类，而是主要附属于公园娱乐休闲健身学大类，部分归属于其他大类。
而从体育类专业学生就业的取向看，欧美出现了一大批我们感到陌生的体育类相关专业，这是与其体育学科发展的科学化取向、体育专业办学的社会化取向一致的。我国的体育院校和多数体育院系主办的是属于教育学门类的体育专业，与其他学科领域相关的专业总数虽然也不少，而且延伸到工学、经济学、理学、管理学、文学、艺术学、医学等领域，但办这类专业的院系有限，除武汉体育学院等少数院校外，我国体育学科专业的现状仍与体育高度相关，但与其他学科领域牵涉不多不深。
其实，几百个学科和专业按照同样模式运行，显然也是极不利于学科和专业发展的。美国体育相关学科专业领域的这种百花齐放的盛景值得深思。美国除大约900所院校设置体育相关专业外，只有一个规模有限，注重继续教育和远程教育性质的独立体育类院校United States Sports Academy（美国体育学院），自称为Americas Sports University，是受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美国运动员伤病治疗和教练员指导不利促动而成立的，学院设立本科专业the Bachelor of Sports Science （BSS），硕士专业Master of Sports Science （MSS）和博士专业Doctor of Education in Sports Management （EdD） degrees[7]。
2）吸取欧美体育职业管理的经验。
国家体育总局2010年发布的全国体育产业调查数据表明，2006、2007、2008年，中国体育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分别为256.3、283.74、317.09万人，而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2002—2012年劳动力雇佣展望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在2002年美国在1.085 13亿服务业就业人口中，休闲与酒店服务产业的从业人数已达到1 196.9万人，在服务业中排名第4位，预计2012年服务业就业人口1.293 44亿，休闲与酒店服务业就业人数将达到1 410.4万人，在服务业中排名第5位[8]。
中国目前的体育类职业比较单调，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的只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救生员、体育场地工、体育经纪人4种，其中社会体育指导员按项目划分为47个工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与体育直接相关的职业包括体育研究人员、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其他体育工作人员、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场地工、体育经纪人等，此外康乐服务员、保健按摩师、其他健身和娱乐场所服务员也包含部分体育从业人员。
美国阿士兰大学职业发展研究中心将美国体育行业职业开发划分为身体教育、运动休闲、体育传播、运动理疗、体育管理5大模块， 覆盖体育行业基本范畴[9]。其中市场需求量急剧上升的运动理疗类职业单独作为一个开发模块，该分类将社会需求因素纳入分类依据，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均具有较好指导作用。
根据最新的美国劳工部的职业分类，美国将所有职业分为25个大类，娱乐和体育职业（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Occupations）是独立的职业大类[10]，其中直接标示体育职业的有：运动员和体育参赛者、教练员和球探、监督、裁判及其他体育官员。运动员和体育参赛者2010年有16 500人，预计到2 020年增加3 600人，年增长率22%，超出各职业平均17%的增速。教练员和球探2010年有242 900人，预计到2020年增加71 400人，年增长率为29%，超出各职业平均增速。比赛监督、裁判和其他体育官员2010年有19 500人，预计到2020年增加3 900人，年增长率为20%，也超出各职业平均增速。
此外，在健康护理职业首个被提到的是运动培训师（athletic trainers），该职业被描述为：专门从事预防、诊断、治疗肌肉和骨骼损伤与疾病，他们和所有年龄和技能层次的人一起工作，从孩子到职业运动员。这个职业一般需要学士学位，2010年从业人数为18 200人，预计到2020年增加5 500人，其年增长率为30%，明显超出各职业年平均增速。
该大类职业中还有Physical Therapist Assistants and Aides（物理治疗师助理、助手）、Physical Therapists（物理治疗师）与体育密切相关，后者一般需要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才能从事。而Home Health and Personal Care Aides、Recreational Therapists（家庭健康和个人护理助手、休闲理疗师）中也包含着众多与体育有密切关系的工作内容。比如娱乐治疗师的工作内容包含着利用体育、游戏、场地快走等方式，针对残疾与疾病的项目计划、指导、协调等内容。该职业2010年从业人数为22 400人，预计到2020年增加3 800人，增速与各职业平均数大体一致。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官方数据表明：2011年，美国有489 200美国人在健身中心工作；39 700人在滑雪场地工作；68 300人在保龄球中心工作；342 300人在乡村俱乐部或高尔夫球场工作。总的来看，大约有130万美国人直接从事体育娱乐和运动休闲行业；另外45 000人在体育用品批发行业工作，245 800人在体育用品零售店工作[11]。由于大力发展服务业，美国体育用品行业的产业工人数量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美国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体现的体育相关人才培养的多学科特征与体育相关职业的多领域特征是对应的，或者说高校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目标与市场职业需求的匹配度是比较高的。
与之相比，中国的情况是体育行业80%的从业人员在体育用品企业，而体育用品企业的从业人员中，80%是产业工人，这或许也可以看成是中国体育职业中服务业岗位极其有限的一个注脚。要推进体育行业和企业、体育学科和专业、体育职业和岗位的发展，促进体育与服务业的结合、加速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推动体育专业建设顺应社会需求，立足全社会体育相关需求开发新的职业是必由之路。
除去院校的体育相关专业与其他领域涉及不多外，体育部门关于体育职业的服务体系也没有考虑多少体育以外的因素。比如我国的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就业服务网站主要是系统内体育职业信息的汇集，缺乏更广泛的体育行业、体育企业相关信息。其实，银行、保险、税收、司法、新闻、医疗等众多行业存在着对体育人才的大量需求，这些需求必须通过与这些部门的联合才能挖掘出来并通过体育院校的努力得到满足。只有不再把体育职业视为体育系统自身的职业，将体育学科融入其他学科、体育专业办学融入社会，体育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比如，欧美存在大量的体育职业服务网站，其服务功能大大超越体育系统，而且这些网站都是非政府组织建立的，体现出满足和符合多样化社会需求的服务意识和能力，具有这类服务功能的网站在中国并不存在。
2 整合资源与构建网络
体制决定机制。学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社会建制，代表着人类对于真理探求的系统设置。要促进学科发展，必须辅之一系列的社会设置，并随之建立相应的机制。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学科建设必须将整合资源与构建网络作为基本任务。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多次提到一门学科建设需要具备“五脏六腑”，本研究在此具体从“五脏”出发针对体育学科建设的实际展开论述。
1）建立学术组织的巨大网络。
目前中国体育学科的相关学术组织大约有4类：
一是体育行政系统组织和管理下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及地方体育科学学会。虽然该学会属于中国科协管理，但其具体行政关系和会员主要在体育系统内。主要由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具体管理的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也基本属于体育系统的官办学术组织。
二是其他学科依托体育学术骨干成立的学术组织，如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生理学会运动生理学专业运动会、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体育传播专业委员会等。
三是教育系统内的体育学术组织。如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与卫生分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等。
四是少数几个国际体育学术组织。如亚洲体育管理协会、泛亚洲体育科学学会、亚洲体育法学会、国际体育与文化学会亚洲分会，这些国际学术组织的秘书处一般挂靠在北京。
第1类学术组织规模最大、活动最有序、组织最严密，汇集了中国体育学术的精英群体。但如前文所述，由于当前中国学术组织的行政化取向的惯性和体制因素，该组织及其下属的18个分会不可能摆脱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学术的独立性、自主性不可避免要受到一些影响，体育学科发展中的制度和人为因素也难以完全消除。
第2类学术组织一般结合母学科和体育学科的专家组成，结合式的人员结构使得这类学术组织更具有开放和互动特征，对于体育学科提升层次、开拓视野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后发性、相对第1类组织的松散型，目前推进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效益还比较有限。
第3类学术组织主要由师范院校中的体育学者组成，体育教师是其主要群体，学术和教学并重是这类学术组织的特色，体育学科发展的问题不是该类组织的主要议题。
第4类学术组织是所有体育学术组织中最为开放和国际化的。由于在某一个学科领域对接国际体育学术，这类组织对于中国体育学科与国际接轨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中国整个学术组织管理体制的约束，这类组织目前对于国际体育学科整体发展的介入主要是局部融入和片段参与，规模效应和持续效果有待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际上的体育学术组织基本是学者自主和自助的民间团体，学术组织基本按照学科序列来严格规范章程，高度重视与其他相关组织的交往。比如，成立于1950 的国际体育科学与教育理事会致力于全球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及体育科学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包括追求体育学科的跨学科沟通，获得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与支持，定期举行国际体育学术会议，包括奥运会科学大会等国际学术活动，已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全球体育学术组织[12]。
而遍布世界以及欧美的体育学术组织也不胜枚举。随意在谷歌键入体育学术组织的搜索，就会发现大量国际学术组织网站的链接，这些组织包括国际体育法协会、体育营销协会、欧洲体育社会学学会、美国运动医学整形外科学会、美国体育建筑者协会、国际传播和体育协会、亚太运动心理协会、美国体育理事会脊椎按摩疗法协会、国际运动心理学会、国际运动精神医学协会、英国运动和医学协会、美国医学会运动医学学会、世界体育管理协会、国际运动营养学会、北美体育管理协会、应用运动心理协会、国际体育信息协会、美国体育史学会、国际运动心理协会等。
应肯定的是，中国目前的4类体育学术组织在推动中国体育学科发展方面贡献颇多，但相对而言，我们的体育学术组织学科领域聚焦不够、学术和应用问题研究集中度不够、集中精干力量探讨具体问题不够，换句话说，我们的学术组织多半处于粗放型管理阶段，集约型管理还不够。
以研究相对熟悉的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为例，各相关学术组织往往以某一学科甚至整个体育人文社会学为主题举行学术活动，集中探讨学科领域某一理论或实践问题的学术活动罕见，会议征文范围往往无所不包，导致很多学术组织举办的活动屡屡出现“鸡同鸭讲”的局面，学术对话和互动难以实现。
未来的中国体育学术组织要促进体育学科的发展及自身的壮大，必须广泛吸纳众多学科资源，通过产出理论、知识创新成果及提供相关服务，获得来自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各级政府及其体育组织、体育企业和社团等多方面的支持，从而构建起学术组织的巨大网络。
2）建立多元化的研究机构。
当前支撑中国体育学术的研究机构主要包括以下4类。
一是国家及地方体育行政部门的体育科研所。包括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各省市区体育科学研究所等综合性科研机构，以及非综合的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等。
二是国家体育总局在各地设立的研究基地。包括政法司、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在全国高校设立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文化研究基地等。
三是各高等院校依托自身优势成立的研究机构。如上海体育学院的运动医学康复中心（伤骨科医院）、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天津体育学院的竞技运动心理与生理调控重点实验室等。中国人民大学的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的妇女体育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的体育法研究中心、江西财经大学的国际体育产业研究所等则属于非体育院校成立的体育研究机构。
四是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和省市区政府或教育厅设置在高校的研究基地或重点实验室等。如华东师范大学的“青少年健康评价与运动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天津体育学院的天津市运动生理与运动医学重点实验室，成都体育学院的“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运动医学实验室（2006年由四川省教育厅批准）等。
西方国家也有依托政府需求成立的体育研究机构，包括服务高水平竞技体育需要的研究机构和服务全民健身的研究机构，比如爱尔兰2006年成立爱尔兰体育研究所（The Irish Institute of Sport），目的是为高水平赛事的运动员提供全方位的科研服务。包括规划、评价、咨询等职能，利用医学检测、生活方式管理、信息服务等方式对运动员、教练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服务[13]。
私人运营的研究机构兼具体育服务职能也是西方体育研究机构的新特点。如美国北弗吉尼亚就有“运动和速度研究所”，专门为自我锻炼的体育爱好者和参与高水平竞技的选手提供专业服务，将如何提升速度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到体育服务的实践中[14]。美国不少私人运营的训练营也具有类似将研究成果与体育服务有机结合的运英模式。
西方国家的高校体育研究机构往往在沟通社会、市场、政府和学校的需求之间充当重要角色。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就成立名为“体育法律、政策研究所”，该机构专门服务于体育及其公共政策相关的记者和律师等，推进体育专业和产业类相关专业学生的对话[15]，帮助体育政策研究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体育产业参与者实现相互对接。
从目前看，国内只有少数几所体育院校在探索研究机构的职能转变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北京体育大学的科研中心试图将科学研究与体育服务结合起来，在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奥运争光、全民健身方面做出了不小贡献，该校在部分省市体工队设立科研工作站的做法也颇有新意。上海体育学院创设国内首家体育科技园，正在走一条将科研成果应用和转换的新路。成都体育学院的运动创伤研究也与其体育医院的服务紧密结合。但必须指出，这些亮点相对于几百个体育专业和学科点来说，仍属于凤毛麟角。体育研究机构要实现对于体育学科的支撑，还需要进行改革创新。比如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在全国高校设立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基地应谋求具有地方特点和院校特色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体育文化研究基地也应该鼓励各地针对特定领域展开研究。再比如，针对现实需求成立研究机构，可以体育产业和管理的信息收集和决策咨询领域成立民间智库，甚至鼓励成立私人和民营性质的体育研究和服务机构乃至智库；在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体育院系和体育院校中，鼓励成立跨学科研究机构，针对体育问题汇集各学科专家集体攻关；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体育企业和体育社团、体育院校之间建立研究机构，解决体育特有的问题；联络国外相关机构建立跨国体育研究机构，也应是近期中国体育学科建设、体育科研发展的可行之路。
3）创新体育教学体系。
我国教育部相关管理部门在研究生和本科生培养上出现学科（专业）、专业（学科）的提法。这种提法及其差异或许就暗含着学科和专业建设之间的紧密关联。一般说来，本科阶段强调的是专业建设，研究生阶段突出学科建设，但两者又不可截然分开。费孝通在讨论学科发展的“五脏”时不忘教学机构，也是从学科发展需要与专业建设相互支撑的角度认识。
当下支撑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教学机构，基本可以分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体育院校3者（近年来部分多科性院校或其他单科院校也设立体育类学科，如财经类大学的体育经营管理类学科，医学院校的运动医学类学科等）。这3者在专业设置上存在着极大雷同和重叠[16]，在专业设置上，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设置的体育类专业基本是目前归属于教育学门类之下的，体育院校更不必说，固守教育学门类是一个共性，6个原来归属于国家体委直属的体育院校设置教育学门类下的所有体育本科专业。
要建构一个促进学科和专业协调、发挥体育知识和理论传承创新功能的体育教学体系，必须走出和摆脱“体育姓体”的窠臼。这并不是说要舍弃体育的核心地位，而是需要根据市场和社会提出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设定顺应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的学科和专业体系，也就是说要站在体育之外审视体育、超越体育视域解决体育问题。
据2009年的一份关于美国和欧洲体育院系名称的研究成果[17]，可以看出一些明显有别于中国体育类院校学科和专业的差异，从美国的体育相关院系名称看，含physical education的325个，含Health的322个，含kinesiology的248个，含sport（S）的229个，含exercise的179个（鉴于美国的分析思维和组合习惯，名称多采取组合词方式，这里的统计存在不少重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含science（S）或studies的竟达到366个，体现出强烈的科学取向。与美国相比，我们的体育院校和院系名称基本采用sport或physical education作为核心词汇。有意思的是，虽然sport和physical education在美国体育相关院系名称中各自的使用率均较高，但以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命名的院系居然只有一个，没有一个院系采用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来命名。
欧洲的情况也与中国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欧洲，sport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体育相关院系普遍用其命名，对美国人自己创造且热衷的kinesiology，欧洲人就使用得比较少。但欧洲sports science的最高出现率说明其体育科学规范一直保持，名称中出现leisure studies、performing arts、physical culture等说明其体育人文传统没有泯灭。中国的体育要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恐怕也得从科学和人文对体育的嵌入方面做一些工作。
欧美体育院系名称的多学科化与社会职业领域的多元化是一脉相承的。体育院校和院系办学面对的是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提供给学生经过体育学科筛选和梳理的体育知识、理论和技能。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等院校培养的体育人才是体育学科的传承者和践行者，而体育专业是按照体育学的理论体系和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规律建立起来的。中国的体育教学机构要想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承担起支撑学科发展和顺应社会对体育人类需求的职能。那种执拗地以体育系统内部需求为依据设置院系和专业的做法，看似体现了“体育姓体”的规律，其实因为罔顾学科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而走入了死胡同，只能不断窄化体育本应具有的广泛性、开放性、普遍性。
4）建设支撑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信息中心。
加拿大1973年建立的SIRC（Sport Information Resource Centre，体育信息资源中心）是世界著名的体育信息中心。该中心有超过65万页涵盖62种语言的体育研究文献，这个座落在渥太华的加拿大体育信息资源中心面向全世界的体育学者服务，属于非营利组织，其领先世界的SportDiscusTM、索引服务让无数体育学者受益，其全方位的服务职能还体现在体育相关文献全面收集、体育职业搜寻服务、可靠的文献传输服务、体育主题词表、每月通讯的出版、研究奖的设立[18]。
美国也有一个著名的非营利的体育信息中心——La84基金会，是利用1984年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捐赠剩余的资产，在1985年出资2.14亿美元建立的，属于私人的非营利组织。这个信息中心的网站（www.la84.org）无偿为全世界提供所有奥运会的官方报告，部分旧的体育社会科学刊物的论文检索和下载等。La84基金会声称自己的使命是通过体育服务青年和增加体育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该基金会运营着北美最大的体育研究图书馆，致力于增进人类的体育知识和学问[19]。所有的奥运研究人员和部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可以从其网站无偿获取信息服务。
我国的国家体育总局设有专门的体育信息所，该所编辑出版的《体育科技文献通报》基本只作国内体育文献的整理，该机构建立的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等数据库多进行有偿服务，而且涉及的第一手学术文献不多，多为简短信息的汇集。信息所虽然规模不小，事务不少，但主要职能在于服务体育行政机构，没有专门为体育学术和体育学科、体育教学服务的职能，因此无法支撑体育学科发展。
此外，我国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北京大学运营的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运营的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维普网、超星数字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构，但这些具有信息服务职能的机构多数以有偿信息服务为主，基本没有为体育学设置专门的序列，即便有也是非常粗略和简单的。如《新华文摘》和《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摘》很少摘录体育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立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和文摘没有设立体育学或体育栏目和类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体育》是一个简单的体育信息检索工具，其兼顾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基本没有运动人体科学的内容）和科普体育信息的评价功能，使得其关照体育学科和体育学术的权威性、专业性、全面性欠缺，而其他几个也多是收集期刊文章和出版社书籍的数据库，没有文献全面收集和深度挖掘职能，更没有中文信息之外的体育信息服务，甚至连台湾、香港、澳门的体育信息也很少。可以说，一个服务于体育学科发展和体育专业建设的信息中心在中国并没有建立。
鉴于目前国内的体育行政系统内的体育信息服务针对体育管理事务、其他学术文献服务缺乏对体育学术信息的针对性和全面性、权威性，当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下属的体育信息分会可以承担起建立服务体育学术和学科发展的信息中心，可由体育院校图书馆联合其他院校实力较强的体育院系进行此项工作。在信息中心建设过程中，要注意针对体育学科和主要体育学术和理论热点进行信息搜集和检索、数据库建设，摒弃其他文献信息服务只针对体育现象搜集和整理信息的不足，要大力收集国外体育文献并进行加工和整理。在信息中心建设过程中，要适当引入外部资本，强化应用职能，进行合理分工和协作，可依据各院校特色和优势进行合理分工，最后汇总整理。比如，可由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成都体育院校分别承接奥林匹克研究、体育经济学、体育史信息中心建设工作，将国内外高质量的学术信息进行收集和整理。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支撑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信息中心，从而将中国体育学科的发展建立在扎实的信息平台基础上。
5）优化书刊出版。
目前我国的新闻出版管理体系中，只有人民体育出版社和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是专门的体育类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及其他各类出版社也出版体育类书籍。体育学术刊物则大体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及地方体育科研所、各体育院校、其他大学体育院系主办。一些综合性刊物也刊登少量体育学术论文。
当前中国体育书籍出版和学术论文发表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制度性障碍。体育专著绝大多数为作者自费或学术出版基金资助出版，体育类教材则受到出版社的欢迎，而体育学术刊物除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的《中国运动医学杂志》、上海体育学院的英文刊物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外几乎全是体育类综合性学术刊物，栏目、内容涵盖目前所有的体育二级学科。这种依托行政单位组成的体育学术刊物体系支撑着格局大而全的粗放式学术论文发表制度，既无法表现出学术单位的个性和优势，又给学术交流、竞争乃至评价带来了麻烦。
而西方国家这种从学科发展角度构建的体育学术书籍出版和体育学术论文发表制度，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在更宽广的平台上实现资源的有机整合、学者的互动交流、同行的跨国比较、学科的横向沟通，明显避免了单位本位带来的局限和掣肘。美国的Human Kinetics出版集团、以欧美为基地建立在英国的泰勒·弗朗西斯集团，是目前英语世界两个最大的体育学术书籍出版和体育学术论文发表的机构，体现了高平台、大网络、多互动的体育学术书刊出版和发表体系。这两个集团出版的体育学术丛书数量、水平都是国内无法媲美的，这两个集团构建的体育学术刊物体系涵盖的学科之全、发表的论文水平之高，同样是中国难以望其项背的。
泰勒·弗朗西斯集团出版的学术刊物[20]涵盖区域研究、艺术、行为科学、生物科学、建筑环境等29个学科，“体育与休闲”是其中之一。该集团出版59种刊物，其中直接与体育相关的有：《亚太体育与社会科学杂志》、《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欧洲体育科学杂志》、《欧洲体育管理季刊》、《国际体育和运动心理学杂志》、《国际体育政策和政治杂志》、《国际体育史杂志》、《国际体育与运动心理学评论》、《应用心理学杂志》、《体育教育，娱乐与舞蹈杂志》、《体育与旅游杂志》等20余种刊物。
今后的中国的体育学术专著出版和体育学术论文发表要助推体育学科发展，必须打破依托行政单位的封闭体系和依托体育系统的固化思维，构筑起摆脱行政单位局限的书刊出版体系。在书籍出版方面，体育学界需要产生像其他学科一样的高水平的多版本（而不是多次印刷）基础理论和核心专业教材，进而带动高校教材的生产与消费机制的创新，至少几百种高校的公共体育教材各自为政的状况不应持续下去。围绕学者治学经历和经验总结之类的著述、为学科基础建设服务的域外经典文本译丛、学科研究方法与个案研究之类的书籍在体育界罕见，急需补充。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为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组织编译过一批外文体育著作，北京奥运会前后翻译和引进过一批西方体育专著后，目前翻译和介绍西方体育经典书籍和高水平论文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和散乱状态，此项工作亟需加强。
对于体育学术刊物来说，在暂时无法摆脱单位主办的现状下，可以鼓励刊物办特色栏目，在教育部名刊和名栏工程的激励下办出特色。更重要的是，体育学界可以借鉴创刊于2011年2月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在体育院校学报之间建立一个体育学术刊物体系，按照成熟程度分学科联合建立发表平台。“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目前已经发展成70多家高校学报编辑部组建的联合编辑部，拥有《马克思主义学报》等12个一级学科专业期刊，以及《三农问题研究》等专题期刊。这一体制创新实现了刊物的专业化转型，开创了学术期刊跨地域、校域进行整合、联合的模式，形成了集约化、规模化的全新路径，这种合作还打破了高校间的门户壁垒，创设了在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实现期刊整体、系列传播的全新模式，保持了期刊的完整性与独立性，树立起了数字化学术期刊的品牌形象，而且也开启了同大型商业化企业合作的新路径。该系列期刊的文章下载量大幅攀升，在学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得到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21]。
中国的体育高等院校完全可以组建一个类似的联合编辑部，出版一系列体育学科命名的刊物，来集纳和细化体育学术研究，推进各体育学科研究的深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学习“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具体做法，联合编辑部对加盟期刊拟发表文章进行专业化选编和数字化重组，通过中国知网实现优先出版和整体传播，并利用网络和手机推送等全媒体新型手段强化传播效果。
3 学科为本与建设为要
1）确立学科的根本地位。
体育院校中向来存在一种争论，即学科和术科之争。在多数体育院校中，从事运动技术教学和训练的教师与从事体育理论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之间，一直存在一种似乎此消彼长的矛盾与博弈。这种现象其实在其他学科领域也不同程度存在，艺术类院校中有艺术理论、艺术史与艺术实践的矛盾，财经院校中有经济管理理论与经济管理实践的矛盾，新闻类院校也有新闻无学有术的论调。但体育院校中的学科与术科之争是最激烈、最普遍、最持久的，对体育院校学术生态影响也是最深远的。陈宁[22]从总体上将高等体育院校的矛盾看作是学术性与竞技性之争，认为缺乏学术性无以成为大学，缺少竞技性无法成为体育学院或大学。然而在体育院校内部的学科与术科之争，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外部总体的学术性与竞技性之争在内部具体运作中众多矛盾的一种投射。体育到底是有学无术，还是无学有术抑或有学有术的争论不像新闻学科那样普遍，但体育学科的自然、社会、综合学科的属性之争曾经发生，至今没有取得共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学术性、竞技性的争论，在内部运行中学科与术科的博弈一直在体育院校体系中长期存在。
值得指出的是，国外如俄罗斯有5所体育院校、日本有4所体育院校，其他国家一般没有或者只有1-2所体育院校的情况与中国有很大不同，而且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体育院校是以服务国家队运动员为主要任务的，基本没有学科建设的任务。因此，在国外基本不存在陈宁所说的学术性与竞技性之争，至少不普遍。可以说，现存14所体育院校是中国存在学术性与竞技性之争的特殊国情背景。美国在2010年出台的最新指导性院校目录中，专门列出了职业和技术培训的层次，而其他则有专门的学科归属。公园娱乐休闲健身学（Parks， Recreation， Leisure， and Fitness Studies）是体育的上位学科，同时其他学科门类中也有部分体育类学科。从欧美的情形看，作为实践层次的运动技术本身不是学科。某一个运动项目的理论与实践，必须结合其他学科才能具有学术性，才能成为学科，否则就不能称为学科，甚至不能叫术科，因为其没有学科属性，只能叫篮球运动技术、足球运动技术等。运动技术如果不能得到科学说明、解释和论证，就不是科学的技术，也就没有学科属性，充其量是运动技术持有者个人的本体感觉、动作惯性、运动经验或体验，不能叫技术科学。
因此，研究以为体育院校不论如何彰显运动技术学科的重要地位，不管如何强调体育院校姓体，都必须首先把学科建设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这不仅是高等体育院校服膺大学属性的要求，也是运动技术升华和取得实效所必须的科学解释、说明、论证等决定的。或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不懂学科理论的教练员却带出了优秀运动员，但这可能是经验、机遇（运动员自身悟性与天赋）等决定的，只有掌握了运动训练的科学规律才能相对持续稳定地培养出源源不断的优秀运动员，而这必须建立在对运动员选才、训练、竞赛的科学规律掌握的基础上。
其实即便是目前被认为具有术科性质的体育教育训练学，如果要获得更大发展和产生实际效果，其所需要的更是宏观与微观兼具、基础理论与高新技术结合的方法，仅仅依靠经验传承、个体体验是远远不够的。而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各分支学科，要实现理解和阐释人文和社会体系中体育特殊功能与价值目的，也需要厘清众多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理论之后才能达成。在此强化体育院校的学科为本的地位，并非是要让体育院校一窝蜂或一锅端引进其他学科，而是要结合院校自身不同体育学科目前发展的成熟程度，有选择性地外部引进和内部强化。如果一所体育院校的目的是为产生优秀运动员服务，可以暂时根据运动训练与竞赛的需要对学科有所取舍，具体选择那些对运动员康复治疗、竞技状态监测等有效的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其实，即便是功利地直接服务于运动训练和竞赛实践的那些技术和方法，也是需要相关理论支撑的，或者说取舍这些技术和方法也是需要理论验证和学理证明的。总之，体育院校要想取得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认可和获得地位提升，各体育院校要想在体育院校中取得优势和领先，也必须抓住学科这个龙头。
高等体育院校领导层如果没有这个认识做根基，就可能在涉及学科和术科的矛盾时不分主次，在涉及资源分配和贡献评价时模糊标准，在进行发展规划和战略定位时迷失方向，从而在整体上失去高等教育体系认同和赶超其他体育院校的机遇。特别对于目前已经喊出申请大学口号并迈出实质性步伐的几所体育学院来说，这种学科为本的意识至关重要。
2）树立学理的规范体系。
学科发展需要科学研究做支撑，需要学术制度保障，当前国内外评价学科水平的指标，绝大多数指向科学研究的质量，包括培养出来人才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所以，要想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必须首先规范学理，将学理规范贯穿于学科建设的始终。对于体育院校的学科建设来说，最基本的一条是树立学理的规范体系，在规范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推进各学科研究。体育院校历史上就面临着教师来源多元化和体育学科规划混沌化的矛盾，很难树立起统一的学理规范。
艺术学学者周星[1]在谈到艺术学科建设的问题时说：“对于艺术学而言，都是人类审美精神形态的创造对象，应该具有普泛性的根本规律，对于精神产品创造而言，其指导性理论和规律是绝对具有且需要的，没有超越于具体学科创造的学理性思维，也就难以提升学科的哲学性。”这一认识同样适用于体育学。周星的感慨是在艺术院校关于学科划分的分歧产生后发出的，体现出学科规范和布局发展中坚持学理规范的坚定信念。
体育学要在学理层面上做规范，就必要对目前的4个二级学科进行符合学科规范和基本逻辑的调整，使之既满足一般的学理规范，又适用于推动体育实践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周星[1]认为艺术学“不能是随意将艺术技能和实践操作者汇聚于此的学科，艺术学理论无论是艺术美学的形而上研究，还是运用理论进行艺术批评的研究，乃至于结合学科史论的研究都可以在审美理论层面进入，但只是从事具体学科技能技法操作和研究者还是需要归并到其他一级学科中，简言之，更为学理性的艺术研究才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生存之地。接下来的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审定工作中，这应该成为最为重要的审查工作。艺术学科门类建设其实还任重道远，作为最新的门类学科，学术理论上的严谨和学理建设将是获得成熟地位的根本保证。”
对于操作性和实用性鲜明、社会性和文化性显著的艺术领域而言，在学科建设方面尚且如此强调学理的重要性，体育学科建设就更没有理由在技能技术层面徘徊，更不应该回避学理规范。从目前全国体育学科的学理构建来看，目前教育部确立的教育学门类之下的体育学一级学科下设4个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运动人体科学。这个学科分类可以看成是体育学的最高学理规范，可惜在1997年确立和2011年调整中均没有经过学界内外的广泛争论和普遍研讨过程，只有零星的几篇文章涉及这个问题。可以说，这个最权威的已经被官方文件认可的学科划分的科学性一直饱受诟病，其影响迄今也未消除，并且始终影响到体育学科的发展壮大和升级。
这篇文章不可能承担厘清这一体育学科发展的元规范的功能，研究也不具备这个能力。但建议体育学界应该向国外和国内相关学界学习，针对体育学科划分展开广泛讨论和普遍争鸣，建立尽可能的符合学界和业界共识的合理的规范。在这一规范目前无法实现之前，各体育院校应从学科管理规范和自身现有学科状况出发，研讨符合体育学科发展要求和自身实际的学科分类体系，从而通过这个分类带动机构设置、资源配置、战略定位的调整，进而推动学校的整体发展和升级。对这个问题，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和其他单科或多科性院校的体育院系也可以积极参与讨论，发挥多学科相互交融的优势，使体育学理的规范构建过程和结果尽可能科学化。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大约70所普通本科财经类院校拥有比较好发展态势和前景，因为这些院校面向的行业适应面相当广泛，学校的学科和专业面向十分广阔，其培养的人才可以进入众多的社会行业：税收、保险、银行、证券、投资、外贸、工商等，其他众多部门和行业中也需要大量的财经、金融、外贸、工商等人才。在江西财经大学任教期间就发现，即便社会体育类专业人才通过攻读第二学位也有不少人进入上述行业，每年均不低于15%。这一状况提醒我们，体育学理的规范过程和体育学科的划分不应该局限在体育系统和拘泥于体育行业，可以跳出体育审视体育和站在体育之上规范体育。这不是要丧失体育的独立性，也不是要削弱体育的学术性，而是要构筑起体育更深刻的学理性和社会性，增强体育学科培养的人才服务社会的能力与水平，这也是2012年教育部学科评估所强调的指标。通过学科规范过程打通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为体育进入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奠定学理基础。
3）发挥学术研究的引领作用。
从办学定位角度看，目前我国的任何一所体育院校均不具备成为研究型大学的条件，也难以在短期间实现综合性甚至多科性大学的建设目标。但是，这并不影响少数几所体育院校确定其趋近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更不影响任何一所体育院校依托自身传统、立足自身特色、围绕自身优势来强化发展某一个或几个体育学科。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充分发挥学术的引领作用。
从当前体育院校的现实看，鲜有专门管理体育学科的机构和部门，科研机构往往强调学术成果的产出，专业院系往往注重专业建设，研究生管理部门的精力被琐碎的事务性工作牵绊，很少进行学科建设的系统化思考。至于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和其他单科、多科性院校的体育院系往往只能进行局部的某一个或几个体育学科的思考，无法对整个体育学科的深层和总体发展做出回应。所以从当前中国体育学科的建设现状看，体育院校往往是某一个学科被不同专业院系共同支撑，如体育人文社会学依托的本科专业往往是体育新闻、体育产业、体育管理、体育外语、体育旅游、体育营销等，那些没有本科专业依托的学科更是各自为阵，这对体育学科建设来说并不是好事。而其他院校的体育院系往往在学校属于边缘力量，自身的学科建设只能围绕一两个小学科来展开。更值得注意的是，“体育姓体”的观念在不少体育院校根深蒂固，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乃至科研工作被轻视，更使得体育学科的深入发展难以进行。这种状况和艺术学学者周星对于艺术学发展的担心是一致的，他在讨论艺术学门类今后发展的道路时说：“在艺术门类体系中，不仅要按照艺术规律实现艺术的个性化发展，还要更为强调艺术审美精神的张扬，不能随波逐流的屈就市场和娱乐放纵，而高扬艺术人文精神的高尚性才是艺术发展的核心。需要清楚艺术并非可以脱离宽泛人文学科背景，警惕自我封闭的趋向。包括提升学科形象的人文素养，包括正确处理技巧学科要求和艺术文化要求的关系，包括注重社会艺术文化培养和自身个体工匠技艺的关系。不言自明的是，千万不要简单的成为各自强化实践技巧功能而落到有门类却依然是被贬低的实用学科的层面。”[1]一些体育院校、院系在进行课程设置和调整专业培养方案时减少体育基础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时数，就是轻视学理的体现。据了解，有些院校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硕士或博士招生考试科目中没有体育史，个别院校却有运动生理学，这与清华大学等院校理工类本科专业始终保留本学科历史类课程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衬托出体育学科建设的短浅目光和功利视野，显然不利于体育学科的长远发展和进步。
陈宁[21]在思考体育院校发展的方向时也谈到：高等体育院校“单一学科孤掌难鸣，缺乏多学科支撑的大学发展，在学术水平和学术氛围上所嫌不足。高等体育院校在提升学校的竞技性方面有优势，但如果片面地强调竞技性，夸大为竞技体育服务的功能，竞技性就会成为忽视大学发展一般规律的理由，把高等体育院校的人才培养与竞技体育直接对应，那它短期内可能是优势，但长此下去可能弱化学术性，甚至还可能走向反面，使竞技性与学术性对立，最终以竞技性来压制学术性，成为有碍于高等体育院校作为大学发展的缘由。”
研究在这里引述两位学者强化学术性的观点，并不是想否定体育院校强化运动技术教学和研究的重要性，而是希望在学科为本的前提下，体育院校强化学科建设的意识和体制保障。即便是从事技术教学和研究，也要体现学术的价值，发挥学术在办学中的引领功能。其实，目前体育院校培养奥运会冠军、世界冠军、亚洲冠军、全国冠军的人数多寡固然是办学成就的重要标志，但不要忘记，这些成绩中也孕育着学术的成分，冠军的背后也具有科技内涵，成绩的背后也有着科研人员的贡献。而这些看似藏在背后的东西，正是体育院校最独特的学术资源。至于体育调研、决策、咨询、指导和信息服务等体育院校可以体现价值的领域，无疑也是建立在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一个院校体育学科发展的众多评价要素中，绝大多数要通过学术资源、能力、水平来承载和体现。
具体而言，体育院校的学科不应该继续采取大而全的建设和管理模式，体育人文社会学虽然是一个二级学科，但其下属的众多分支学科各自拥有独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比如，一个只学过新闻学的教师如果不经过专门训练，就很难评判一篇体育经济学论文的水平。当然，结合体育实践建立跨学科的平台也是必要的，比如对于反兴奋剂这个国际敏感而复杂的领域，多学科人员进行跨学科研究就是必要的。由于目前的体育学的4个二级学科其实拥有众多子学科，鉴于学校资源的限制，在建设时也难以做到面面俱到。比如体育人文社会学涵盖至少20个学科领域，某一所体育院校要全面建设和发展是很难做到的。选择其中几个进行重点建设，形成优势和特色，并引领其他学科发展是明智的选择，当然在建设时不能条块分割，要具有学科群和学科丛意识，具有问题意识，这样才能使学科建设不至于陷入虚空和悬浮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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