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的社会记忆控制机制

    罗传祥

    摘 要：档案作为控制社会记忆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对国家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有着重大的利用价值。本文阐明了档案对社会记忆的具体控制关系，从遗忘、引导、强化三个角度论述了档案对社会记忆的控制机制，并深入探讨了其控制机制各要素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社会记忆；社会控制；控制机制

    社会记忆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控制社会记忆就是变相对社会进行控制，社会记忆的内涵及作用日益显现，其价值逐渐得到国家的重视。档案是人类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的产物，承载着一定带有主观性、选择性的社会记忆，是遗忘、建构和恢复社会记忆的重要工具，对于国家控制社会记忆具有极大的作用。因此，探究国家视角下档案对社会记忆的控制关系及其控制机制，对认识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发挥档案的社会功能有着重大意义。

    1 档案对社会记忆的控制关系

    保罗·康纳顿曾指出：“至于社会记忆本身，我们会注意到，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如若某一统治阶级在其集体记忆上产生分歧，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就会紊乱，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动荡。因此，古往今来的统治阶层均十分重视控制、整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记忆，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与社会的稳定。档案作为历史记录，是国家控制社会记忆的一种有效工具，影响着社会记忆的具体内容和真实程度，对社会记忆的选择、传承、建构有着特殊的作用。

    首先，档案是控制社会记忆真实度的必要手段。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指出：“档案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是知识的存储器，是知识咨询和转换的媒介，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人脑的记忆能力是有限且不稳定的，所以人类利用仪式、口头传承、文字符号等方式承载、传承记忆。档案记录作为社会记忆的载体之一，相较于人类各种纪念仪式、神话传说、文献典籍等记忆传承方式，因其自身的原始记录性更具有权威性、准确性。人们借助档案记录能够证明部分社会记忆所述历史的真伪，控制社会记忆的真实度，从而澄清虚假记忆、传承真实记忆。

    其次，档案是控制社会记忆具体内容的有效工具。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组织内部，档案是强化监视的关键。对于空间是关注过去的事件或组织本身成员行动的问题，该组织可以通过档案这一手段将其自身进入过去，并可以确保对未来的某种控制尺度。”档案是在特定组织、特殊时代背景等特定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历史记录，其内容反映了形成主體当时的价值观、兴趣、利益等需求，不同主体对同一“过去”所记录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因此，档案所承载的是被选择的社会记忆，往往是符合统治阶层利益的，是统治阶层经过选择、加工、宣传的社会记忆。

    2 档案对社会记忆的控制机制

    2.1 遗忘机制。记忆与遗忘是不可分割、相互并存的，遗忘是不可避免的。人类记忆是多种多样、丰富多样的，其中有数量巨大的事实被所有人完全地遗忘、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但在余下的记忆里，仍然有许多社会记忆不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意愿，甚至威胁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对于此类记忆，国家必然要借助某些工具实施有意识的控制，遗忘就是控制方式之一。遗忘机制是指国家通过操控档案使社会大众暂时或永久忘却某些历史活动的控制过程，是封存、改变与消除记忆的有机统一。

    2.1.1 限制传播，封存记忆。社会记忆是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总和，涵盖着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些记忆是统治阶层不想弘扬、不想让社会大众了解的。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物化形态，是“冻结”起来的社会记忆，通过密存档案资料，限制档案记录传播，统治阶层就能实现封存特定记忆、压制人们行为的政治目标。譬如，古代统治者将档案视为其独有的财产，“藏于金匮”“置于高阁”，档案只限于在其内部传播；现代我国《档案法》规定，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30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施行。统治者通过密存档案记录，明确哪些档案可以开放、哪些档案必须封存，控制公众所能利用的档案范围，形成记忆垄断，保证部分记忆处于隐形状态，从而难以被人们所记起。

    2.1.2 否定历史，改变记忆。米歇尔·福柯曾认为对人的记忆的控制等于控制了他的原动力。 记忆作为人类意识的一种，深刻影响着人类的行为与决策，是统治阶层规范、限制社会公众在特定的社会空间框架范围内生产、生活的工具。在大量的社会记忆中，积极性社会记忆（即符合统治阶层意志的记忆）有利于国家引导社会大众产生符合国家利益、社会规范的行为、活动，从而推动国家治理工作有效进行；但消极性社会记忆（即违反统治阶层意志、侵犯统治阶层利益的记忆）有可能致使社会群众思想上的冲突和动荡，质疑统治阶层，不利于统治阶层的管理，因此改变社会记忆是控制社会记忆过程中的必备措施。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形态，篡改档案内容，伪造历史记录，是改变社会记忆的实践表现。譬如，日本右翼势力在二战后，一直努力篡改教科书内容，拒绝承认二战审判的部分结果，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旨在改善日本在二战中的国家形象，维护其统治地位。历史即记忆，记忆是构成历史的母体，历史是从切断与记忆的关系开始的，改变历史就是忘却那段历史的“记忆”。因此，档案记录的篡改、伪造既是删除、修改历史，也象征着大量历史记忆被遗忘。

    2.1.3 割裂传承，消除记忆。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每当改朝换代，新的统治者都会尽力磨灭前朝所留的历史印记，重新建构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新的共同记忆，这一现象被称为“有组织的忘却”。档案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它所承载的正是一个国家、民族、个人的记忆。如若销毁档案资料，其所承载的社会记忆也会随之消失。因此，销毁档案资料，是消除社会记忆、忘却历史事实的有效手段。当国家机器被系统地用来剥夺其公民的记忆时，这种互动就会出现尤为极端的例子，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行“焚书坑儒”、明清时期大搞文字狱。销毁了档案资料，就是丢失了档案所承载的社会记忆，割裂了记忆的传承，进而重构历史、塑造社会新记忆，实现社会稳定、巩固统治的政治目标。

    2.2 引导机制。不同的人，因教育水平、思维方式、个人价值观等的不同，关于同样一个事件，其记忆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差异，甚至有的人会忘却有关记忆。为了形成、巩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记忆，引导社会成员形成、关注、认同符合统治阶层利益的社会记忆就显得尤为重要。引导机制是指国家通过挖掘、查阅档案资源找寻、发现符合国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记忆，以此来指引社会成员的记忆方向与内容，进而丰富、充实社会主流思想，按引导效果可分为两个阶段：唤起阶段与重塑阶段。

    2.2.1 唤起阶段。群体对某些记忆感兴趣，从而给个体成员提供了他们在其中定位记忆的框架，所以即便记忆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我们依然能够在此框架内唤起对时间、地点和事件的回忆，记忆在社会成员的意识里重聚在一起。档案作为一种原始的历史记录，是社会记忆存在的潜在形式，当国家因现实需要挖掘、开发档案资料时，档案所蕴含的潜在记忆可以转化为现实记忆，为国家唤起历史记忆奠定了物质基础。2005年连战访华，北京大学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母亲赵兰坤女士在76年前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学籍档案和照片。既证明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原是一家，也唤起了两岸同胞共同的生活记忆。档案不仅仅是记忆的封闭式存储库，更是寻找过去记忆、唤起人们共同记忆重要手段。

    2.2.2 重塑阶段。过去经验与印象的集结，使得每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其影响个人对外界的观察，以及他如何结合过去的记忆来印证自己对外在世界的印象。在回忆时，我们是在自己的“心理构图”上重建过去。社会记忆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体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都是由现在的观念、兴趣、利益需求等因素形塑的，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建构。档案作为一种原始的历史记录，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历史烙印，档案的开发与利用必然以现实需求为基础。统治阶层通过档案寻找、发现可利用的历史记录，然后对其进行润饰、加工，将其内容与当下时代特色相结合，从而“借古喻今、古为今用”，丰富、充实社会主流意识内涵。施瓦茨所论述的“林肯形象的时代变化”就是重塑记忆的典型案例。

    2.3 强化机制。强化社会记忆对于增强社会成员间的情感认同有着重要作用，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避免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的必然要求。档案作为一种控制社会记忆的工具和手段，对于控制社会记忆的内容、佐证社会记忆的真实程度、强化人们的共同记忆有着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开发、利用档案资源宣传、弘扬社会主流意识中的记忆，实现强化意识形态的政治目标。

    王明珂认为：“社会现实造成的利益环境是激起某些集体记忆的主要动因，这些记忆由社会精英提供，借由种种媒体传播，以强化人群间的根本感情。对个人而言，被社会现实压抑的过去，并不表示完全遗忘。”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载体，既是传播社会记忆的媒介，又是强化社会记忆的工具。档案在强化社会记忆时又可分为两种模式，外显性强化与内隐性强化。外显性强化模式，即通过一种易于人们感知的、具有明确的控制目标的方式宣传、利用档案资源，进而塑造大众的社会历史意识、强化体现统治阶层意志的社会记忆。比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7家单位将其保存的《南京大屠杀档案》珍贵原件有条件向公众开放，数字化资料和复制本则完全公开，促使社会大众铭记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犯下的滔天罪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内隐性强化模式则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手段，潜移默化地加强社会群众某些方面的共同记忆，如在课本、影视等中低调插入我党奋斗历史的图片资料。档案包含着一个国家的记忆和灵魂，既是存贮、保护记忆的仓库，又是强化、继承记忆的工具。外显与内隐的双重强化模式，实现了档案深层次、全方位的记忆强化功能，对于增强民族认同、传承社会记忆、稳定社会秩序有着重要意义。

    3 档案的社会记忆控制机制的内在联系

    档案对社会记忆控制是遗忘、引导、强化等内在机制相辅相成、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三者缺一不可。由于当前我国多元文化并存、社会成员价值取向更加多样，加之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对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认同危机和严峻挑战，所以为更好地发挥档案对社会记忆的控制功能，我们必须加深对档案的社会记忆控制机制的认识，把握其内在机制的相互关系，理顺遗忘、引导、强化三者各自的地位与作用。

    3.1 强化控制是基础。孙德忠教授指出，“社会记忆是一种极其广泛、几乎触目皆是的社会现象”“对于人类认识的形成和积累、文化的传承和流变、社会的启蒙和控制、历史的横向伸延和纵向深入，等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推进机制和强化功能”。由此可见，塑造人们的共同记忆、巩固社会主流意识的地位是推动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必然举措。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都必须有一个共同记忆，但是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导致人们的记忆更加丰富和多元，在充实人们的集体记忆的同时，也对“共同记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面对这一困境，国家既要丰富、发展、充实社会记忆的内容，更要牢牢抓住“共同记忆”这一统治基石，形成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记忆。因此，档案对社会记忆的控制活动应以强化控制为基础，进而再开展其他控制活动。

    3.2 引导控制为主导。施瓦茨认为集体记忆具有确保文化连续性的功能，其具有双重性质，既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也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穿插式的建构。因此社会记忆是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国家必须对社会记忆进行长期的控制和维护。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得人类进入了信息开放与共享的时代，在给予人们海量信息的同时，又促进了公众意见的多元表达，形成了多元舆论和认知，进而产生了多样化的个人记忆。同时，随着公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其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得以提高，对政府信息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众想要更多地了解政府的相关信息，尤其是那些被封存的秘密。面对个人记忆多样化、封存记忆公开化的必然趋势，构建行之有效的记忆引导新格局将是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工作。因此，档案对社会记忆的控制活动必然要以引导控制为主导，政府通过明确档案的开放和保密范围，限制档案记录的传播范围，控制档案记忆的内容，从而实现巩固社会主流意识、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目标。

    3.3 遗忘控制是必要手段。人类自己的回忆脱离不了客观给定的社会历史框架，正是这种框架，才使得我们的全部感知和回忆具有了某种形式；过去的许多方面，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和决定。某些社会记忆会导致人们做出伤害自己、危害他人、威胁社会的具体行为，比如有关法轮功的残留记忆，对于这种记忆，政府必须进行完完全全的清除，促使人们忘却它们。因此，遗忘控制是国家控制社会记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是，遗忘控制只是一种必要手段，絕不能当作常规手段频繁地使用。记忆，就是人们能记住经验过的事物，并能在以后再现或在它重新呈现时能再认识。人类需要对自己的前世今生的理解，需要人类活动中积聚的经验，因而需要追寻失落的记忆，保存、传承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是全体人类的共同财富。

    档案是国家控制社会记忆、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只有深入了解档案对社会记忆的控制机制，清楚地认识到档案控制社会记忆的具体运作方式，我们才能更好地开发、利用档案资源，拓展档案的功能，提升档案的社会价值，实现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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